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法制建设论文

一、一味强调政治效用导致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沦为政治的工具

党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代，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限制，为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科技立法及其法制建设只能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紧密服从于革命斗争。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其在施政纲领中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科学技术必须与抗战大业结合起来。这是党为保证抗战发展的需要，对革命根据地科技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提出的中心任务。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不是在一种和平和理性的社会生态下起步的，它生长于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和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自创建始就背负着革命的重任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使得其一开始便获得了一种政治的效用，以致完全沦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的确，法律在一定社会时期（如阶级斗争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鲜明的统治阶级意志性。但这不是正常的法制时期，更不是理想的现代法制。法律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一个阶级手中工具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法制。”［2］247这种政治性法律对科技法制建设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此后数10年难以摆脱的阴影。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法制建设实际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启动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科技立法工作和科技法制建设。为适应建国初期政治斗争及其法制建设所承担的任务的需要，其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即新中国法制直接扮演着维护新生人民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镇压阶级敌人的工具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规定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进一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给予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同时，它也为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此时，新中国法制在彻底摧毁国民党政府旧法统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的理论，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法制模式建立起来。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这种影响从土地革命时期建立苏维埃政权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进入了全面地、教条化地模仿苏联法时期。当然，苏联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苏联法中过分意识形态化的表述、高度集权的体制、忽视公民人权保护的机制也在我国根深蒂固。”51自此，法律长时期被简单地解释为统治阶级的意志，被作为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被紧紧地捆绑在了阶级斗争的战车上。据统计，从1949年至1954年，新中国制定的法律、法令和法规性文件计有530多件。10其中，较多呈现出的就是阶级统治的职能，且都是作为政治斗争的急需手段出现的，即始终围绕政治斗争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来立法，以理性为基础的法理型统治并未能及时跟进。在人民政权的初创时期，因其面临着严峻的斗争形势，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新中国法制建设从当时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时党和“政府并没有能受到有效的制度化、法律化的制约，党政关系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也并没有能超越出工具主义的范畴”。事实上，“法律愈是从属于、服务于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就愈是失去其独立的品格和存在价值，就愈是把自己一步一步地引向毁灭之路”。阶级意志法律观错误的根源在于，其片面夸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观点。这无疑是此后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遭受挫折乃至走向虚无主义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中共八大以后，随着“左”的思想抬头，党和国家的许多工作都以运动的方式展开。而运动本身就是一种非正常秩序状态，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必然会对法制造成破坏，改变党和国家正常发展的思路和方向。在运动治国的阴影下，法律唯政治权力是从，在不断被政治权力重新改造后，法律的规范性和法定性被抛弃，逐渐走向了异化。其不仅难以驾驭运动，而且已成为权力的协助者，充当起了运动的工具，最后终究难以逃脱被政治所抛弃的命运。1958年，中央政治小组在一份报告中就写到，“我们商定的原则是，凡是不适用的，一律不要用，可以冲破旧的，创造一些因地制宜，简便宜行的新制度，凡是还适用的，就应继续适用”，甚至荒谬地提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

1337即将法律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用政治概念、政治标准取代法律概念、法律标准。那时，因法律仅仅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服从于政治任务的需要，所以当某一时期政治目标已达到，其被废之不用也就在情理之中。如此，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法律仅仅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便宜性政策的需要，包括科技法制在内的法制建设便最终不可避免地淹没在了政治斗争的大海之中。爆发，新中国成立以来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脆弱的科技法制，在这个时期差不多被全部摧毁。与之同时，“”一伙一方面借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名大行践踏法制之实，另一方面又借助法律手段来建立新秩序。以1975年宪法为例，其甚至明确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部充斥极左思想的宪法，完全是从起草者们的政治需要角度来立法的，充满了政治口号和思想意识形态的东西。因其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已远离了法律本来的意义，所以不可避免地将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中走向毁灭。这是阶级斗争法理论给自己造成的悲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历史发展一个巨大转折的到来，并由此开启了对反法治进行深刻反思的新的历史航程，但那时仅有朦胧的法治理念和浅层次的法治意识是不可能将科技法制建设推向纵深发展的。事实上，1978年以来，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虽大大推动了法制建设的发展，但直到1988年前，法制建设依附于政治或主要服从于政治需要的特征实际并未改观。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下，由于国家民主制度不健全，科技法制建设处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之下，其仍只能是保证党的政治路线得以实现的一种工具。其既然被当作是国家权力推进实质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不是视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当然便成为政治的附属物，难以建立应有的权威。总之，在党领导科技法制建设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发展时期，因科技法制建设一度受制于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决定了它只能以权力的价值选择为选择，而权力的内在价值只是政治秩序，科技法律便只能以政治秩序为依归，并成为维护这种政治秩序的手段。直到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了议事日程，才使我国政治和科技法制建设的关系得以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泛范围内展现出来。

