人文教育现代性启蒙研究

一、现代性危机中的人文迷失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人文教育应该反思的根本问题。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不断追索和探求，使我们无愧于“人”这个伟大而高贵的称呼，使我们获得摆脱野蛮和愚昧并走向文明和智慧的原动力。“要有勇气，才能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精神，一旦你认识了它是什么样的，你就会承认它是多么地令人倾慕、非凡出众和罕有难得，除非你想欺骗自己。”[1]人，是唯一能够对其本身展开积极反思的存在物，并在这种自我意识的日趋完善中灵活游走于丰富的生活世界之中。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认识你自己”与苏格拉底的“自知我无知”是对人应有的自我认知的提示和警醒；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一个“洞穴假相”的隐喻更是充分展现了一种自我去蔽的启蒙理想，由此开启的人文教育史无不围绕着“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而展开。然而，现代性的发展逐渐遮蔽了这一根本问题———近现代以来，社会在貌似进步与发展的背后隐藏着人类自我反思能力的降低所带来的人文迷失。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西方世界里，传统社会中对人的束缚和限制在普遍存在的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和争取中遭到大大消减，人的尊严和价值在法律约定的保障下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然而，人权的吁求与捍卫并未能保证我们走上一条通往普遍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因为与人权呼声同时崛起的还有强大的资本力量。资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迅速膨胀不仅极大改变了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环境，而且也在不断调整着我们的交往关系和人文境遇。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对人们原本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的巨大改善，但也同时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摧枯拉朽不仅体现在对封建城堡所代表的王权的集中粉碎方面，也体现在对人类生存根基的严重威胁方面。“这个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2]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尼采更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预告了现代性极端发展的后果———上帝死了以及由此而来的道德无政府主义，几十年后法国社会学家福柯“人死了”的呼喊更是对尼采宣言的后现代回应。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及其所代表的绝对理性在大踏步地前进，人文精神在科学理性面前唯唯诺诺、无所适从地陷入尴尬甚至悖谬的存在质疑之中，自然也越来越无力承担起提示和警醒科学发展的重任。我们看到，肇始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现性思维方式对确定性知识的追求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在对对象化客体的认识、把握、占有、掌控和任意处置中充分展现着作为主体的力量和扩张性，我们在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中客观地对待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在“人定胜天”的乐观和信心中把本属存在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不断对象化，我们挥舞着理性的大旗在为世界除魅的世俗化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我们在将自然作为客体加以征服的道路上仿佛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我们却也由此背负上了沉重的发展代价，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似乎失去了更为根本的东西———明晰的自我意识以及自我在人世中审慎行动的实践智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日渐褪尽伦理意蕴的“经济”在对利益交换的关注和崇尚中成为了社会生活的核心。我们把对“人是什么、人应该如何存在”这类看似虚幻实则关乎人之根本的重要问题视为一种不经济的伪问题加以拒斥，我们在物质生活的追逐、职业选择的算计和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中迷失了自我，我们原本意义丰富的生活世界在注重手段———目的之简单逻辑的工具理性的霸权支配下变得支离破碎：人的身体失去了多维的伦理承载而变成了一种可以客观化把握的对象，生命的充盈意义在简单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日渐枯竭，有助于达成自我实现和彼此和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彻底式微。