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教学困难与路径

时间:2022-07-10 09:13:40

新时期文学教学困难与路径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组成部分的新时期文学,一直都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如何针锋相对,然而他们的视野仍然局限于文学研究,几乎无人注意到新时期文学是我国成人教育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更别提将文学史研究成果积极地运用于教学实践。文学研究与教学环节的脱钩致使新时期文学教学经常陷入困境。

1从概念生成到课程设置

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史概念,按照洪子诚的解释,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将“”结束后称为“新时期”,新时期文学在当时指的就是“”以后的文学。然而,它起初并不是一个文学史的分期概念,而是一个文学批评用语,被用来指称那些以现代化为旨归注重个性解放的新启蒙主义文学,如刘心武和卢新华创作的伤痕文学、王蒙和古华创作的反思文学、蒋子龙创作的改革文学,以及北岛、舒婷、顾城等人创作的朦胧诗。随后它被用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小说家、先锋小说家和新生代诗人身上时,仍然没有超越文学批评的层面。按照陈思和的说法,学术界仅在20世纪80年代使用新时期文学概念,20世纪90年代已经少用,21世纪以来已经完全不用了。这种说法似乎仍有讨论的余地。后新时期文学虽然一度在20世纪90年代流行,但这个新的命名后来并未被学术界普遍认同。20世纪90年代可以视作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竞争的年代。这从20世纪90年代以新时期和后新时期命名的批评文章在数量上几乎对半开,就可以证明。当然,在学术话语的竞争中,二者皆以文学批评用语而出现。在当时的文学教学活动中,新时期文学也仍然是从批评或者批判的角度强调一种断裂与回归的意识。所谓断裂与回归,指的是在讲授80年代文学时,讲授者往往以一种“断裂论”结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即所谓左翼文学开创,到“”文学发展到顶峰的“政治化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和纯文学传统,“”后的新时期文学重新接续了“五四文学”的文脉,使文学回到了启蒙与审美的本位。2000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与“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一样,都只是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下的一个内容,还没有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替代中国当代文学的课程。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文学研究室集体编撰的《新时期文学六年》就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做的并不是文学史书写而是文学现象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陈剑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张炯的《新时期文学格局》和何西来的《新时期文学与道德》等著作,也都是在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评介的层面使用这一概念。2000年1月,教育部师范司正式公布《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学计划》,并以文件形式下发至全国各地教育部门。新时期文学正式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对这份教学计划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成人本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不是如普通本科那样分为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而是被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专题和新时期文学。同样地,这样的课程设置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也出现在远程教育的汉语文学专业之中。紧随《教学计划》之后,教育部师范司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了新时期文学教材,比较常见的主要有王万森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和陈思和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概说》。自此,新时期文学正式由一个文学批评用语成为一个文学史课程的名称。令笔者不解的是,为何1949-1978年的文学在成人教育的汉语文学专业中找不到栖身之处。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在课程设置方面就给教学带来了困境。

2虚构的断裂与无边的延伸

这样的课程设置似乎出于减轻学习负担和教学负担的目的,其实源自一种虚构的历史断裂论。这种断裂论认为自解放初到“”结束期间长达30年的时间里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然而,正如李扬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远比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者理解的复杂得多。事实上,“”后相当长时间内,王蒙、张贤亮为代表的“五七作家群”最激烈的历史冲动,并不是要回到后来被文学研究者阐释为历史起点的资本主义的“五四文学”,而是要回归“好的社会主义”的“十七年”。换言之,新时期文学教学如果绕开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又如何能讲授王蒙的《蝴蝶》、《布礼》和《春之声》呢?同样的,“文学”更是“新时期文学”摆脱不了的另一个“传统”。我们在讲授食指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时,又怎么能够无视他曾创作过大量的主流诗歌?食指教会了白洋淀诗人如何写诗,但食指自己的诗歌导师却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诗人,他们是郭沫若、郭小川和新中国成立的何其芳。另外,蒋子龙、贾平凹、韩少功、张抗抗、郑万隆、路遥、茹志鹃、陈忠实、陆天明、张炜、古华等一大批我们奉为新时期文学大家的作家,他们的名字也闪烁在“”时期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上。于是,如欲讲述新时期文学,必先讲述“十七年”文学和“”文学。与虚构的断裂同时并存的是无边的延伸。随着上世纪90年代初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收缩和市场经济的强劲推行,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文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当历史强行进入作家们的视野,还没有学会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打交道的他们顿生不适之感。他们被新时代从社会中心驱赶至社会边缘,普遍的幻灭感在他们心中翻腾。不仅批评家程光炜在1991年已经悲伤地预感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了,小说家冯骥才也在1993年认为一个时代结束了,并明确地为新时期文学画上了句号。紧随新时期文学出现的是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后新时期文学。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退场,并不意味着新时期文学彻底退出文学的历史舞台。恰恰相反,新时期文学经过短暂的蛰伏之后,再次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它不仅从教育层面获取了合法性,而且更成为改革开放成果在文学层面的体现。换言之,有着明确时间上限的新时期文学和同样经常受到质疑的当代文学一样,没有时间下限,一直可以无边地往前延伸。例如,陶东风、和磊合著的《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其目的就是为了展现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果。然而,由于他们对大众文化欲拒还迎的新民粹主义立场,不仅以专章论述王朔“痞子文学”的意义,而且竟然将木子美的《遗情书》与“80后”的玄幻文学和盗墓文学也一并当作了21世纪初中国文学的主要方面。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纯文学,比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兄弟》等等,其价值尚且都应打个问号,何况完全商业化的大众文学。纵观世界各国文学史,没有任何历史分期的概念可以永远保持有效性和合法性。换言之,当代文学不可永远当代下去,新时期文学也不可能无边地延伸下去。

