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合作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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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合作论文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1

中朝金融合作现状

尽管中朝经贸合作发展迅速,但由于朝鲜经济体量小,对外开放程度低,银行信用缺失,朝鲜金融处于相对恶劣的封闭环境中,中朝金融合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银行间结算关系初步建立中朝现汇结算贸易始于1992年,现汇结算通过第三国转汇方式完成。随着双方边境贸易的迅速发展,人民币现钞结算方式逐渐增多。目前,对朝边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大约占80%以上。人民币现钞在朝鲜的大量使用客观上要求建立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1.2000年,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与朝鲜金三角洲银行签订协议,以朝鲜三角洲金融信托会社为名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单边结算账户,并在其账户余额内办理各项收付业务;2005年,金三角洲银行正式在珲春建行开立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2004年10月26日,中朝两国央行签订了《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间支付结算的协议》,之后,丹东地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分别与朝鲜的光鲜银行和高丽银行建立了行关系;3.2005年,朝鲜光鲜银行在中国银行丹东支行开设了人民币边贸结算账户,2006年,由于中国银行上市,账户移到中国建设银行;2008年,经两国相关部门共同签订协议,指定光鲜银行在丹东建行开立专户,办理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转存业务。至此,中朝银行间结算关系已初步建立起来,覆盖了吉林延边、辽宁丹东与朝鲜接壤的主要区域,疏通了与朝鲜商业银行结算关系,开辟了滞留在朝鲜的人民币集中回流的正规渠道,为加深中朝贸易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金融合作停留在地区层面尽管中朝两国已初步建立起银行间结算关系,但高层合作匮乏,金融合作主要集中在边境地区,合作形式多是地方性的。朝鲜银行体系多头分管,央行对劳动党和军部的银行缺乏有效约束,加之兼有行政管理职能和业务职能,使得朝鲜央行在制定政策和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同时,由于朝鲜的政治敏感性和对外政策的不稳定性,中国央行在中朝金融合作上缺乏积极主动性,中朝目前尚未建立起央行间长期有效的合作平台,没有形成信息交换机制;全国层面上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尚未建立。金融合作覆盖地域主要涉及吉林延边地区与朝鲜罗先地区,辽宁丹东地区与朝鲜新义州地区;合作领域局限于贸易结算,在非贸易领域和投资领域很少涉及。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中朝贸易品种多,金额小,交易分散,需要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但是,中朝边境口岸城市金融服务功能弱,双方直接通汇渠道不畅。目前,朝方银行在中方边境地区建立了单边结算账户,而中方银行尚未在朝鲜建立账户,加之受朝鲜通信渠道的制约,中朝现汇贸易结算多数是通过朝鲜首都平壤的银行与港澳地区银行进行转汇,手续繁杂,成本高,影响了资金的及时收回。资金结算主要采取汇款方式,信用证、保函等结算业务更无从谈起。

中朝金融合作的驱动因素

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两国不断加强合作,双边经贸关系取得了长足发展。中朝经贸合作的主要方式包括贸易、投资和旅游。中朝经贸合作为双边金融合作提供了物质基础,也体现了对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相关政策的出台使中朝金融合作更为迫切。而且,受朝鲜金融环境和中朝金融合作现状的制约,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如不加强监管和疏导,将影响双方经贸合作的正常发展和金融安全。贸易驱动中朝建交初期,双方经贸往来以中国对朝鲜的经济援助为主,双边贸易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上世纪80年代,朝鲜积极扩大对外贸易,而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朝贸易迅速扩大,尤其是边境贸易活跃起来;20世纪90年代,朝鲜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负增长,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中朝贸易跌入低谷。但是,由于朝鲜整体对外贸易额出现了较大的萎缩,中国此时已成为朝鲜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2000年以来,中朝贸易增长迅速。2011年双方贸易额达到56.29亿美元,与2001年7.38亿美元相比,增长约7倍,年均增长率为22.53%(图1);从贸易结构上看,中国一直处于顺差国地位,反映出中国对朝鲜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持续性出口;从贸易比重来看,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23.1%上升到2011年的67.14%,如果不考虑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从2001年的33%增加到2011年的84.39%(图2),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越来越深。在西方社会对朝鲜实施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朝鲜对中国贸易的依赖将会持续下去。中朝贸易为中朝金融合作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且,中朝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将会推动中朝金融合作的步伐。投资驱动从2000年初开始,中国推行“走出去”战略,以中国南方企业牵头,中朝边境地区为媒介,展开了对朝鲜的投资。2005年1月,总理会见总书记时提出中朝经贸合作应贯彻“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从此将市场因素引入中朝两国投资合作。同年,两国政府还签署了《关于投资优惠和保护协议》,为双方经贸合作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5]2011年6月,中朝经贸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双方合作开发的“两岛一区”———即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和罗先经济贸易区部分项目的启动,标志着中朝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朝直接投资存量为2.4亿美元,比上年2.62亿美元略有降低;除2010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上升趋势(图3)。由于一些企业没有在商务部门登记,对朝投资额远远超出上述数据。中国对朝投资初期,主要以技术、设备等实物作为出资,但后续投资———如原材料、人工费、日常管理支出等需要一定数量的现金投资。目前,中朝投资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投资合作范围的拓展,“两岛一区”项目的逐步实施,投资合作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中朝投资增长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将引致双方对金融合作的更高需求。同时,中朝投资还将通过影响贸易来影响金融合作。日本学者小岛清在《对外贸易论》中指图1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额(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图22001~2011年中国对朝贸易占朝鲜对外贸易的比重(单位:%)注:比重1为包括南北贸易后,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比重2为不包括南北贸易,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比重。资料来源: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司(KOTRA)《北韩对外贸易动向》;韩国统一部《南北交流合作动向》:www.unikorea.go.kr;郑亨坤、金智妍《2011年度朝鲜对外经济实绩分析及2012年展望》,Korea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Policy;中国海关,。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直接投资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的特定产业部门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使东道国具有了基于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时,显然会导致东道国对外贸易能力的增强,国际贸易与FDI呈现互补效应。”[6]中朝投资将通过促进贸易增长放大双方对金融合作的需求。旅游驱动中朝旅游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00年以后得到快速发展。2009年10月,中朝两国签署《关于中国旅游团队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朝鲜成为中国旅游目的地国家。2010年4月,中国公民赴朝旅游,可以通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直接飞往朝鲜平壤而无需通过边境口岸。2011年4月末,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成功开发。中俄朝三国环形跨国游是东北亚地区第一条实现三国同时免签证的旅游线路,拓宽了东北亚各国旅游合作的空间。2012年4月,中国旅游专列直接驶入朝鲜内地。通过不断交流与探索,中朝旅游合作得到了深入发展。根据双方旅游部门统计,2001~2009年,中国赴朝旅游人数累计达50万人次①;2001~2011年,朝鲜赴中国入境人数累计达117万人次②(图4)。虽然朝鲜存在对外政策不稳定、朝核等问题,双边旅游表现出不规律性和不稳定性,[7]但旅游规模总量及其对经济的贡献不容小觑。同时,旅游人员携带大量人民币现钞跨境旅游和消费,给金融监管带来难题。政策驱动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实体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打击。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国务院第56次会议决定在上海、广州、深圳、拱北、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此背景下,2009年7月,六部委③联合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公告[2009]第10号),允许试点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出口贸易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出口货物退(免)税政策。试点首先在上述5个城市启动。2010年6月,六部委再次联合发文,将试点地区扩大到辽宁、吉林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而2010年3月,《关于边境地区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以人民币结算准予退①中国国家旅游局不区分国别(地区)公布出境旅游人数,朝鲜国家观光总局2010年、2011年相关数据也无法查到。②朝鲜居民赴中国旅游观光、探亲访友者少,主要为会务、商务和服务人员。③即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图32003~2010年中国对朝直接投资情况(单位:百万美元)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免)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0]26号)规定,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新疆、西藏、云南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的出口企业,以一般贸易或边境小额贸易方式从陆地指定口岸出口到接壤毗邻国家的货物,并采取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方式的,可享受应退税额全额出口退税政策。以人民币现金结算方式出口的货物,不享受出口退税待遇。但由于边境省份及其毗邻国家的情况特殊,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补充规定:“对确有困难而不能提供结算银行转账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入账单的边境省份出口企业,可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边境省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核销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0]40号)相关规定,凭签注‘人民币核销’的出口收汇核销单退税专用联向税务机关直接办理退税”。上述政策推动了人民币跨境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补充规定有力地推动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对朝贸易额的大幅度提高。从全国情况看,2009年人民币跨境结算额仅为36亿人民币,2010年上升到5028亿人民币,仅2011年1~5月就实现7273亿人民币,是2009年的200多倍。[8]从中朝贸易规模看,2011年对朝贸易额为56.29亿美元,同比增长62.5%,其中对朝出口31.65亿美元,进口24.64亿美元,同比增长38.9%和107.4%(图1);2012年继续攀高,2012年1~4月贸易额为19.04亿美元,同比增长32.6%。[9]中朝贸易额的大幅攀升更加得益于对朝跨境贸易中人民币现钞结算的普遍存在。2010年9月,辽宁省丹东市率先开展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据海关统计,目前在中朝贸易中,通过丹东口岸的贸易量占70%以上。由于银行间支付渠道不畅,中朝双边贸易主要是人民币现钞结算,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还比较少。丹东地区是开展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转账结算业务较好的城市,但丹东市通过银行渠道进行的对朝贸易结算量,2011年上半年仅为52笔,共2亿人民币,占丹东地区贸易结算总量的8%左右,[10]更多的交易是通过现钞结算方式完成的。在吉林省,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珲春支行办理的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还要少于丹东市的规模,与银行转账结算相比,人民币现钞结算量却非常大。如延边地区仅交通银行延边支行2011年度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金结算业务就达到1亿人民币,延边地区共有10家银行办理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现钞结算业务。吉林省集安、白山等地对朝贸易全部以现钞进行结算。由于中朝贸易结算中大量使用现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改革在促进中朝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中,商业银行负责试点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收付的贸易真实性、一致性审核。作者通过对有关商业银行和对朝贸易企业的走访调查发现,在出口业务贸易真实性的审核上,企业存入人民币现钞时,商业银行仅凭贸易双方购销合同审核贸易真实性和资金来源,依据不够充分;而对于进口业务,由于以人民币现钞支付货款,企业不需要进口付汇的批汇、购汇手续,也就是说只要有现金,通不通过银行审核对企业是没有影响的。一般企业的做法是进口付汇不通过银行审核,没有出口退税要求时,出口收汇也不通过银行审核。这种情况下,在对朝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审核、货物流和资金流的一致性复核上保证程度有限。因此,可以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激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朝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难度。一个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中朝银行间合作,将现钞结算纳入银行渠道,加强对跨境贸易人民币资金收付的监测和管理。中朝经贸关系中大量使用现钞,导致人民币现金跨境流动,反过来,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又为中朝贸易结算提供了现钞储备,二者相互作用,推动中朝贸易规模和人民币跨境流动量日趋扩大。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测算,丹东地区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情况为,2004~2009年累计流出量为79.7亿元,累计流入量为73亿元,在朝累计滞留量为6.7亿元;2004年流出流入总量为16.6亿元,2009年流出流入总量为35.66亿元,总流动量增长了114.82%,其中流出量增长了90.88%,流入量增长了143.87%,人民币现金对朝跨境流动规模不断增加。图们江区域人民币跨境流动情况与丹东地区相似。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延边中心支行调查,在朝鲜罗津、先锋地区,人民币占当地流通货币的50%以上,已获得了事实上的硬通货地位。[11]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对边境地区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人民币对朝跨境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两国边境地区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边境地区经济金融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跨境流动是市场自发产生的行为,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给金融监管提出难题。人民币跨境流动有利有弊,其积极影响是:1.有利于推动边境地区经贸发展;2.有利于获得货币发行收益;[12]3.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消极影响是:1.增加了边境地区人民币资金监测和调控难度;2.增加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的贸易真实性审核难度;3.加大了“货币走私”治理和“反洗钱”难度;4.扩大了国际收支统计误差。

