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贸法律理论与探究

本文作者：宋锡祥工作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法学院

迄今为止，祖国大陆台胞投资法律体系已初具规模，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方面经贸投资法律保障法律制度，进一步改善了台胞投资法律环境，并有力地提高了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的积极性。（一）祖国大陆台胞投资法律保护体系与会者指出，祖国大陆对台商投资保护形成了四个层次：一是法律，即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简称《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涉台专门法律，立法层次高。二是行政法规，198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简称《保护法》），这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有关台湾地区同胞来祖国大陆投资以及发展两岸经贸关系的行政法规。1999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则》）。这是针对1994年《保护法》的配套性行政法规，对于进一步保护和鼓励台胞投资，密切两岸经济联系，扩大两岸交往和交流产生重要影响。三是各部委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2008年司法部颁布的《台湾居民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若干规定》和取得国家法律职业资格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等。四是地方性法规保护，如1994年福建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台胞投资保护法>办法》，是大陆根据《保护法》制订的第一部配套性的地方性法规，于2010年年初作了修改，并于同年12月付诸实施。与会者强调，上述法律保护体系呈现出国家高层次立法往往强调整体性和普遍性的功能，现行立法主要调整的是经贸领域，尤其是侧重于对台商的投资保护。地方立法从单一性朝多元性方向发展，规范的领域广，偏重于区域性和特殊性。但总体而言，祖国大陆还缺乏全面规范和调整两岸关系的综合性法律，涉台完整的立法体系尚未完成。（二）《台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与会祖国大陆学者指出，《保护法》和《实施细则》颁布以来，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但原有涉台投资法律、法规的某些条款的局限性日益显现，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归结起来，主要有：1．涉台投资法律和法规调整范围过于狭窄。与当时外商相比，台湾地区投资者投资领域较为宽泛，但《保护法》和《实施细则》制定时所调整的内容和关系目前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在投资领域上，台商投资已从开始的非常有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拓展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金融和服务业。其次，在出资方式上，《保护法》和《实施细则》规定，台胞投资者可以用自由兑换货币、机器设备或者其他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为投资，但目前除了上述投资方式之外，实际出资方式已涵盖土地使用权出资、劳务出资等形式。因此，《保护法》和《实施细则》规定的内容已不合时宜，明显落后于现实需要。2．某些条文表述过于笼统、抽象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无论是《保护法》还是《实施细则》，其涉及的内容非常有限，前者对诸如台胞的定义、台资企业的界定、各级台湾事务办公室在台胞投资保护法中的协调功能等涉及台胞投资保护的一些重要内容未能作出规定。后者同样存在不少条款欠具体、明确，操作性不强的缺陷，如其第31条中就出现了多达7处以上“依照……规定”的表述。但对于制定这些“规定”的主体在《实施细则》中并未有所体现和明确，导致许多“规定”没有下文，时至今日也未见有配套规定出台。目前，教育部等部门对小学、中学仍未见有全国性的统一规定。有的台胞子女除了就读于当地建立的台胞子女学校之外，有不少台商往往通过赞助或者托关系等方式安排自己的子女进入当地重点中学和小学就读。因此，《保护法》和《实施细则》在某些方面仍有细化的必要和充实与改进的余地。3.权利与义务的规定不匹配，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明显不足。一是《保护法》和《实施细则》对台胞投资者以及有关人民政府部门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规定，却没有对不履行相关义务的行为设定任何法律责任，使得权利的实现缺少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二是在司法实践上，大陆各级法院鲜有将《保护法》和《实施细则》作为判案依据的先例。这从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上述立法的有关条款设置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缺乏应有的强制力和权威性。4.委托的相关事宜尚不够具体和明确。祖国大陆《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其亲友或者他人作为投资人，但《实施细则》却未对如何委托、委托的形式和效力作出明确的规定。