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7:07:28

社区建设论文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1

(一)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需要。

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生问题关乎群众的“幸福”,做好民生工作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社区是社会最基本单位,能准确了解群众诉求,社区服务与广大居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联系。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与管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好维护群众利益。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基层,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为社会稳定创造基础性条件。要充分认识加强社区建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从社区开始,建立解决问题的基层机制,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积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建设也面临一些困难,在体制、理念、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制约社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影响了社区建设进程。

(一)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定位不清。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责模糊,服务功能错位,社区服务业发展比较单一,削弱了其应有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管理的边界不清,造成社区组织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职能,侵蚀了社区自治的空间,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受到很大限制。如不少地方社区建设基本上以解困济贫、解决孤寡残困人员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困难为主要内容,缺少集教育、生活、娱乐、保障等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在实现社区全方位建设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需要回归社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逐步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同时也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给我国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难题,大大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二)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社区原有基础设施较少,工作场所多是租用或借用,条件相对简陋,办公用房普遍达不到要求,不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同时,社区活动场所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民众生活的诸多要求。要保障社区的办公条件,解决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问题非常严峻。社区建设经费及办公经费短缺,也是困扰社区开展正常工作的主要问题。资金投入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和缺乏统筹规划,已影响到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建设,导致社区服务设施不全,影响社区服务和活动的开展。

(三)城乡社区服务人才十分缺乏。

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干部,社区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干部中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较高素质人才还相当缺乏。主要是缺乏激励机制,待遇低,难以吸引较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才。同时,社区中许多人力资源也没有得到发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社区建设发展的需要。社区人才队伍素质亟须提高,社区人才结构亟待优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工作能力亟待加强。

(四)城乡社区治理思路不够明晰。

由于自治理念不清,目前仍有很多社区工作负担过重,承担大量行政性工作,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在带领社区居民建设和谐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协调力。有些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这一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调动起来,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现阶段城市的社区服务已经发展到对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而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又因重视不够和受政策影响,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难以满足社会管理要求。

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社区功能定位,明确社区服务职能。

“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的任务,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从国际社区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社区建设必须依托于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为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作用,在政府部门专门设立职能管理机构,直接从政府部门中选派公务员到社区任职等,政府则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来把握社区的活动方向。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划定基层政府与社区边界,赋予社区自治功能,科学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职能,大力推进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行政推动等措施,加快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救助、就业、卫生、养老、计生、文体、教育、安全及生产生活服务,搭建面向社区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使社区居民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定向、便捷、周到的服务。加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居家养老服务等福利服务项目。要优化社区布局规模,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切实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服务条件。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在办公用房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立法来解决社区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问题。新加坡国家设有住宅发展局,早在1967年,该局就制定了“土地所有权法案”,其中规定,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组屋,每栋楼底层都不得安排住户,而是用于开设商店或娱乐室,供居民休息、娱乐和购物之用。因此,要切实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公共用房建设,将社区工作用房、服务设施和户外活动场所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专项规划,根据社区布局,在综合考虑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办公用房面积、地点、结构,配齐公共配套设施,建议可在土地出让时,将社区办公用房建造设置为前提条件,由受让方负责建造,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在保障措施上,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将社区建设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基础设施项目扶持资金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金。国外社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基金会和私人捐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占60%左右,捐助占11%,服务收费占29%。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建立多渠道的社区资金投入机制,采取共驻共建、社会支持、街道自筹等多种形式,筹措社区建设管理资金。

(三)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社区信息化不仅能显著提升社区的工作效率,而且能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服务满意度。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应加快社区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为此,要把社区信息化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信息服务网络。在社区服务上,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综合各类服务资源,建立完善社区服务行业信息平台,开设热线电话和社区服务网站,提供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水电维修、房屋工程、房产服务、法律指南、劳动结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服务信息。要大力支持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服务内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提供更加便捷的社区政务、商务服务,着力推动“平安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建立激励考核机制,稳定社区人才队伍。

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的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积极为社区人力资源提供施展空间。在干部待遇上,建议在继续强调社区干部的奉献精神的同时,应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把报酬与工作岗位、工作实绩、年终考核相挂钩,建立由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值班补贴、年终工作目标考核奖等组成的工资报酬形式,提高工资水平,以进一步激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同时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选聘一批年轻化、专业化、组织协调能力强、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热心于社区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充实社区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要积极探索城乡社区用人机制的改革,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事城乡社区工作。要大力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满足社区日益多样化、方便化和家庭化的卫生服务需求。要积极动员、广泛发动,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区居(村)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不断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促进形成强带弱、富帮贫、老帮小、我帮你、你帮我的社区和谐新风尚,使社区潜在资源都集聚到提升社区服务工作水平上。

(五)发挥社会力量,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2

社区问题包括社区环境、社区交通状况、社区配套及功能结构、社区安全和管理等方面。产生的具体问题也都是围绕这几个方面,简单列举以下这几大问题。

1.1社区环境

1)居住社区以牺牲绿化面积为代价,随意减少绿化面积、改建停车场,对已有绿化苗木没有相应的养护管理措施和方法,致使苗木大量死亡或者杂草丛生、蚊虫滋生等现象,使绿化环境变恶化环境。

2)人口的聚集、居住区密集、车辆的汇集、垃圾堆积、技术低级等原因,都使我们的居住环境在进一步的恶化。人们虽然住进了新居,但是喝不上清洁的水;虽然享受着城市的便利和舒适,但是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虽然城市的工作带来了较好的收入,但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夜晚不能够享受到彻底的安静。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等,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副产品,严重制约着城市人居环境乃至整个国家环境的健康发展。

1.2社区交通传统社区的交通组织和布局相对单一,早已不能满足现代社区的要求。

1)社区内停车位不能满足居住者的使用,随意乱停、占道停车、占用消防通道、随意圈占等现象屡见不鲜。

2)社区道路功能和等级不完善,导向性不强致使社区内交通不畅。造成社区出入不便、机非混行、交通拥堵。

3)公共交通不发达。很多社区周边的公共交通站点及设施不健全,给使用公共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

1.3社区配套及功能

1)社区内和周边没有公共空间和可供周边居民活动、健身、娱乐的场地及公园,居住者没有开放的空间可以相互交流,致使邻里关系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程度降低,使人们感到孤独、冷漠。

2)社区周边的配套服务跟不上,没有幼儿园、学校、医院、银行、邮局、超市、便利店等,给人们的居住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不能够感受到新建社区的便利,享受不到现代化生活的便利。这也是很多社区逐渐空置的主要原因。

1.4社区安全和管理社区服务管理跟不上,治安环境差、安全没有保障。新的社区建成了,但是无人管理,居住者各自为政,随意乱停乱放、随意丢弃垃圾、随意堵塞消防通道等等不文明的行为屡见不鲜。社区无人管理,最常见的是电梯无人定期检查养护、各种配套设施无人监管,导致各种人身伤害的不安全隐患增多,人们的安全感下降,心理的不安感使人们变得焦虑和抑郁。