加强中朝金融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2

1.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

从2002年开始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调整,现在来看这一过程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基本平稳地完成了汇率的过渡。现已形成参照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系。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上,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已初步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增强。

2.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不断加强

针对不同情形下的经济运行,综合运用多种宏观调控工具,货币政策适度、及时、灵活的予以调控。以“一行三会”为核心的多层次金融监管体系日趋成熟,监管效率得到进一步强化。

3.金融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

金融业履行对外开放承诺,积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同时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此外,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并购、设立海外分支等方式逐步进军境外金融市场。与之相对应的,合格境外、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继续稳步实施,人民币可兑换资本项目、双边本币互换项目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也开始试点实施。

二、两岸金融合作现状分析

随着十年来两岸关系的不断进步,两岸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现在台湾已是内地第九大出口市场、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但相比之下,目前两岸间的金融业合作却严重滞后,发展形成了“小金融、大经贸”的不平衡格局。(1)银行业合作。近年来大量台企赴内地进行投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建设银行已在台北设立分行,另有招商银行在台北设立办事处,以服务两岸的金融和贸易活动。同时,岛内银行业也积极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截至2013年5月底,共有11家台湾银行分行,其中已开业10家、在建1家,代表处7家。(2)证券业合作。台湾当局自海基会和海协会恢复商谈并达成两项重要的经济协议之后,开始逐步放开内地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允许投资台股、债券、基金等。内地方面同时也给予了积极回应,开通了“台股直通车”、“陆股直通车”,允许台资企业在内地A股上市等。(3)保险业合作。随着2002年台湾“两岸保险业务往来许可证”的公布以及内地保险业的逐步对外开放,两岸保险业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因内地保险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条件较高,在地区、数量、业务和股权方面还存在限制因素,目前符合条件的仅有台湾的新光人寿、国泰人寿和台湾人寿等三家保险公司。

三、两岸金融合作深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既有政策性的障碍,也与长期以来两岸间缺乏金融合作的实践经验等客观因素有关。

1.主要障碍来自于台湾方面政策

虽然内地始终坚持“不主张以政治分歧去影响、干扰两岸的经济合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政治上两岸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台湾当局经常将两岸间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认为两岸间CEPA模式的经贸合作制度会“威胁”台湾经济,两岸间的直航会“危及”台湾安全,对于经贸的争端要求提高到“国际层次”进行交谈。台湾当局目前的政策制度依旧无法做到互惠对等,两岸间的金融交流更多的形式是间接单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给两岸经贸关系的合作带来负面影响。

2.内地金融法规不完善

目前在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方面并没有专项立法,对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兑换也没有详细的规定。这使得两岸间的金融合作无法可依,相关合作进程也无法有序进行。此外,两岸间的货币兑换由于立法上的缺失,通汇方面仍要借用美元进行清算,两次的兑换费用高、占用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资金往来更多的是在地下钱庄进行,大大降低了两岸间经济贸易的效率。

3.两岸金融监管合作体制不统一

内地建立的金融管理体制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即“一行三会”的体系,而台湾现有的金融体系则是由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管理。因此,两岸间还存在着金融合作监管方面的差异,并且目前也还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沟通渠道,给两岸的金融合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四、关于福建闽南地区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建议

1.闽南地区应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

闽南地区不仅在产业结构上与台湾相似,更重要的是与台湾之间有着语言习俗和地缘邻近的因素。目前内地的投资环境已得到显著改善,作为对台前沿的闽南地区具有先行试点的优势,因此必须着力改善相关投资环境,用贸易投资的发展来带动闽台金融合作,进而扩展到全国范围。例如,福建地区要在建立健全相关金融监管体制、治理金融机构、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快创新步伐,逐步建立起与台湾地区相匹配的低成本、高效率金融体系,真正在两岸金融合作中先试先行、有所作为。

2.建立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扩大合作双向开放

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两岸间的交流合作过程中,对台政策不宜一下子在全国展开,要有一个先试先行的阶段。综合比较起来,地点的选择,最适合不过福建地区。福建与台湾一衣带水,两地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闽台经贸关系是两岸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闽台金融合作意义重大。因此,福建作为内地对台的前沿窗口,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政治面、经贸的平台。例如,在实验区内,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和两岸三地独资或合资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扩大开展相关金融业务;在实验区内,确定人民币与新台币之间的汇率,并逐步开展直接兑换,同时加强实验区的相关金融监管和法规建设。2009年5月,内地在《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已明确提出关于构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设想。在两岸金融法规体制障碍短期无法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尝试建立能够在区内先行实施相关开放政策的金融合作实验区,是一种模式上的前瞻性创新。这也有利于探寻关于两岸金融合作长久机制的建立。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策略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在此趋势下,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九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政府领导于2004年6月在香港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正式启动。随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逐步推进,迫切需要加强金融领域的区域合作。通过区域金融合作,有利于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媒介、导向和调节作用,实现金融资源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资金充分、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市场统一,减少资金的搜寻成本和产业的梯度转移,提高市场的配置效率,最终实现区域内经济与金融的联动发展与合轨运行,提高泛珠三角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我国东、中、西部三个不同的区域金融特征,又有“一国两制”下的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差异,而且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也极为不平衡,加大了区域金融合作的难度。因此,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业如何顺应形势,加强合作,更好地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调节作用,同时抓住机遇,和谐发展,不断提高区域金融业的竞争力,已经成为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研究问题。

一、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泛珠三角是目前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增长极之一,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圈。其中,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现代物流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中心之一;澳门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旅游、中心之一和地区性商贸服务平台;而内地9省(区)的区域面积约为全国的1/5,人口占1/3,经济总量占1/3。

自2004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模式建立以来,各方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金融机构跨境经营和互相参股,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城际金融合作、建立异地客户服务中心和发放异地贷款,资金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在逐渐消除,金融合作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目前圈内基本形成了以港澳发达区域为第一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东中部地区省份如广东、福建等正在崛起的第二金融产业梯度、以我国西部省份如云南、贵州等欠发达区域为第三梯度的金融产业布局状态。澳、港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和历史因素以及相宜的管理,金融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香港金融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的证券市场已经成为国内公司在海外上市的首选。由于广东与香港地域相连、人文相通,粤港这个次区域的金融合作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进一步深化,在金融机构互设、金融业务合作上取得明显进展。截止2006年6月末,广东共有港资银行22家,港资驻粤保险公司代表7家,同时部分香港银行将数据处理中心、档案管理中心、单证业务、电话业务中心等业务部门内移。如中银香港将软件开发中心迁至深圳,汇丰银行将档案备份中心迁至广州。广东有3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香港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06年2月广发期货经纪公司成为我国首批赴港开设分支机构的3家期货公司之一。在银行业务合作方面,粤港银行业在授信融资业务、结算业务、外汇资金业务、个人银行业务、港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以及港资银行保险业务、信息交流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全面展开合作,合作形式逐步多样化,合作对象逐步多元化,合作成效日益显著。特别是在支付结算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如建立了粤港票据联合结算系统,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珠三角的粤港票据结算系统;实现了粤港、深港港元即时支付系统的联网;实现了广东和香港地区银行卡网络互相连通。广西、云南金融界在发展边贸结算、服务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上颇有心得;江西、贵州作为首批农信社试点改革地区,在增资扩股、转换经营机制、促进“三农”发展等方面先行一步。

