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形势下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7年金融过渡期结束,中国投资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关于中国金融开放可能面临的风险,有的学者发出了严正警告:“金融对外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重大的挑战”[1]我们要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难点和困惑,首先要能够理解中国金融必须面对并要嵌入其中的世界金融市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从经济理论发展来看,到目前我们仍认可市场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随着对市场的认识的深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我们的困惑是:我们的金融发展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市场运行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否一定要选择对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嵌入?嵌入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如何规避风险,或者说规避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这些问题本身,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制度以及微观金融机构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有一个推进金融改革,构建这一金融制度的主体来给出答案。于是谁能成为宏观结构性金融改革和推进的主体就成为我们要讨论问题的关键。

二、嵌入性理论解释框架

“嵌入性理论”(embeddednesstheory)是卡尔·波兰尼对社会思想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波兰尼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金钱和市场开始驾驭一切,最终使得一切包括社会都被嵌入到经济体系结构中。这一逻辑本身蕴涵了人类社会悲剧命运的结果。波兰尼认为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以一项乌托邦的建构。回归到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中国的金融改革、金融制度的构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直是围绕金融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来进行的。波兰尼的话今天无疑仍然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2]面对全球化下的全球化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仍然坚持认为,问题的根源在政府的干预。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实现转型的关键是“让价格就位”,并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他们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的技术性的东西。但是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转型本身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从世界的金融危机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金融危机本身绝不仅仅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货币等要素体系而形成的危机,在危机中随着金融体系的支撑要素心理、信用的崩溃,最终破坏的是一种社会长久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关系结构。一种金融制度体系在经历危机后能很快恢复并被建立起来,但是信心、信用、契约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建立却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点,就是波兰尼通过“嵌入”告诉我们的金融危机破坏性后果的实质。同时在其中他也向我们预示了金融危机甚至市场经济缺陷本身的解决办法。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场绝非偶然的国际金融“行动”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寻找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和有效应对措施,比如有的认为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汇率问题,东南亚国家采用了和美元挂钩的单一汇率制度。[3]有的学者通过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汇率变化的研究,认为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都受到对冲基金的冲击。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让外部资金对其汇率估价过高,所以在以后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在调整汇率的时间上凸显其“不可预期性”。[4]还有的学者使用经济长周期发展理论对美国经济和东南亚经济进行比较,认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创新落后了,从而影响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国际贸易货币收支的困难,最后导致了金融危机。[5]这些研究都有非常合理的地方,但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不足,那就是只注重技术层面的分析,没有将重点放到全球化背景和金融规制的主体性变化方面。而这两点,笔者认为是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更根本性的东西。

(一)危机中金融规制主体的变化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是世界金融乃至经济发展史上几十年罕见的。危机之前,东南亚各国几乎都采取出口拉动,人民高储蓄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②。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力引入外资;对内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对外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宽松的资本项目管制;普遍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亚洲发展模式”。自70年代以后,这种模式运行效果明显: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当然不可否认这模式也有其局限。比如过多依赖出口,对生产率提高所进行的投资普遍不足,经济效益依靠规模效益,在金融汇率方面单一挂靠美元,以及技术创新相对落后等。[3]但是这些问题不属于结构性顽疾。亚洲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本来起点就普遍低,这时候发展的关键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本国的优势,形成一种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补。这些问题本身也应该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自然而生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这些问题不足以导致那样一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这些问题不具有对应的强相关关系。说到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爆发的时候,金融规制的实施者已经不再是东南亚各国政府,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银行家。危机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其全球化的金融规制结构下,按照全球化金融规制的规则来运行全球化金融规制的直接结果。

