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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与实践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带一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旗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实现“五通”首先需要语言相通。“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是全球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文化差异性最为突出的地区。语言作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合作、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于推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发挥着重要作用。放眼世界,语言战略规划与大国崛起密不可分,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均对本国语言战略予以高度关注和投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两大核心要素,一是美元国际化,美元作为世界性交易、储备货币,形成“美元霸权”;二是英语作为“世界语言”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影响各国语言、文化发展,形成“语言霸权”。9•11事件后,美国陆续出台《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语言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等多项语言政策规划和举措。俄罗斯国防部则负责确定国防领域关键外语语种,在高校储备的外语资源多达145种,涉及9大语系,语种覆盖世界多国和地区。法语全球推广为法国文化发挥超出其国力的影响立下汗马功劳。英国出台“国家语言战略”则为维持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提供助力。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正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并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一带一路”语言国际化战略目标尚未明确,中文国际化政策尚待清晰,急需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高度制定“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

“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催生语言需求,语言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作用与日俱增

国内方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语言文化工作的重要面向。一是在教育领域,2017年以来教育部已与14个省(区)、市签约《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基本覆盖“一带一路”主要节点省份,形成省部联合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际合作网络。目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华留学生数量多达20万人。[1]二是在外语服务方面,截至2017年,我国高校共开设了76个外语专业,覆盖了欧盟国家24种官方语言和东盟10国官方语言。全国各主要外语类高校已经或正在计划普遍增设“一带一路”语种,北京外国语大学计划2020年开设100个语种,覆盖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母语和官方语言。三是在社会语言方面,从事语言服务或相关服务的企业达到7.25万家,“语言产业”年产值超过2800亿元人民币。总体看,我国“一带一路”外语语种数量不断增加,语种结构持续向好,语言服务稳步提升,语言教育发展迅速。对外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汉语热不断升温。一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大幅上升。根据俄罗斯语言学地区研究中心雅罗斯拉夫尔国立师范大学发布的《汉字文化:汉语在俄罗斯的传播趋势》调查报告,学习汉语的俄罗斯人由1997年的约5000人增加至2017年的5.6万人;1997年俄罗斯开设汉语课的大学有18所,2017年已达179所。据我国教育部统计,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从2010年的约5万人,增加至2016年的8万多人。据我国驻法国使馆教育处介绍,目前法国有10万人在学习汉语。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调查报告显示,自2008年以来,学习中文的澳大利亚中小学生人数翻了一番,达到约17.3万人,占入学总人数的4.7%。据美国国际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美国学习中文的中小学学生人数现已达到22.71万人。二是汉语“走出去”步伐持续加快。据统计,我国目前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建立134所孔子学院和13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2016年注册学员达到46万人,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近8000场,受众高达270万人。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统计,自2014年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版权贸易量年均增幅达20%,占我国版权贸易总量比重由2014年的5%提高到2016年的15%,2016年我国与沿线各国版权贸易总量近5000种,比2014年增加2300种。此外,目前我国已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50多个国家签订了相互翻译对方文学经典作品的协定。三是境外办学从无到有。截至2016年,我国高校已在境外设立了4个机构,创办了98个办学项目,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截至2017年4月,教育部已与2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强化了我国与沿线国家教育互联互通。四是中国治国理念获得国际广泛认可。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翻译成20多个语种和版本,在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内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超过640多万册。中国的思想主张、政策举措正在以国外受众听得懂、看得进的方式走向世界。同时也要看到,与迅速发展的形势相比,我国在“一带一路”语种结构、人才培养、产业发展、传播路径、平台服务等方面的全局性指导意见相对较少;在与沿线国家交往中,从维护国家安全角度看待语言问题的意识有待加强,提前主动有针对性的语言介入还可进一步加大投入;在汉语对外传播中强化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意识有待加强,将汉语纳入沿线国家外语教育、教学体系尚有较大潜力可挖;汉语在国际组织中的使用率和互联网文本覆盖率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此外,语言“引进来”较多,“走出去”不足;外语教学“重语言、轻文化”“重数量、轻质量”“重发达国家、轻发展中国家”“重周边国家、轻沿线国家”以及“语言工具论”、小语种人才不足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在从外语大国向外语强国迈进的征程上,我国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比如,目前汉语在不少沿线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尚未成为第一外语,有些国家甚至还未开展汉语教学。以美国为例,华尔街网站2017年7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美国居民最常使用的外语中,中文位列西班牙语之后,排名第二。再如,2013年,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招生语种只覆盖“一带一路”沿线53种官方语言的20种,其中11个小语种在读人数不足100人,8个语种在读人数在50人以内;2016年我国仅公派1063人出国学习培训42个非通用语种,平均每个语种不足30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李宇明曾说:“我们在‘一带一路’上行走,行囊里边最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语言人才。”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发挥“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作用,以语言相通获取沿线国家理解和认同十分必要和紧迫