泛珠三角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良好的区位优势,除个别地方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大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泛珠三角都设有分支机构,而且都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目前香港的汇丰、渣打、恒生、东亚等大银行及其他一些金融机构已在内地开设多间分行或代表处,但是,泛珠三角地区银行机构以及上市公司数量大部分分布在广东、香港、澳门这些发达地区,其他省份银行结构、上市公司数量偏少。截至2006年末,泛珠三角内地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各项存款余额9.36万亿元,占全国的26.91%;各项贷款余额6.18万亿元,占全国的27.42%;国内生产总值达6.63万亿元,占全国的31.68%,增长速度为13.3%,比全国平均增速高2.6个百分点。而2006年末区域内9省区(除港澳地区外)共有上市公司501家,约占全国(共A、B股上市公司1434家)的35%,说明泛珠三角地区股票市场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地区发展结构差异大(见图),说明泛珠三角地区的金融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障碍

制度因素是影响任何区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因素,在泛珠三角区域内部同样存在着较大的体制障碍,影响着其自身发展。我国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收回了香港与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对两种不同制度下金融体系衔接的深度与广度产生影响。内地的金融体制虽然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造,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干预色彩较浓,金融市场不够发达(从这两年的证券市场可以看出,中国的股票市场受政府影响大,价格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偏离实际价格很多,市场的力量还很微弱)。而港澳金融法律体系健全,法规细而全并且符合国际惯例,内地在此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二)区划壁垒导致各自为政,条块分割

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源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自由流动,然而银政壁垒的存在阻碍了泛珠三角地区金融互动的发展。表现为:(1)地方政府实际上过多过少地干预商业银行贷款,控制本地市场的意愿过于强烈,不希望本地区优质的金融资源与他人分享,只乐意资金的流入,反对资金的流出;只欢迎投资本地项目,反对投资异地项目;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一些金融机构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2)目前泛珠三角内陆区域金融监管分属人民银行大区分行——广州分行、成都分行、武汉分行、上海分行,而目前大区分行都是以平衡本区域经济总量为原则,而不是以区域经济的联系程度为首要出发点,金融监管的垂直领导直接导致9省区金融业之间的分割状态的形成,直接导致泛珠三角区域各省市的金融服务都以现有行政区域为主,没有从区域资源和动态角度确立金融服务模式以实现金融资源更大范围的有效配置。因此,从目前看,阻碍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最大问题是地区间金融合作受到区域分割管理的限制,合作渠道不够畅通。

(三)区域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

通过对“泛珠”各省区GDP的比较(见表1),可以把“泛珠”各省划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是GDP明显超出其他各省区的香港、澳门和广东;第二层次是GDP在7000亿元-8000亿元之间的福建、四川、湖南3省;第三层为江西、云南、广西、贵州、海南5省区。三大层次间各省区的差距是巨大的:内地2006年GDP总量最高的广东为26204.47亿元,而最低的海南省只有1052.85亿元。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可以通过其它经济指标得到求证,9省区GDP的变动趋势与进出口总额、财政收入、人均GDP等的变动趋势具有相似性。2006年广东的人均GDP为28332元,是贵州的近5倍;从地方财政收入来看,广东的财政收入为2179.4608亿元,几乎是其它8省区总和(约2963.3831亿元)的73.5%。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香港、澳门、广东、福建的人均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都是遥遥领先,泛珠三角地区明显存在着空间二元性。沿海地带经济发展比较快,内地发展比较缓慢,这也是泛珠三角地区金融合作的一个难题——地方差异大,发展很不平衡。

从表2的各项金融指标来看,广东、福建、四川、湖南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年末余额都远远高于其它地区,金融实力比较雄厚,资金流动活跃;而保费、上市公司家数则是广东遥遥领先(除香港、澳门)。资金流动活跃于第一、二阶梯之间,第三阶梯资金流动缓慢,极大程度地阻碍这些地区的金融合作与发展,导致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策略

(一)建立泛珠三角区域性金融机构

随着泛珠各项经济合作的深化,建立泛珠经济区的区域性银行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必然。整合区域内9省区城市商业银行,组建“泛珠三角发展银行”是一个创新的途径。“泛珠三角发展银行”就像一个具有政策性银行的特征,可以根据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确立相应的资金比例,由各省区财政拨款共同组建,也可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募集资金。这一银行的任务主要是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政策性贷款。此外,还要注重加强金融机构区域内相互开设网点、增强服务能力建设的金融合作。

(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

区域经济一体化后,金融制度,金融合作越来越复杂、精细。因此,需要加强区域金融监管的配合与协调,建立区域金融风险的信息沟通、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区域信用体系和信用环境建设,重点探索建立覆盖全区、资源共享、信息完备、使用便捷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信用系统。在防范风险层面,建立客户信息通报制度,定期通报不良客户黑名单,同时共同加强区域金融监管和内控,携手打击金融犯罪,确保金融安全,创造区域经济发展的良好金融环境。

(三)完善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法律体系

一要建立一套相互配合、一致连贯的政策法规体系,优化合作环境,为合作提供良好的法律保障。二要抓紧完善内地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市场扭曲,使区域内金融业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三要建立和完善泛珠三角相对一致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文化制度,使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发明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严格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保护。

(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云南、贵州、四川距离广东比较远,由于空间距离远,经济金融发展梯度明显,使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加突出,金融机构在开展异地业务时面临管理难度大、风险管理手段缺乏等问题。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很大程度的影响偏远地区的对外贸易,导致进出口贸易额比较低,经济发展状况欠佳,与沿海地区差距越来越大。应该加强信息传递能力,搭建信息沟通的平台。

(五)积极促进双边与多边金融业务及金融资源共享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应当以主体间差异性为基础,发挥各方比较优势,积极进行双边和多边的金融业务合作及金融资源共享。以融资为例,泛珠三角区域内既有资金充裕的省区,也有资金紧张的落后省区,资金供求的差异性较为明显。但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发达省区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和较为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以近年来出现了资金从存贷比高的地区向存贷比低的地区流动的现象,资金供求不平衡性状况日益严重。为此,区域的金融合作应当致力于建立双边或多边的资金共享机制,充分利用资金供求不平衡的特点,积极引导资金合理流动,实现在整个区域内的资金融通,进而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金融资源的优化和整合。

(六)完善区域金融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

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

(七)加强人力资源合作

突出港澳和广东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密切人才交流,是深化区域各方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有利于防范潜在的区域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合理流动。加大人才交流培训力度,建立区域内人才交流培训机构,共同组织高级管理人员互访和出境学习、考察、培训。加强高级管理人员定期沟通与联系,实行互派人员挂职锻炼。加强人力资源配置、用工制度绩效考核、人才培养等方面经验交流,优化人力资源结构。

(八)加强区域内物流主要枢纽地的金融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南北东西的跨度很大,要实现共同发展就必须保障物流的畅通无阻。密切物流主要枢纽地的联系与合作,促进大型物流企业在区域内合理布局和发展,畅通物流有利于区域内贸易发展,有利于内陆省(区)发展开放型经济,有利于加快资金的自由流动,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通过加强金融合作,促进物流的合理分工和布局发展,为大型物流企业提供优良的金融服务。

参考文献:

[1]黄正新,李远礼.泛珠三角区域金融联动的探讨与展望[J].广东商学院报,2006(5).

[2]陈燕珊等.泛珠三角区域金融机构合作机理探讨[J].透视珠三角,2006(6).

[3]李斌等.泛珠三角产业分工合作的空间规划研究[J].热带地理,*(4).

[4]尹优平.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5]吴丽.泛珠三角区域金融合作问题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

[6]何传添.构建泛珠三角金融合作的保障体系[J].南方金融.2005(7).

[7]李明昌.在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的基础上促进资本流动与融合[J].西南金融.2006(9).

[8]兰小林.广西参与泛珠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的战略思考[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4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基础:

(一)理论基础

货币金融合作是以最优货币区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从蒙代尔(1961)提出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开始,OCA理论由最初的单一分析方法到加入OCA成本、收益综合分析,再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OCA一般均衡模型与OCA指数的建立,以及关于OCA内生性和政治因素的分析等,逐步将各种复杂的标准系统化,并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较完备的理论基础。

(二)经济基础

1、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成员国之间宏观经济依赖性加强,客观上需要实现区域内汇率稳定,降低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开展货币合作。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在80年代后半期显著上升,而区域内贸易量越大,开展货币合作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就会交易成本的降低而越大,所以各国普遍也有深化货币合作的愿望。

2、东亚各成员国拥有丰富的外汇储备,区域内部直接投资的趋势不断提高,资本流动方面显示了比较高的合作性。在此基础上开展金融合作无疑有利于防范金融危机或进行时候救援。

3、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各国认识到区域内各国加强汇率机制的协调,开展货币合作有助于防范货币冲击,缓解金融危机。东亚各国在危机中的惨痛教训使其认识到仅凭本国的力量无法对抗巨大的国际游资冲击,更无法有效的遏制危机扩散,合作成为各方的共识。