2新的生态社区建设策略

2.1新的居住规划和建设理念新的居住环境,不是传统观念下单一的住宅环境,它应该是带有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居住环境。它应该是以居住的健康、舒适为前提的居住环境。新的居住环境,不应搬抄传统城市住宅社区的模式,应该结合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传承特色。风俗与文化其实多半沿袭的是生活方式,几代人的生活习俗,所以新的社区建设目的在于逐步稳妥的改建,而不是大张旗鼓的重建或新建。引导型的规划建设也是需要建立在文化和民居风俗的基础上的。从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出,新的生活、建设和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绿色”(绿色经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和“生态”(生态规划、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利用……)上。这就要求规划和建设者们改变传统观念与认识,把规划和建设的重心从追求城市居住空间快速的、大规模的扩张,转变为以追求提升城乡文化、建设宜人环境的高品质居住环境为目的。把绿色生态的理念贯彻应用到城镇化的规划和建设中,站在较高的起点来规划、建设和营造我们新的居住社区环境。

2.2绿色交通在社区规划布局中引入绿色交通理念,引入机非分离、慢行系统、公交换乘无缝接轨等多种交通措施。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同时依托公交系统网络的开发和完善实现绿色出行。

2.3绿色建筑

1)根据不同城镇区位关系和城镇发展定位指导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居住社区和居住建筑。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进行规划定位,科学合理的进行空间布局,同时依据新的设计标准,利用现在新技术和新方法建设出绿色、经济、节能、舒适度高的新型住宅。

2)按照生态社区的总体定位和要求,逐步实现100%绿色建筑的目标。广泛使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降低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并对资源和能源充分利用,这也是生态社区有别于传统社区的特色所在。

2.4加强社区的基础设施与综合配套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生态社区的基本保障。没有健全、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基础,就谈不到社区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生态社区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目的是让人们能够摆脱落后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享受现代化城市便捷优质的生活。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何谈现代化的生活。综合配套建设是生态社区的品质保障。完善的综合配套建设,能够很好地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提高居住社区的凝聚力和吸纳力;能够使人们享受到快捷便利的各种服务,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也能够通过综合配套建设带动和解决社区及周边地区的部分人口的就业、养老、托幼、医疗等各种社会问题。

2.5加强绿色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自然、生态、和谐的生活环境是现代人向往的生活环境。但是享受这种生活环境必须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保护现有资源和环境;二是合理的建设和利用资源;三是发展可持续发展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例如:我们日常生活的垃圾的分类处置,各种废弃物的回收与再利用,通过科学、绿色、生态的手段来改善社区环境中的空气质量、饮用水环境、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都是营造健康社区环境的方法和手段。

2.6加强服务与管理,实现综合服务与自我管理的有机结合想让环境更好的服务于人,首先得实现对居住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科学管理。管理好人和环境才能使之服务于人和环境。能够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力度,是提高居住社区环境综合素质的前提。

3结语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3

第一,访谈法。根据访谈提纲对社工进行结构式访谈,向社工站负责人了解社工站基本情况、运行现状;与专业社工人员了解其日常工作内容及在工作中如何发挥专业性、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希望得到什么帮助等;向社区居民了解对社工站的满意情况及评价,是否促进社区建设等。第二,参与式观察法。与社工一起开展活动,参与到工作中观察社工是如何开展服务,观察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事务中的积极性,是否配合专业社工等。第三,文献调查法。查阅、整理大量资料,对学者研究进行二次分析,对专业社工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有关内容作文献分析。

二、社区建设及其社工状况——以X社区社工站为例

工作站专职社工及实习生等工作人员在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初步预估之后,结合本机构服务宗旨,自成立以来为促进社区建设开展了以下内容的服务:

(一)提供个案服务,倾听居民内心烦恼

社工主要以企业中的单个员工为服务对象,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通过专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强和发展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社工站面对的群体主要是企业员工,工作压力大是这一群体的普遍特征。社工经常接触到的是情绪波动较大、内心苦闷的案主,为他们提供个案服务,疏导情绪是十分必要的。

(二)开展小组活动,促进居民行为改变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活动的开展为小组成员提供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身的成长,获得行为的改变,协调各类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发展。工作站针对社区居民实际情况曾开展过自信心提升小组,“化解压力、轻松生活”,“战胜缺陷,面对生活”等小组活动。在小组活动中,社工带领组员参与小组活动,在富有启发的活动中获得行为及态度的改变。

(三)策划社区活动,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

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内开展“提高社区福利、促进社区和社会协调发展”等社会服务或社会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互助关怀、彼此互济的美德;促进社区进步和增强社区凝聚力。工作站成立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艾滋病宣传日活动、情系五月感恩母亲活动、复古儿童节社区活动、社交礼仪培训活动等其他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四)开设社工学校,提高社区学生学习、生活技能

社工站成立了“四点半社工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半辅导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学习,每个年级配备一至两名社工。辅导内容包括完成当天家庭作业,空闲时间则额外布置其他作业。根据每位小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进度施以不同的教学。同时,为全面提高小学生素质,社工学校开设了手绘工作坊、家务工作坊、亲子工作坊等,培养小学生兴趣爱好,处理不良亲子关系,为小学生营造幸福快乐的成长环境。

(五)实施社会调研,为政府出谋献策

社工在开展本机构服务项目的同时,也承接政府部门的社会调研项目。为将要推行的政策作前期调查,预估受惠人群及需要哪些部门参与执行。后期调查评估整个政策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群众反响如何,实施过程中有哪些不足等,形成调研报告反馈给政府。

三、专业社工促进社区建设时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职能进一步深入,社工在开展社区服务时亦遇到了来自社工本身、社区、政府等多方面的困难,阻碍了专业社工作用的发挥。

(一)专业社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仅具备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理论方面的知识,还应具备处理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熟练运用专业技巧。专业社工本身能力与服务效果直接相关,尤其是与特殊对象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接触时,良好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造成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有: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发展不充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教育设置不完善。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总体上是“重理论,轻实践”,多引进西方成熟和先进的理论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是一个实务性极强的专业,由于社会工作机构相对缺乏和发展不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操作机会较少,缺乏实战演练的平台,尤其是在社会工作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职业社工集体表现出经验不足和实务性不强。第二,社工接受的专业培训有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从事社会工作后,很少再有其他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社工很大程度是靠自己的摸索来吸取教训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机构大多是非营利性质,经费有限。除用于服务项目的开支,很少有结余用来给专业社工提供技能培训。机构间亦缺乏互相交流和共同进步的意识。种种原因导致专业社工自身素质不高,直接制约着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服务质量。