从国内看,随着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推动汉语国际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既顺应国际社会希望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发展道路、制度、理念、模式的愿望,增加中华文化亲近感和吸引力,也是维护全球化时代语言和文化多样性,以更加开放的胸襟面对他者文化,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展示我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客观要求。因此,要在充分把握汉语对外传播、文化对外交往规律并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语言文化资源,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讲好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故事,在语言互联互通中实现文明传承和心灵沟通,形成多语言共声、多文化交响局面,充分发挥并彰显“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维度和作用。[2]从国际看,语言已经突破交际工具的传统角色定位,成为现代国家治理和国际竞争的重要抓手。一国综合实力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该国获取、储备、保护和利用语言的能力之中,而语言人才、技术、发展和规划的竞争一定程度上也彰显着一国的总体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大国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提升语言能力已经成为各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夯实话语能力、提升国际影响、推进跨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已故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说,以通用之语沟通,可入脑海;以乡音之语交流,直入心田。“一带一路”本质在于互联互通,而语言互通是其前提和基础。用沿线国家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发声,使其理解“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建设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减少对我国外交战略的疑虑,使“一带一路”朋友圈越来越大,直接影响“一带一路”建设能否走远、走稳、走顺。[3]

“一带一路”语言战略涉及文化、安全、话语权、大数据等诸多领域,应着重处理好融合发展

语言与文化的融合。语言与文化相伴而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依托,文化则是语言的直观外化。不同的语言背后蕴涵着不同的民风社俗,成为维系该语言使用者的精神纽带和心灵家园。建设“一带一路”不仅要懂得沿线国家的语言,更要了解语言背后隐藏的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宗教信仰和民族关系等,还要在了解文化的基础上把握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内核,实现从语言到文化、从文字到思想、从概念到情感的路径演进,实现“一带一路”深层次民心相通。保持高度的语言敏感性是“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和建设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妥善应对多元文明、文化差异所暗含的潜在风险,通过有效的语言沟通和适度的文化敏感性化解分歧、管控冲突,让语言做沟通的润滑剂而不是冲突的催化剂,避免因顾及不周或处置不当而可能造成的对当代丝绸之路精神的误读,[4]甚至出现影响我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关系发展的情况。探索将语言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平等互尊、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利用沿线国家语言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品,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语言、文字和文化经济形态,既发展语言经济,也保护语言文字,实现语言文化、旅游经济双赢的效果,通过语言产业进一步拉紧与沿线国家经济利益的纽带。语言与安全的融合。语言事关国家安全,对国家稳定的影响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复杂性和战略意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推进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以及我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步伐加快,多元文化碰撞可能加剧,语言安全呈现复杂严峻态势。在防范、规避、预警及保障“一带一路”安全,在消除和化解非传统安全威胁和风险过程中,语言的战略价值无可替代,[5]已经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必须重视和积极利用的抓手。互利共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理念,体现在语言战略上就是构建平等互尊的话语体系,既不单向、强势输出汉语和中华文化,避免外界质疑和猜忌我国发展意图;也不反向、被动接受他国语言和文化。既要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促进沿线各国共赢发展的同时,顺其自然推进汉语传播和中华文化走出去;也要秉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主动了解沿线各国语言文化及其背后的风俗习惯,积极吸收精华成果,在发展中维护普遍安全,在安全中促进共同发展。我国跨境语言众多,在语言身份认同、文字体系创制、语言使用活力等方面呈现“外高内低”的态势,[6]语言与周边外交、民族宗教问题、国际关系错综交织,形势复杂。“一带一路”势必进一步加大我国对外开放广度、深度、力度,开展跨境经贸、文化活动的同时,也要防止语言文化“倒灌”现象,防范境外势力利用少数民族语言对我国渗透滋事,维护边境稳定和发展。语言与话语权的融合。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语言能力是一国话语实力的最直接体现,是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服务于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家整体发展利益的实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保持高位,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关注力度加大。但我国发展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国际上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境地,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层出不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军事、金融和媒体实力,仍然牢牢把控着国际话语权、规则制定权和议程设置权。“一带一路”不仅需要通过语言去传递信息,还需要运用语言去影响和建构人们的思想、观念,塑造对中国的理性、良性认知,减少对中国的误读、误解,促进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7]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化解西方话语垄断,在解码中国道路、阐述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中提升中国形象,形成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提高中国话语体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影响力,是“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必须承担的责任。语言与大数据的融合。当前,人类社会正大步迈向以大数据为新动力的智能时代。[8]以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深度学习、人工智能为标志的大数据技术为“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语言资源利用开辟了全新路径。一是提供新技术。数字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带动语音识别、图形图像、虚拟(增强)现实、人脸识别等技术加快演变,语言技术数字化转型来临。通过大数据提取、储存、挖掘、处理技术,可以有效提高语言信息检索、提炼、过滤以及文本数据挖掘、语种自动辨识、跨语言检索等语言功能,促进语言云资源的整合、处理、开发和利用效率,[9]为“一带一路”语言共享和应用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持。二是搭建新平台。大数据利用信息技术研究语言发展规律,从大规模文本语料库中获取语言知识,为语言研究和服务提供“云端”“场域”,如语言云平台、智能平台、在线翻译等语言服务平台,有利于语言人才、资金、数据资源整合,为“一带一路”语言需求者、服务提供者、技术供应商提供复杂语言环境下的跨语言沟通、智能学习协作多维平台,实现大数据条件下的语言服务功能提升。三是创造新服务。大数据为“一带一路”语言建设提供新型服务,如推动语言云服务平台、数据库建设、开发翻译服务客户端等语言智能产品,建设“互联网+语言服务”、移动语言服务等新模式,为跨语言交流提供机器翻译、自动问答等语言服务,实现语言实时监测等,通过提高语言信息处理智能化、网络化程度,为“一带一路”克服语言障碍、开展语言服务、拓展语言经济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大数据还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如将声音语言转化为结构化数据,进而通过提取、分析这种结构化数据提供更加智能的语言应用服务。

