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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

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学者的研究结论,本文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三个阶段。其中萌芽期为1920—1949年,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储备期为1950—1979年,为后来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理论储备和实践储备,锻炼和培养出来一批学风严谨、理论扎实、躬行实践的音乐研究专业人才;发展期为1980年以后,我国音乐研究已经呈现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民族音乐学已成为一门实践性、实证性、理论性的应用型学科。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萌芽期;储备期;发展期

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中一门理论学科,其前身是“比较音乐学”。18世纪中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出于对非洲、欧洲文化(包括音乐)的猎奇以及对“外文化”资料的攫取,“比较音乐学”应运而生。1885年英国人亚历山大•约翰•埃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一般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的发端;1955年美国成立了“民族音乐学学会”。民族音乐学发展端于欧洲,盛行于美国。民族音乐学译著于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首次出现,1980年6月在南京艺术学院首次以“民族音乐学”命名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此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学科。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的历史都比较短暂,中国很多音乐理论家撰写了很多关于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关于发展阶段目前有几种主要的代表性的描述。如伍国栋[1]先生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曲调音乐理论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学科理论研究三个阶段;张君仁[2]教授又将其分为比较音乐学、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以1980年为界点)四个发展时期;杜亚雄[3]先生则以1980年为界,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总体经历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阶段;还有一些学者在撰文时没有明确分时间界限,对整个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描述[3-4]。无论哪一种论述,都无一争论地把王光祈先生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学的先驱。综合学者观点,笔者还认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从发端至今,可分为萌芽期、储备期和发展期个发展阶段。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萌芽期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萌芽期为1920—1949年。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学者王光祈先生在柏林大学师从当时著名的比较音乐学大师霍恩柏斯特尔专攻音乐学,受导师影响较深,他在1924年出版了《东西乐制之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西乐制、调式和乐谱异同的比较音乐学著作。1925年撰写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一书向国人介绍比较音乐学,他在此书序言中写道:“我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国同志去研究‘比较音乐学’的兴趣。”在这部音乐学著作中,王光祈先生运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将世界音乐宏观概括地分为“中国乐系”(五声体系)、“希腊乐系”(七声体系)、“波斯阿拉伯乐系”(四分之三音体系)三大“乐系”,从而深化、普及了“世界乐系”的理论。王光祈[5]的这两部著作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学科兴起的开端。然而,遗憾的是王光祈先生还没回国推广发展此学说就客死他乡,导致他宣扬的比较音乐学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才被音乐学界认知、关注、讨论和评价。因此,有学者认为比较音乐学到此就已经中断,与后来的民族音乐学没有关联,这种论断是不科学的。1930年人类学家凌纯声和商章孙先生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详尽描述了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同时还联系其他民族的相同类型的神鼓进行了比较研究;1938年人类学家刘咸亦发表的文章《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将海南黎族口琴的演奏、功能与其他民族口琴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尽管因为时局动荡未能为该学科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但这个时期可认为是我国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发端。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是我国音乐界第一个建立的具有民族音乐学性质的学术研究协会。协会1946年出版了《民间音乐论文集》,其中协会会长吕骥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全面系统地归纳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目的、原则、方法、范围等,为中国音乐学家最早发表的全面阐述“民间音乐研究”学科理论建设的代表性文献,对建国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如《民族音乐》、《新音乐》等杂志的创刊,并用一定的版面发表了很多优秀的论文,如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音乐》、张鲁等人的《怎样收集民间音乐》、天风的《绥远民歌研究》、秦波等人的《秦腔音乐》等等。受比较音乐学“东欧学派”的影响,中国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间音乐的曲调形态研究方面。

二、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储备期

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储备期为1950—197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逐渐繁荣。1949年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建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其后很多研究所如雨后春笋涌现出来,如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所”(后改为“中国音乐研究所”)、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室”等很多音乐院校和文化部门均相继设立了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有关的部门,由此一系列收集、整理、研究民族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科研工作轰轰烈烈展开了。50年代中期由人类学分支学科民族学调查带动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系统展开,不但吸收了中央文化部门、地方院校、艺术团体的音乐、舞蹈、戏剧等工作者专门对多个省市自治区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等进行调查研究,还首次获得相关民族的第一手音乐等艺术资料,同时也推动了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者对本地区民族音乐的调查和研究。1950年全国性音乐理论刊物《人民音乐》创刊,连续发表了各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专论,这是对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途径的深化和研究成果的推广;1958年音乐理论刊物《音乐研究》创刊,致力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同时关注世界音乐的研究与发展。该时期学者和研究单位翻译了很多介绍此学科的外国文献,同时我国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人员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李元庆1953出版的《民族音乐问题的探索》、杨荫浏等1957年出版的《苏南吹打曲》、贵州文联1958年出版的《侗族大歌》、1959年何芸等出版的《苗族民歌》和《苗族芦笙》、夏野1960年出版的《戏曲音乐》、毛继增1960年出版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玛》、杨荫浏1963年出版的《语言音乐学初探》、赵宋光1965年出版的《论五度相生调式体系》、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1963年出版的《民间音乐采访手册》等较有代表性。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编著的《民族音乐概论》,作为“民族音乐”课的教材于1964年出版,全书分“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族乐器”五个章节,是我国第一部以“民族音乐”命名的专业概论类论著,为今后的理论研究起到了引领作用。因此这一时期为后来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储备、理论储备和实践储备,锻炼和培养出来一批学风严谨、理论扎实、躬行实践的音乐研究专业人才。