(二)倒下者的教训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自1977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存在着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在金融战略规制方面采取盯住美元战略,以助于吸引外资(主要是短期资本)、促进出口,达到以资本账户盈余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目的。这在当时确实取得一定成效,稳定了国内经济。但是由于美联储———这家美国的私人银行———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所以可以任意通过突然间的增量发行来使通货膨胀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崩盘,接着是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手段开始“剪羊毛”。③在对待东南亚这些主体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手段一样。就是通过汇率来控制资金流向。然后通过自己预先设定好的金融机构、规则和金融工具对这些国家进行结构性碾磨。从1995年起,美元汇价开始上升,日元相对美元贬值。此时,东南亚各国没有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及时地调整汇率,仍然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本币随美元对其它货币的升值,工资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金融因素使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下降。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引起国际金融资本大量“热钱”的流入,这样就形成流动性过剩。这些“热钱”所追求的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本回报,它们不可能投入周期性长的生产企业领域,而必然是要流向资本回报率高,在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迅速撤离的房地产、股市、汇市等金融市场领域。与此同时,这些“热钱”的到来自然也会带来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从而使得本国的工业投资也相继进入该市场分享利润。这样在国内外资本的共同催生下,一国的金融会不知不觉形成巨大的非生产性经济泡沫。过量的货币供应产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为了应对此种情势,泰国政府只能提高利率。但这样的做法又使自身对形成的700多亿美元的债务不堪承受。到最后泰国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迅速让泰铢贬值。此时国际金融家“及时组织”资金从已经严重泡沫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外逃,从而“顷刻间”造成泰国金融的崩溃。这就是很多文章所描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背后的运作机制。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消息传出后,投资者闻讯纷纷抛售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短期资本也疯狂外逃。[6]这时,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利用对冲基金进行买美元抛泰株、买泰株抛美元的操作,致使泰株一路下滑,股市暴跌,银行呆账大量增加,外资流入剧减,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财政赤字扩大。到6月下旬,国际投机基金再度向泰株发起猛攻,最后泰国金融危机爆发。

泰国金融危机就好像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迅速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扩散,导致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盯住美元,改为浮动汇率制度。他们的货币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伴随货币贬值的是东南亚各国通货膨胀加剧,股市暴跌。至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必然欠下“美元”巨额债务,而这时候国际金融家往往操纵提高贷款利率,有时候这种债务利率会达到20%。[3]当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巨额债务的时候,国际金融家就开始着手以低廉的价格同时辅助政治和军事威胁对这些国家的自来水系统、公司、矿业、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等进行收购。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被国际金融银行家“洗劫”一空。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幸存者———韩国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波及到了韩国,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完全是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世界金融银行家对韩国的世界知名企业垂涎已久。当金融危机中韩国向昔日的盟友请求援助的时候,美国指使其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允许美国在韩国建立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以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成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宋鸿兵,2007:第241页)。[1]这些条件一旦签署,华尔街银行家立即会展开猎杀。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强烈激发出来———在国家耗尽了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他们纷纷捐出了自家的黄金白银为国家偿还债务。最为关键的是,韩国政府这时候真正发挥了自己对金融规制的主体作用———“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冲销了700亿—1500亿美元的坏账”,“把所有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12]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通过重新掌控对银行的控制权,确立并巩固了对自己国家金融规制主体的地位。也就是说,韩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拒绝了对国际金融银行家设置的金融结构的嵌入。韩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彻底排除出了自己的金融系统,捍卫了自己国家的金融主权,捍卫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一个国家的金融独立规制权与维护该国国家安全和主权同等重要。

四、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与反思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计划、市场和规制金融

我们从计划中走来———在很多领域我们还在计划的笼罩之下,同时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式地勇敢而义无反顾地迈向市场。“计划”曾深深嵌入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生活中。计划在我们的记忆痕迹里所留下的往往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和“严密的监管”。如今,在全世界都在推行“市场”的时代,市场好像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财富和繁荣。而市场要实现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嵌入”。就首先要使“计划”“脱嵌”。④于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言说往往总是不断在“脱嵌”和“嵌入”之间游走。关于金融的讨论,我们很多时候也没能跳出这一预设的框架。于是在中国的金融推进与改革中很多学者认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由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的过渡。但是从上面提及的金融全球化以及仍然没有走远的金融危机,我们不难推论出“计划金融”和“市场金融”关系的争论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真问题。而“市场金融”和“规制金融”的关系和定位问题才是一对对应的有探讨意义的问题。