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经总结了现代性的三种隐忧：意义的失落、工具理性的霸权和人类根本自由的丧失。[3]其实，这三种隐忧可以集中归结为一点，那就是人的迷失，这正是我们理解现代性危机的阿基米德支点。在传统社会中，“伟大的存在之链”预定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和谐，在其中，人们的生活模式相对固定，活动方式相对单一，交往空间相对局限，人际关系相对平和，由此而来的是人们拥有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强烈的自我认同感。然而，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松动乃至崩溃，近现代社会中人们固有的生活模式被打破，原有的尽管包涵着不平等但却也错落有致、和谐稳定的身份关系格局被逐渐拉平，彼此之间的交往空间在现代科学技术催生的便捷交通和灵活信息的帮助下得到了极大扩展，受到市场与资本影响的人际关系在相互需要、注重交换的社会体系中变得复杂多变，由此造成了流动性社会状态中人们的自我认同危机，“我是谁”似乎成为每一个生活于现代世界中的个体都无法回避的困惑，碎片化的精神困顿在普遍发生着。科技理性和市场逻辑使我们意义丰盈的生活空间在机械分割中被抽象化，我们在五彩斑斓的商品展览和看似精明的理性算计中迷失了自我。狄更斯笔下“最美好的时代与最糟糕的时代、智慧的年头与愚昧的年头、信仰的时期与怀疑的时期、光明的季节与黑暗的季节、希望的春天与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与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无比妥帖地暴露着我们当下前所未有的纠结感。这也正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人文迷失问题。

二、我们时代的人文教育境况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艾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分析探讨了在美国年轻人当中存在的严重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虚无主义及其伴随的生存绝望，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仅仅是一种姿态，但是随着来自虚无主义的语言成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并且日渐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开始利用由这种语言所决定的方式追逐幸福。”[4]（P109）其实，布卢姆的人文主义忧虑是美国的，也是世界的。这种价值虚无主义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体现为完全内在化的道德意识和“怎么都行”的行为方式，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是一个无根时代里凉拌菜式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面貌的日趋白板化———我们时代的每一个人仿佛都成了虚无主义深渊里的自由落体和现代性洪流中无所适从的浮萍。这种悲剧性的现代性命运与理性主义主导的教育模式密不可分。我们倾向于把知识具体化，把可以理智掌握的客观目标加以机械传授，而把维系和支撑这些知识的诗歌、修辞、艺术等饱含想象力的人文修养弃如敝履或将之作为一种装点或修饰来对待。理性主义主导的教育模式使我们的人文教育背离了“完善人格，提升境界”的本真状态而被工具化、专业化、技术化为一种可以机械掌握的手段。这种被异化了的人文教育是现代性的产物但也在加剧着我们生活的现代性：我们高扬的人本精神越来越失去了关注他者的和谐向度而在自我封闭的圆圈中被大肆渲染，我们坚持的道德标准似乎只能在原子化的个体自我中才能找到根据，我们追求的幸福生活日益沦落为无尽欲望的不断满足。家庭本应是人文教育理念的孕育之地，可是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家庭所蕴涵的能够为人文教育提供支撑的伦理价值日渐式微，原本稳固的婚姻家庭关系面临着遭到解构的危险。“它（家庭）的基础仅仅是肉体的繁衍，但它的目的却是塑造文明的人。”[4]（P13）在人口流动性日益加快的当今时代，家庭似乎也难以作为一块培育温情的飞地而在现代社会的纷繁嘈杂中保持自身的宁静与祥和。我们满怀忧虑地发现：我们居住的房屋正在变大，但那也仅仅是身体寓所———形式上占有的物理空间———变得空旷而已；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心灵距离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缩短，相反却在拉大，作为身体寓所的房屋无法取代氤氲着默默温情的精神家园。我们挣扎在钢筋混凝土的物理框架内苦苦追寻着“在家的感觉”，但我们却与真正的家园渐行渐远。社会原本是一个践行人文教育理念的和谐共同体，可是在无节制的极端现代性的逼迫下日益沦落为一个满足彼此欲望的“需要的体系”，原本丰富的社会伦理关系正在被简单化为线性的利益交换关系。