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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借助于研究纲领方法论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会发现:第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该体系的硬核本质,实践中则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资本权力和劳动剩余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第二,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决定了该体系的研究路径要以不断融入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并加以理论化作为正面启发法。第三,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时,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标准去识别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从而作为扩展这一体系保护带的反面启发法。

关键词:研究纲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西方经济学

目前我国学界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水平落后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殷切期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时代课题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智力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三是西方经济学。本文认为,如果站在研究纲领方法论的高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只能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硬核),吸收与融合中华文明优秀基因(正面启发法),并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反面启发法)。依此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符合中国具体国情,才能有效解释中国发展道路,并在国际学术上实现中国的理论自信。

一、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明确“理论体系”的内涵。库恩的“范式”概念对此做出了很好的说明,“它是建立在一种或若干前人科学成就基础上的理论体系;这些科学成就是一定时期内作为某一特殊的科学团体所共有的知识,它提供着进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1](P10)。一个理论体系包含着一整套前提假设、概念术语和研究方法,并且内部的理论命题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并合乎逻辑地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换言之,我们可以把一个范式看作一种体系或一种世界观。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特征是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完全胜利。具体地说,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难题”(理论危机)无法在旧框架下解决,于是旧的分析框架经过“范式转换”成为新的框架,后者提供了“难题”的解决方法,故而形成了新一代的常规科学。与自然科学(常规科学)范式革命的“完全替代”不同,经济学则表现出“表面上过时的思想不会被完全取代”的特征,经济思想倾向于同时承认许多不同的学派或传统,构建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应该呈现一种保留而非抛弃的思维倾向。拉卡托斯通过提出主要由硬核(核心命题)、正面启发(研究路径)以及一个巨大的保护带(辅助性假说)构成的科学研究纲领结构,使库恩范式在客观上得以重建。研究纲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硬核上。这是因为,硬核给出了一套关于世界的基本价值判断,它由那些传统上被认为不可反驳的深刻而又内涵丰富的核心假说构成。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作为研究纲领的方法论机制,它们分别指示一个理论应该做什么以及不应该做什么。研究纲领可以是进步的,也可以是退步的。依据范式在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可知,研究纲领方法论同样强调不同学术阵营之间的竞争以及各思想流派命运的兴衰,并且允许以前退步的纲领东山再起。就范式与研究纲领的内在联系而言,正如库恩在评价拉卡托斯时所说的,“尽管他使用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但他的分析工具和我的分析工具是相似的:他的硬核、保护带的作用和退化阶段,与我的范式、常规科学和危机是十分类似的东西。”[2](P316)研究纲领中的“硬核”概念表达的思想类似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念。马克•布劳格曾指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也许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特殊的关于‘硬核’本质的理论;马克思非常正确地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的影响,他认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对于人们接受还是拒绝一个科学理论起决定性的作用。”[2](P331)关于《资本论》的阶级属性,马克思有着清楚的说明,“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3](P18)熊彼特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影响经济学家愿景的“先入之见”[2](P197)。他还特别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解为人们倾向于赞美统治阶级利益和行动的观念体系。在这方面,“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赤裸裸地说,就是对他所谓的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讴歌,而他们的阶级利益又是围绕着金钱利润的追逐。”[4](P62)意识形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信仰的力量得以维持,一个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常常流露了他的意识形态。据熊彼特的解释,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基本没有影响,但对社会科学会产生重要影响[2](P198)。这说明经济学并非仅仅具有实证属性。从意识形态和阶级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而边际效用价值论是压制劳动者利益的。也就是说,劳动价值论认为除工资以外一切收入的来源都是剥削。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修正李嘉图体系的保护带①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实质,它实际上是对古典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然而,边际主义通过否定古典经济学的硬核(客观的生产费用论或劳动价值论),试图说明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合理性并重建斯密“无形之手”这一看似和谐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

二、以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特征的“硬核”