1.全球化背景下从计划到规制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是财政的薄记,从而打破计划是实现金融繁荣的前提。[7]有的学者从金融法制化角度出发,认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从计划到规制的转轨就是要实现法律经济。对于金融改革我们首先的问题就是要实现从“计划控制的金融”到“有效规制的金融”。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市场活动,或者是政府部门的监管活动,都将受到金融规制和法律的约束,金融法制化是金融稳定与经济转轨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保证。[8]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在学理上讨论清楚。计划经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脱嵌”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但是市场靠什么实现“嵌入”,也就是“嵌入”的机制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来作为市场运行和“嵌入”的机制。而这样的逻辑必然首先要解答这样的质疑:如果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对金融进行规制,金融系统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那到底谁是金融规制的主体呢?如果法律是主体,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我们遭遇“国际惯例”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个呢?如果遵循自己的法律会违背全球化的要求,如果遵循“国际惯例”,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金融规制纳入了国际的框架里。根据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到最后我们根本不能对自己的金融进行规制。从计划金融到规制金融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背景下首先明确规制的主体,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2.一种新的认识———实现全球化规制金融的良性嵌入

市场意味着开放和自由,现在很多人主张金融的市场化,其实也就是要让金融的运行机制更开放和自由一些,但是没有规制的金融自由化会为金融危机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07年我们金融过渡期结束,将面对对国外资本的全面开放。这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和全球化的金融。我们面对的金融规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规制。此时的规制原则、规制主体、规制的对象、规制的机制等都不是在我们可“规制”的范围内的了。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嵌入。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通过“接轨”来嵌入,而必须要通过“特色”来嵌入。所谓的良性嵌入主要是从嵌入的运行状态和结果来看的。现在我们在推进金融改革中过分强调微观技术改革和运行过程接轨,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金融规制的理解没有上升到一个全球化的高度,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全球化下的金融规制风险没有前瞻性的认识。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中国现在要防范和规避的已经不是国内风险,而是国际风险。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金融风险都会通过一些金融载体、要素和金融工具才会真实发生和存在。所以首先必须对国内的全球化金融要素和工具风险进行考察。

1.人民币VS美元

我们都知道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额利润。而货币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掌握了无法限量的获取超级利润的手段。对东南亚、墨西哥、拉丁美洲以及美国自身内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我们不能理解为是金融或经济自身的固有属性。美元的无限量发行和无限制流动是罪魁祸首。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没有被强烈波及,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的牢牢控制,得益于我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一升再升,人民币连续进行了几次加息。在国家取消利率上限条件下,尽管中国金融体系的状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必然影响到生产性资本的投入,而使得资金流向风险性金融投资。人民币升值使得大量美元“热钱”看好中国市场,配合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大量的美元的涌入已是一种可以预期的必然。

从国际来看,美国国内最近几年一直使国内汇率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国内很多人的解读是美国政府希望以银行信贷的宽松来促进企业投资,增加个人的消费。[9]但是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美国财政部的这一做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那就是防止美元回流,保证美元对中国的集中流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以后,随着美元的大量流入,这些全世界为了利润游荡的幽灵必然会通过股市等市场开始其在中国的大量收购。当美元所能控制的股票、证券以及其他资产的价值超过人民币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中国货币发行权的实际控制者。在这种时候,国内学界却呼吁要中央银行摆脱政府独立运行,要中国的投资项目实行货币化管理,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中国现在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人民币主要和美元挂钩的金融汇兑前提下,这笔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的形式存储的。现在美元贬值,也就意味着这部分资产在贬值,中国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但如果把这部分钱投入到国内,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这些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放大可以形成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币流通量,这必会造成中国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中国最好的选择好像就是拿这笔钱来进行海外投资,但是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华尔街—伦敦金融轴心都在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所以这种海外投资的风险完全有理由被成倍高估。⑤货币是最基础的金融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我们应对的对策首先应该在战略上意识到在全球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开放情况下,对人民币的“实质发行权”进行严格规制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在无法通过制度化实现对美元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可以在国内借助嵌入性理论让我们的金融嵌入到我国自己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中,从而利用这种政治和社会独特性,达到全球化背景下对自己金融实行规制的目的。