加强“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的政策实施,深刻认识困难与挑战,把十九大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总体方案落到实处,彰显语言战略“中国工程”的独特引领作用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需要强化顶层设计。根源上讲,国强语盛,[10]国衰言微。语言的终极价值与使用该语言获得的经济收益直接相关,影响语言传播和竞争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或地区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科技、文化、金融等方面。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赋予汉语更强有力、更可持续的经济价值,“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将直接带动汉语语言需求升温。因此,稳步发展经济、持续提升综合国力仍是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运筹“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根本所在。战略上看,要把语言互联互通提升到关系国家整体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全局的高度加以重视,树立“大语言观”“大外语观”“大文化观”,以打造语言强国为目标,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指引,按照《国家语言文化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加强语言建设和发展战略定位、布局等。有关规划要统筹兼顾现实与长远、个体与整体、经济与安全、“走出去”与“请进来”等关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具体操作中,要把握优先次序,区别轻重缓急,对“一带一路”官方语言、通用语言、关键语言、强势语言、跨境语言、少数(民族)语言、外国语言、宗教语言等分类规划、分别施策,研究制定“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语言服务平台、数据库等,有计划、分步骤地建立“一带一路”语言交流机制,并积极与“一带一路”重大项目结合,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实施。理论研究上,当前西域学、敦煌学等丝路研究学术话语权还掌握在部分发达国家手中,囿于语言限制,我国对沿线区域和国别研究、学术话语体系的把握尚待深入。中国语言学应尽快建立起价值、概念、命题和证据等要素完整的学术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和话语策略,为“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夯实理论基础,推动汉学和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作为一项跨国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教育优先。教育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源泉,在“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引领性地位。依据《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精神,充分发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11]、“全球外国语大学联盟”[12]等教育合作平台作用,加强沿线国家知名高校在校际交流、远程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科研合作、人文沟通等方面合作,构建高水平、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语言教育交流平台。推进双向留学,加大向“一带一路”国家派遣留学人员规模,培养我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人才;同时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助学力度,培养更多知华友华的青年精英和未来领导者。高校先行。我国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数的两院院士、60%的“千人计划”入选者。[13]作为“一带一路”语言战略主力军,高校应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着眼“一带一路”建设新领域、新需求、新方向,着力培养“语言+”国际型人才。利用交叉学科、集成联动优势,创新培养方式,加强中外办学,探索具有本土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语言发展之路,提升我国高校“一带一路”引领力和人才供给能力。智库趋前。培育“一带一路”语言文字智库,形成类型多样、问题导向、多学科交融、多语种耦合的新型语言智库体系,加强语言理论、政策研究和话语体系创新,加大国别和区域研究,开展“一带一路”智库交流,宣传我国语言文化政策,从语言文字的角度为“一带一路”人文外交提供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咨询意见,促进沿线国家战略对接和民心相通。海外力量补充。充分挖掘海外汉学家资源优势,推动其深入研究、全面认识并客观宣介中华文化、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以独到的视角和本土化语言向所在国介绍历史悠久、蓬勃发展和前景美好的中国,积极发挥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作为一项先导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需要目标导向和支撑机制。“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主体目标是提升中国话语能力,根本在于建构丝路话语体系,这是当前我国语言规划的重要责任和时代使命。[14]要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充分认识软力量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助推器的作用,加强总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围绕“一带一路”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加强国际战略和全球治理、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加强传播机制建设,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历史文化、政策法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以及不同人群的语言习惯,深层把握其语言需求,发掘个性化关注点,以“一国一语”甚至“一国多语”为导向制定有针对性的国际传播方案,开展更多适销对路的语言文化宣传。