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经济新农村建设论文

一、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职能下人与自然的共生

资源、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备前提和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接踵而来。农村大量人口有效转移而耕地流转不畅，直接造成了许多良田荒芜，而部分无法转移的人口坚守面积极为有限的耕地，直接形成了劳动力浪费。我国农村传统大水漫灌、小畦漫灌的做法，使得农用水资源浪费严重，我国每立方米水产粮约为1千克，而多数发达国家大多都超过2千克。受几千年来的保守思想影响，农民习惯持有现金或储蓄而不愿投资，造成了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部分农民因“万事不求人”观念作祟，操办了齐全的、使用率却极低的农用机械，这是农业专用资产的浪费。农村还普遍存在着河沟中水草、秸杆、林木以及宅基地等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地膜以及增长剂的大量使用，造成了普遍性的农村面源污染。农民的生活垃圾，经过千家万户的日积月累，不少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农村在面临着内源性污染日益严重的同时，来自城镇的外生性污染也对农村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化解农村资源瓶颈与环境约束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生产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组织内成员的耕地统一规划、合理流转，将原本零碎的田地整合成片进行适度规模生产，减少了耕地资源的浪费，规模化生产也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龙头企业带动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采用入股方式将分散农户的资金集中起来统一购置农业设备，既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也避免了农机设备的过度闲置。加工、销售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闲暇的农民和难以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拓展了新就业渠道。现代生态学（Modernecology）强调必须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把人类的任何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可承受的弹性范围以内，方能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目的［6］。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拓宽了传统农民的生产视野，既注重当前生产发展，也重视基于环境承载能力的可持续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地推广农业环境技术、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如畜禽的粪便、生活废水等，进行沼气池和土堆发酵处理后综合利用，变废为宝。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通过集体谈判、运用市场手段化解农村外生性污染问题发挥着组织和领导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职能的履行，对农村“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伪增长”行为形成了遏制，有效地避免了我国农业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农业现代化陷阱”之中，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圆润共生和高级化演变。

二、科技创新与推广、农业效益提高职能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业科技有硬科技和软科技之分，硬科技是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产技能、技巧及其设备工具，软科技是指农业相关的管理才能、决策能力、智力水平以及制度创新等。长期以来，我国农业技术虽靠祖辈相传和世代效仿积累了许多精耕细作的传统方法，但与国际现代先进水平相比，无论是硬科技还是软科技，我国农业科技水平还相当落后，存在较大差距。2013年，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仅为0．77％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我国50％以上的优良种子、70％以上的高效化肥、100％的高端农药基本上是由国际资本提供和掌握［7］。在成果转化与推广方面，也因制度不完善、投入资金不足、基础设施不健全、农民综合素质较低等原因，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与推广率不高的问题还普遍存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25％左右，不足发达国家的1／3，我国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也依然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模式。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整体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农业的根本出路靠科技，这是国际经验佐证的共识。科克伦及约翰逊的农业技术扩散应用理论同样认为技术进步是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8］。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扎根于农村，熟知当地农村土壤、气候等自然禀赋以及作物生长特性，也了解当前所用技术的缺陷所在，为种子改良、农用设备改进等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意见。如，黑龙江绥化市兴聚农业科技合作社就是由当地聚宝繁种联合社与绥化农科所、北林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三方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科研—推广—生产”互动循环体系，既加快了科技成果转化速度，也提高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最直接、最有效的作用，就是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有效的建设力量，促进生产的发展［9］，这种组织本质上是对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制度创新，也提升了我国农业管理水平。农服部门兴办型、政府发起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与纵向体系较为完善的政府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合作，有效地解决了我国当前农业科技推广中横向协调性差的问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头人通过能人效应、典型示范、咨询指导等途径，对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起了推动作用。如，甘肃兰州永登县中川大接杏产销协会带头人，不仅自学了大量果树栽培技术、果园管理知识，还手把手地教社员嫁接、种植、果园规划布局、果树病虫害辨认及防治等技术和知识，在他的示范带动下，周围农民不断走上了致富道路，当地水果生产效益明显提高。以科技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业效益，实现农民“生活富裕”，既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职能，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任务。

三、文化传承、文明进步职能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我国有着五千多年漫长悠久社会历史，传统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这些传统文化虽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积淀深厚，但在我国近代历史中，这些文化遭受了很大的摧残和破坏。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健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市场经济强化主体竞争意识、利益意识、自主自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毫无疑问是人类社会进步。但市场经济也会因资本赤裸追逐利润本质的影响，产生负向变迁而导致个人唯利是图，滋生拜金主义，进而冲击我国传统优秀文化。如广东肇庆以高文化品位享誉世界的端砚，其年产量在20世纪50年代末只有几百枚，在唯利是图观念驱使下，到90年代已经膨胀到了50万枚，其中不乏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影响了端砚文化传扬。市场经济负向影响具体作用到我国农村领域就表现为农民社会责任感的日益丧失，使农村生活逐渐失去了原本独到的传统文化精神内涵。农村传统文化的断代和衰退，使农村年轻一代无法对农村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的更高形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传统文化的衰退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农村文明的进步。根据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school）的观点，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是正式和非正式约束的集合；正式制度由政府供给，表现为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形式；非正式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是社会约束体系的重要构成［10］。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是非正式制度建设［11］。任何组织都是深嵌在特定文化与社会背景之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具有现时文化背景的章程对组织内成员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具体要求，改变了有些农村地区唯利、唯亲的处事准则，形成了新的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和价值信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员之间通过互相调剂劳力、互用农机具以及经验交流、技术传授等活动，传承和弘扬了我国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销售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与农村、农业以外的区域和部门的业务往来，将外界新观念、新思想输入到农村，更新了农民传统落后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新文明风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带领社员致富的榜样示范，改变了广大农民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激发了他们勤劳致富的热情和愿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化解我国农村文化建设普遍存在的资金投入不足、设施滞后等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较好地弥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缺位和失位。因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文化传承和文明进步社会职能，通过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加快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