譬如，台胞的亲友如果受托为台胞在祖国大陆投资，那么该亲友应当以自己的名义申请设立公司还是以台胞名义设立公司？从法律形式看，应以台胞名义从事投资活动。如果台胞不希望以自己名义出资应当如何处理呢？这一问题仍悬而未决。5.台资企业的认定缺乏相应的标准和法律依据。《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只对台资企业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而何谓台资企业却没有作出明确的具体界定。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对于台湾同胞通过第三国（地）转进资金开办的企业以及以祖国大陆或者其他国家公民、法人名义投资开办的企业，是否属于台资企业，工商管理部门和各级台办统计的口径不同而对台企的数量多寡存在较大差异，台胞和台商也有各自不尽相同的看法，不同部门统计的台资企业数据大相径庭，即使有的地方采取个案处理方法，其标准和结果也不尽一致。6.仲裁在解决两岸经贸投资纠纷中的作用和功能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两岸经贸投资发生纠纷时，仲裁方式并非台商解决两岸经贸纠纷的首选。造成上述情况的症结之一在于《实施细则》对能否选择于台湾地区（包括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并不明确；同时祖国大陆《98规定》有关拒绝认可的理由简单套用法院判决认可与执行的规定，明显忽视了民事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的差异性，这势必影响了民事仲裁的认可与执行，并增加了仲裁认可与执行的不确定因素。目前，两岸相互认可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案例屈指可数。这种状况与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数量形成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三）进一步完善涉台投资立法的初步建议针对两岸经贸发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修改建议主要有：1.适当扩大《保护法》和《实施细则》调整范围。第一，发挥台胞投资者的研发优势和长处，吸引台湾地区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共同创建创新平台，依法设立各种形式的研发机构，参与祖国大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鼓励台胞投资综合实验区、台商投资区、台湾农业创业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第二，允许台胞依法设立担保机构，为台胞提供融资担保服务，以解决台商在祖国大陆融资难的问题。第三，鼓励台资银行在祖国大陆设立分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或者参股祖国大陆金融企业。目前，台湾地区7家银行的大陆办事处已获准升格为分行。与会祖国大陆代表强调，除让台资银行更多地在祖国大陆设立分行外，还应设立两岸合资投资基金，重点投向两岸产业合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2.放宽限制性投资和间接投资领域。在涉台投资立法修改时，应适当扩大投资领域和范围，现阶段应更多地通过政策的指引和具体措施的配套求得解决。对于禁止投资类、限制投资类和鼓励类项目中，我们应当平等地对待外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在此前提下，对于台胞投资可以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加大引入台湾支柱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产业的力度，对其中属于限制类投资产业可视具体和实际情况给予优先考虑，并提供适度的优惠待遇，积极引导该产业的壮大和有序、健康发展。在间接投资方面能参与金融和证券市场，当务之急是建立与台湾同胞个人信用有关的诚信体系，为逐步适度开放外汇、股票、债券市场做好前期准备，并奠定基础。413.依法保护台商和台胞的相关合法权利。《实施细则》应增列以下内容，台胞投资者和台胞投资企业中的台湾同胞职工，可以依法参加单位所在地的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并享受社会保险的相关待遇；台胞投资者和台胞投资企业中的台胞职工，可以依照国家和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有关规定，参加相关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资质考试，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台湾地区相关资格证书经当地有关部门依法确定的，可以在当地适用。4.从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两方面进一步充实和细化征收补偿条款。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将涉及台胞的征收条件仅局限于“重大社会公共利益”；同时在作出征收决定时应对是否涉及或者符合“重大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充分论证。二是增补相应的实体条款。（1）支付补偿款应有时间上的要求，如征收方应当在实施征收之日起三个月或者半年内付清款额。（2）如果涉及台商投资企业实施搬迁的，征收方应当提供适当的搬迁费用补助及其他便利措施。三是在征收程序和实体条款上应当明确：（1）如确需征收，应提前一年履行告知义务，并将征收的决定权掌握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手中或由其指定的主管部门批准。