二、对科技立法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的不足阻滞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

历史告诉我们，立法者改变法律并不难，但要改变法律背后的精神、文化、习惯则绝非易事。随着“大科学”时代的到来，人类科技活动已演变成为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不仅涉及面更广，而且复杂性更高、难度更大。因此，必须站在总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以更加广阔的视野，研究科技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提升政府对科技的宏观决策层次，强化政府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12］388就我国科技法制发展水平而言，虽然从将科技法或科学技术法学作为一门专门概念、学科和部门法的角度来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算落后，但如将科技法学看作一门开放性的学术，以及从科技法学的实质性研究和立法状况来看，国外在这方面无疑是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实行判例法传统的国家就纷纷开始制定科技基本法。

以英国为例，其于1965年便制定了《科学技术法》，规定了国家的科技发展目标、组织形式等。历史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科技法制建设仍然相当薄弱。虽然国家科委于1985年初制定了《国家科委科技立法分工和程序的暂行规定》和《国家科委科技法规规范化的暂行规定》，使科技立法的组织工作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但据统计，截至1985年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58件法律中，科学技术方面的法律仅二、三件，国务院的近3000件行政法规中，科技法规也只有148件，占总数的1．5％。［4］36是时，我国科技立法呈现出的特征是，较为零散，还不是有意识地进行系统的科技立法。显然，这一科技法制建设状况是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在新中国历史上，把立法工作提上科技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科技领域的法制建设，开始于1985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后。为促进科技立法跟上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1985年8月和1988年10月，国家科委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两次联合召开全国科技立法工作会议，讨论科技立法的地位、作用和意义，总结交流科技立法工作的经验；科技立法作为软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式被列入国家研究发展计划，并体现在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政策指南（科学技术白皮书第3号）》中，但那时我国科技法制建设的形势发展并不乐观。对此，1988年10月29日，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阮崇武在全国第二届科技立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通过76个法律，直接调整科学技术活动中社会关系的，只有《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很少几个。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共600多个，其中科技行政法规仅30多个。现有的这些法律、法规与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客观需要相差很远。”［4］863及至1993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科技基本法的颁布实施，我国科技立法才开始走主动性、预见性、系统性和着眼于科技法体系的建设阶段。

与之同时，科技法学研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多拘泥于某个单行法的研究或者某个法律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其研究的对象扩展到了整个科技法体系。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虽然颁布了一系列科技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与科技活动有关的法律规范体系，探寻到了科技法制建设新的时代定位，但现有科技立法之间不仅存在衔接不紧、系统性不强、立法错位和层次较低及部分重叠等弊端，而且部分科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笼统，缺乏操作性，约束性不强。以《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例，至今还未出台与其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为，我国对科技立法体系缺乏足够的整体设计、周密规划和严密部署，使得科技法律规范之间缺少必要的相互引证和依据，以致其法律条文本身的科学性和对社会生活调节的广泛性无从体现。在知识经济时代下，技术创新的推动力不是来自于某一个具体部门，而是涉及多部门、跨行业和多领域，这就使得来自于市场和技术本身的风险系数大大增加，对政策和法律环境的依赖性更大。由于我国在科技立法方面缺乏足够的宏观部署和顶层设计，一些重要的科技立法还不能及时启动，以致其已成为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瓶颈。如在一些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及高技术产业发展、国民科技素质提高、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等方面，还存在着无法可依的情况，亟需填补科技立法的空白。