(二)社会认知度低,难以顺利开展服务

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只在部分地区的社区服务、社区救助等领域中较为普遍开展,大部分公众对其缺乏正确的认知,甚至将其与传统的行政工作联系在一起①。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居民的不了解、不认同。由于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不甚了解,造成居民对社会工作者的不信任。专业社工最初在社区开展社区服务,当涉及居民个人隐私如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和家庭状况时,大多居民要么认为社工是骗子,骗取居民钱财;要么以为社工是做推销传销,害怕上当。大多数居民会表现出自卫、抵触心理,对社工的介入较为反感和不信任。因此,社工融入到某个社区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社工耐心真诚地与居民相处,让社区居民了解社会工作,信任社会工作者,以利于服务的开展。

(三)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难度大

首先,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低。社区参与即社区成员广泛地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了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也是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②。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是当家做主和主人翁意识的体现,但现实中社区居民参与情况差强人意。城市社区居民流动性大,异质性强,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是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较为淡薄,社区认同感低,容易产生“社区冷漠”的文化现象③。其次,社区居民参与内容简单,多是社区文娱体育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少④。居民大多只对文体娱乐活动感兴趣,对于社区管理和决策则不上心,认为不关自己的事,习惯依赖于社区居委会等行政组织。再次,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意识制约社区居民参与。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承担着家庭责任。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荣辱兴衰才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家庭利益与居民息息相关,而社区利益大多居民则不太关心。长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令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产生依赖,凡事依靠居委会解决,居民自主性极低。

(四)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限制社工发展

社会工作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它的发展要靠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策照顾不够。政府为加大社会工作发展会出台一些有利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发展的政策,目的是从宏观上给予社会工作政策照顾。但有些制度具有表面性、宏观性和空泛性,全国各地区操作起来面临的具体问题都不尽相同,这需要每个地区因地制宜,结合自己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本地区适用的政策。现今对于社会工作者薪资待遇政策尤其重要,社会工作行业呼吁建立等同公务员薪酬福利体制,以提高社工积极性,吸引更多人从事社工。

2.资金保障不足。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资金来源少、筹资面窄的问题⑤。社工机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购买服务以及少部分的社会捐助。专业社工在社区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资金充足紧密相连。大多数社工都反映开展一个服务项目时间长、见效慢、变数大。专业社工不是医生,不可能立竿见影就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是通过在长期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行为,促使其行为改变。目前政府对社会工作还处在一个观望阶段,需要专业社工做出成绩来证明政府的投资是有效的,能给群众带来益处的,这对社工的考验相当严峻。

3.资源链接不到位。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不是单打独斗,往往是以小组或是团队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在日常工作中,尤其重视与民政系统、街道及群团组织等主要社会工作部门的沟通协调⑥。同时,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以及志愿者义工队伍都是可利用资源。然而政府在资源链接中的角色不明显。民政系统、街道社区居委会以其管理者的身份面对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他们不愿意配合社工或是提供所需资源,专业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显得捉襟见肘。此外,民政部门购买服务招标的形式令机构团体间存在竞争,民间社工机构团体呈单独发展趋势,缺乏强强联合的合作精神。

四、改善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高校和社工机构: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培训

职业社工应是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的本、专科学生,接受社会工作系统教育,考取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从源头把关,避免半路出家的业余工作者影响整体质量。

1.高校多层次培养专业社工高校培养的对象要进行层次分工,注重不同层次的培养要有相应针对性⑦。如专科生侧重技能和应用的培养,本科生侧重理论与实践综合培养。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极强的学科,因实习条件限制,大多学生缺乏实地带领小组、开展个案服务和社区活动的经验,场景模拟代替了实地演练。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最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时会表现出惊慌失措,发现实际与案主接触时与书本理论知识完全不一样。高校在分层次培养专业社工时也应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

2.社工机构间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社工机构应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输送内陆地区缺乏实践经验的社工到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将成熟的工作模式带到内陆。每一位专业社工应有自己的专长领域,每个领域的工作手法和服务对象大不相同,把“一锅捞”大杂烩式的社会工作细分化、专业化,每位专业社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开创出新天地。不同社工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把每个领域的专业社工定期组织起来交流,互相学习经验,并共同开展服务项目,把专业化的服务带给社区居民。

(二)社工站: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

社工站进驻到社区中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出现的,在社会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社工站应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每次活动应及时在社区公告栏和网站进行张贴宣传,告诉居民社工站又做了什么,了解社工站动态。除为特殊群体开展服务项目以外,在“3.15消费者日”、母亲节、儿童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全民教育和娱乐性活动,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愉悦身心的同时增强社区凝聚力,亦可借机宣传社会工作者。每次外出活动社工应统一着装,佩戴勋章或帽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宣传。社工站发挥社工影响力多以传递正能量为主,树立积极向上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此外,社工站可在社区内部招募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活动、社区照顾中,并在社区居民间口口相传。

(三)社工:工作方式多样化,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对于社区建设至关重要。一个社区建设优良的社区,应该是居民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一致对外;社区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卫生文明。要达到这些目标关键是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促进社区发展。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应转变工作方法,变被动为主动。与社区居委会合作,逐步把社区管理职能下放给居民和社区组织,选拔社区领袖,充分利用业主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社工除负责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之外,可号召居民成立各种服务大队。如绿化大队、保安大队、行政大队、外联大队、爱心服务大队等,居民按照自己特长和喜好加入到服务大队中,推选大队长和小组长,让居民担任职务,强化责任感。每月一次评比,表彰工作开展好、居民表现积极的大队,增加居民荣誉感,对社区事务更尽职尽责,改变以往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创新工作方法,把社区利益与居民利益联结起来,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促进社区建设。

(四)政府: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4

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管理机制逐渐形成规范,硬件设施也趋于完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市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管理和建设。但我市关于新型社区的建设方面同沿海省市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社区服务机制的起步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关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偏低

由于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人们对社区的含义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还处在较浅的认识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2]所以在社区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明显的行政化,政府制定的社区计划和任务,忽略了每个社区的特殊情况,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自上而下的执行;而所谓的“居委会大妈”,一般是在一个社区内工作工作了几年,还有的甚至超过十年,他们对社区工作的运作相当熟悉,对社区内家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处理更是得心应手。但至于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等问题大都知之甚少。例如,在处理一起家庭矛盾时,他往往会把当事人双方看做是社区居民或邻居来处理,而不是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把他们作为案主来对待,也不能运用“同理心”、“优势视角”等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鼓励案主潜能来化解矛盾。

2.社区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社区内的服务和活动渐渐趋于完善,包括针对全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分类,但在实际的社区服务和福利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前期需求调查阶段,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虽然社区服务已开始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但在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时的针对性仍然不足,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次,社区服务的分配方式有待优化。在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社区服务的分配大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但却缺乏灵活性,使得一些服务需求较大的社区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一些服务需求较小的社区居民则接受了过量的服务,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

3.社区文化建设薄弱,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较为淡薄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社会生活影响社区管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使得居民主要依赖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对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居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愿较低。近年来,由于社区宣传力度加大、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方向路线、社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规模依旧处在较低水平。

