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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

【摘要】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一些人企图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来解读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当下供给侧改革的一种片面性理解。因此,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全面分析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内涵以及政策举措,是直面经济运行中供需错位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期叠加;供给侧改革;解读

针对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的发展困境,以习近平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的必然要求”[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因素提出的,将成为我国今后经济领域的主要任务。然而,对于中国新常态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些人试图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来套用阐释,容易造成误解和误读。正确认识供需错位的主要矛盾,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阐释引导供需结构性改革,直面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新挑战、新实践,是适应引领新常态的时代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供给侧改革背景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以对社会现实和矛盾的分析为现实依据。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虽然从未明确指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在《资本论》的第二部分第三篇中马克思对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科学分析,阐明了社会资本流通过程中两大部类平衡配置的理论,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相对于需求的过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商品不是一般需求,而且应达到社会性需要,符合市场社会中的要求,实质就是要社会总产品在数量、结构上有效供给,成为社会再生产的重要动力。一方面,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供给一定程度上决定并创造需求,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之间供给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运行;另一方面,两大部类之间以及内部也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和合理结构,实现有效供给。供给与需求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方面,二者相互作用:供给决定需求,需求促进供给,供大于求则会生产过剩,供小于求则生产不足。无论生产过剩还是生产不足都会导致再生产过程的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生产中断。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选择从供给侧着手还是需求侧攻坚,取决于一定时期经济运行中供求平衡状况。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平衡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当前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与传统注重需求侧调控造成两大部类总量、结构失衡密切相关,有效供给短缺。(一)增长速度换档期:供求失衡的大背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不景气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加之居民消费力不足,在全球化浪潮下依赖政府的强制带动经济的效果越发不明显,经济增速放缓。特别是201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下降到6.9%,2016年增速下降到6.5%,经济下行趋势表明需要改变先前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供给侧方面,人口、资源、外资等经济红利逐渐消失,靠传统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的优势已成为过去式。另外,依赖生态与自然资源的供给驱动模式面临淘汰,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改变生态破坏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对于相关项目的投资,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二)结构调整阵痛期:供需结构性错位。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下,目前我国存在的供需长期失衡错位矛盾显现出来,主要体现在:相关产业产能过剩,结构升级存在短板,创新驱动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发展比重不协调,特别是高低端产品供给侧与需求侧错位脱节。在供给侧端,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库存结余,高端产品则供给不足,存在供给短板。“据统计,2012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业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1.9%、73.7%、73.1、和75%,远低于国际通常水平”[2],以二三一为主要经济增长架构的运行模式同时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巨大压力;在需求端,随着长时间的经济积累,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提高的同时,增加了对于中高端产品的日常需求,而我国目前大量日常消费品高端供给与消费者需求之间仍存在短板。尽管我国在全球供应链条中制造业供给充足,但是高端科技含量高、自主品牌的产品明显不足,针对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结构错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供求矛盾,表面上产生于流通环节,实质是生产环节供给侧的问题。(三)前期政策消化期:需求调控问题显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的经济特征一直以来处于以加强供给侧的“短缺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积累,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经济政策主要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实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出口、投资、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于外部需求的增长。在经济增速低迷时,需要勃发;当经济总体处于通胀时期,需要厚积,以此来调控经济的平稳增长。这也反映了中国宏观调控能力日趋成熟,没有出现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大起大落”趋势。出口需求以及国内高端需求较少,受国际经济复苏缓慢的影响,导致我国产值总体下降。但是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调控“需求侧”的发展方式驱动力下降,问题的根本在于“供给侧”的引导。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供给侧改革内涵的解读