三、未能切实构建起监督保障的机制导致科技法律法规难以实施

法律的实施需要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这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重要内容。就科技法制建设而言，科技法律、法规的制定还只能算是第一步，在加强科技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加强科技执法和监督工作，为科技法律的有效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一旦新的科技法律被理性地构建起来，就不能以非法律的方式来破坏它，否则就会自毁长城。从党领导科技法制建设的历史来看，自延安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科技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和监督保障的机制，一切都以向中央汇报为方法。以我国1954年宪法为例，其虽然赋予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由于后来未能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来落实这些权利，也未建立起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障这些权利，以致许多权利还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这在政权初创的短时间内还暂时能行得通，但在嗣后科技法制建设的推进中往往会带来不便，甚至会产生扭曲科技法律、凌驾于科技法律之上行使权力的问题。究其缘由，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所限，但很大一部分原因当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仅仅制定了科技法是不够的，科技法律、法规还需要有保证其实施的措施和维护其实施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实紧迫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并未给科技法制的发展留下宽松的政治环境，服务于现实的急需又占去了其构造相对完整和独立的理论体系所需要的时间。1957年，全国掀起反右派斗争后，先是把正确的法律理论和原则作为“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加以批判，继而又在实践中对此肆意践踏，包括科技法在内的法律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独立性。反右斗争首先在高校、科技界及派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重点进行，采用的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革命群众斗争形式，可以不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致使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在反右运动中，随意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观点搞政治打击，使得“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3］359。与之同时，在批判“法律至上”的声浪中，司法部和监察部被撤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期间，在强大的阶级斗争浪潮推动下，要革命不要法制的局面已无法扭转和遏止。科技及其法制工作因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以致科技法制建设已根本无人顾及也无法顾及。那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各级科委、科协和中国科学院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了冲击，一些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知识分子被诬为“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揪斗和批判，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科技工作因之遭受到严重破坏。造成的原因是复杂的，绝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是，我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人们法治观念淡漠，人治重于法治。及至时期，我国不论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还是法律层面，仍然是一个传统远甚于现代、本土性远甚于世界性的国家。加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观念的变革并非靠制度，尤其是法制载体推进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因此，观念的变化对于司法传统的革新实际并未带来根本的触动，司法仍严重受制于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指令。

这不仅使得法制的正能量难以释放出来，反而使法制的负面影响演绎到了极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伴随其理论的僵化偏激、政策的改弦易辙、法律的废置不用，科技法律法规实施落实和监督保障的失范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告诉我们，科技法的作用只有在执行中才能显示和发挥出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围绕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与时俱进进行了大量的科技立法，但法的制定与实施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反差，具体而言：一方面科技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政策文件浩繁，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实施；科技活动领域的立法一方面进度快、比较容易出台；另一方面，却又出现执法难、司法难的问题。［12］257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我国虽积极履行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义务，推动知识产权协定等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但1997年的有关调查显示［14］317，我国知识产权环境的总体状况并不理想，这具体表现在：第一，在商标法和专利法中，对部分有关知识产权的行政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第二，对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特别是对假冒和盗版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对受害人的补偿措施也不完善；第三，在著作权法中，对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限制过多、过宽，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第四，还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第五，缺乏必要的、完善的对知识产权滥用的限制措施。显然，这些是与中国不断改进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以应对科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极不相称的。究其缘由，其产生既有体制造成的惯性使然，也有改革的探索性和理论的不成熟性局限。

回望历史，党领导下的科技法制建设历程，极为艰辛、来之不易，它是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相一致的。时至2011年，我国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下，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法制建设正大踏步向前迈进。站在过去与未来的梦想交汇点上，回顾我国科技法制建设所走过的曲折历程，反思其留下的教训，无疑有利于科技法制现代化发展的进一步推进和法治社会的充分实现。

作者：侯强单位：江苏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