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邓小平法制教育概念

一、全民法制教育是基础

学法用法不单纯是执法、司法机关的事，一个社会的法律意识根基于每一个公民的意识，社会法律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种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这往往是一个国家法律状况的总的反映。所以提高全社豁制观念必须着眼于每一个公民。为此，邓小平强调:“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大中小学的学生从人学起，工人从人厂起，战士从人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这段话告诉我们，首先，革制教育要具有全面性。他把全民的法制教育以职业和礴祖划分了若干个层次，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指明法制教育是全民性的教育，不是某个职业领域内的事，每一个公民都负有学习法律任务。其次，法制教育具有协作性。他把法律的学习和纪律的学习统一起来，要求我们做到遵纪守法，法纪并施，通过职业规范的遵守促进法制的完善，通过法制的学习促进本单位的规章的维护，这是法制教育的起点，也是落脚点。再次，法制教育具有调动性。他把巍学习教育的任务落实到各单位，各部门，要求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职能，重视一个成员的法制学习，从他步人到集体之日起，就要对他进行法规纪律的教育，并要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坚持下去。充分调动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我国人口多，地域广，进行全民性的法制教育任务繁重，这就要求有策略地开展工作。我们每个人都处在一个特定的集体内，充分发挥集体的阵地作用，以本领域的法律规范为重点进行法制教育，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四五”普法教育中，我们正是本着邓小平设计的这个基本思路，把任务落实到各个部门，重点加强了行业法制的宜传，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为了提高法制教育的有效性，邓小平指出:“法制观念与人们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法制教育一定要有文化知识的学习作保障。在一个知识匾乏的社会里，很难形成良好的法制环境。人们对法律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常常受到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同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的人，对法制的认识和接受的程度有很大差异。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民事纠纷等，很大一部分与作案人的无知、愚昧、野蛮有关。目前，我国公民的守法状况还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未能取得至上地位，公民、法人、甚至执法者对法律、法规态度淇然，在权利与法律发生冲突时，往往选择服从权利，甚至用一些习惯和风俗取代法律的执行;二是用功利主义眼光看待法律，法律对自己有利便执行，若法律对自己行为形成约束时便置于一旁;三是文化素质低，对法律精神一知半解，盲目行事。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加大文化的教育，使法制教育能有良好的文化依托。

二、少年法律教育是重点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主人，他们的法制观念将影响和决定着对我国今后整个社会的法制意识水平。青少年的思想观念尚未成形，易受不良风气影响，如不加以合理的引导，极易诱发违法行为;同时，如不注意教育青少年用法律来维权，也容易发生一些极端事件，且难以得到社会的救助，不利于对青少年的保护。出于对青少年的爱护，出于对国家的未来负责，我们要重点做好青少年的法制教育。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1986年，他指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为了贯彻这个思想，在“四五’，普法期间，教育部专门编发了《青少年法律教育读本》，通过定期学习、媒体宣传等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青少年法律教育，将法律知识深人浅出地融人到青少年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从小学到大学将形成一个渐进、科学、合理的法律教育体系。

邓小平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他认为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相辅相承，相互影响。守法程序决定于一个人的道德、文化素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1985年，他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就是科学文化素质与高尚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统一。“四有”建设的重点就是青少年。当前，全国已有91%的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和民族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初步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学科门类基本齐全的体系。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也得到广泛开展。面对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我们有些地方相对忽视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目前，不少未成年人祟尚拜金主义，只讲实惠，不思进取，有的甚至为贪图享受挺而走险，触犯法律，破坏了社会安全，也给国家的法制建设带来极大的隐患。指出:“抓好教育和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工作，直接关系到我们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能否取得成功，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党的十六大指出:“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都是对邓小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法治和德治是相辅相承，相互促进的。道德可以使人们从内心形成是非观，可以通过内在的约束来规范外在的行为，节约法治成本，弥补法律的缺陷，促进法制的施行，以德促法，法德并施。青少年的思想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只要全社会行动起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利用正确的舆论、规范的制度、科学的引导，建构起青少年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在道德建设问题上，邓小平提醒我们:“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已、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事实证明，很多的道德问题也是由此而发。建国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思想仍然很有市场。我们必须溯本求源，抓住关键，解决问题。

三、党员干部法制教育是关键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人们权力至上观念。

在人治的状态下.法律不过是人治的工具，得不到人们的尊重。文化的延续性使得这种思想仍存在于很多人的头脑中。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也没有真正形成法治观念，不能处理好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不强，水平不高，仍然习惯于简单的行政命令，甚至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导致干群矛盾增多，影响稳定。邓小平在1980年就严肃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改变传统的权力观，转变人们的思想，要靠全社会的法制教育，而领导干部由于掌握着权力，他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就成为关键。当前，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水平，加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制教育仍然是关键。法治要求我们，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当运用法律来处理问题，而不能由其他主体对法律的行使进行干涉。我国在1997年就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十六大报告明

确指出，党的领导是“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来实现的，即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领导。这就要求我们的党的领导要体现在方针、政策上，而不是具体的法律事务上。邓小平说:“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已被十六大确定为今后我们党建的重要任务。这是对邓小平思想的实践。在这项工程中，转变思想，调整好法律与政党的关系，需要加强党政干部的法制教育，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清除思想障碍，推进法治进程。

对党员干部进行法制教育，应当把握好两个方面:

第一，要做到学习的经常化。知法才能用好法，党员干部要增强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科学能力，提高执法和司法水平，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带动全体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气，为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基础。这就要求全体党员要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自觉用党纪国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学习和掌握党章党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做遵纪守法和依法办事的模范。另外要求党组织必须对党员进行纪检条规教育和法制教育，让党员掌握法律和纪检条规知识，使党组织、党员的行为符合法律和纪检条规的要求。

第二，要把强化高层领导的法律意识作为法律教育的重点。从世界范围看，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有效地推进法制，除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各种历史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那就是国家的领导层中，学法、懂法、用法的一般占有相当高的比例。中央领导非常注重自身法制素养的提高，他们带头学法，起到了很好的表率和促进作用。从玲9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举办第一次法律知识讲座算起，至今已举办了十几次法律知识讲座，在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全部参加。从1998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李鹏委员长的建议下，根据其工作的实际需要，也有计划地请法律专家向常委会组成人员做有关法律知识的讲座。在中央的带动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委、政府、人大等有关方面的领导人也先后邀请专家讲课，学习法律知识。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提高了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带动了全社会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我们国家正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邓小平法制教育思想，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思想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