生活在现代市场逻辑主导的社会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由日趋庞大的法律体系来维持的貌似平等公正的冷冰冰的权利关系。法律在坚定地捍卫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换行为的同时也在无情压缩着伦理道德发挥协调作用的社会空间，仿佛自身才是现代人实现自我救赎的唯一救命稻草！在利益追逐的市场经济中，我们在维护自身的同时把生活中的他者视为绝对的异在而加以放逐，每一个非我似乎都成了需要加以控制和征服的竞争对手；我们在绝对对立中将他者加以客观化，也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换成了劳碌而无聊的西西弗斯，似乎怎么也无法真正体验能够达成自我价值实现的闲暇境遇。大学承载着人格养成之人文教育的重要使命，可是本应致力于实现“明明德、新民、至善”的大学却在现代功利化趋势中被降格为职业养成所，“面向市场”的呼声正在力图掩盖大学所坚守的“求真、向善、寻美”的人文担当。英语university中蕴涵的对“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完全契合于我国传统文化中作为“成人之学”的大学理念，可是，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发展中存在的诸般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大学专业设置的细化确实培养出了越来越多的专业精深的技能型专家，却难以催生和滋养具有宏大视野和崇高境界的能够引领人类开辟美好未来的大师级人物；学术研究的标准化甚至产业化着实使我们在科研成果的数字上信心满满，但其中能够与人类一起成长的传世作品却乏善可陈；大学的大楼之“大”顺应着现代性的扩张诉求被发挥到了极至，但那除了让人感叹现代技术的强大以外远没有幽远意境和儒雅学者更能启发人的健全心智和丰富人的想象力。大学不能仅仅注重客观知识的传输，更应该关注和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认知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知、情、意统一的人格完满。现代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催生了工具理性意识支配下的实利主义倾向，对人类社会生活之在、真、善、美、人等元问题展开的积极追索遭到了冷落、遗忘甚至遗弃，本来作为人类存在根据之理性呈现的人文教育在历史发展的吊诡中遭遇了合法性危机。仅存的人文遗迹也似乎成为了生活世界中的一种缺少了真正人文精神的“人文主义”点缀，抑或成了意识形态宣传中的一颗美丽的砝码。人文教育者在面对他者的职业询问时表现出来的或多或少的尴尬和掩饰，则让这一项与人类共同成长的最重要事业在今天这个号称“人类最进步的时代”面临着存亡绝续的艰难选择。市场逻辑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生活在尽力遮蔽对我们人类而言根本重要的问题，把形而上的人生追索和整合视阈加以无情消解，让人文教育背负上理性工具的沉重十字架而步履维艰。我们看到，人文教育在实际效用的步步紧逼下仓皇失措，并经历着可能是它产生以来最大的认同危机。当我们以纯粹科学的目光来审视人文教育时，可能会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问题”，抑或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调味品而已。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在节奏加快的现代生活中毫不吝惜地肆意挥洒着现代性的进步话语，可是人生意义的困惑并没有随着我们步履的加快而有丝毫减退。欢腾的生活奔忙到底是为了什么？物质的丰裕为什么似乎并没有唯物地带来精神的充盈？看似理性规划的人生为什么总是让我们时常遭遇非理性的尴尬……所有这些都在拷问着我们今天的日渐脱离真实生活世界的人文教育。当我们的人文教育被置于与专业教育并列的地位甚至被专业化以后，我们自然很难使之与谋生技能和功利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屈从于现实经济利益要求的人文教育实则背离了人格养成之根本宗旨。我们期待的人文教育并非游离于各种专业教育之外而是应渗透于专业教育之中并致力于实现受教育者的人格提升、品性修养和意义完满！

三、面向经典的再启蒙

人文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持续启蒙的过程。康德在被称为“第四批判”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提到：“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引导就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5]由是观之，启蒙就是要勇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来作出判断和抉择，要做自己行动的主人，不要被流行的意见所左右———我们在此所积极呼吁和倡导的人文教育的实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自我启蒙！勇于独立运用自己理智的自我启蒙，不是完全拒绝和排斥思想他者而将自身完全封闭在独白的世界里自我臆想，而是要在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世界里保持一种形而上的情怀并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人类存在的根本问题。