细分对象国传播主体、传播载体和传播形态,加强精准传播、草根传播、新媒体传播等新业态传播,实现传播渠道多元化、传播对象精准化、传播流程精巧化、传播形式多样化。善于借助国外主流媒体、意见领袖、公关公司、智库专家讲述“一带一路”故事,以当地人的视角、思维和话语方式,以符合当地受众的语言习惯,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多元、向好的中国。[15]充分发挥国内相关部门的积极性,形成中央与地方、外宣单位和实际工作单位、官方和民间、组织机构和个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对外传播格局和体系,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作为一项民心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需要注重语言安全。语言沟通的发展有着周期长、见效慢的独特规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经营语言民心工程,反对急于求成,忌讳强势推动,避免欲速不达。汉语国际传播的推进,可进一步弱化官方色彩,突出民间行为,努力展现开放胸襟、融入当地、服务所在国的姿态,防范“汉语侵略论”“文化帝国论”等噪音。做到在语言沟通中促进人文交流,在人文交流中保证语言安全,推动语言安全与人文交流成为“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建设稳健前行的车之双轮。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国情和现状调研,基于政情、商情、社情、学情、舆情,建立语言文化风险预警、应急救援和舆情监测机制,建设涵盖多语种的语言风险信息案例库,及时发布语言风险预警信息。[16]既要加强对国家官方语言的研究,也要加强对区域共同语言的学习,还要深化对跨境语言的掌握,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语言文化互联互通水平。制定专门的“一带一路”语言人才规划,加大“一带一路”外语人才特别是非通用语人才培养,着力打造精通相关国家语言、熟悉国际通行规则、具有开阔国际视野、适应全球高端竞争、擅长开展跨文化交流、具备高素质技能的人才,使其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实践者、人文沟通理解的促进者、国际和平发展的推动者。着重引导其重视跨文化管理、语言安全治理问题,善于处理各类语言文化冲突,应对各类突发语言、舆论事件,管控各类语言文化分歧。作为一项前沿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需要深度发挥大数据作用。以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为依托,树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大数据思维,实现大数据战略与“一带一路”语言规划深度对接,支持基于“大数据+”的各类语言技术、产业、服务创新,推动利用大数据技术改造传统语言服务产业、行业和职业,实现融合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模式,充分发挥大数据企业创新实力和优势,提升“一带一路”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水平,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多语种识别、多语言感知等语言技术系统,发展智能语音通信产业,建设多语言云服务平台,完善智能呼叫、互联网语音等通讯方式,为“一带一路”语言战略提供基础数据资源和有效技术支撑。发挥高校、智库多学科、多语种交叉优势,加大语言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神经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带一路”语言大数据和人文交流数据库、多语种语言集散地等,加强自然语言处理,为政府语言政策需求,企业、社会乃至个人语言服务需求提供基于大数据的可信实践数据和相应咨询服务。重点创新运用大数据研究“一带一路”语言发展态势,探索建立“一带一路”大数据语言智库联盟,从语言文化角度研究沿线国家在经贸投资、装备制造、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发展潜力指数”“投资安全指数”以及中国经验与沿线国家“匹配指数”等,使其成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大数据语言专项平台。作为一项中国工程,“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要将传播中国语言文化作为立足点。传播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是“一带一路”语言战略的重要任务。要将汉语国际传播纳入“一带一路”整体规划,在利用英语作为“一带一路”中介语言的当下,逐步推动确立汉语作为“一带一路”建设通用语言,善于提炼具有标识性的话语概念、表述和范畴,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以语言沟通为介质,加快中华文化向国际社会传播力度,通过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提出中国主张、理念和方案,贡献中国经验、智慧和模式的进程中,顺其自然提升中国在当代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认同度和话语权。加强孔子学院汉语推广,建立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巩固海外中华文化中心,创新中华文化传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量身定制汉语教材,用汉语讲授所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加大“走出去”企业对外籍员工的汉语培训力度。“新老结合”,用好中医药、中国美食、中国功夫、中国园林、中国熊猫等“传统名片”以及移动支付、共享出行、中国高铁、网络购物等“现代名片”。

作者:梁昊光 张耀军 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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