在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此,一些人士试图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的“萨伊定律”“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等“西方供给派”“西方需求派”的经济学说解读中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指导理论以及经济发展阶段、所有制等的不同,不能将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教条式地套用到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来,要谨防西方经济学说将中国供给侧改革曲解为走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背景与理论基础都与西方有所不同,应辩证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清中国的经济问题是长期的、结构性的,在理论上澄清认识误区,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说的当代话语权。(一)警惕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兜售西方供给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低迷,凯恩斯主义失效,供给学派由此兴起。作为早期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萨伊,他的核心主张是:“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萨伊提出:“一种产品一经产出,从那时刻起,就给价值与它相等的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一性地说,生产者在完成它的产品的最后一道加工后,总是急于把产品卖去,因为他害怕产品在自己手中会丧失价值。此外,他同样急于把卖出商品所得的货币花出去,因为货币的价值也易于毁灭。但想要摆脱手中的货币,唯一可用的方法就是用它买东西,所以单单一种产品的生产,就给其他产品开辟了销路。”[3]这就是“萨伊定律”西方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而后在80年代英美国家将其作为理论指导,摆脱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的经济“滞涨”困境,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相对于西方供给学派,我国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时代背景、主要矛盾、需求调控、政府职能定位以及改革内容方面存在本质不同,并且英美国家在摆脱滞涨的同时却以“财政赤字、贫富差距加大、借贷行业面临破产危机”[4]为代价。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近期任务主要是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市场化改革实现要素有效配置,实质是结构调整的问题。(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指导下辩证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坚持供与求的统一性,不能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割裂开来马克思主义新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生产一般性出发,指出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他的对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5]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与消费在互动中存在着不对等的关系,但是双方可以互相转化。将生产与消费的问题运用到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就是供给与需求的问题,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性关系即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统一性关系。一方面在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要关注从需求侧对供给侧的反作用着手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寻找目标、方向与动力。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侧共同发力,最终实现结构转型升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的决定性地位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同时并存并且互相转化,辩证统一于生产过程:“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6]因此,在重视生产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分配、交换对于生产、消费的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个环节的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引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消费、流通的辩证关系,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会陷入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的陷阱。因此,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仅针对供给侧端,还要将需求侧与供给侧结合起来。因为供求辩证统一,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应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困境。2.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性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也阐明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运行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统一又对立的关系原理。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7]在强调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不能忽略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特定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决定了特定阶段的经济运行发展模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在其中运动的显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8]。因此,生产力在变革的同时,也要全面变革生产关系即经济体制。我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力这一层面。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强调在生产力侧加强高端供给,另外又要从生产关系端来分析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层面,改善无效或低效制度供给过剩,加强优质和高端制度供给不足的改革,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变革的“牛鼻子”。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供给侧改革举措的解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充分考量现实与历史的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为基本理论架构,并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方向进行理论指导,不仅着眼目前更面向长远。现阶段改革供给侧经济结构,必须看到改革的宏观背景是基于我国长期性结构性的经济问题,是为了解决新常态下发展动力的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统一性原理、突出技术创新对结构性改革的促进作用、坚定社会主义性质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处理好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一)坚持供给侧改革以结构调整与技术创新为重点1.升级产业结构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物质产品有效供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充分考量供给侧运动规律,在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基础上,认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统一整体。在新常态背景下,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经济运行中大量出现低端低效或无效供给,高端产品短板经济的现象。传统重工业能源利用率低,产能技术含量低消耗大,供给侧矛盾重重,过剩产能集中于部分低端产品中与部分夕阳产业中,因此,推动供给侧产品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要果断淘汰落后、生态污染严重的企业;着手培育符合现阶段国民经济需要的新产业、新领域,培育技术水平高、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适应消费结构发展方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共同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三期叠加”的背景下以往经济发展模式驱动力较弱,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亟待调整,大量的生产要素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高库存,阻碍了相关行业的正常发展。调整生产要素的行业配置比例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关键部分。有专家指出要从两侧着手创新驱动生产要素配置方向,“从需求端着手利用公积金,提高贷款利率等资金提取条件,同时采取降低税费、补贴等财政政策降低消费者需求成本;从供给端入手实施创新驱动模式优化资源配置,在再分配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鼓励运用库存去开发新兴产业的发展”[9]。2.以科技创新、提高质量促进优化供给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动态考察,不仅突出了生产力的量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创新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技术创新决定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推动作用。针对现阶段供给侧端无效及低效供给现状,通过生产技术与制度创新能达到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水平的目的。供给侧结构性变革是从生产领域提高优质供给的,关系生产端的问题。因此,实现供给侧变革的关键因素就是改革创新,尤其是生产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创新。生产方式的创新,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我国当前在科学技术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匮乏,贡献度远低于国际水平,需要从微观层面即企业入手,形成全民创新、万众创新的局面。大力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解决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从生产体系创新来看,需要建立改革的保障机制,为改革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建立激励机制。国内产能过剩与国民海外抢货的现象,造成了国外需求旺盛与国内满足需求的供给低效化、无效化的鲜明对比,问题在于国人对于国产产品质量信心不足。然而我国出口产品和代加工产品的高质量生产说明了我国完全有能力满足国内高端需求市场。因此,要树立国家意识、国民意识,将个人、企业、国家三者利益融合。(二)坚持需求侧落实共享发展理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实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分配制度,能有效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消费力不足的情况。经济转型阵痛期所出现的经济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供给侧生产环节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侧消费不足的困境。很多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跟不上。一是居民受收入水平限制没能力消费,二是居民因养老、教育、住房问题消费意愿不强烈。因此,提高需求侧的居民消费能力水平是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需要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国家行为打造某种民生资产,可以使该类资产产生的收入定向用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与消费,从而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水平,也可以使用国债方式收购剩余产品来实现再一次全民福利或实行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分配方式”[10],进而提高国民整体的收入水平;通过制度创新完善养老、医疗为核心的基本民生保障制度,保障农村地区基本民生权利,为居民消费消除后顾之忧,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三)坚持制度层面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定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处于一定社会制度一定发展阶段下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增长与发展模式。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牛鼻子”,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共同抓好“结构改革、市场短板、与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府要进行改革,简政放权,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创造让各种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体系,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治理提出的严峻考验。提升结构性改革中政府治理能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集中精力扮演好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政策框架等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的机制氛围。坚持破除垄断,营造公平竞争、透明规范、法制高效的市场环境、市场规矩、市场机制。要深刻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全要素不是仅仅进行物质生产的要素,还包括制度、管理、文化等要素,市场机制能有效实现这些要素的最佳、最优、最高效组合。”[11]着重理清“越位”与“缺位”“放”与“管”的辩证关系。

作者:宋江雪 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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