立足现实的生活世界，对作为人类文明之浓缩的经典著述进行认真阅读和积极体悟，将是我们在现代性语境中达成自我启蒙的必然选择。经典是经历了时间考验并历久弥新的，所触及的问题不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故而经典呈现了人类对自身根本永不倦怠的追问，我们在接受和亲近经典中体味的是对人之为人的永恒观照。经典或许不能直接化解我们经验世界里面的现实困扰，但却是心智培育和人格养成的“为己之学”的重要参照，也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浮躁的时代涤荡私欲与丑恶滋养明晰世事之心灵的一汪清泉，“经过陶冶的心灵能洞察人与人之间、人的行为与动机之间的细微差异，形成真正的品位，而缺了伟大典籍的助益，心灵的陶冶是不可能的。”[4]（P16-17）经典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我们今天所坚信的自然科学所依赖的逻辑正确，但它却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警醒着人们追逐实用功效之后的必要意义探究并由此丰富人类创造新生活的想象力。经典是开放的，对一切封闭和狭隘的心灵说不，能够开阔人们的思想视野，并把包容精神的种子以博爱的方式在各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播撒。经典以其特有的时空穿透力对抗着印刷资本主义催生的文化外衣遮掩下的各种商业出版物，并对现代学术产业化趋势中出现的众多学术产品保持了足够的鉴别力和批判力，从而让我们在今天这个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看到了对自己生命有所定向的希望。经典著作是人类文明殿堂的拱顶石，也是人类自我发展趋向完满之途上的重要路标。亲近经典，阅读经典，走进经典，人类才能彻底摆脱现代工具理性掩盖下的特定野蛮状态并走向真正的和谐与文明。经典是我们进行人文教育的依据，因为经典开启了一片无限可能的意义空间，在其中人们获得了直面生命的自由想象和自由创造。“经典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精神财富，是人类之为人类的根本标志，没有这样的精神财富，人类就没有今天的文明，甚至不可能存在到今天。”[6]经典以经典的方式呈现着这个世界的澄明之境，我们也必须以经典的态度来对待和阅读经典，即直面真、善、美等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在感同身受中领悟和践行经典，以发现人性的不足并藉此完善自我，而非如同对待娱乐消遣的时尚杂志那样在一笑了之后仍难掩心灵的寂寞与空虚，亦非如同对待现代学术工业产品那样在味同嚼蜡地阅读之后徒留感慨与无奈。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着经典泛滥的趋向，那种在一夜之间迅速受到追捧的迎合了低级趣味和大众媚俗需求的畅销读物也时不时地获得“经典”的光环，但它所能维系的仅仅是片刻的赞誉和追逐而无法在对人类根本问题的观照中获得永恒的关注，这是一种对我们的人文教育贻害匪浅的“伪经典”。人文教育离不开经典的普及，但是我们不能把经典简单地稀释成止息创伤和平复心态的心灵鸡汤，在淡和顺应的道路上一步步退居内心城堡以回避严酷的社会现实对我们提出的挑战；我们也不能狭隘地把经典置于市场交换关系之中来任意兜售，那样将是对经典的极大亵渎和对这个时代狂躁之风的助长，无益于我们冷静地思考自身的时代境遇。就经典的阅读而言，如果我们简单地将自身置于阅读主体的地位来将经典作为阅读客体加以知识上的占有，将无助于人文教育现状的改观和我们自身生存状态的完善；我们需要把经典当作人生来阅读，那将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接受和体悟，也才能真正感受到孔子、柏拉图等至圣先师的人文启迪。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必然有其坚持和捍卫，那是不可以随意曲解和偷换的，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的方式来对待经典，在真正的面向（阅读和体悟）经典中求真、向善、寻美并由此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人生。

四、结语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认为，人文教育“能造就一个值得人类在其中生活的世界；它们能够使人们将其他人看做完整的人，有各自的思想和感情，应当受到尊重和同情；它们能够造就这样一种国家，它能战胜恐惧和怀疑，以支持富于同情心的、讲理的辩论”[7]。这是对人文教育之现代意义的高度概括，也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对当前流行的视适应市场经济之利益需求为唯一合理根据的功利主义教育模式的集中批判。我们希望的人文教育是一种意义丰满并维系人之批判力、想象力和同情力的理想主义的成人行动，它能够超越狭隘而简单的功利目的并有助于突破由过份关注个人自私、渺小之快乐而导致的虚无主义牢笼，让我们在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中呈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谐关联。

作者：韩升工作单位：鲁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