3审美、历史与对象

针对新时期文学教学在概念生成、课程设置与历史分期三个方面的困境,笔者以为应从审美、历史与对象三个方面进行调整,方能找到解困之道。从审美方面进行调整,就是要在教学中注重名家名作的审美赏析。当下的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领域有两个恶劣的趋势,其一是重视理论的演绎,重视从文化研究角度解剖作品,在某些研究者那里甚至已演变为理论旅行,作为外国理论转运汉和贩卖者的他们已不知审美批评为何物;其二是完全舍弃纯文学作品,将所有的才智与精力倾注于审美价值不高或者根本就没有审美价值的大众文学与文化,成为市场经济转轨中商业文化的推手。以审美教育为主的新时期文学教学,其重点不在于让学员记住了多少作家的名字,不在于让学员了解了多少文学史上的知识,而在于从文本细读中让学员学会从审美角度欣赏和解读名家名作。针对新时期文学领域已经普遍存在的虚构的断裂与无边的延伸,从历史方面进行调整,就是要在教学中将这种时间演进方式倒转过来。在虚构的断裂处重新缝合历史,敞开新时期文学的史前史。在前述《教学计划》尚未得到修正之时,作为新时期文学课程的讲授者,可以考虑将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的研究成果纳入日常的教学环节当中,尽可能地将1949年至1978年的文学现象向学员介绍,以期从现代文学的终点进行文学历史的接续。尤其在讲授王蒙等五七作家群,敞开历史比封闭历史更能得到学员的理解。其二,新时期文学和当代文学一样,不能无边地延伸下去,至少作为一门文学史课程应该有自己的时间下限。既然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已经从文学批评术语变为历史分期概念,没有经过时间淘洗的文学作品应该属于文学批评的对象,而不应作为文学史书写和教学的组成部分。因此,新时期文学的时间下限,2000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点。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已有人感叹新时期文学已经结束,但无可否认的是新时期文学的诸多因素和特征仍然浮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中,换言之,20世纪90年代与20世纪80年代是反叛与衍生的双重关系。相较于21世纪泡沫未破的文学作品和作家,20世纪90年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作家早已得到批评界广泛的认可。陈思和2010年重新修订的《新时期文学简史》仍以2000年下限,也说明从历史角度观察文学发展应该持一种比较谨慎的学术立场。最后,我们不能无视教学对象的特殊性。按照《教学计划》,这门课是专为中小学专科起点升本科的进修教师量身打造的。据笔者近年来讲授此门课程的经验,该门课程的学员仍以中小学语文教师为主。这部分学员已具备较好的语篇分析能力,然而,他们对小说、散文、诗歌与戏剧的文体差异不甚明了,他们在解读入选中小学课本的当代文学作品和新时期文学作品时往往以教学参考书为准绳。教学参考书对作品的分析往往四平八稳,甚至完全背离文学的审美价值,只谈文学的政治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在讲授时介绍最新的有价值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成果,从而打开他们已经僵化的阅读视野。其次,中小学语文教师比较欠缺解读新诗和戏剧的能力。因此,在讲授本课程时,应加强新诗和戏剧的比重,不能将新时期文学课变成新时期小说课或者新时期散文课。比如,可以考虑将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以及老舍的《茶馆》作为教学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