4、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证明货币金融合作是可行且有效的,东亚地区关于加强货币合作的呼声受欧元成功启动的影响再度高涨,为货币合作提供了舆论准备。目前,东亚各国在开展货币合作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质性的工作:1999年11月,东盟10+3峰会在马尼拉通过了《东亚合作的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2000年5月东盟10+3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达成了《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使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从构想变成为现实。2000年8月东盟10+3的中央银行又将多边货币互换计划的规模由2亿美元扩展到10亿美元。2000年11月互换协议扩展到所有东盟成员,总额达到10亿美元,扩展了东盟互换协议(ASA)与双边互换网络和回购协议(BSA)。2005年5月27日中、日、韩三国央行行长在汉城签署了新的掉期协议,韩国央行与中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达成协议扩大换汇数额分别达40亿美元和30亿美元,该协议成为“清迈协议”的延续。清迈构想的实现及其拓展显示了东亚各国开展货币金融合作的信心,为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基础

1、随着欧元区和美元区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在经历改革,东亚各国政府、商界、学术界对于货币金融合作的热情高涨,这无疑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准备。

2、日本长期以来实行依附美国的政策,但为实现其在亚洲地区的支配地位,迫于东亚其他国家的压力,也需要联合区域内其他国家对抗来自区域外的竞争压力;另外,日本长期以来受经济衰退困扰,为重振国内经济,日本也积极开展对内金融改革和对外金融合作,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作为东亚经济龙头的日本积极开展货币金融合作既有力的推进了合作进程,又给区内各国做出了示范效应。

三、障碍

1、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各经济体的经济周期、面临的内、外部冲击作用的方向、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这些差异性为实现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增大了难度,东亚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有较大差别,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由此导致各国在政策协调、产业整合等方面出现了较多冲突。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成员中,既有经济发达的日本,又有经济落后的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经济政策缺乏有效协调,各国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尚不存在一个具有足够辐射能力的“轴心国”,缺乏能为整个地区决定货币政策并协调区内各国政策的领导国家。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雄厚国家的日本,不断提高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活动中的地位,日元也实现了国际化。但是除政治因素影响外,日本仍面临国内市场狭小、经济疲软、国内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国际化的程度过低等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并不具备担当货币合作“轴心国”的能力。中国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在东亚地区“市场提供者”的地位日益增强,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范围的使用。但是,中国由于国内金融领域问题重重,金融改革尚未全面推广,其经济实力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力还远达不到担当“轴心国”的要求。

3、由于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而且各国在区域合作中仍固守所谓的“亚洲传统”,缺乏政治上的合作与相互信任,各成员国主权意识妨碍政策协调。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机缘,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又有较大差异和分歧,政治上相互视为对手,缺乏信任;另外开展货币合作就意味着各成员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经济政策自自主权,而现阶段东亚各国很明显不会放弃独立制定本国经济金融政策的权利,这必然会妨碍合作中的政策协调。目前,东亚地区也没有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主权国家权利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这无疑增大了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难度。

4、东亚各国除中国和日本外,产品大多集中在电子电器、石油、纺织品等少数品种,而且区域内多数国家仍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导致其在国际市场存在激烈的竞争,从而影响区域合作。相对于欧盟和北美两大自由贸易区,东亚各国经济结构雷同程度太高,竞争的激烈导致贸易争端时常发生。

5、东亚各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存在着很强的联系,各成员在贸易结算、进出口等多方面都依赖于美国,美国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必要时可能干预东亚货币合作。美国是东亚各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东亚各国同美国的贸易比重占绝对优势,国际进出口贸易大多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区内成员的外汇储备美元资产由占绝对比例,这些都增强了美国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影响力。为维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可能会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实施干预。如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就是因遭美国政府反对而搁浅。如何正确处理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政策建议

1、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的开展首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其地位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中的德国。货币合作成员国中可能有些会因为政府信誉不佳导致经济政策存在“公信度”问题,这是就需要区域内某一核心国家(该国拥有一个极具纪律性和“公信度”的中央银行)为其它与其组成货币联盟的国家提供“信用”担保。在东亚地区,如前所述,无论日本还是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担当此责任的能力,所以东亚合作的成功首先需要区域内的经济大国增强自身实力,加强国内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实现并深化本币国家化,完善金融监控措施,加强经济金融立法,提高本国经济政策“公信度”,形成合作的领导核心。

2、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应加强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强化政府之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立法、监管方面的合作。Tetsuji(2002)指出“共同监测和政策协调是区域金融合作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东亚地区在1997年11月建立“马尼拉框架”集团;1998年10月确立东盟监督进程,其后扩展为东盟10+3监督进程;2000年4月ADB与ASEAN共同成立“私人资本流动监控”工作组;2001年5月檀香山东盟10+3财长会议提出建立东盟10+3早期预警系统。以上这些活动都是各国信息交流和政策协调的表现。但是,由于政策协调由于需要各国部分让渡政策自主权,因此难度较大。东亚各国应明确合作意向,强化政府间的信任和支持,扩大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真正为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3、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东亚各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外汇储备,若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就可以很好的抵御外部金融冲击;另一方面,东亚各国单靠一国自身的力量无法抵御大规模的资金流入、流出冲击,更难以限制危机的扩散,所以为避免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事件再次发生,建立区域性防范和化解危机的机制,建立区域融资便利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在建立东亚各国多边货币互换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充当区域性最后贷款人,管理危机救援行动的机构,协调各国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监督和约束各国经济动向,可以提高危机防范和化解的效率,推进东亚区域内的政策协调。

4、积极协调东亚各国汇率政策,改革目前的汇率制度安排,建立区域货币体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东亚各国普遍采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因为东亚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等其他原因而暴露出明显的错弱型,这又加剧了东亚各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不稳定。保持汇率稳定对于东亚各国未来的发展而言,尤为重要。为实现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东亚各经济体首先应在现有汇率住下加强政策协调,维持区域内双边汇率的相对稳定,积极尝试可行的汇率制度安排。在条件成熟之后,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监管机构,在东亚区域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

5、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衡量,东亚地区在很多方面仍达不到OCA标准要求,在要素流动性、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一体化程度、通货膨胀相似性、政策一体化程度等各个方面需要进行全面的完善,东亚各经济体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部分让渡国内经济金融政策自主权,切实开展合作。

展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前景,虽然目前开展的合作的领域较窄,合作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仍存在诸多障碍和困难;但由于合作具备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基础,东亚各国在合作领域又存在共识,如果东亚各国能相互信任,以长远目光积极开展深层次合作,东亚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仍有巨大的空间和发展潜力。

参考文献:

1、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

2、王雪磊:《论东亚汇率制度协调》,《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2期

3、戴金平、万志宏:《APEC的货币金融合作:经济基础与构想》,《世界经济》,2005年第5期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5

(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提出

中国、印度、缅甸、孟加拉四国陆地总面积达134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0%,2012年生产总值达10万亿美元。四国物产丰富,资源能源富集,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印缅孟次区域包括缅甸、中国西南地区、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在内,陆地面积约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亿。次区域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核心区和亚洲各次区域的重要枢纽,入有中、印、缅、孟广袤腹地,出有加尔各答、吉大港、仰光等著名港口,是中国、南亚、东南亚地区三大市场融汇地,联动全球1/3以上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中国开拓印度洋出海大通道的必经之地,通道价值、地缘区位和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合作的设想最早由云南省的学者于1998年提出,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有关学者的策划下,1999年昆明市举办了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一届,一直以来以非正式官方交流为主。从空间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的综合视角,中印作为两个大国和大市场,尽管共有边境线较长,但出于地理特征和政治安全等因素,需要选择恰当区域开辟狭长的安全缓冲区和经济交往区,并依托本国的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优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园区建设、商贸旅游文化等交流与合作,促进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及周边缅甸、孟加拉等国家的经贸往来。该区域具有明显的“跨境经济走廊”特征,涉及中印缅孟四国,因此该区域称之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近年来,中印缅孟四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相互贸易、投资等不断增加,为地区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2013年5月,总理访印期间与印度总理辛格达成一致同意在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倡议建设印缅孟经济走廊,推动中印两个大市场紧密连接。这也标志着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笔者认为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重点应包含以下内容:1.以交通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基本条件;2.互补性产业结构和巨大的相互贸易需求,是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动力所在;3.分布在交通沿线的产业园区各具优势,人才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集聚明显;4.包括贸易、投资、金融、旅游在内的互联互通便利;5.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增强中印两个世界最大人口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6.提升对缅甸、孟加拉的投资水平,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能源优势。

(二)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轮较快增长后,但自2011年以来开始下滑,突出表现为对外贸易拉动量能不足。2012年,中印贸易额由2011年的739亿美元回落至664.7亿美元,同比减少10.1%,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因此,两国都迫切需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出口市场,遏制出口贸易下滑态势,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于此背景,中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础上面临加快西向和西南向开发开放的历史重任和现实需求;同时,印度也面临东北部和北部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缅甸、孟加拉也需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中有所作为。可见,建设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符合四国的共同利益,次区域的进一步开发开放有望成为亚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也将注入新的活力。第二,有利于深化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方政治互信。长期以来,缅甸和孟加拉与中国的关系较为稳定,经济交往十分密切,民间往来十分频繁,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加快在该区域的经济布局,以此进一步巩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印两国关系近年来也不断改善,但领土边界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制约了两国在更多经济领域的深度合作。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建设,将有助于四国扩大经济合作范畴,以此为根基不断增强各国的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可见,从深化经济务实合作入手,巩固全方位合作关系,对中国进入南亚进而连接西亚和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意义重大,对中国出海口战略、能源战略、资源战略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利益影响深远。第三,有利于资源技术互通,增进各方国民福利。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是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区域之一。但是也要看到,四国在资源、技术、资本、人力等方面各具优势,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发展潜力巨大。经济走廊建设将推动各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和贸易投资往来,对促进次区域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增加投资和贸易机会,减少投资和贸易壁垒,带动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强物质文化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提升福利水平。可见,建设好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将促进中印两个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市场的互联互通,同时带动缅甸和孟加拉国的发展,对开发亚洲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加快次区域融入全球化具有积极影响。