（2）被征收资产须经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补偿款额应按实施征收之日的市场价格计算，包括实施征收之日起至支付款额之日止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的利息。（3）赋予台商相应的救济途径。一旦被征收方对补偿款额有异议，经协商仍达不成协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补偿的标准应适当涵盖间接损失。目前，《保护法》给予被征收者相应的补偿仅包括直接损失，《实施细则》细化为“补偿相当于该投资在征收决定前一刻的价值”，也没有将间接损失纳入其中。这与台商希望的“公正补偿”所涵盖的间接损失仍有一定差距。与会代表建议，大陆可以参考和借鉴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合理成分，补偿标准适当囊括被征收时所遭受的部分间接损失。5.允许当事人选择于祖国大陆、港澳或台湾地区进行仲裁。虽然《实施细则》允许聘请台湾同胞担任大陆仲裁机构的仲裁员。两岸主要仲裁机构均有互纳仲裁员的实例，但是否能选择在台湾地区仲裁及选择台湾仲裁机构并不明确，因此，有必要对《实施细则》加以调整和具体化，并根据当事人合意，允许双方当事人在发生两岸经贸纠纷时可以选择在祖国大陆、香港、澳门或者台湾地区作为仲裁地点。与会代表呼吁，在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设两岸经贸纠纷仲裁中心，尽可能吸收台湾地区的律师和学者担任仲裁员，提升其公信力，以保证其顺利运作。6.明确规定投资人委托方式、委托形式和效力问题。首先，《保护法》有必要将委托投资制度的完善与信托法的发展联系起来，即允许台胞委托亲友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投资活动，受托人名义上拥有公司一切权利，而委托人就委托事项享有请求权。其次，《实施细则》应明确规定，台胞投资者委托亲友作为其投资人时，人应当持有经公证机关证明的授权委托书。对台胞以他人名义来祖国大陆投资的，应当与名义投资人订立书面协议，明确有关权利义务。7.通过台胞身份和资金来源确定从第三国（地）转投资主体的身份。对于转投资企业是否属于台资企业的认定，一种确认方式是通过身份，即台湾地区籍，加上有效法律协议和书面合同的方式予以认定；另一种是视其资金来源确定是否归入台资企业的范畴或由这两种方式一并综合考虑。至于认定机构无非有工商管理部门和各省、自治权和直辖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祖国大陆与会专家倾向于在《实施细则》中有所细化，并授权涉台管理部门，即各级台办来承担认定和统计工作。

与会专家认为，为了开放祖国大陆资金赴台投资，台湾地区当局相继出台相关许可办法，引导和规范赴台投资。（一）陆资赴台投资的法律框架与会代表认为，台湾地区保障赴台投资的法律规范架构主要有四种：一是调整两岸关系的基本性规范，例如《“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二是台湾地区调整陆资赴台投资的专门性规范，例如“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三是配套性规范，例如“大陆地区营利事业来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许可办法”、“大陆地区专业人员来台从事专业活动许可办法”、“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往来许可办法”和“大陆地区人民在台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许可办法”；四是比照性规范，包括“公司法”、“税法”和“劳动基准法”等。（二）陆资赴台投资法律机制缺失的主要表现与会专家指出，经2009年6月和2011年3月台湾当局相继开放第一和第二批陆资赴台投资项目之后，累计开放陆资来台投资项目计247项，其中制造业89项、服务业138项、公共建设20项。台湾开放陆资来台投资3年来，已核准陆资来台投资案246件，投资金额2.8亿美元，并已产生正面的效果，为台湾创造了就业机会。但从维护和促进陆资赴台投资发展要求审视，陆资赴台投资法律保障方面仍有改进余地。归结起来，主要有：一是缺少立法目标，如《大陆投资许可办法》没有立法目标的条款。二是缺乏征用补偿条款，该办法既没有对大陆直接投资者规定征用补偿机制，也不允许陆资通过第三地投资的间接投资者适用补偿机制，增大了陆资赴台投资的风险，势必影响陆资赴台投资的积极性。三是缺少相同待遇和减税优惠的条款，不利于陆资赴台投资。四是缺少机制条款，既不利于陆资的投资和经营管理，也无助于拉动台湾地区的就业。五是缺失争议解决条款，这无助于当事人防止和化解争议。（三）关于完善法律保障机制的若干建议就如何弥补这些缺失，与会专家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建议，包括增列立法目标条款，凸显立法宗旨；增设征用补偿机制，规定台湾当局对投资者的投资企业，不适用征用或收购，如因特定需要需征用或收购的，应给予合理补偿，补偿所得价款，准予申请结汇。在减税优惠方面，可以规定，经核准投资的大陆投资者，一旦投资者死亡后，其资产中属于经审定的投资额部分，可按遗产税与税法规定估定的价值，扣除半数，免征遗产税。在投资方面，充实相关内容，增订大陆投资者可以委托台湾地区亲友作为投资人之规定，给两岸带来“双利”效应。与此同时，弥补争议解决机制条款方面的不足，如规定陆资在台发生争议或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解决，上述途径无法解决，可依合同中的订立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在没有仲裁条款或事后尚未达成仲裁协议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向台湾地区法院起诉。

