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周期性经济危机及应对办法研究

对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描述,并不是本文的目的。因为早在1988年发表“危机论”和1993年发表“国家资本再分配和民间资本再积累”时,我既已经对近半个世纪的危机周期做过总结。此次应社科院经济所和上海经济预测处之约再度捉刀,旨在以研究角度剖析危机政策的得失,指出经济危机与中国屡次进行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存在因果性的相关。

在回顾危机周期之前有两个因素必须首先考虑：一是在集权性的政府经济体系中财政是最重要的核心部门；二是在1980年之前,除了通过国家财政再分配对全社会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以外,没有其它资金来源。所以,财政收支变化直接反映经济周期变化。

中国的四次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对应政策

第一个经济危机周期(1958－1968)

1958－1960年,危机发生。政府财政赤字1958年约为60亿,1960年达到100亿,占当年收入的比例从5.6%增长到14.3%,三年赤字总额达到200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收入最高才600亿左右,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的开支。1960年以后,由于财政投资能力下降,就业严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动员大约2千万城市人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解决城市的失业问题。

1960－1962年,经济萧条。国家财政年收入进一步由572.3亿下降到313.6亿。从1982年重新修订并公开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60－1962这三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呈下降趋势,“未增加人口”大约为2千万人,这其中大部分可认为死于饥饿。人们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

1962－1963年,经济复苏。由于政府在全面危机压迫下改革“一大二公”的统治经济为“队为基础”的村落经济,放松了政府对农村基层的全面控制,允许农民搞“三自一包(这种以放为特征的经济改革15年后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干’或者叫‘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因此,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财政形势有所好转。

此时,由于中央领导人之间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无法解决基层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正处在孕育阶段。

1963－1966年,高涨期。国家在经济形势初步好转后,增加了对工业的投资,使得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紧接着财政赤字再次出现……随后,1968－1972年数百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其真正原因仍在于城市无法解决的高失业率。

此后即是这个特殊历史阶段。尽管非经济因素作用在这个阶段上明显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也仅仅只是把危机期的阵痛延长而已。

第二次经济危机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机发生。国家财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亿大关后,连年亏损,到1978-1979年,赤字进一步增加到每年约为200亿,占收入的比例高达20%左右,比上一次危机爆发时的比例还高5%。其中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对经济的影响,还有“洋跃进”--大规模举债用于基础工业投资；以及中越边境战争造成约50亿的直接非预算开支等等。

1980－1981年,经济萧条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对农村地区的控制,降低农业税收,提高农产品价格,允许农民承包土地、分户经营,开放集市贸易。这就是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也是上一次为缓解危机而采取的“三自一包”政策的翻版。

与上一次经济危机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关、停、并、转”,压缩基建投资,使几百万基建职工“停工待料”,几千万城市人口“待业”；不同的是,时代自1976“四五”事件之后即告结束,后集权主义体制(PostTotalistarianSystem)缺乏准军事化的国家动员机制,无法再象60年代初一样迫使城市人去农村来解决失业问题,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国开展“两打”运动,监狱暴满。

1982－1983年,复苏阶段。由于全国范围对农村土地的再分配和农产品自由市场的开放,粮食产量每年创历史记录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总增加量约为75亿吨。中国农民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吃饭问题,同时,农业产值也提高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

1984－1986年,高涨阶段。工业产值增长幅度加快,同期财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约100亿元。其中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利改税”之后形成的国有资产“单位所有制”作用。由于国家垄断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财政投资的无偿,相对于较高的物价水平而言,任何单位获得投资本身即是意味着吃进利差；又由于单位内部“利益同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一般有40－50%会以各种渠道转化为消费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后,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资和消费双重膨胀压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转化的超发货币量终于引发出全面通货膨胀危机。

第三次经济危机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机爆发。以1988年夏季大抢购为表象的全国范围的通货膨胀危机和1989年的社会政治危机相继发生,如果可以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影响来分析政府决策,则可以看到从1986－1988年在使用传统的行政手段强行压减投资消费双膨胀未能奏效的情况下,政府于1988年末开始连续大幅度调高利率,以此吸纳社会即期货币,减轻通胀压力,存款利率跳跃式地升高70－80%。而同时货款利率又在行政强制下不得提高,于是造成银行多年出现400多亿政策性亏损,最终冲入财政变成赤字。然后,高额赤字压迫政府改变决策行为,相应调高货款利率,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流量资本调节的极端性措施是在不触动存量资本的情况下运作的,必然由于企业产权虚置而造成极端性后果,即：银行高利率造成企业资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动资金贷款最多的商业企业被迫减少资金占用,改购进为代销,向生产企业转嫁成本负担---生产企业如法炮制,缓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产品成本占压资金负担---连锁负债迅速波及全社会。

对1988年通货膨胀缺乏经验和规律的认识,在经济调节和行政控制上都反应过度,是第三次经济危机造成重大损失的主观原因。不仅货币政策过度调整是连锁负债的内在原因,而且市场政策的过度调整也是当时“市场疲软”的内在原因。

中国在进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两极化的市场”：既无资本、技术、劳务、物资等要素市场,也无住房、保险、医疗、旅游、教育等社会消费市场。十亿民众可以进入的只是一极高档大件消费品,另一极基本生活消费品这样的“翘翘板”形的“两极”消费品市场。为了抑制通胀发生时本属短暂的对高档商品的抢购,政府在大幅度调整存款利率的同时还大幅度调高以彩电为代表的大件消费品价格,另加高档消费税,使等量货币的市场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几乎一瞬间就人为地关闭了两极市场的一极。翘翘板一头空了,而另一头,据测算早在1986年大多数农业主产品即已受到“市场需求制约”,于是,1989年初城市消费品市场开始呈现疲软之态。

1990－1991年,经济萧条阶段。政府采取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政策,投入1500亿贷款,但此时的连锁负债已达2000亿之巨,同期国营企业库存产品占压资金也已超过1000亿元。另据统计,国营企业亏损面已达74%,遂不得不将“全面倾斜”改为“点贷解扣”。

国营企业连年亏损,造成以国企税收为主要来源的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试图财政、外贸收权不果；接着以财政解困为目标,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继出台。其效果之一,即萧条阶段财政取消农产品购销补贴后的农村市场也走向全面疲软:以往国营流通部门凭借财政补贴,垄断性地占有农业主产品商品量的一半以上,当1990年取消购补,销补暗转明之后,国营流通部门的直接反应是立即大幅度减少购进和库存,同时挪用银行专项资金用于高利润经营。这一行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不再有“蓄水池调节”,导致各种欺行霸市和价格波动无序化并且随时诱发社会动荡,经济矛盾日益社会化。

“菜篮子”等与是否稳定相关的问题渐渐成为各级政府分外重视的主要矛盾。其间接作用,一是二亿多小农户无法适应原有的国营大买主市场份额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农产品卖难”再次普遍发生,农民收入随之连续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费品市场60%以上的消费额并且一向稳定的农村,随之出现全面市场疲软。二是农业比较收益过低的老问题在农产品“卖难”和农民收入连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