二、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

跨境区域金融合作需要核心国家的主导和推动。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中国和印度是主导力量,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加以推进。SWOT分析法以系统分析方法为基础,全面分析主体所具备的内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面临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并按照矩阵形式排列,加以综合考量,为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SWOT分析结果见表1。

(一)优势

1.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优势。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市场容量等方面积累了明显的优势;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同时存在对IT产品服务、资源、能源、农产品等的巨大需求;西南地区也逐步成为开放前沿,并通过国内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中国西北、中原地区和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因此,基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将连接到全国的大市场和大工厂。2.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优势。空间可达度是跨境经济合作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条件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可达度。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中国西南地区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态势明显,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加强,客观上为中国西向开放提供了基础设施、交通、产业基础等方面的优势条件,为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中国在金砖联盟、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框架也积极支持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3.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优势。中国西南地区在大力发展边贸、执行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等基础上,经过多年来的大胆试验,沿边开发开放不断取得新进展,呈现新格局。2011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昆明建设成为面向东南亚、南亚的区域性金融中心”;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云南瑞丽、广西东兴、内蒙古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2013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等11个部委办联合印发《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些沿边开放和金改试验政策优势正逐步转化为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势能。4.民间交往和文化交流优势。中印缅孟经济、文化、思想交流源远流长,佛教、音乐、舞蹈、天文历算、文学语言、建筑和制糖等传入中国;同样,中国的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传入各国。近年来,在云南省政府和有关学者推动下,1999年首届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论坛召开并签署“昆明倡议”,该论坛一直延续至今;2013年6月,由中国国家商务部和云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邀请南亚各国商务部门联合举办了首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期间举办了旨在增进中国和南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系列活动;2013年12月在云南瑞丽市姐告边境贸易区举办的中国缅甸边境经济贸易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13届。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四国在贸易投资、交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

(二)劣势

1.缺乏国家层面的长期支持和推动。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虽然在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倡议发起,但仍缺乏实质性进展和政策性支持。由于金融合作的复杂性高于经济走廊建设,就西南地方省份而言,金融顶层制度供给缺乏自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跨境金融机构合作和人才培养有待突破,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有待进一步放开。现有政策和基础难以满足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高要求,反而将制约经济走廊建设。2.产业梯度和互补性不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竞争力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为基础。中印缅孟次区域尽管在产业结构和贸易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产业相似度仍高于互补性。以中印为例,印度对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其原因是印度缺乏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而中国的机械、电讯、化学产品在印度市场优势明显,出于考虑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印度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推进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需要四国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互补性。3.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投资的力度不够。中印缅孟次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能否取得实效需要落实在微观主体。目前,中国仍缺乏对本国企业参与对外贸易和赴印度、缅甸、孟加拉投资的全方位政策措施保障,投资壁垒、出口企业融资、对外投资企业最惠国待遇、对外投资汇率变动避险、政治风险避险等关键问题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

(三)机会

1.全球金融危机为次区域金融合作提供了重大机遇。从国际经济金融的发展实践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稳定,有利于抵御外部金融风险。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日本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盟陷入债务危机,中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人民币始终保持升值态势。吸取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印缅孟次区域各国对于加快地区金融货币合作、推动地区金融一体化初步形成一定的共识。这些变化增强了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对人民币和中国经济的信赖,为中国西向金融开放和人民币次区域国际化注入了强心剂。2.印度、缅甸、孟加拉迫切需要新开放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国家经济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对于缅甸和孟加拉而言,如何有效利用中印两国的大市场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捷径;对于印度而言,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和开发开放印度东北部广大地区也将为印度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可见,四国都有扩大对外开发开放的迫切需求,为中国推进跨境金融合作提供了机会。3.中印两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机遇。2013年3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五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建立总额1000亿美元的紧急储备机制,旨在加强多边金融合作与协调。2013年9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上,金砖五国领导人经过非正式磋商宣布已就建立金砖国家发展银行达成初步共识。由中印两个大国在金砖国家框架下的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将有利于缅甸和孟加拉参与到次区域的金融合作中来。另外,中国—东盟自贸区业已建成,中缅金融合作也已具备良好基础。

(四)威胁

1.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金融话语权,华尔街的金融资本足以扰动全球实体经济,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地位未根本动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仍缺少话语权。WTO和主要国际贸易多边框架仍然由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和印度在内的WTO成员国有被边缘化的趋势。2.区域内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等关系复杂。国家战略定位是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中最为关键的影响因素,一旦某国战略改变势必影响经济走廊建设和金融合作。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双边关系中,中印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其他双边和多边关系也不容忽视。由于该区域内复杂的政治、领土、民族、宗教关系问题,稍有不慎可能影响到各国战略定位,威胁次区域经济合作。3.区域外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介入。中印缅孟次区域是难得的投资热土,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日本等国的资本和技术竞相进入次区域。从政治上来看,美国、日本、欧洲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喜欢打“印度牌”,近期也将缅甸和孟加拉牵涉进来。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中印缅孟次区域已经成为主要世界大国的角力场,对中国开展贸易、投资活动带来潜在的政治风险。

三、中国推进中印缅孟次区域金融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实现路径

金融合作是金融国际化背景下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和高级阶段。从长期来看,各方应致力于消除区域内高额的贸易成本和贸易壁垒,建成自由贸易区,加速贸易自由化进程;致力于消除区域内投资障碍,实现区域内国民待遇,促进投资便利化;致力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生产协调,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和贸易互补性,提升产业协同化水平;致力于区域内货币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贸易自由化

当前,WTO谈判进展缓慢,功能逐步弱化;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等多边框架也大有取代WTO之势。为避免被边缘化,中国一方面应积极主动开展谈判争取早日加入,另一方面应积极构建自己主导或具有重要话语权的多边框架,中国—东盟自贸区、金砖国家联盟等是中国构建多边框架的重点合作区域。中印缅孟次区域内印度是金砖国家,缅甸是东盟成员国,具备成立多边框架的基础。因此,加快建成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FTA)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的长期战略目标。在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的实现路径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短期:一是中印缅加强在WTO多哈回合、中印加强在金砖国家联盟、中缅加强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多边及双边场合涉及贸易问题的协调。二是开展区域贸易安排(RTA)谈判,加快建立有效的区域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加强各国标准、认证、检验、检疫以及各国贸易救济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四是扩大边境地区开放,扩大边境贸易。长期:一是结合RTA进展,适时组织开展中印缅孟自由贸易区谈判。二是逐步消除贸易壁垒,推进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三是整合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联合打造“中印制造”的最强音。

(二)投资便利化

中国和印度作为该区域的两个核心大国,投资潜力同样巨大。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满足各国企业在扩大国际市场、提升技术水平、获取资源和规避贸易壁垒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各国在产业结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具有互补优势,直接投资有利于各国竞争优势的发挥。在推进中印缅孟投资便利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宏观层面:一是完善商业信息交流机制,加强相关贸易、投资政策的信息交流。二是互派贸易和投资促进团体访问,为强化各国经贸部长级会议、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紧密联系提供支持。三是了解各国法律法规,提高贸易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共创良好的投资环境。四是扩大在展览会、博览会等贸易和投资促进平台方面的合作,增加企业交流合作的机会。五是加强在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微观层面:一是允许符合共同标准的金融机构在区域内各国互设分支机构,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到次区域国家发行海外债券。二是推进次区域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采取全面保障措施,鼓励成立对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探索发展并购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品创新,逐步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并提供相应的中介服务,支持国内企业和国内资本到孟印缅投资。四是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方式,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为用汇主体提供融资支持。五是推动开发性金融在次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中的投资参与。

(三)产业协同化

产业协同效应是指原料、人才、技术、设备、信息等基本生产要素和供应、生产、销售、研发、服务等核心生产环节密切配合、结构合理、分工科学,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产业协同效应有集聚协同和分工协同两种类型。本轮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以来,中印缅孟次区域内贸易争端不断加剧,特别是印度面临经济下滑压力,对国内制造业多加保护,因此对中国矿产、机电等多个领域掀起贸易救济浪潮或严苛征税。这主要归因于各国产业结构上的相似性。当前,全球需求结构变化引致生产领域的深刻变化,中印缅孟次区域面临在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价值链分工的竞争,强化次区域合作有助于在适度竞争环境中提升各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推进中印缅孟产业协同化的路径选择上,应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区域内资源有效整合与合理配置。中印缅孟次区域在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方面各有优劣势,需要各国加快要素市场建设和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实现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共享,提升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条件,加快次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区域内自然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深化贸易合作,促成产业分工与协同。另一方面,要加快产业园区建设和互补发展。中印缅孟次区域必须强化错位竞争及互补合作,沿经济走廊建设互补性强、市场定位清晰、布局合理的产业园区;协调产业发展政策,提高各国产业互补性;推进产业以经济走廊的园区为核心集聚,形成产业集群,吸引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向各自优势产业聚集。

(四)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欧亚、金融合作、金融媒介宽度

一、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现实性意义

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金融经济国际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欧亚地区金融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各国实施金融互动、优势互补,加快金融创新,改善的金融生态,提升金融整体竞争力,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1、可以有效的整合区域内的金融资源。欧亚各国,特别是中国、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金融资源,通过实施区域内合理分工,有效整合区域金融资源,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

2、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中国、俄罗斯的金融业相对发达,金融总量和金融科技水平在欧亚区域各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区域内各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促进各国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升各国金融服务水平和金融整体竞争力。

