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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河流地区历史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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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营州的历史地理方面研究。

主要侧重于隋唐营州地域的地理环境、路线交通、城市形态等方向的考证与研究。中最为主要的收获就是金毓黻先生在《东北通史》一书中纠正了柳城为河北昌黎的错误观点,为日后隋唐营州的地理位置确定了正确的历史坐标。尤是与之相关的一些重大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历史事件、古代交通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二,隋唐营州的建置与职能研究。

主要探讨了隋唐在营州地域建立管辖机构的历史沿革,以及这些机构的具体职能,包括政治、军事、民族、经济贸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这类研究成果与发表的文章,在隋唐营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较大,可以看出学术界在隋唐营州历史问题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权与边疆政权关系的制度史领域。尤是吉林大学宋卿博士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并提出了许多有建树的学术观点。例如她的《唐代营州研究》、《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东北羁縻府州职官考》、《唐代营州政府经济职能初探》、《唐代营州政府行政职能略论》、《唐代平卢节度使略论》、《试述唐前期平卢节度使的职官兼任》、《试论营州在唐代东北边疆的地位与作用》,等等,这一系列的文章对唐代营州的管辖机构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并总结归纳营州政府的各项职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研究。

营州是隋唐两朝东北边疆重镇,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关于营州地域内的靺鞨人、高句丽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动、迁徙、叛乱、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所作出的反应与措施,也成为这一学术领域饶有兴趣的话题。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术界对于契丹人李尽忠主导的“营州之乱”的研究尤为关注。因为,营州之乱几乎影响了此后的东北亚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对高句丽故地的控制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且对唐代东北边防的稳定及原有防御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得营州成为幽州东北方向上的从属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学术界对隋唐时期营州的民族问题讨论,往往把研究焦点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丽人等单一民族问题上,缺乏对多元民族融合与互动现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四,隋唐营州的考古发现问题。

隋唐营州考古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本地区学术成果积累最多,发表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历史遗存。隋唐营州考古的主要成果,就是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与发掘。这些实物资料,从各个方面为揭示隋唐营州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民族、社会、市井生活、都市文明、城市建筑、交通、宗教、艺术、音乐、舞蹈、贸易、货币等等,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性,为我们原有的停留在隋唐营州的民族、历史、制度、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摆脱,并把隋唐营州的历史研究推向深入和实际。尤是对于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的细节研究有了可能。例如:“1993年3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在朝阳市黄河路发掘了一座大型唐墓。墓内甬道壁龛内发现2件辫发石俑。两件石俑原应放置在甬道中部的壁龛内,男东女西。因墓葬曾被盗掘,出土时男俑已不在龛内。两件石俑皆以绿色砂岩雕制,下部雕出方形台座。男俑连座高112厘米,浓眉大眼,高颧骨;头发向后梳拢,至后颈部扎结,然后两股头发梳长辫下垂,辫稍不扎结;身着圆领窄袖长袍,束带穿靴;左手微抬,架一鹰,将系鹰之绳缠于手指之上,右手下垂并执一铁挝。女俑连座高102厘米,浓眉大眼,嘴角微翘,面露微笑;头发向两边梳起,在头顶两边梳成两髻,然后又在颅后结成辫发下垂,辫梢部扎结;身着交领(一侧翻开)窄袖长袍,腰束蹀躞带,袍襟撩起系于带内,露出长内衣,脚穿靴;双手置于胸前,作左手握右手拇指作“叉手”状;在蹀躞带右侧佩香囊和鞶囊,左侧佩一条状物,身后别一把带鞘的刀子。两俑的脸、手部均涂成粉红色,头发涂成黑色,出土时虽已剥蚀,有的地方仍可见到施彩的痕迹。”这两尊石人俑的发现,为我们了解隋唐时期营州靺鞨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服饰装束、编发的形式、身材相貌、身份职务等都提供了可能。

五,隋唐时期营州社会文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薄弱,造成学者对此关注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文献记载的不足,以及对考古资料的深入分析与横向比较研究的不够。朝阳地区发现的考古资料,无论从墓葬的形制还是器物的质地、造型、制作技术都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外来移入特征。尤是朝阳地区共出土了21方隋唐墓志,墓主人皆为隋唐营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不仅包括墓主人的生平,还包括当时营州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民族流动,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面。这些考古资料可以让人从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角度去审视隋唐营州的社会生活。同时笔者认为,隋唐时期营州出土的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古代营州地区已经形成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与共生性。说明民族的融合现象是非常普遍和深刻的,尤表现出中亚与东亚,内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值得学术界深思。

六,在隋唐营州发现的墓葬形制的研究。

尚停留在对墓葬形制等各种要素的简单统计和对比上。例如对朝阳地区发现的大量隋唐时期的营州墓葬的形制,就存在着对方形墓和圆形墓解释上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方形墓就属于隋唐的汉室墓,圆形墓就是北方民族所特有的葬俗形式。由此类推,圆形墓多于方形墓,就说明了隋唐营州地区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结论。实,这种简单的类比式的推断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简单化和片面的。我们认为,应该在考古学的类比研究的方式下,应该考虑到之所以当时的人们采用方形墓葬和圆形墓葬的方式,应该有特有的深层原因。是否应该从当时的人们的信仰、理念、宗教等角度去思考。墓葬实际上是表现人死后的寄托和追思,它是人们社会生活中必须坚守和遵循的一种社会时尚与规则。如果结合隋唐时期的佛教的盛行状况,那么这两种墓葬形式产生的历史背景,除了与不同的民族习俗相关联外是否还存在着与宗教、理念、信仰相关联的因素呢?

总之,隋唐时期营州历史文化研究,应该注重内陆亚洲向东亚的临海地带移动的现象,这种东西文化方向上的文明互动与交流曾经成为当时的时尚。中古时期营州地区位于草原丝绸之路的东部,地理位置优势非常突出。既是东北通往中原地区的重要咽喉要道,也是连接蒙古高原、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草原文明、农业文明、海洋文明的纽带和桥梁。从“三燕”政权建立开始这里便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中心区,由于北朝——隋唐时期民族的大流动、大迁徙,使得当时社会对外来文化具有一种包容与开放的心态,因此中亚商人来到中国本土经商、移民没有任何限制,因此营州就必然成为中亚粟特商人的聚居地。在今天朝阳地区北朝——隋唐墓葬出土文物中,很多具有外来器物的风格,包括与地中海地区流行的鸟形玻璃器极为相似的淡绿色透明鸭形注壶及银制高脚杯、提梁壶瓷器、胡人俑、骑骆驼俑、波斯货币、各种中亚地区的乐器等,包括源自三燕的金步摇饰、马镫、车马具、石俑,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庆州龙江洞发掘的古坟中出土一组泥俑、陶马和十二生肖等,都具有浓郁的唐代风格。这些文物的出土都与环渤海地区的隋唐营州的唐墓出土遗物非常接近,而唐代从营州到朝鲜半岛平壤城存在着非常重要的交通路线即“营州入安东道”。由此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营州的地域文化也传播至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营州地域文化在东北亚区域空间中位置及意义。

作者:王禹浪 程功 单位:大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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