（一）两岸商标法律保护问题台资企业在祖国大陆申请商标也面临问题，与会台湾地区学者认为，祖国大陆商标局在对商标审查时仅对商品名称的规范问题给予申请复议的机会，但对商标不准注册的，则直接发给驳回审定书，申请人无任何机会提出复议。他建议，祖国大陆商标局应多给一次机会并进行弹性的审查，才不会造成台商的困扰。有关祖国大陆商标指定名称的审查，过度执着于商品国际分类表，43例如，“莹幕光保护膜”，被迫改项目申请，造成商标申请人无法在其商标注册中使用正确的商品或服务名称之不便，无法定义一个较完整的商品指定使用范围，有可能在未来产生商标权范围之争执。汽车、机车、自行车零配件，也被要求分细目个别申请，造成大量需要申请和缴费的项目。贴牌加工产品的商标侵权问题也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问题，与会祖国大陆学者认为，贴牌生产是祖国大陆出口产品的主流，但商标专用权具有地域性，祖国大陆海关实行边境管理，如果祖国大陆出口产品在其进口国没有违反法律，不会对进口国商标构成侵权，海关就无需对该产品进行监管。由于祖国大陆相关法规的不明确，造成不同省份出现不同判例，有的判决认为，贴牌生产的产品没有在祖国大陆销售，祖国大陆《商标法》就不予适用。但也有判决的认为，在祖国大陆境内加工就构成侵权。标准不同往往造成祖国大陆境内商标权人、加工厂商的损失。他建议，贴牌生产的产品应在确定全面外销的情况下给予“豁免”，而不是“没有侵权”。（二）两岸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与保护与会专家指出，2010年海协会与海基会签署了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有助于消除台商担心技术外溢效应而怯于到大陆投资的担忧，愿意把核心技术拿到祖国大陆，发挥两岸各自研发的优势和长处，鼓励更多的台资大企业在祖国大陆设立研发中心，造福于两岸同胞。与会祖国大陆学者建议，两会有必要分别签订比较具体而具有可操作性的专利合作、商标合作和著作权合作保护协议，作为两岸签署知识产权协议的配套条例，从量的积累逐渐达到质的飞跃，即采取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局部后总体的办法，再从民间性的专利权合作保护协议过渡到两岸立法部门确认的法律。

（一）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可供大陆借鉴与会台湾地区律师指出，台湾地区于2011年12月30日生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在调整的金融消费争议方面具有金额小、相似案件数量多、专业度高、衍生性金融产品推陈出新，涉及的法规多等特点，所以对业者的广告宣传、消费者适合度、信息披露义务等，都要特别立法。与会者认为，两岸签署ECFA之后，金融交流日趋增多，而大陆没有特别为金融消费争议制定专门的法律保护，造成维权成本高、投资渠道不畅、相关法规缺乏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大陆银行业目前的纠纷常见于信用卡、房贷欠款、理财产品销售等方面，保险业方面则是拒赔等争议。因此，参考和借鉴台湾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合理成分，势必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及对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颇有裨益。（二）沪台金融合作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与会大陆代表认为，两岸银行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要求对竞争优势不等同存有异议，难以在短期内全面、深入推进业务合作，所以大陆需要在法律、会计体系与国际接轨，并创造完善、规范的监管政策与体制，帮助台资金融机构扎根上海，也是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一环。目前，两岸金融机构在相互市场准入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大陆市场准入门槛高，台资金融机构在大陆是根据“外资”规定，资本额要大，能承作的企业客户相对较少。二是大陆银行进入台湾市场也存在不确定性，如台湾地区“金管会”规定单一大陆银行参股台湾银行上限不得超过5%，而大陆银监会是允许境外银行参股20%，高门槛让台湾中信银行难以在上海成立子行，只能吸收等值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定期存款，无法拓展小额贷款等业务，也难以灵活调度。与44会者强调，突破这些制约因素的途径在于，逐步放宽限制，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创造沪台金融机构深层次合作的平台，推动彼此间的金融合作关系向纵深发展。

（一）两岸司法协助与涉台案件的审理现状与会台湾地区学者指出，两岸司法协助成效显著，从1998年至2006年止，在台申请认可的绝大部分是祖国大陆法院的判决，扣除91件被驳回和7件移送管辖，共计1242件；2007年11月16日至2010年11月15日止，台湾地区21个地方法院中有19个法院涉及裁定认可大陆判决的实例，扣除抗告至二审的12件裁定，实际裁定认可的案件高达1448件。而祖国大陆裁定认可的台湾地区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截止2005年9月，约200多件。自两会于2009年签署《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以下简称《司法互助协议》）以来，在调查取证和文书送达方面，台湾方面请求祖国大陆人民法院协助送达文书案件18365件，已完成15469件；请求协助调查案件357件，已完成160件；祖国大陆人民法院请求台湾方面协助送达文书案件1351件，已完成1157件；请求协助调查取证案件31件，已完成16件。与会大陆代表强调，上海法院受理的涉台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并呈现出涉足领域宽泛、集中度高的新趋势和特点。据统计，2005年至2011年间，上海法院共受理涉台案件5376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民商事案件，计5147件。就案件种类而言，涉台民事案件主要集中在离婚、民间借贷、买卖合同、租赁合同等纠纷；涉台商事案件大多集中在买卖合同、信用卡、借款合同、知识产权和股权转让等纠纷。