二、形成当前问题的原因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构成方面。目前,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大多在30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而政府在近几年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能受到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则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国内仅有十余年,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倾向于经济发达、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新疆,地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除非是家在新疆,或者待遇十分优厚,一般的毕业生大都不会把新疆作为首选。这几年社区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在总数上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于拥有专业社会工作师资历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其次,社区的管理体制方面。在我国,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久以来,行政性的社区管理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近些年政府下放权力,倡导社区自理、居民自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压力。但之前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消除,在个别社区还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现象;在社区管理上,没有在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细分不足,在服务项目的开展上缺乏灵活性,使福利和资源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最后,社区活动开展方面。就目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仍然以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应由政府全权负责,而并不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管理与建设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单一和宣传力度的不足,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而参与社区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通常是在社区工作者的劝说下被动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参与的内容主要是偏娱乐性的,对社区的未来路线、服务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基本毫不关心。

三、克拉玛依市(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要路径

1.注重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期组织社区人员培训

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一直以来的机制是,政府带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发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完成福利发放、教育宣传等任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制。应转变为把社区工作内容以服务的方式落实,突出服务于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工作重心,构建居民服务型社区,不能只注重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忽略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标准等未来建设路线。首先,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管理理念,把社区的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做好社区服务项目的规划工作;实现服务机构和网络的配套实行,为社区居民能够顺利参与管理提供便利渠道,体现社区自治管理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社区管理,其实就是社区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事项的执行、分配是否达到居民成员平等和享受要求的管理。社区内居民、市场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区成员以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民主管理的网络,共同处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3]其次,通过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和社区工作基本方法的掌握。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思想,使其认识到社区工作是一种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服务型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行政式的管理;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素质。主要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院校、地方党校以及民政系统院校和培训中心等各种资源,通过拥有专业资格社会工作师培训和远程函授自学等方式,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稳定提高。

2.细化社区服务项目及对象,保障资源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常温饱问题后,逐渐体现出对多样化、多层次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已不能仅仅保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水平上,社区服务的范围也应该逐渐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文化娱乐服务、老年服务,还包括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内容。注重社区老年娱乐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充实社区服务内涵,要围绕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广泛化的定位拓宽社区服务领域”。[4]同时,根据社区内实际情况,将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细化,尽量使服务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3.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民主参与意识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安全社区;安全社区建设;持续推进

为了预防和减少公共社区各类伤害,2002年3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引进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安全社区理念,以期通过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安全预防,提高社区人员安全素质,增加其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事故灾害预防和应急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安全健康工作已从传统的部门、行业、单个组织和个人预防发展到社区、城市、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事故预防已从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预防扩大到家居安全、学校安全、运动休闲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和青少年安全、自杀和自残预防等方面的全过程之中。安全社区建设、安全促进等概念已成为事故预防的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方兴未艾,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区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社区建制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文化背景和全民素质不同,安全社区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着差异。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社区,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目前我国社区的现状

1、普及覆盖率低。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社会生存环境、安全生产状况也不尽相同,目前安全社区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广大农村和乡镇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

2、社区资源短缺。安全社区作为新生事物,社区内的社会资源几乎没有积累,大量的经济组织、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组织与所在的社区仍然存在游离状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出现安全社区建设中“供不应求”的现象。

3、社区资金缺少保证。创建安全社区投入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阶段社区发展所需资金来源“底气不足”。一是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还没有成为政府财政体制性的安排,没有用于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二是社区筹集资金渠道狭窄,外部筹集和获得的资金很少,资金来源不足。三是企业型社区主要依靠企业的经营状况来投入,资金来源不稳定。

4、居民参与不高。不少居民认为,社区工作是街道、居委会的事情,与己无关,对单位的依赖性很强,对社区的依存关系较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和参与意识。社区活动主体还传统地依赖老年人、病残、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造成居民向心力不足,对社区认可程度不高,远没有成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5、安全理念狭义。在居民的观念中“安全”的重点主要是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家居安全、儿童安全等内容。“大安全”观念淡薄,还有待于提高。

6、社工素质参差不齐。社区建制起源或等同于居委会或家委会,其职能大多沿用传统的调解邻里纠纷、计划生育、卫生管理等内容,随着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高度扩充和膨胀,原有的社区工作者难以胜任安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出现人员资源短缺的现象。

7、社区管理经验缺乏。社区目前大多处在服务功能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涉及到健康与安全的内容尚未规范化,缺乏安全管理经验,工作职能的扩大和膨胀,使原有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及时适应安全社区建设的要求。

二、持续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1、安全社区标准应中国本土化。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按照分批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安全社区建设思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社区、村作为安全社区建设的试点,使安全社区建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面。

2、完善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支持、社区牵头、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多元组织网络架框,明确各方面在安全社区中的责任,紧紧围绕“安全、健康、和谐、发展”的主题,以降低伤害、事故为目的,建立项目实施小组,抓好安全促进项目的组织策划与管理设施,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

3、整合内外资源。大力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团体以及中介组织,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合理运用社区中的安全文化的带头人和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找准社区安全工作中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以“共享”促“共建”,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区安全工作,形成推进社区安全的强大合力。公务员之家

4、扩展社区功能。扩大社区管理服务的范围和深度,安全管理和服务理念不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问题,还要将安全和服务的意义延伸至生命、科学、法制、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广泛意义之中,纳入构建和谐社区和维护稳定的总体工作中。依托社区平台,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促进社区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满足社区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居民的安全需求。

5、加强队伍建设。随着安全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来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行,因此优化人才配置,广开用人渠道,吸收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管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工作骨干,凝聚集体的力量,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改变传统社区概念中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同时要注重社区工作者理论和实务能力的培训,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水平,做到人尽其才、人尽起用。

6、加大宣传力度。安全宣传教育要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社区安全宣传培训活动,大力开展社区性的卫生、安全、健康、教育、法制、文艺等活动,引导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通过文化主导行为,行为主导态度,态度决定结果,用多种形式影响人、转变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的养成,提高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6

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远没有实现均等化。以社会保障为例,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大滞后于城市。城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建设起步早,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而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例如,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完善,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定型;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城市建立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各种社会救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直到2007年才在全国建立,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并将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作为保障的重点对象。并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保障范围及保障程度仍远远低于城市。截至2006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城市为2240.1万人,农村为1593.1万人,城市比农村多647万人;城市最低生活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69.6元和83.6元,分别是农村的2.39倍和2.42倍。居民收入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0: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为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更是达到了3.33:1。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占人口比例较大农村人口享受的教育资源,比城市享受的教育资源要少得多:《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5》显示,全国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乡之比分别为1.4:1和1.3:1。医疗卫生方面,从总量上看,城乡差距突出表现在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享有25%的公共卫生资源;从人均水平看,1990--2005年期问,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2005年,中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662.3元。其中,城市为1122.8元,农村为318.5元,城市为农村的3.53倍。依据《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农村居民预期寿命比城市居民低6岁。其他如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就业培训等方面情况大致相同。由此看来,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差距悬殊。

