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原因以及调整举措

一、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表现

1、从基尼系数看。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l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明收入分配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基尼系数在0.2－0.3时，为相比平均；基尼系数在0.3－0.4时，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分配出现两极分化。根据世界银行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2003年上升到0.47。

2、从城乡收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3年我国农民的纯收入是2366元，城市居民收入中可支配的货币收入为6860元，差距为1：3。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1的情况比较少见。

3、从地区收入看。国家统计局调查，以职工平均工资收入近似地反映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1985年收入最高的五个省市区是西藏、青海、甘肃、上海和北京，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1967元、1644元、1345元、1344元和1343元。收入最低的五个省市区是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和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1035元、1027元、997元、966元和950元。2001年收入最高的五个省市区是上海、北京、西藏、浙江和广东，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21781元、19155元、19144元、16385元和15682元，收入最低的五个省市区是内蒙古、山西、江西、河南和安徽，职工平均工资依次为8250元、8122元、8026元、7916元和7908元。

4、从行业收入看。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所呈的扩大趋势。从相对数来看，1980年最高收入行业的平均工资是最低收入行业的1.68倍，到2001年则扩大到2.84倍；而从绝对数来看，1980年最低收入行业平均工资与最高收入行业相差419元，1990年相差1115元，到2001年则相差10536元，20多年间绝对差额扩大了25倍多，变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5、从阶层收入看。2003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10％的困难户人均年收入之比为5.63:1.00。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定性分析

1、市场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市场经济本身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自发倾向，即自发地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收入趋于分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本身不但不能消除贫富悬殊，相反有可能扩大这种差距。我国要建立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必然显现。

2、国家政策造成的差距。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在政府政策的导向下产生并拉大的。从改革之初到90年代末，我国政府所实行的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后来，又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收入分配的差距来换取较快的经济增长，从造成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另外，二元化结构是我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向城镇流动更“固化”了我国的二元化结构，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城乡壁垒”政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再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东部地带实行了优惠政策，加之该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使这一地区迅速发展起来，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也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3、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我国的分配方式先后经历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过程，虽然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的积极性，但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膨胀，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产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由于拥有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每位居民得到的非劳动收入的多少也不均衡，这拉大了居民间收入差距。

4、竞争起点不公平造成的差距。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由于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各经济单位对公有资源的不同垄断程度和各经济主体对国家投资的不同受惠程度等原因的影响，使得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竞争时所拥有的初始条件不公平、不均等，从而使得占有这些优势的企业“效益好”，收入高。

5、社会保障面狭窄。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集体企业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却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使国家长期执行工业偏向政策而形成的城乡居民间、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建议

1、取消“城乡壁垒”政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尽快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有计划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2、运用税收手段调节过高收入。税收的调控重点是高收入者，当前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一是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把纳税人的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提高起征点后，使税务部门能集中力量加强征管。二是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三是强化代扣代缴制度。对过高收入的调节，还要尽早开征遗产赠予税、大额财产税、存款利息税、特别消费税等进行调节。

3、运用财政政策调节过低收入。财政政策的调节重点是低收入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二是阶层之间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最根本的途径是以市场为基础，应在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的条件下，依靠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援助。这种援助既可以是中央政府直接进行，比如提高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返还比例；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建立地区发展基金，基金由发达地区按一定比例缴纳，由中央政府统筹用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政府在阶层之间转移支付，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道德习俗标准确定贫困线，对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可以通过实行负征税来提高其生活水平。也可以是直接向贫困人口支付补助金或实行低价免费制度。

4、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分配行为。首先，应抓紧制定《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标准要与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其次，应制定《公务员工资法》，加快推进收入工资化、工资货币化进程，增加收入的透明度。再次，鉴于我国社会保障内容单一，保险业务还未全面实施的情况，可考虑先出台《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等单项法津，以后再制定较为完整系统的《社会保障法》。

5、运用社会保障兼顾公平分配。当前，应对企业职工实行养老、医疗等保险社会统筹，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提供物质帮助，最紧迫的应解决好企业改革过程中失业、待岗、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应充分发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作用，使进入服务中心的职工确实能领到基本生活费，对那些不具备破产、兼并条件而其生产经营又十分困难的特困企业，确实无力支付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可采取银行提供一部分工资性贷款、地方财政贴息、其他渠道调剂一部分资金的办法来解决，为这一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