这些案件大多得到了良好的解决，突出表现为调解和撤诉结案的比例高以及上诉率低的特征。（二）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面临的主要困境与问题与会专家明确指出，两岸基于平等互惠的原则相互认可与执行对方的民商事判决，具体操作依据双方各自的规定行事，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祖国大陆法院的判决有时经台湾地区法院认可后仅具有名义上的执行力，而无既判力。这无疑是困扰两岸司法互助的最大瓶颈，至今尚未得到解决。在认可与执行大陆民商事裁判文书方面范围较窄，如不认可大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和申请支付令等。在祖国大陆，人民法院在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判决的实践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和难点：1.申请认可与执行家事判决的案件占主导地位。在申请离婚判决方面，主要以认可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条款的效力为主，较少涉及财产分割的执行，司法实践中，有部分法官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较少对财产部分的判决予以认可。2.把握和理解《98规定》及其《补充规定》的尺度不尽一致。由于案件按照争议性质不同进行分庭审理，台湾地区判决的认可与执行往往被分配到不同的法庭进行审理，法官在把握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上存在差异，在具体适用上也会不同，造成认可与执行的差别。3.大陆司法解释在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设置上只有申请人，而没有被申请人、第三人等诉讼当事人的规定。实践中，有关认可台湾地区民事判决的案件在裁判文书上，大多存在被申请执行人的缺位，一旦进入执行程序，当事人无疑则囊括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而在认可程序上，被申请执行人可能有理由认为据以执行的判决书不应得到认可，但其在申请人申请裁判文书的认可这一程序中却没有诉讼地位，无法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身权利。尽管大陆法院在裁定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法院判决上采取形式审查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申请人的相对方或判决所涉及的其他当45事人在诸如是否受到合法传唤、给予答辩权利等方面就不可以主张。因此，申请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判决的案件尚需在当事人设置方面加以完善。4.《98规定》第9条仅为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判决设置了六项条件，却没有明确每项条件应由谁负举证责任。《补充规定》有所改进，但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实践操作上带来困难。5.认可的文书范围有待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由于调解笔录、和解笔录和宣示判决笔录等文件均不属于祖国大陆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确认的可认可的判决文书类型，上述三种文件在祖国大陆不同法院享有不同的待遇，有的得到认可并付诸执行，有的法院驳回了申请人的申请，而使这些文件未得到认可，存有纠纷的当事人只得在祖国大陆就争议再次进行诉讼。做法上的不统一有损于判决相关方的利益。（三）完善两岸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与会专家认为，健全和完善大陆与台湾地区民商事司法协助对于两岸经贸交流和相互投资至关重要。为了妥善保护两岸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司法互助协议》的基础上，未来两岸有必要签署关于两岸民商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的司法协助协定，并应把握和处理好以下方面的问题：1.适时修改台湾地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相关条款，解决祖国大陆判决在台湾地区的既判力问题。在尚未修改该条例之前，可由台湾地区“最高法院”作出决议，明确承认台湾地区法院裁定认可祖国大陆生效判决系属于台湾地区“制执行法”第4条第1项第1款所规定的“确定的终局判决”，也不失为修法或立法前的解决方法。2.明确管辖权的范围。一是确定相同的专属管辖权标准，避免出现以两个以上标准作为相同专属管辖案件的管辖标准。为此，两岸应放弃不合理的专属管辖规定。二是协调合意管辖的范围，减少管辖权冲突。3.慎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在未来认可与执行对方判决的协商中，应当对公序良俗的内容、适用范围以及适用标准作最低限度的严格限制。4.扩大两岸法院认可与执行民商事裁判的范围。在大陆，认可与执行台湾地区裁判的范围还应涵盖依其“民事诉讼法”成立的和解笔录、假扣押、假处分、假执行裁判以及依其“公证法”规定能够强制执行的公证书等。相应地，对于祖国大陆法院出具的申请支付令、法院调解书、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仲裁机构作出的仲裁调解书以及公证机关制作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等，也应列入台湾地区法院准许认可与执行的民事裁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