2.中国的银行改革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银行改革首先面对着几个重大的理论困惑和问题:国内银行改革是政治化、商业化抑或市场化问题;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国内银行是建立“大而全”低效率的银行重要还是建立“小而美”的高效银行的问题;国内银行事先设定法律让银行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设立制度的问题;银行改革外在环境改革重要还是建立内控风险管理机制重要的问题。[9]其实笔者认为可以从金融规制的角度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两个,第一个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中国银行的改革应该采用宏观整体论、系统论的规制还是微观个体行动论的规制?第二个可以称之为战略性问题,中国要让国际银行嵌入到中国银行系统,接受中国银行系统的结构性规制?还是让中国的银行系统嵌入到国际银行运行结构中并受其规制?这两个学理上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采取了第一种选择,一般会考虑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种选择;相反,如果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论的态度,往往会使我们在战略上只能进行第二个问题的第二种考虑。目前中国的银行运作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和国外银行相比就好像是同在一个赛场但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两个拳击手。要强迫他们交手,那胜败完全是可以提前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加强自我保护,避免正面交手。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很显然都是选择了两个问题的后者———对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达成了广泛共识。银监会在2003年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已经表现了我们银行改革向市场化迈进的决心。比如国内银行股权多样化、各种信息必须公开等。在这种方向的指导下,中国的银行开始向精细化发展,由此对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就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有些金融工具的使用是有风险的,比如中国分期付款式房贷就是国外金融工具的一种引进和接纳,它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对于其可能的后果,东南亚金融危机无疑值得进行我们深刻的反思。

3.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在危机爆发之前,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被不断抛高。而最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投入这些领域的金融资本会纷纷外逃,造成金融泡沫的破裂从而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金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货币的超量发行集中体现在M2/GDP比率居高不下,已经高居全球之首。中国贸易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10]而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由全球市场的供求决定,难以吸收这些多余的流动性。这样,房地产市场吸收超量发放的货币就成为一种可能。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最近几年的房地产价格攀升。另外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外资金必然大量涌入来获取这种升值以及预期继续升值的利差。而对允许私人贷款购房这种国外金融工具的引入,使得银行的信用贷款迅速攀升。以房地产为例,到2004年,中国商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1%。房地产的投资与开发、竣工面积分别增长了28.7%、15.2%和15.6%。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当年攀升达到了20%。再看中国的股票市场,2007年初股市开始上升,后来沪市突破5000点大关。资金疯狂涌向股市,人们一时好像失去了理性,对股市的风险不再考虑。后来股市尽管实现了一个“软着陆”,但是从金融规制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危机的信号。

以前人们认为造成房价攀升的原因是房地产信贷者享受着一个比较低的利率。所以现在国内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可以通过宏观利息调控来实现房价下降,但是如果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这种观点是有漏洞的。国内利率上调,加大了生产性企业负担,反而更容易使得他们投资于房地产从而进一步使房价攀升。日本在金融危机前几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美国在日元同美元挂钩的情况下,通过不断让日元升值使得大量的生产性投资转移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并且被不断预期会升值。于是人们越来越大规模地在其中投资,直到有一天人们的信心被彻底摧毁。[11]为了防止这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金融泡沫,第一:我们不能放弃政府对货币进行规制的权力。主张美联储那种货币规制模式,实现中央银行摆脱政府独立运行的观点目前是不可取的;第二:面对不可避免的金融市场开放,我们必须加紧对外资流向的监管。一旦出现异常迹象,就像当年美国对待日本一样,果断冻结外资银行的所有业务。

五、结语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其首先摧毁的就是一个个国家。所以国家(政府)作为金融推进的主体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依然存在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语境下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是要进行金融规制下的推进。这样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规制的运作结构和机制成为我们要关注的核心。而对于规制状况下金融体系内部甚至金融机构改革具体应该如何操作等技术性问题,必须在对核心问题做出回答之后才能予以考虑。否则我们就成了舍大放小,舍全局而沉迷于具体的局部了。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曾说:“东亚———整个世界中发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如果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事实上东南亚危机正是自发调节的市场失败的最戏剧性的例证:正是短期资本流的释放,在全世界晃荡着想寻找最高回报的大量美元……成为这场危机的根源”[2]“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国际金融家———笔者注)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讲,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2]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无疑在从学理的高度对我们国家的独特模式进行肯定、归纳并提出告诫。他在告诉我们: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以国家为主体的金融规制对中国来说是优先于金融开放和市场化的。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市场和金融的自由化,应该坚定遵循让经济和金融“嵌入”于社会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相反。更主要的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充满信心,用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模式去构建一个没有金融危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