3、能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欧亚区域内的合作已涉及到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商业贸易、农业、旅游、劳务、科教文化、卫生免疫、环保等多个领域,合作项目的落实最终离不开资金的供给与支持,如果跨国的金融合作有效,就能保证中亚、欧亚各国的信贷资金、保险资金、投资资金的横向合理流动。

4、能促进世界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当前,东亚、中亚、欧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和次区域合作方兴未艾,一方面各国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保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同时,也对对接欧盟、东盟区域合作,提高区域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开放水平,保持各国的经济繁荣,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可行性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不论是北美经济自由贸易区,还是“欧盟”、东盟都充分显示了区域合作良好的发展态势。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等国际上成功的区域合作经验来看,区域金融合作应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合作区域相互毗邻,且处于“龙头”地位的金融核心区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二是各地区之间经济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资源优势互补;三是必须形成利益共享、成果多赢的共生型协作机制。在这一点上,欧亚地区相对于其他经济区域,具有明显的可行性。

(一)从地理区位来看,欧亚各国区域特征明显。俄罗斯和中国是欧亚金融、物流和信息中心,俄罗斯、中亚各国和中国中西部都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虽然其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存有一定差异,但近年来,该地区各国政府均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开拓国际市场作为其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战略。俄罗斯与欧盟国家联系方便。如果以俄罗斯和中国为内圈和核心圈,第二圈则为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塔,土库曼斯塔,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第三圈就是欧亚的其他国家。处于“龙头”地位的核心区是俄罗斯和中国经济圈。该经济中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周边来说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增长力。

(二)从资源禀赋来看,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和技术进步的方式都会与该地区的资源禀赋条件有关。欧亚经济区各国之间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明显,互补较强,为经济金融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欧亚经济区必须充分发掘和利用区内资源禀赋条件的这种差异和比较优势,寻找合作的契机,实现共同发展。

(三)从经济发展来看,在欧亚经济区中,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性差异,这种差异为区域经济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欧亚经济区中中国和俄罗斯是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等资源优势,为区域产业提供广阔的经贸平台;俄罗斯则是欧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桥梁,并在各国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的辐射作用;欧亚区亦各具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可以承接俄罗斯和中国转移的产业和投资,并且为俄罗斯和中国提供广阔的经济腹地。

(四)从金融发展来看,欧亚区域合作有利于加快俄罗斯和中国的资本进一步辐射,特别是俄罗斯的金融业将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多的机会。而周边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土地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正需要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使两种资源进行充分整合,利用资源优势吸纳投资,弥补开发资金的不足,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可以说,欧亚区域合作恰逢其时,区域内的资金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更好地提高。作需要。而目前欧亚各成员国之间金融监管体制差异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监管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根据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区域内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实现区域合作的基础和前提之一,但由于欧亚区域合作的国家数目较多,导致金融机构跨区域信息交流渠道不畅,区域合作中资金的横向流动必然给监管带来难度,容易产生新的金融风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协调的难度和信息传递的成本,这势必会对欧亚区域金融合作形成一定的限制。因此,区域金融合作客观上要求欧亚各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必须有所突破。

三是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阻碍了区域内资金的合理配置。目前各国地方政府对所属地区金融资源的争夺非常显形化,按市场化规则在区域范围分配金融资源的做法,往往导致金融资源向富裕地区集中。而区域经济合作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国政府按行政区来组织经济活动,行政区内的经济资源受控于政府的干预,带有强烈的地方政府行为色彩。当区域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时,各国地方政府往往以行政区为依托,构筑各种壁垒,阻碍了金融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四是金融制度性障碍。斯密的“分工产生的普遍富裕”是区域经济整合的目的。欧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正在起步,它会触及各成员国经济制度中的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在中国由户口和户籍制度以及城乡差别导致的对劳动力的就业歧视,影响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了维护局部利益而形成的各种法规和政策,会阻碍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些制度性的障碍最终破坏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微观层面看,它严重地影响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的效率;从宏观层面看,它导致了投资的膨胀和结构不合理,是引起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因此,当前欧亚区域经济金融有效整合的关键是制度创新。

四、欧亚地区金融合作的主要构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面对的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区域经济金融合作蕴藏着巨大商机。随着区域合作程度的加深,要素流动也不断加快。人才、物质、技术以及产业的转移势必伴随着巨大的资金流,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将会对区域金融合作形成倒逼机制,区域金融合作的滞后则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鉴于欧亚各国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具有较大差异性,决定了欧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只能是分层次、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欧亚经济金融合作总的原则“平等、互惠、自愿、双赢”的原则;欧亚金融合作的步骤应该分层次逐步推进,各成员国可考虑先从双边、三边合作入手,进而发展到多边及更广泛的合作;

总的构想是整合区域比较优势,拓展金融媒介宽度。整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主要思路是加大四个“建设”。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加大主导产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力争在5—10年内,把欧亚区域建设成以技术和资本为纽带,建立以中国和俄罗斯为核心的扇形辐射的高新技术网络,构建高新技术产业群和产业带;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结构重组,组成高新技术企业的联合舰队(4)。二是加大大工业产业建设——现代制造业。应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临江工业和山区工业发达产业带,构建世界级制造业体系及产业链和基地群。在发达地区,建设国际性集群式的制造业基地,培育一批核心竞争能力强的区域企业集团;在首都城市和其他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区域性扇形辐射工业制造、服务和控制中心。三是加大大农业产业建设——现代农业和海洋江河产业。加快区域各国的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建设能发挥各国资源和特色优势的农业生产基地。同时,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把海洋与江河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四是加大消费产业建设——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制定旅游规划,整合旅游资源,从纵横两方面重点规划精品旅游项目和特色旅游线路。拓展金融媒介宽度的主要思路:(一)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在欧亚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尤其要发挥俄罗斯和中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各国可借助区域合作的机会,加快本国金融市场的建设,改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使区域内各国的金融市场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可以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使区域内客户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获得更有效的满足;涉及到区域内大型项目的资金支持时,多个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银团贷款的方式予以合作;在对区域内企业进行重组过程中,可以引入多个机构投资者。(三)金融公共设施的建设和金融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欧亚区域金融合作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区域金融公共设施建设,这些公共基础设施为区域金融合作中出现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提供畅通的渠道,包括区域信息共享系统、区域支付结算平台、区域票据交换中心、区域外汇交易市场、区域信用卡管理中心等,目的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区域金融业整体水平;(四)区域金融稳定体系的合作。区域金融稳定应该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区域内整体金融运行环境良好,管理机制健全,并具有较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而区域金融合作(如银行内部跨区域合作、跨行跨区域金融市场合作等),都要求更高的监管水平。要保持这种稳定状态,除了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还必须建立跨区域金融监管、风险预警、风险救助等一系列合作措施,同时还可以进一步研究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等。

三、欧亚地区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7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其强大的杠杆功能使地区发展的原动力快速增强。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区位和资源优势,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各国金融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减少了银行的损失。如加强跨行跨区域银行承兑汇票查询、复查业务的合作,减少托收过程中的“恶意延付、无理退票”等行为。其次,实现资本合作,强强联合。建立合资金融公司,通过参股、入股等形式,依托资本纽带建立资本型合作模式,充实银行资本,降低银行经营风险。这样的合作方式可以使金融机构奠定业务上融合的基础。再则,增强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能力。金融机构可以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建立对风险的协同反应机制,以加强风险预警,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加快银行业务结构调整,创新金融产品。

泛北部湾区域金融合作现状

为加强区域内多边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探讨区域内经济金融问题,亚洲地区成立了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且通过了一些合作协议,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了泛北部湾金融合作框架。

(一)亚太经合组织(APEC)

APEC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成立于1989年,目前共有21个成员国。在APEC组织下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建立各国财长论坛,为各国交流观点和信息提供平台,推动金融机构的发展和自由化。2001年6月,中国政府在海南三亚APEC财长会工作组会议上提出“APEC金融与发展项目”倡议,项目总规模250万美元,其中由中国政府出资200万美元,通过举办培训、论坛和研究等活动,促进亚太地区金融与发展领域的能力建设。

(二)《清迈倡议》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10+3”国的央行行长及财长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的倡议》(简称《清迈倡议》)。该倡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大东盟货币互换安排,建立“10+3”双边互换和回购协议网络,促进资本流动的数据和信息交换,在金融监督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危机预警机制,以防范区域货币危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按照安排,“10+3”框架内各国之间相继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尤以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协议为主。《清迈倡议》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进一步的区域货币合作具有深远的意义,也使东南亚货币金融合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

(三)亚洲债券基金

2003年6月,11个亚太地区国家的中央银行宣布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第一期总金额10亿美元。2004年4月,又发行第二期,总额约为20亿美元,投资于以亚洲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表明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已从危机应对机制与流动性安排开始向实质性的旨在促进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和投资深化的安排转变,有助于提高外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率,为区域内各国提供政策反馈的渠道。

泛北部湾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尽管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地区的历史、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及金融合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使得其金融合作也面临不少困难。

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面临的困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

区域金融合作对参与国之间经济金融发展的一致性与同步性的要求,要高于对多样性和互补性的要求。泛北部湾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各国人均GDP差距较大,经济存在着发展阶段和模式上的差异,呈明显的梯形态势(见表1)。新加坡、文莱为第一层次,马来西亚为第二层次,中国与印尼、菲律宾为第三层次,越南为第四层次。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内层次较低,增加了金融合作的难度。