四、村庄治理职能与农村民主政治的进步

村庄治理是指政府、乡村组织以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为了增进乡村利益和促进乡村社会发展而共同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的过程或状态［12］。村庄治理涵盖了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及农村集体经济等多重内容，关系到农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大部分村庄陷入“原子化”状态，村庄治理面临着“无人参与、无钱举办”的局面［13］。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当今，大量农村精英外出务工，根本无心参与村庄治理，这无疑制约了村庄治理水平的提高。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与监督也是村庄治理中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择手段通过骗选、贿选等手段混进村干部队伍，使村集体经济成了村干部个人及其利益集团的“敛财金库”。如广东江门古井镇某村林某、钟某两次贿赂选民，当选村干后非法转让和倒卖土地、侵吞村委款项以及郑州花园口镇申庄村原村支书侵占近16亩农地建别墅出售等事件，都是典型案例。更应警惕的是，受低俗电视、影碟中暴力情节的不良影响，不少农村地区缺少教育和缺乏判别能力的青年开始崇尚暴力，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隐患。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N·罗西瑙（Jame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虽未得到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的管理机制［14］。在村庄治理中，有许多角落和事务都是授权机构难以触及的，未得到授权的组织充当了事实上的治理主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农民家庭为基础单元，把农民整合到同一利益联盟里。利益追逐是经济主体行为的原始驱动力，利益联盟则是参与各方理性妥协、互相认同的结果。利益联盟的形成有利于避免和化解农村内部各主体间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员宣传遵纪守法，合法经营的思想，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为村庄法制建设奠定了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使村庄治理中形成了“农民、合作组织、村两委、基层政府”等多元治理主体［15］，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内生性力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通过参加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来共同管理组织事务，这本身是一种能减少个人主义和机会主义并可有效避免道德风险的关系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必将对村庄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通过设立监督机构，强化了廉洁监督和财务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让农户分享到了外部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提高了农民家庭收入，增加了农村青年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如河南灵宝市信达果业合作社不仅使社员亩均增收约3000元，户均增收约2万元，其每年开展的20余次技术培训，也使社员受益匪浅。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村庄治理，促进了农村民主政治进步。

五、农民组织化程度提升职能与农村人际关系的和谐

农民组织化是指农民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的程度，关系到农民作为一个劳动者集团的社会组织水平，反映着公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利益和权利［16］。1998年开始，我国对村民自治实行了强制性制度安排，政府与农民的庇护关系结构开始解体，农民的组织依附度逐渐走弱，组织化程度弱化态势日益明显。部分农村精英受体制排斥向城镇转移，少量留在农村的优秀人才，其收入基本与农村无关，对村民组织也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农民处于无人牵头组织的状态；市场经济的负向变迁效应使得利益至上成为决定村民行为的主要考量，许多农民奉行“无利不参与”准则；长期来的分散经营使得农民难于接受组织纪律约束，许多农民把组织章程、组织纪律当作额外负担，这些因素使得农民的人为组织的建立更加困难。在农村，“差序格局”的关系网络使亲情与婚姻成为人际交往的无形准绳，非血缘家族间相互隔阂甚至矛盾尖锐，这不利于农民自生组织的成长与发育。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是农村社会各种问题和矛盾时常出现和难以及时化解的主要原因，也导致了不同家族间、本村村民间以及本村与邻村村民间人际关系的日趋冷漠和紧张。理顺农村的人际关系，形成人人平等、团结友爱、和衷共济、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保障［17］。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构建和谐农村人际关系的有效途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了农业盈利能力，利益诱导将驱使一部分农村精英留在农村，这是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无法替代的人才资源。能人牵头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领头人大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及时有效地调解组织内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避免了村民因积怨太久而成难解冤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准则，有效地降低了农民的失信冲动、减少了欺诈与搭便车行为，增强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可靠性预期，有利于化解农民集体行动困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农民相互接触、交流和沟通的平台，农民可以经常聚一聚、聊一聊，依靠团队的智慧和力量来解决组织发展中的难题，这增强了农民的向心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必然要与外界发生业务往来，在调动与整合资源与外界频繁的动态博弈过程中，无形地将农民联结在一起，增强了农民间凝聚力。这些因素都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不可或缺的前提。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再造农村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坚实基础。事实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比较好的地方，群众纷纷反映村里的风气好了，打牌的少了，学习技术的多了，无事生非的少了，邻里关系和睦了［18］。这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追求的“乡风文明”。六、结论如图1所示，流淌基层血液和隶属村庄脉系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显著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节约农业资源、保护农村环境、创新和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农业效益、传承农村文化、促进农村文明进步、引导村庄治理、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效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人与自然共生、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建设农村精神文明、推进农村民主政治进程以及建立和谐农村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社会职能，正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意，其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极为鲜明和深刻。

作者：江维国单位：贺州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