导致城市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的原因较多,根本是历史和体制原因,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了“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方针,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由财政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则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的原则。城乡二元结构在此背景下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一方面造成了城乡基本建设上的差距,另一方面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这一现象与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效解决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初步打破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弱化和边缘化状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诸城市在发展中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优先保障广大农民最急需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做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都极富借鉴意义。

二、农村社区建设有力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城乡一体化指城乡在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等几个方面基本实现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政向农村倾斜,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促成了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别是除经济差别外城乡差距的另一重要体现。城市中公共服务资源相对集中,相比之下,农村的公共服务则相对稀缺。推行农村社区建设,是改善这一状况,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诸城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村”的方针,将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社区集中,将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社区倾斜,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诸城市将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生态环境管理一体化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将社区的规划、管理纳入全市总体布局,提高了农村的城市化水平,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构筑了坚实的桥梁。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诸城市较早实行了农业产业化政策,建成了具有现代化特色的企业带、产业圈。当前农村社区在发展中主动配合企业发展,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成技术型人才,解决了城乡企业带建设当中人才短缺问题;另一方面,为农业企业发展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大提高了企业集约化生产经营水平。诸城市农村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为当地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诸城一站式的农村社区服务,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点。诸城市以社区建设为契机,采取社区服务的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政府公共服务,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目标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了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汇集,充分发挥辐射效应,逐步构筑起中心城区、城区副中心、重点镇、中心村为框架,优势带动弱势、强弱互助、密切联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三、农村社区建设强化了基层政府的服务形象

基层政府是国家行政直接与普通民众相联系的纽带,基层政府的工作状况直接影响着人民对国家的态度。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陆续进行了多次政府改革,政府职能、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力变革。当前政府改革不仅需要具体制度、方式的革新。更需要管理理念的更新,因为理念因素会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模式和制度等方面的设计,从而进一步关系到政府管理的成效。

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促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形象起到重大作用。近几年,诸城市顺应政府改革精简机构、理顺职能、提高效率的趋势,加大行政区划调整力度,分批次将原来的23处乡镇(街道)撤并为13处,将近千名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从基层政府剥离。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消化和转移了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富余人员,对顺利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将基层政府的触角深入农村、农民之中,扩大了基层政府的服务范围,使民众对政府服务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和更真切的体验。通过为群众提供无围墙开放式的全方位公共服务,既简化了办事程序、节约了办事成本,又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树立了基层政府服务民众的良好形象。

农村社区作为乡镇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与所服务的村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其实际上分担了政府的行政压力,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各行政部门依托农村社区,大力开展各自领域的工作,并不断创新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效率。公安系统通过在社区设立警务室,把警力延伸到农村社区化服务第一线,掌握了农村治安工作的主动权,通过开展交通管理、消防宣传、安全防范等活动,大大降低了农村治安案件发生率,使农村治安状况大为改善。宣传部门以农村社区为阵地,开展公共文化工程、精神文明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了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组织部门在社区着力创新基层党建,在208个农村社区建起社区党总支(党委),有效填补了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空白点,实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这极大地拓展了社区党组织的社会工作职能,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社区服务能力,巩固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全市其他各部门也坚持深入农村、服务农民的原则,借助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这使得政府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四、结语

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农村生活状态的改善是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重要环节。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建设为实质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和探索。其模式和成果证明,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创新,是当前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7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区的概念逐渐获得官方的认可,社区服务的概念逐渐被引入,90年代初,社区建设的概念逐渐取代社区服务,全国开始广泛的社区建设活动,1998年民政部选择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社区建设的探索,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文件,正式确立全国的社区建设与发展。当前的社区是“聚集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基础组织,承担着组织内的居民管理与服务的职能,对于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区建设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意义

社区是城市化建设的可操作单位,和谐社会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而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具体操作单位。社区具有一定限度的区域范围,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等多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对于政策的落实、社会保障的发展以及社会规范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社区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区的自治与稳定对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和谐社会发展而言,社区承担着政策落实与基层群众服务的双重任务,通过对社区内的居民进行组织服务,能够尽早地解决社区居民的问题,减少矛盾与冲突,加强社区规范建设,建立社区警务室,能够构建群防群治的社区防治氛围,提升社区的稳定性。当前我国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阶段,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社区内居民存在着多种矛盾,群发性事件发生率逐渐提升,社区承担着维护社区内稳定的功能,通过良好的社区服务,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服务、缓解现有矛盾、对于不稳定因素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避免矛盾扩大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以社区为依托,建立健全民意汇集以及分析机制,做好政策落实,缓解社区矛盾,维护社区稳定。

2.社区自治是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石

社区民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发展而言,为了推动社会民主化建设,需要加强社区自治,大力推进社区民主化建设。新型社区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区建设与发展而言,社区自治化能够为基层民主提供依据,加强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自我监督,能够发挥社区的自治功能,加强社区的服务功能,为基层民主实践提供载体。社区自治化进程是社会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的自治化管理,能够确保各项民主权利得到落实管理,为和谐社区发展提供民主氛围。

3.社区文化建设对于和谐社会文化发展具有推进作用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社区类型与居民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在职业、收入、教育程度以及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异明显扩大,城市化对于城市人际关系造成影响,导致相应的社区关系冷淡。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重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缓解社区内的矛盾,使社区居民能够形成稳定的人际关系,提升社区稳定度。社区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社会建设与发展而言,社区文化建设能够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感情,通过构建丰富社区文化,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增进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形成融洽的社区氛围。

4.完善社区服务是和谐社会民生建设的现实路径

社区服务对于民生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区的保障功能包括政府保障的运行、保险政策的落实,同时包括为社区居民提供职业介绍与服务,发挥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通过社区的保障功能,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稳定的服务,及时了解群众意见,为完善社会民生建设与发展提供依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需求逐渐增多,传统的街道服务不能够满足当前城市居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社区服务,能够形成“企业抓生产、社区抓生活”的社区服务格局,从而为社会的民生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管理。当前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小型化、妇女职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加强社区的服务管理,将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服务的主体,构建社区居民保障体系,满足多方面的居民需求,从而增强社区的凝聚力与吸引力,保障民生政策落到实处。

三、多元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

“和而不同”是中国哲人所追求的境界,但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境界,当前社会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是保证“和而不同”,确保社会具有充分的包容性,形成互相尊重的社会氛围。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以单一化的主体为特征的治理结构,该阶段表现出对多元化的压制,但是工业化的发展通过技术剔除社会的差异性,从而构建同一性的社会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以及多极化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后工业化时代,单一主体的结构逐渐被打破,多元化的利益要求与多元化的组织结构要求以合作普遍的社会自治进行管理,同时要求社会居民具有包容个性、追求个性,从而对多元化社会进行治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长的必要结果,同时多元化会促进社会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推进社会朝合理化发展,从社会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提升社会治理的稳定性,通过多元主体与政府干预模式相结合,保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共同发展,从而提升居民之主权,将治理主体转变为责任主体,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也就在结构上获得了公共性、灵活性,并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治理体系。