三、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期

1980年以后为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期。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学产生的标志是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召开的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此,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学的一个学科分支开始兴起并被广泛关注,与当今的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教育学、音乐形态学等学科分支为并列、对等的关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促进的经济大发展,也激发了学术思潮的活跃与交流,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在借鉴国外同学科理论建设经验、研究方法等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大力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取得显著的成绩,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专著类、译著类、学术论文的学术成果。刘吉典1981年出版了《京剧音乐概论》、高厚永1980年出版了《民族器乐概论》、江明惇1982年出版了《汉族民歌概论》、武俊达1987年出版了《昆曲唱腔研究》、苗晶和乔建中1989年出版了《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划分》、杜亚雄1993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论》、周青青1993年出版了《中国民歌》、伍国栋1997年出版了《民族音乐学概论》、严昌洪和蒲亨强1997年出版了《中国鼓文化研究》、袁静芳1999年出版了《乐种学》、杜亚雄2002年出版了《民族音乐学概论》等几十部理论研究类的著作,其中伍国栋先生和杜亚雄先生的《民族音乐学概论》多次再版,被广泛运用于专业教材[6]。吕炳川1982年出版了《台湾土著族音乐》、毛继增等1986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杜亚雄1986年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刘东升1988年出版了《中国乐器图志》、伍国栋1992出版了《白族音乐志》等几十部音乐志类型的著作;还有研究者出版了《非洲音乐》、《比较音乐学》、《拉丁美洲音乐》、《民族音乐学》、《歌唱测定体系》等几十部译著类书籍和撰写了篇目浩繁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通过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无论是研究类别还是研究领域都大大的拓展了,表明这一时期我国音乐研究已经呈现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民族音乐学已成为一门实践性、实证性、理论性的应用型学科。

四、结语

一批学者在民族音乐学传入中国之前,一直从事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然这些人接过“民族音乐学”的旗帜以后仍然坚守固有的研究领域和模式,这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统和学科思想。“亚非拉音乐研究”领域的专家虽一直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音乐文化,但缺乏田野考察、概论描述,研究成果没有形成学术主流。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遵循着对西方以外“他文化”的研究。1980年以后西方民族音乐学开始回归和探索西方本土音乐文化,不再以传统音乐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还包括专业艺术音乐、流行音乐等,研究方法和理念也有更大突破。或许也可以给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启示,中国有悠远传统的民族文化历史,有厚重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源,保留着丰富的传统音乐民俗活动,这些都值得每一个音乐学者去深入研究;同时在一个多元音乐文化并存的时代,研究对象范围也可以有新的扩展;要通过人、社会和历史去了解音乐,又通过音乐认识历史和社会[7]。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必然与社会进程、民族特征等因素相关联,是由多种学术领域专家、不同知识结构的学者、不同国家和民族经过长期的实践总结,才能逐步构建、形成和发展。在音乐学界,如果能树立起一种泛目的(更大、更宽、更远的目的)的学科理念,摒弃学科界定的辩争,达成共识,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方面用更博大的胸襟,以统揽全局的姿态积极开展研究,相信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会迎来兴盛的时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

[2]张君仁.比较及比较的内容与方法:关于民族音乐学之比较研究法的若干思考[J].音乐探索,2002(3):6-9.

[3]杜亚雄.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上)[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3):26-29.

[4]杜亚雄.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下)[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0(4):16-20.

[5]杜亚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J].中国音乐,2009(3):38-43.

[6]高厚永.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前前后后[J].中国音乐,2012(4):8-25.

[7]杨善武.民族音乐学传入后对我国已有的传统音乐研究之否定[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6(1):20-35.

作者:张丽 单位:西南林业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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