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课堂教学的制度性思考

片面强调专业性也是现代教学的一个误区。专业越分越细姑且不说，即使是反对者提倡的通识教育也堕入到这种思维中。比如，中山大学博雅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它又局限地认为专业越全面，学生的发展就越全面。因此，虽然博雅教育反对当下的专业教育，反而它又成了更加专业性的教育，不同之处，就是它强调的不是一种专业，而是多个专业的“大集合”。实际上，用四年时间想要融会中西各种经典，即使是业界的知名学者都难，何况刚进入大学的学生，这种教学的结果只能使学生养成眼高手低、妄自尊大的毛病。笔者在课堂教学时也发现，学生对专业性教育要么是毫无兴趣，要么是才一知半解，就对教师的讲述不屑一顾，这都导致了学生在课堂不能专心致志地听讲。现代大学课堂的教学方式并不利于师生之间的交流。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发现课堂教学的这种弊端，认为：“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当时学校的弊端，到现在发展得更为显著。同时，教师评价体系也高度功利性，即使是对教学的考查，也以发表教改论文为标准，量化式科研迫使教师不得不减少本应该花费在教学上的精力，从而大大削弱了教师对教学的热情，加之学生对非技术性课程的漠视，师生间的距离就更加被拉大。另外，现在很多教师过度依赖PPT等多媒体技术，以致很难走入到学生当中，学生也就乐于躲在教室的角落里自行其事，在上百人的大型课堂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就更加明显。教学内容的平面化也是现在课堂教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现实中看，学生的性格、气质、爱好大多都不相同，在大学以前奠定的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而课堂教学由于师生之间互不了解，加之教学方式陈旧，教师的讲义只能针对某一水平的学生，并不能适应所有学生，因此教师根本无法因材施教，教师所乐教，未必是学生所好学、所能学。水平高的学生对自己熟知的内容往往不屑一顾，而听不懂的学生当然是一片茫然，这样下来，接受者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这一少部分很容易被大部分人的情绪所影响，久而久之，最终便造成整个课堂的厌听、厌学气氛。

传统书院在教学方面的优势

相对于现代大学课堂教学在上述几个方面的不足，传统书院表现出了它的优长，笔者将其总结如下：相对于由功利导致的现代学校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的断裂，中国传统书院目标极为明确，所有的知识都指向人格的培养。宋学家执掌岳麓书院，指出书院教育不是为了“决科利禄”，而是要起到“成就人才，传道而济斯民”的作用。古代的书院基本都有学规，很多学规既有教育理念的阐释，也包含了对教学方式的规定。比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将人格培养作为终极目标，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等作为具体的修养方法。这样，传授、学习知识与人格培养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传统书院是“通才教育”，教学内容于四书、五经、史传、辞章、典章制度靡不涉及。然而如此广阔的学习范围，仍不至于散乱，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指向了人格的培养。在朱熹看来，读书应该先从《大学》开始，然后《论语》《孟子》，最后再到史传、辞章、典章制度，认为这是一个清晰而完整的序列，强调不能变乱知识的“难易、远近、大小”顺序。朱熹特别反对毫无章法的广泛涉猎，在其看来，“若务求多，则反不曾读得”。在主张“循序渐进”的同时，朱熹还强调要“涵泳”，亦即对所学的知识进行消化、融贯。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积累虽然多，却又有条理，从而最终有益于人格的提升。书院基本上实行住院制，师生们长年在一起生活，同时，书院招生规模一般都很小，即便是受到官方资助的大型书院如岳麓书院，在清嘉庆四年只有正课68名、副课70名，总共138名学生，而由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大学现在却有学生三万余人。很多私立性质的书院制度更为宽松，教师与学生基本上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由于书院规模很小，师生交流很频繁，因而彼此也有很深的感情，这些从书院师生之间的诗歌酬唱中很容易看出。书院没有正规的课堂教学，也没有特定的学习年限，自由研究是书院学生学习的主要方式。就具体的教学形式来看，主要有考试、讲会、诗会等，多种方式交叉，使书院教学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不同的学生，可以适应不同考查方式，比如有人会在考试中名列前茅，有人会在讲会上夺人先声，有人会在诗会上一展身手。由于书院规模小，师生之间交流频繁，尤其是讲会中师生互相辩难，有更为自由的交流，而不是像现在上课铃声响了才来、下课铃声一响就走，一个学期下来，师生之间还形同陌路。

书院模式引入的制度性构想

书院模式引入大学课堂，当然不能照搬，同时在相当程度上也必须有教育理念、教学评估指标作相应的配合，总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然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作为教师，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初步设想，至于教育理念、教学评估的配套改革已非所能了。一般而言，超过30余人的班级就不易管理，现在本科教学的规模每级少则30人左右，多则可能上百人。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学校的层面尽量控制班级人数，随着我国人口增长的大幅度降低，学生数量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呈现减少趋势，这为控制班级人数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对于大班，就有必要进行分组，比如30人可分为两组，60人分为四组，上百人的大班可以组下再分组，这样每组组长直接对教师负责。教师只要抓住几个组长，就能有效地控制课堂管理。课堂小组长只在教学中发挥组织作用，可由班长、学习委员、文艺委员、组织委员等来担任。王阳明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当时由于来学者甚众，不能一一亲自指点，就先由王畿、钱德洪代为传授。本科生进入大学之后，很容易呈现一种散漫状态，走向高中生活的反面。现行的辅导员制虽然有专职之利，但也有缺点，就是并不能延伸到教学领域中去。因此，有些学校已经在尝试实行本科导师制。比如，岳麓书院所招的两个本科班，就实行导师制，三到两人配导师一名，其中有硕导、也有博导。这样，本科生在大学除了班级的“生活圈”之外，就还有一个导师带领的“学习圈”，在其中可与导师及硕、博学长交流感情，进行学术观摩和探讨。这个导师最好是本院并且给学生上课的教师，这样教师就能通过自己的学生加强对全班学生情况的掌握，增进与全班多数同学的情感。胡适其实早就指出过，中国的书院制与西方的道尔顿制（导师制）相仿，它对于学生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很有帮助。在加强与学生交流和掌握学生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学生的问题所在。教师可将学生关心的问题一一列出来，在这个基础上设计讲义。每节课的讲义应该比较集中地讲述一个问题，但又不能过于艰深。讲义之外，教师还应当为学生指定书目，可以根据学生水平将其分为必读、选读两类，让学生自己选择。同时，在讲课进程中，要注意对这些书目进行解释，并将这些内容与讲义结合起来。这样就会使学生在学习一门课程时，既获得较为广博的知识，同时又循着一条主线往前走，多而不乱，博而有约。课堂提问非常关键，宋明时代的语录不少都是书院师生问答的结晶，这些问答中往往有相当精彩之处。现在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并无问题设计，或者将问题设计得过于艰深。问题的设计实际上并不是要为难学生，而是要营造宽松的气氛，使学生敢于表达意见。因此，题目应该精心设计，而且要注意使提问有机地融入到讲课过程中。同时，对提问的对象也要精心选择，防止某些学生被叫起来支吾应付的尴尬局面。另外，提问对象也要尽量照顾全面，防止某些学生由于总是被排除在教师的关注之外而对整个课堂产生疏离感。当然，也可以组织学生提问，不过在师生关系生疏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往往只是得到一个冷场的结果。可以在课前做好某些准备，指定某些学生提问，从而带动其他学生提问的积极性。

本文作者：王胜军工作单位：贵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