四、多元主体的社区建设新模式的实施机制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8

(一)加强社区建设,推进县镇城市化进程,是解决留守儿童社会化的根本之策

社区发展的趋势是城市化。通过社区建设,推进农村县镇城市化,就地或就近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该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经济持久发展的动力。但多年来,我们重视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对小城市包括县城、小镇关注力度不够。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2000多个县、3万多个乡镇的城市化,没有2亿农民工的市民化,我国城市化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留守儿童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致使农村经济长期滞后,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改善。在城市巨大的引力面前,农村社区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离开赖以生活的家园,远赴异乡打工,却将自己未成年的孩子留置在家中。因此,推进县镇城市化,就近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发展农村社区经济,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增强乡村社区就业能力是县镇城市化的基础,也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前提。在农业投入方面,我国已实现了政策取向的重大改变,即由“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改变。“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了政策和制度的保证。但是,“民工潮”、“留守儿童”、“空心村”等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说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须重新评估和设计。在社区层面,地方政府应当并且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发展社区经济和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创造乡村社区人口就业机会。例如,地方政府通过吸引外资和企业,为乡村社区年轻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获得可观的收入。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优惠,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本区外出人员回乡创业。地方政府还可以出台规定,为社区低收入家庭提供小额低息贷款,鼓励其自主创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

(二)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区公共服务水平,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

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政府有强大的财力作支撑,能够有效保证在基础教育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事实上,我国政府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有时甚至是唯一的供给者,为满足居民基本的生产、生活和发展的需求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近年来,政府在城市社区公共设施方面加大了投入,例如图书馆、公园、文体康健中心、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为城市社区居民及社会组织提供了生产、生活、发展和娱乐等活动的大量基础性服务,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但是,政府对乡村社区、对乡村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这些领域投入却明显不足。笔者认为,政府应提高认识,改变观念,真正落实中央政府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加大对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责任,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村留守儿童同其它未成年人一样具有要求各级政府提供适合未成年人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场所和设施;有要求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动物园、公园等场所对其优惠开放等诸多权利。因此,地方政府应当千方百计加大投入,建设电影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体活动场所等公共文化设施,并积极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社区组织及活动提供必要的设施、场地和经费,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另外,政府应通过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居民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要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监督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社会保障工作并加强监督。

(三)加强社区建设,强化行政监管和行政立法,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的社区环境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有相当部分乡村社区文化环境不佳,主要表现为:封建迷信、打牌普遍,充斥色情暴力内容的书刊杂志、文化演出等文化垃圾下乡,营利性的网吧、录像厅、歌舞厅、电子游戏厅向未成年人敞开等等,致使缺乏监管的留守儿童受到严重影响。加强监管、优化社区环境,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和完善针对特定场所或产品的行政监管立法,为政府加强对各类视听读物、娱乐场所及其他社会环境的管理和合理引导提供法律依据。通过制定和完善行政监管程序和责任立法,明确工商、公安、卫生、民政、司法、文化、出版、教育等机构各自的权限范围和法律责任,规范政府行为,减少其职权行使中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促进政府各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打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力度。地方政府还应当加强行政执法,强化政府责任,严厉制裁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行为,使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的保护真正落实到位。

二、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区组织和居民在解决留守儿童社会化问题中的主体作用

(一)整合社区资源,成立关爱留守儿童专门委员会

成立由社区牵头,村委会、少工委、妇联、学校、派出所、民政等部门或系统参加的关爱留守儿童专门委员会。笔者认为,这个委员会应是一个常设机构,要有场地、经费、人员,有章程、规范,对委员会的职责范围、经费使用、工作考核及监督等要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在经费问题上,社区应根据当地留守儿童的实际情况,有相应的财政预算,并尽力争取上一级财政支持。设立关爱留守儿童账户,吸58云梦学刊2014年纳社区内各种善款和捐助等。在人员配备问题上,上述部门或单位可以抽派人员,并采取轮岗的形式。委员会在岗人员要经常深入社区、学校、留守儿童家庭和外出务工人员当中进行调研,全面了解和掌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建立专门档案,实行分类管理,全面、动态地把握“留守儿童”的情况。在委员会之下,成立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以关爱留守儿童,促进其健康成长为目的,开展代管、娱乐、游戏、教育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二)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

优良的社区文化环境是儿童健康成长的基础环境。然而,“民工潮”、“空心村”的背后,标示的是社区文化的衰败。因此,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优化留守儿童成长环境,十分必要。具体的做法包括:一是开展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建设。以村镇、社区为依托,经常性地开展多种传统、健康、高雅的活动,如春节团拜、元宵灯会、端午赛舟、中秋赏月、看社戏、武术健身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能满足留守儿童娱乐的需要,而且还通过渲泄和补偿等方式,调适其心理和生活,陶冶其情操,让他们绽开笑脸,忘却不快,健康成长。二是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特别是那些无工打、无学上,整天在村头、网吧游逛的儿童开展理想教育、法制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升他们的素质。三是加强对农村社区环境的整治,主要是开展针对网吧、录相厅、游戏厅、歌舞厅的整治工作,净化农村社区空气,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营造积极、健康、文明的环境。

(三)社会组织、企业和居民积极行动,开展针对该群体的优质又具体的公共服务

在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中,政府、社会组织和团体、企业、居民均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从国际的经验来看,“政府主要是制定法律法规、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维护社区发展的宏观环境。社会组织是社区建设和社区事务的主体;居民或者通过社会组织或者以个体的方式参与社区事务;企业在社区的活动有两种,一是承担社会责任,诸如保护所在社区的生态环境,鼓励员工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如社区捐赠钱物,支持社区建设;二是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2]我国乡村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较为淡薄,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是制度的原因。2011年12月,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了《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表示我国将推进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创新,建立政府资助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项目。社会组织进入人们的生活、生产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自助、互助服务,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将成为今后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依据,也将成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促进该群体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乡村社区企业和企业家在社区建设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公益设施、福利项目建设,比如修桥建路、扶贫济困、助学敬老等诸多方面。但是这些活动往往源于偶发性的善举,而非出于深厚的公益精神的文化积淀和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意识。当社区出现大规模的留守儿童群体,该群体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存在时,社区企业和企业家开展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支持不多,影响微弱。因此,在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大力宣传社区组织、企业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培育企业、组织和公民的志愿精神、公益精神,并通过深化改革,为企业、组织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制度保障和财政支持。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亦将有利于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我国乡村社区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但是基于血缘或自然情感形成的社区或村落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重传统、重情感,互敬互爱、守望相助。社区应鼓励居民参与各种活动,特别是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创建和谐社区的活动中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个安全、文明、温馨的大家庭。

三、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父母和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作用