(二)金融机构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

我国金融机构对政府依赖性的核心表现就是严重依靠国家投入资金来化解风险,导致金融不安全程度增高。除发行特别国债、用外汇储备为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金外,我国在1999年专门成立了华融、信达、东方、长城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剥离当时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剥离的状况(见图1)。我国金融机构自身化解不良资产的能力弱,对抗金融风险的能力不强,对国家的依赖度偏高,这也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带来障碍。

(三)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

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主要局限在本国范围内,开放程度、国际化程度较低。资本管制程度和资本流动量体现了一国金融一体化的程度。我国资本管制程度较高,在金融市场的资本流动量也不大,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限制了我国融入区域金融合作。

另外,我国参加区域金融合作还存在其他困难。首先,人民币没有实现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人民币走向世界货币的必要前提。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风险度也相对较高。其次,金融市场不发达,银行系统当前还存在不少问题。多数银行的管理和业务水平不高,资产质量较差,各银行财务指标参差不齐。

推进我国融入泛北部湾金融合作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经济以构建金融合作平台

中国现已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也使我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2001-2006年中国GDP值(见图2),由图2可知,中国经济从2001年到2006年,连续6年保持8%至10%左右的增长速度。但同时也要看到目前中国还依然是一个人均GDP为2000多美元的国家,国民收入水平仍较低。在未来时期,中国仍应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持国内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夯实经济基础,同时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承担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二)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以增强抗风险能力

金融风险是以不良贷款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信用风险,银行依靠国家注资来改善经营状况,不利于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必须通过不断挖掘新的金融业务,增加优良资产,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处置不良资产,实现资产结构的优化,提高银行的独立性。一方面,我国当前开展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对银行改善信贷期限结构,在宏观上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大有裨益。同时从微观角度也有助于促进银行转变盈利模式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从而积极提升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发展程度是衡量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度的指标之一,而且其在作为为企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直接融资途径的同时,也成为一般投资者进行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工具,有助于深化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

(三)金融机构业务创新

通过金融创新摆脱对传统信贷业务的过度依赖,加大中间业务占比,从而实现资产结构和盈利模式的优化,逐步与泛北部湾国家的金融业务接轨和融合。金融创新包括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业务创新主要是顺应利率汇率政策的变化,主要通过表外业务来实现,包括贷款承诺、担保、金融衍生工具和投资银行业务等。而机构创新则是与证券化相伴随的,包括融资的证券化以及资产的证券化,即将商业银行贷款债权等流动性差的资产以证券形式进行转让,这就要求金融企业开展综合经营,对传统的中间业务进行创新。近年来,受资本约束和金融脱媒影响,国内金融创新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创新是未来衡量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四)加快融入区域内金融一体化进程

区域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和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逐步走向一个统一的金融市场的状态和趋势。其实质是通过区域内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通过相互联动来提供整体性的跨区域金融服务,包括区域支付结算体系的构建、金融机构间业务合作与跨境经营许可、投资自由化等。如:我国可以通过加强地区间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创造条件,引入外资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或投资入股境内金融机构;鼓励金融机构之间开展银团贷款、融资业务等合作;支持金融机构联合进行业务创新,进一步提升经济区的金融辐射和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金柏松.关于泛北部湾次区域合作构想[J].东南亚纵横,2008,1

2.张蕴岭.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J].当代亚太,2006,1

3.何秉孟.金融改革与经济安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8

截至2012年,京津冀金融资源分配不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贷款余额差距较大,北京最高,天津最低,河北居中(如表1所示)。北京的企业股票市值远远超过天津、河北,津冀两地企业股票市值加起来不足北京的6%,北京的境内上市公司是天津的5倍,河北的4倍。京津冀三地金融发展差异巨大,经济上北京呈领先地位,津冀无法与北京比拟。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产品和金融体系、调整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京津冀经济圈的作用。2012年京津冀三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值的表现来看,北京较天津、河北的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第一、二产业中河北发展势头迅猛,从三个产业生产总量来看,天津GDP增加值表现最弱,河北最强。说明产业结构上北京在第三产业上有比较优势,河北在第一、第二产业产量上有比较优势,而天津的三大产业产量均不突出,优势地位比较尴尬,天津虽然拥有良好的港口资源和化工资源,但是其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并且天津、河北的第三产业产量占总产业产量比例分别为47.52%、35.32%。根据三地的产业结构特点,说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应继续推动天津、河北两地第三产业的发展。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员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促进三地金融联动,实现平衡发展。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提速对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体化建设将使金融产品、金融人才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再分配来满足更高的需求,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

在实践中,为优化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可以建立京津冀统一的金融支付结算体系和跨行政区域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降低流通成本,共享金融技术。通过金融优惠引导北京的高科技企业流入津冀,促进港口贸易和重工业金融服务,支持京津冀三地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京津冀三地金融合作已经逐步展开,如天交所渤海股权交易中心就是服务于京津冀区域的金融机构,京津廊票据自动清分系统,异地融资业务等。同时,京津冀一体化对三地信用评级一体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能够为该区域金融信息资源共享搭建良好的平台。但要顺利实现上述合作,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地区狭义化意识强,合作意识淡薄,争抢资源。由于政绩考核机制不健全和行政区域的划分,各地区政府为了政绩往往只考虑地区自身发展需要,各取所需,没有合作意识,争抢资源,恶意竞争,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这无形中不利于区域间的协作,设置了一体化障碍,浪费了金融资源。第二,金融中心地位不明确。北京一直占据着大量金融资源,具有金融中心的地位。虽然天津曾一度被赋予北方金融中心的称号,却免不了一直被北京抢占金融先机,名不副实。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在政治、经济上决策权力较大,天津依托滨海新区设立综合改革试验区有国家政策红利,河北还没有金融方面的优势和话语权。

2建议与对策

为解决上述问题,仅凭各地区自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很小。首先,可以采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中央鼓励地区间的合作交流。其中协调好利益是关键,也是合作的基础。京津冀可以效仿珠三角,珠三角地区设立以广州、深圳为两点的经济中心,而京津冀地区则可以设立以北京、天津为两点的金融中心,将金融行政管理方面移向北京,将金融运营方面移向天津。另一方面,中央可以提高地区间不合作的风险和成本,为跨区域金融流通提供优惠条件,促进地区间的合作力度。其次,利用好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解决京津冀一体化问题。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由市场选择,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市场将资源进行调整再分配,形成差异化金融布局,使北京让利于津冀。随着北京的部分金融后台迁入武清和廊坊等地,金融资源将随之流入津冀市场。政府应对内部考核机制进行改革,促进区域间协作交流,明确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建立长效综合协调机制。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制定合作方案,建立互惠互信的原则,实现区域共赢合作。此外,中央应明确建立天津北方金融中心的发展战略,将过度“肥胖”的北京瘦身。政府实现服务型功能转化,防止过度的行政手段来推进一体化发展,过度的行政手段只是行政资源的再分配,并不会真正将资源分配落实到实处。为促进市场竞争,政府应积极建立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京津冀一体化的金融改革对该地区金融繁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一旦该地区金融风险防范不足,不仅会引起区域性的金融危机,还会将金融风险波及到全国范围。区域金融风险是由一地金融风险带动一片区域形成的区域金融风险或者由个别机构的金融风险连累区域形成扩散式传播。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融资渠道单一、银行资本投向集中、监管缺失、法律不完善等方面都会导致金融风险,为防止金融风险的危害,本文建议如下。

2.1建立京津冀区域金融监管一体化机制

由于京津冀三地金融具有联动性,金融互动紧密,一地系统性金融风险会波及京津冀区域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有必要建立京津冀区域金融监管一体化机制。监管一体化有利于降低行政监管成本,提高金融风险管理效率,防止各自为政而加剧的金融风险的破坏性。建立以北京为顶层的金融监管体系,统一目标,加强地方政府、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沟通效率,密切合作,明确各部门职能设置以及设立区域监管部门的职能定位,同时防止机构设置的冗杂。

2.2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

我国金融行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这种经营模式造成新的金融产品涌现、金融业务界限不清、跨地区金融运作、区域间协调失灵等问题,使系统性风险大大提升。随着改革的步伐加强,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将带来系统性风险,应建立专门机构对该地区的风险进行测评和管理,减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2.3加强微观主体风险防控能力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9

在2012中国(宁夏)投资贸易洽谈会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举行之际,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规划中国家给出的金融政策主要有:鼓励国内外金融机构在试验区设立分支机构;积极引进国内外各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落户试验区;鼓励外资金融机构依法设立中小型银行、村镇银行等;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按照有关政策法规,针对区域金融特点推动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宁夏企业参与国家金融创新试点业务。这些政策为宁夏承接伊斯兰金融投资,开展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支持。但是宁夏提出设立伊斯兰金融中心,包括组件伊斯兰银行等内容最终没有获得国家批准。

二、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障碍

(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困难重重

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有许多与生俱来的优势,宁夏也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急先锋,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开展的好坏,顺利与否,在很到程度上要受到中国与阿拉伯政治、经贸关系的影响。阿拉伯国家从政治到经济受到美国的影响很大,而美国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成为亲密伙伴的,甚至会千方百计阻挠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因此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加亲密的经贸往来困难重重。截至目前中国仍然没有建立起在国家层面上的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就必然影响到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往深层次发展。

(二)复合型伊斯兰金融专业人才严重缺乏

无论是宁夏境内银行开展伊斯兰业务,到阿拉伯国家开设分支机构,还是阿拉伯国家金融机构到宁夏开展金融合作这都需要大量既有深厚金融知识又全面了解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教义的复合型人才,然而这样的人才是十分缺乏的,另外我们还更加缺乏培养这样人才的渠道。即使有这样的渠道,要培养一个这样的复合型人才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所以人才缺乏将成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最大障碍之一。

(三)世界各国早已围绕伊斯兰金融资源展开激烈竞争,中国起步较晚

伊斯兰金融是在摆脱西方经济金融控制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的。随着伊斯兰金融的迅猛发展,伊斯兰世界各国已经渐渐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控制,逐步实现金融自主。但是,面对伊斯兰世界丰厚的金融资源与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觊觎之心。尤其是在能源紧张的21世纪,抢占伊斯兰金融资源对予维护各国的能源安全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世界各国围绕伊斯兰金融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04年,英国金融服务局(FSA)正式授权英国银行系统接纳伊斯兰银行业务,同年大不列颠伊斯兰银行成立,成为首个西方世界独资的伊斯兰银行。2004年5月,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增设伊斯兰金融处,并委派一名伊斯兰经济法教授担任顾问。2006年,日本政府支持曰本银行国际合作部(JBIC)聘请四位伊斯兰金融专家组成咨询小组,作为指导机构协助日本银行国际合作部与住友、三浦和三菱3家银行集团设立伊斯兰国际业务部,正式开展伊斯兰金融业务。2008年,新加坡星展银行集团和22个中东地区投资者宣布设立亚洲伊斯兰银行。中国发展伊斯兰金融起步较晚。香港在2007年11月,由恒生银行推出恒生伊斯兰中国指数基金;2008年3月,推出可转换伊斯兰债券;5月,推出伊斯兰股票指数;8月,开办伊斯兰金融业务窗口;12月,首宗伊斯兰银团贷款试水。中国大陆试点伊斯兰金融是在2009年底,由宁夏银行旗下的五个支行开设伊斯兰金融服务窗口,办理投资账户、理财和加价贸易三种业务,伊斯兰金融发展程度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各国。并且中国还未加入任何国际性的伊斯兰金融组织,难以得到国际帮助。总体来说,中国伊斯兰金融起步晚、发展慢,同时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很大。

三、加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措施

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截至目前,金融合作的具体成果几乎为零,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后我们要加强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首先要搞清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目标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向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前进。阿拉伯国家普遍采用伊斯兰金融模式,而伊斯兰金融模式与中国现有的金融模式在理论基础、原则特点、产品工具、市场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差别,因此我们要和阿拉伯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笔者首先是要去了解伊斯兰银行,怎么了解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在宁夏境内银行开展伊斯兰业务,通过开展伊斯兰业务逐步培养宁夏本土的伊斯兰金融人才,完善伊斯兰金融基础设施;其次在宁夏伊斯兰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采取一切办法引导国外阿拉伯国家金融机构在宁夏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最后由阿拉伯国家和宁夏共同出资筹建阿拉伯开发银行,在宁夏与阿拉伯各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虽然宁夏内陆开放规划已经获批,但是,痛失伊斯兰金融中心,这应该是《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规划》留给宁夏的一个遗憾。但是宁夏不能放弃,要继续竭力向国家争取在银川设立伊斯兰金融中心,我们可以把我们要做的工作做好按照以上目标扎实推进,具体来讲要开展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

(一)加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金融机构合作

短期来讲在宁夏本土银行开展伊斯兰业务急需阿拉伯国家金融机构相关专业人才的指导和帮助。从长期角度来讲,我们要建立起更加市场化、更加国际化、更加商业化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采取在国内国外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积极鼓励阿拉伯金融机构在宁夏设立代表处,也为阿拉伯国家金融机构进入宁夏提供绿色通道,同时引导我区金融机构到阿拉伯国家开设分支机构,经营伊斯兰金融,助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中阿之间金融机构的合作。同时,推动海合会国家金融机构在宁夏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最终在宁夏和在海湾各建立阿拉伯开发银行。

(二)合作探讨建立双向产业投资基金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可以将双边石油和贸易的出口收入部分留存并投资双边认可的领域,共同出资建立产业资金池。双向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对宁夏、中国西部地区有着较高社会效益的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来进行投资,也包括对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产业项目进行投资,还可以对打包后的项目进行整体投资。2013年9月16日中国—阿拉伯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启动仪式在银川举行,来自中国以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政界、金融界人士共同见证了宁夏向建设伊斯兰金融中心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的一步。

(三)积极推动人民币在双边合作中的使用

人民币在双边合作中使用可以增强宁夏与阿拉伯国家金融合作的现实需求,通过支持人民币跨境业务试点,建立健全与阿拉伯国家实现金融交易的基础设施,从而推动双方在人民币方面所开展的合作。短期内鼓励人民币在双边贸易和金融合作中作为计价、清算和结算货币;在中期积极推动在双边贸易中,特别是石油贸易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最终将宁夏打造为中国伊斯兰金融中心,中阿在金融产品、金融市场方面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四)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吸纳阿拉伯资本

金融合作论文范文篇10

[摘要]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奥运金融应正确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以奥运会金融服务和金融环境的建设为重点,加强金融创新,确保奥运经济效应的整体实现。

[关键词]奥运经济奥运金融金融服务

目前,奥运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现象,人们从聚合效应、裂变效应、辐射效应等方面表述了奥运经济的积极作用,但毫无疑问的是,奥运经济必须与金融发展相互依托。如果没有相应的金融支持,奥运经济效应则难以充分发挥。其实,从2001年7月北京取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天起,中国的金融业就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奥运,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奥运经济与奥运金融有着怎样的联系?金融业又应如何选择支持奥运经济的切入点?为此,本文特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奥运经济给奥运金融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奥运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凭借自身业务属性的优势,率先搭上了奥运经济的快车。众所周知,举办一届奥运会是要大动土木的,除了奥运赛事所需的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包括奥运村、媒体村、会议中心,以及残奥会场馆的的建设等等。如此庞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技术上的强力支持,还需要一条畅通无阻的资金链条作为保证其顺利实施的基础条件。但是如此庞大的资金需求仅靠政府支持是远远不够的。这就为金融机构提供了一个分享奥运盛宴的机会。2003年4月,中行与北京市政府签署了《金融合作协议》,根据《金融合作协议》,中行承诺在2008年之前,将提供1000亿元人民币用于北京市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所需的融资服务。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商机。

二、奥运金融发展的突破口

1.金融支付产业

如果将门票刷卡比作奥运催生的偌大金融支付市场的入口,那么与其相比与奥运相关的旅游、餐饮、酒店、消费等领域才是银行卡刷卡消费的重头戏。特别是在中国,刷卡消费所占比例还远远没达到预期水平,无论是签约商户数量、POS受理环境还是刷卡消费习惯都还未达标。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奥运倒计时的钟声将对金融支付产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金融支付将进入井喷式发展阶段。

2.银行管理业务

我国银行业能否为参与奥运盛事的各界来宾提供全方位、立体化、高质量和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务,直接与网络、技术、资金和人员保障能力有关。当然信息技术是金融服务系统的基本支撑。中国银行正发挥奥运会合作伙伴的优势,在奥运村等奥运区域内设立营业网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完善奥运场馆周边网点布局,与VISA国际组织共同合作,在奥运现场安装ATM和POS机,携手拓展奥运会相关城市商户受理网络。从目前已经开展的奥运相关市场开发和运营看,中行总的回报和收益比较理想。从直接收益看,围绕北京奥运会筹备开展的各种资金管理业务,代售北京奥运会门票、代销奥运特许商品和开设非居民临时法人账户等业务.已成为中行业务收入新增长点。从间接收益看,北京奥运会在提高中行金融服务水平、提升产品创新能力、拓展客户关系,以及建立品牌差异化优势等方面作用日益凸现。

3.自助服务市场

在银行的运营、管理和服务全面国际化的大背景下金融服务将不断前移,企业也会更加关注自动化和渠道集成。奥运金融自助服务工程无疑会促进金融行业与产业链各方的联合,全面推进金融业技术的应用.将使我国金融行业系统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全球领先的金融自助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NCR公司宣布,快捷、便利安全的金融自助服务将成为中国成功承办重大赛事和国际活动的必备条件,而日益频繁的大型活动也将为金融自助服务市场营造无限的拓展空间和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单一的存取款功能的ATM机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服务需求,通过一流的技术和软件实现集存取款、购票、充值、交费等全新功能的ATM将成为市场新宠,在为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协助银行获取更多利润。

4.风险管理业务

筹办奥运周期长、规模大、影响远。最大限度地防范风险、减少损失确保安全,是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奥运会的重要基础。作为保险合作伙伴,人保财险将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为北京奥组委、中国奥委会,以及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充足的保险保障服务与资金支持。在最近的几十年里保险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受到各届奥运会组织者的高度重视。这次人保财险加入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行列为双方的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人保财险将通过赞助奥运.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加速企业的发展。

三、奥运金融发展规划的制定

1.构建健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结合北京特色,为举办奥运提供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与服务。第一,针对混业经营的趋势,可考虑成立北京金融控股公司,控股公司是商业银行、北京证券公司等地方性金融企业,为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第二,加快开放实现金融机构的国际化。要有步骤地吸引具有先进管理经验、运行机制的各类外资金融机构在北京开业或参股首都金融产业,提高服务奥运的能力;第三,构建完善发达的金融市场。要着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推动奥运融资创新。

2.加强与改进金融监管,维护良好的金融秩序与环境

建立完备的金融监管体系,有效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一是各分业监管机构继续加强协调合作,建立金融企业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将金融机构置于市场约束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二是应加强首都金融业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系统,完善监管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和完善早期的风险预警系统;三是要整顿首都金融秩序,打击金融犯罪,提高首都金融业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邱晓德:奥运经济与发展中国体育金融市场[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3,1:2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