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及伴随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化问题,是我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它的出现有特定的历史背景,有与之相应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及价值观念,是在发展过程中产生,需要通过发展来根本解决的社会问题。所以,笔者认为应切实加强社区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区组织、群体的主体作用,改造产生该问题的结构性因素,改变留守儿童父母难以克服的经济与社会困境。但并不意味着留守儿童父母及自身就可以置身事外。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父母及留守儿童自身的主动性是化不利为有利,促进个体健康成长的积极因素。

(一)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留守儿童父母职业技能和教育文化素养的提高

一是留守儿童父母应积极参加各种职业培训,提高就业层次,改变生活境况。二是参加社区、学校及机构组织的亲子教育、心理学等的教育培训。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及相关知识。笔者认为留守儿童父母观念的转变,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和义务的认识至关重要。提高生活质量、储备教育资金即挣钱重要,还是孩子的教育、健康成长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多的父母纠结、矛盾,经过反复权衡后,往往选择前者。还有不少父母认为孩子只要吃饱穿暖、有居所,有人照看就行,至于教育的责任则全推给学校和老师。因此,留守儿童父母应转变观念,确立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将符合天道人伦的关爱、养育子女的责任真正担负起来。只有这样,父母才会想方设法与孩子在一起。如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如必须外出,则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将子女带在身边;如确实无法带到身边的,增加联系的方法,强化联系的纽带,尽可能地满足子女在生活、学习、情感等诸多方面的需求。当然,观念的改变、认识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留守儿童父母可以通过读书、读报,参加社区组织的继续教育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家长学校、家长会等形式来提高文化修养和理论认识,提升在抚养和教育子女等方面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与素质。三是父母应当合理选择临时监护人。应慎重考虑被委托人是否具备监护能力,如身体、经济、思想品德状况等,选择熟悉孩子、有爱心的、能给孩子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能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监护人,尽可能保证家庭结构的相对完整。四是临时监护人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监护责任,包括对孩子的照顾、关爱和教育。要努力创建良好的家庭氛围,通过家庭内部良好的人际互动,使留守儿童生活在具有浓浓爱意的家庭里。要改变放任或溺爱的教养方式,加强对留守儿童学习、交友、娱乐的监督与控制,促使其形成良好的品行、习惯,具备较好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

(二)留守儿童自身应积极参加社区建设,化被动为主动,化逆境为顺境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9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但大多数中小城市经济力量较弱,发展水平不高。“这已经成为影响中小城市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的瓶颈之一,也是影响宏观社区建设整体推进的拦路虎。”“社区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涉及内容很多,大到社会层面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小到区域层面的区位特征、区域公共政策,都是制约社区生活开展的重要因素”。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包括政策与经济两方面。一方面,政策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政策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政策、人事政策、社区政策。这些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区建设的发展。社区的基础设施、管理与服务都受到政策所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制约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主要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中小城市社区物质文明建设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越雄厚,城市社区设施建设的硬件水平就越高。中小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也受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因此,有必要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纳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中,重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二、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难题与源由

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主要面临建设发展不均、投入不足、法规缺乏、居民参与意识薄弱四方面问题。首先,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发展不够均衡。中小城市的地方领导对社区建设认识不足,个别社区建设长期滞后。中小城市的社区建设规模大小不一,新建社区基础薄弱,资源条件较差。城市社区建设进展速度有快有慢,城市化进程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进展速度。其次,中小城市社区投入普遍不足。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而中小城市政府对于城市社区建设不够重视。中小城市政府主要重视经济的效益,而忽视了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目前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总体资金投入不足,社区工作开展难度很大。再次,中小城市对于社区建设的法规缺乏。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缺乏配套措施和监督机制,社区建设工作开展没有法律依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与社区发展目标未能有效整合,社区居民只关心与自己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结果在社区建设中就经常出现这样的事情,即政府和社区热中的却不是居民希望的,甚至两者时常尖锐冲突”而这些问题,由于中小城市社区建设法规缺乏,社区也无力去解决,从而影响社区建设发展。最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参与意识薄弱。“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社区居民的广泛自愿的参与和介入,包括社会参与、经济参与、政治参与和文化参与”。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缺乏参与意识,中小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仍停留政府主导位置。中小城市社区居民在城市社区管理中被边缘化,社区非自治组织,这影响中小城市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

三、中小城市社区建设的可行途径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10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社区的定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甚至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本身起源于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定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农村社区重建的话,那么这种重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就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建设的对象,那岂不是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大多是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村民小组。江西的实践操作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青岛的实践操作者虽然也定位于自然村,但考虑到青岛市所属五个县级市共有5651个自然村,设置5450个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设置一个村民委员会,因此也可以说青岛的实际定位是行政村。农村社区建设的另一个典型——湖北姊归,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

与上述观点和操作着力点不同,笔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可以定位于:它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个定义指出:

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在中国,行政村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的自然村,本身设立村委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自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是村落较小,由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自治区域。

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这是由于两个理由:⑴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经使得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发散性、通开性,密切了与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⑵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担当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也面临着自身体制改革和工作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乡镇党委与政府的行为,极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因此,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乡政”与“村治”不可分,“乡村治理”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离开乡镇党委和政府,离开较之行政村更大的地域范围,去谈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不现实的。

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层次也是自然村。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色彩更浓、比较分散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可以并且应当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这一层次。

自然村可以说是“原生形态”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可以说是“现实形态”的农村社区,而乡镇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发展形态”的农村社区。这里特别要注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要把村民自治权利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于明确地划分。在社区意义上,如果将乡镇社区概念导入,既符合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也会促使乡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如乡镇直选。当乡镇实现了较真实的直选,改变了乡镇领导的授权方式,将会使其更加融入农村社区。在那个时候,“乡政村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一般地说,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关注重点,应当是行政村。行政村是一个学者们感情复杂的对象,“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它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iv]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时,大多过于偏爱自然村,这也许有很多道理。但本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也已经不是费孝通写的那种“乡土中国”了,虽然行政村带有过多行政色彩,也有过重的历史痕迹,但它已经形成一个农村治理的现实格局,并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尽管它有一些弊端,但我们尚看不出这种格局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政村已经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格局,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打破了原来的自然村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过分割裂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是不恰当的。行政村的存在,虽然是解体后国家干预的一个结果,但也必然有其自然条件的依据,甚至也是农民的一种认同。农民将行政村往往称为“大队”,绝不仅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其实也包括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认同。

同时,这个定位的一个好处是与现行村委会自治区域吻合,并与体制内资源对接。中国农村发展历来不能与基层政区的划分脱节,否认农村社区的范围与基层政区的重合,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与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村委会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有了现成的组织机构资源,便于与国家的政策(如农村医保、救济)、乡镇的指导和村民小组的活动对接。另一个好处是行政村有较大的建设容量,在进行有关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时,会具备起码的规模,形成更好的效益。

另外,因为社区建设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税费免征改革等而导致的村两委会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农村社区建设一致的。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着力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农民等合作上的事了。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农村社区建设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由行政职能为主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为主、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小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之间)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或以新的方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显示存在、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一个村庄里的党组织、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能够相辅相成,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过,行政村在当前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比如安徽合肥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所辖6个郊县区的原来的数千个村庄合并为500个。并村的后果虽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目前许多村干部也开始由政府发工资或者补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当一个行政村的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上万人,其原有的行政村的社区特征和资源将会损失惨重,其自治基础和质量也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遭受打击。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政府主导的消极作用:政府仅是从自己利益而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就轻易做出了这种与当年盲目推行公社化运动类似的决策。其实,如果政府真正承认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单元,那么并村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认真考虑行政村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村民自治的边界内,是我认可行政村为农村社区范围与层次的一个前提。

从具体情况说,在许多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民小组的层次进行,这也就是习惯说的“村落”。自然村有传统农村社区最显著的标志,即农民的熟人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特征下的道德与伦理的特征与人际关系支配准则,由此构成了村庄认同和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治理角度看,自然村的社区建设也有若干法律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总之,关键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和层次定位,而不是一概而论。虽然乡镇范围、行政村范围、自然村范围三种农村社区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和现实实践活动中,但在不同地区,其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行政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自然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更加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侧重点,是在中国农村状况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一个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关于将乡镇也纳入农村社区的范畴,会有较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再加以更加详细的阐述。

其实,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在试行初期,是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但在实践中,感到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工作难以沉下去,难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乡镇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村委会管理范围广,并承担着大量乡镇政府交办的事务,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农民群众的种种企盼,完全靠乡镇、村来解决不太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后,江西省民政部门决定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转向村落。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江西省的情况是2001年即农村新政前的情况。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上面已经说到农村社区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的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宏观的进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乡镇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从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和治理结构与格局上看,乡镇与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组织,乡镇是政府,而村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种结构,使得这两种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有不同的任务和行为特点。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从的集结点”,“作为国家与农民直面遭遇的层面”(焦若水语),特别深刻而现实地表现了它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特殊地位与担当的责任。

前一段,乡镇政府的存废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国家甚至农民自己都不认为乡镇政府应当取消,也不应改为派出机构,但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在保留的同时,必须重新塑造与社区的关系,实行社区化的转变。

中国县以下的治理,如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影响代不相同,但大体上有着官民共治的传统。[v]官民共治是以农村社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村社区这个共同体中,即使是政治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其治理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提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革为乡镇政府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都发生在1980年。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在进行“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后,将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管理委员会”牌子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而1980年1月8日,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我们注意到,仅从时间上看,乡与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改革为乡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虽然起步于两个省,并且没有什么统一计划部署,但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完全耦合,大概有巧合的因素,但这种基本的同步,并且村的改革还有农民自发的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步,反映了乡村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试图从国家管理(控制)与农民自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比如乡政村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乡村关系:即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政”和“治”的表象掩盖了这一点。

后一点,可以从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看得更清楚。在国家“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确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保留后的乡镇政府的职能是主要是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极大需求和现有农村公共品的短缺,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乡镇这个层次来行使国家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融合农村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无论是乡镇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重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农民的水平,通过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来调节农村各种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惠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乡村安定有序。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中心,整合农村各种资源,以低廉的行政成本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vi]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公共产品。请注意农民当初自发成立村委会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什么自治,而是“协助乡政府(或者)维护社会治安和集体水利设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初始动因是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且这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基本还是由乡来提供的[vii]。

农村社区政治改革起步的同步现象和互动作用,使人们起码从表象上可以感知它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那么加强国家含有控制因素的所谓种种主导措施,农村社区的自然发展,会否导致其重建的必然结果呢?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

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而在当前现实的政治体制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各种管理任务。由于政府天然的特性(即它不可避免的自利性)和当下中国政府固有的特性(即它较少被人民约束),因此在农村社区这个官民共治的社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即使是在大的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水平,即更多地通过社区党员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来实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改造,以期实现农村社区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乡镇政府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为国家与农民的良好结合点,成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平滑联接部,成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器。只有乡镇的直选,才能完成这种柔性的过渡与角色的改造。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比如:

1.国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乡镇政府改革的部署,而只是将其列入2007年整个国家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x]并且只有原则上的表述而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

2.已有的各地区的乡镇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精简下来的乡镇干部得不到安置,并有不少地区出现人员数量的反弹;许多乡镇并没有将职能转变到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仍然将“招商引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原来派驻乡镇的“七所八站”被取消事业费后,由财政统一“花钱买服务”,但这些原有的事业单位及人员不能适应这种服务方式的调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减少,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又没有到位,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县级改革不配套,仍然习惯沿用过去的方式向乡镇布置大量指令性的工作任务,并以此作为对乡镇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部分地区出现了削弱乡镇政府权力的现象,如“乡财县管”;等等。

3.乡镇直选的试点没有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反而由全国人大出面强调应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xi]。同时,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县乡改革不配套,一些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出现了选举成果不能够延续下来的“孤岛”现象。除了自身改革需要完善外,主要问题出在当前的乡镇不是一级功能完整的政府,其责、权、财有着严重的错位和脱节。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改革县级政府,一是向乡镇下放权力,将乡镇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权力下放给乡镇。二是改变管理方法,过去那种动辄以责任状、一票否决、层层落实责任等形式施加给乡镇政府的、根本与乡镇职能不符的、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改变。县与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乡镇的关系,已经不应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乡镇领导已经有了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这些乡镇领导人大多是县委推荐的,但起码从形式上讲,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农民直接授权和委托的。对于这种乡镇干部的管理,要有新的形式。县对他们要更多地放权,更少地下达各种指令性任务,更为尊重他们的治理方案,基本在任期内不变动他们的职务,在各种国家资源的转移支付中予以平等的待遇。

4.少数“扩权强乡”的试验,缺少配套的改革来支撑,其命运是否会与当年莱芜一样,还不好说。

5.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即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还只是定位于一种服务和服从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其意义在于发掘农村现行政治组织之外的治理资源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维持一种国家主导的秩序。

总的看,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面对税费改革后的形势,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下一步乡镇政府改革的认识,也没有能够从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乡镇改革与农村社区重建、乡镇改革与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乡镇政府改革。

但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已经刻不容缓。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改革虽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基层政府自身运转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一方面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的困难造成了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困窘与涣散,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此出现了迟滞;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和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使得它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以前它所习惯的角色:贪腐和自肥。这样,在农村社区,就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划时代的成绩,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新的格局,三是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开辟了农村新政。笔者认为,农村社区重建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第四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可能解决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对于中国新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结果和效益会否出现,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合理操作,顺势而为。

[i]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ii]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引自民政部姜力副部长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2007-3-23。

[iv]王晓毅:《村庄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学网》,2006-07-07。

[v]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常态。

[vi]迟福林:《2007,走向全面的制度创新》。《天益网》,2007-03-15。

[vii]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viii]陈文胜:《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职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ix]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支农网》,200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