前文已经表明,我们可以借助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念来扩充对一个理论体系研究纲领硬核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的是工人阶级利益。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人民经济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评论邓小平同志讲话时指出的,“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5](P10)。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激化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在于党和政府作为人民的代理对资本权力和劳动剩余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更具体地,共产党领导下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责是把劳动剩余要么进行投资而发展生产,要么进行再分配而缩小贫富差距。概言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经济作用”作为一种理念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并不突显。因此,将我国的政府治理与发展生产力放在同一个层面上加以讨论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资本论》框架及体系的一种尝试。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新中国成立后,重建战后经济迫切需要运用政府力量来摆脱旧中国的落后状态以达到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水平。另一方面,赶超别国经济也要求中国必须把私人部门的主动性纳入到政府政策的框架中,这样既可以使市场力量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又能有效推动整体经济的改造、技术升级与多元化。具体地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产业政策应该被视为一个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发现潜在的成本和机会并参与战略合作的市场过程。在这方面,政府部门从私人部门中引导出涉及外部性的有关信息,两者共同分担解决问题的责任,用以消除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和其他障碍。概言之,当今中国的市场力量和私人企业依旧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但政府部门除在产权保护、合同执行以及宏观经济稳定调节之外,还对生产部门发挥着战略引导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监督。总体上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制定政策与自下而上回应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国政府的结构特色表现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建设工作始终围绕着如何正确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要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既要避免因中央管得过死使地方政府失去积极性,又要克服因地方权力过大而使中央失去调控能力并因此造成各行其是从而导致宏观经济失衡。由此可知,将中央政府的统一性和地方政府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依然是当前中国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三、以吸收和融合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为特征的“正面启发法”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纲领“硬核”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围绕这一核心原则,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建立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系列的“保护带”(或“辅助性假说”),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等等。另一方面,一个研究纲领的“正面启发法”告诉我们沿着哪一条研究路径去探索,它提供了一个未来的研究框架、战略和程序,从而成为指导具体理论研究的驱动力。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一是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相容性?二是中华文明优秀基因在融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来划分中华传统文明与西方文明,通过对比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具有天然的相容性。基督教文化传统来源于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与希腊文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儒家文化传统源于孔孟思想中的“尊卑有等,亲疏有别”的伦理特殊主义取向。概言之,中华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传统)的特殊主义色彩较浓,而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传统)更具普遍主义色彩。对应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五形态论”强调理论的历史特定性,即,把历史的进程看成从一种社会形态顺次地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从而用下一个不同的社会生产类型来代替;西方经济学则推崇理论的一般性,依据“无形之手”和一般均衡原理力图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划分的思想。有趣的是,出自《礼记•礼运》的经典儒家文化将理想社会划分为“小康”和“大同”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小康”是孔子追求的初级理想社会,“大同”便是最高理想社会。《礼记》中的经典表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更是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思想殊途同归。另一引人注意的看法是,在基督教文化传统中,上帝是至高无上和不可怀疑的,其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人与上帝的关系。相比之下,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由于缺乏像上帝那种超越现实的最终权威,因此,中国人倾向于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而对神则抱以消极的态度。就像许烺光所说的,“中国最重要的经典宣扬的是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体系……人与超自然的关系受制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6](P260)有鉴于此,在基督教文化环境下,人们更多地是以事由建立人际关系。而在儒家文化环境下,人们常常不是通过事由建立人际关系,而是用人际关系统领事由。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原理与阶级分析方法很容易与中国的人情化社会特征相结合。此外,儒家文明自古以家庭和宗族为纽带,“修身”的目的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观念很容易在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道德基础的中华大地上扎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思想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质相同。由于中华传统文化主要形成于封建社会时代,即使优秀文化基因也难免带有封建礼教和专制政治制度的痕迹,这首先要求我们要善于甄别并扬弃其中的糟粕。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中华文明的感性思维模式主要立足于对事物笼统的描述以及对经验的粗浅的总结,这种经验积累与直觉推理由于缺少理性思维的精确分析与深层思考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时代课题是如何应用近代的科学思维方法使中华文明优秀基因融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过程之中的理论化与形式化问题,从而提供一种能被普遍认可的科学分析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所深刻指出的,“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

四、以批判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为特征的“反面启发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非西方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属两大不同的理论体系,它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存在根本分歧。因此,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才能使我们更好地以“反面启发法”为思想武器,禁止西方经济学的反驳矛头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硬核,并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与借鉴来调整自身的保护带(辅助性假说)从而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作为其哲学基础,而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则是实证主义。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西方经济学的性质是形而上学。其实,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一文中已将英国古典经济学称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并具体指出其特征是:“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理想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人们的生动活跃的生活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层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7](P149)。从中可以看出,形而上学是同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哲学理念。它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和永远不变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量变而非质变),并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是发展的动力。本文试图进一步说明西方经济学构成形而上学的三层含义:第一,人性假设的“孤立”性;第二,均衡分析的“静态”性;第三,抽象掉历史与制度因素的“片面”性。首先,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以人作为社会中孤立的原子这一观念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人类”仅仅是孤立个体的集合、隐士的社会,除了合同约定形成的网络外,每一个人与其他人都是完全脱节的。例如,西方经济学喜欢使用的经典例子是“荒岛上的鲁滨逊”。原因是,由被隔绝的个人行为的演绎推理反而能够更好地揭示“选择规律”的功能。这也符合西方经济学着重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抽象地分析稀缺资源如何配置的理论目的要求。其次,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一个排除历史因素与制度因素的静态的经济均衡理论,它分析在一定因素系统下的经济过程和能使价格及产量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调整自己的机制。它与实证主义哲学理念相结合,主要用于阐释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最佳配置,因而无需考虑经济关系与社会制度上的因素(将其视为给定的背景条件)。经济均衡理论之所以是“静态的”是因为该理论以“结果状态导向”为其思维特征。具体地说,西方经济学的微观基准是完全竞争;宏观假设前提是市场出清。这两种假设前提预设了经济均衡理论的“静态”结果。最后,西方经济学的片面性根源于把历史与制度因素视为给定的外生条件,将自由市场机制与一般均衡模型看成永恒的、自然的经济规律。因而西方经济学不能看到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所决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与经济危机的内在联系,以及阶级利益矛盾引发的社会冲突。例如,“无形之手”原理(或一般均衡理论)的假设前提中并没有劳动异化与阶级对立这两个辩证元素,否则亚当•斯密“和谐与稳定”的社会秩序就会立即转变为卡尔•马克思“剥削与动荡”的经济世界。不言而喻,西方经济学的纲领“硬核”(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是通过宣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与优越性从而加强对资本主义永恒存在的信念。因而在立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所从属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要持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由于在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学,我们应该在对其持批判性态度的前提下,对西方经济学总结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其发展的现代分析工具进行一定程度的借鉴。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时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有益的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的应用,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用好。”本文把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的三方面资源放在研究纲领的分析框架下加以考察,试图提供一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思路。其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该体系的硬核本质,实践中则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对资本权力和劳动剩余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特别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作为治理主体的人民政府在党政关系与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表现出了极大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容性决定了该体系的研究路径要以不断融入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作为正面启发法。中华文明基因的挖掘与筛选以及在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面临的理论化问题乃是广大中国经济学人面临的时代课题。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时,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标准去识别西方经济学的性质从而作为扩展这一体系保护带的反面启发法。总之,我们要科学看待并有效处理中华优秀文明的“正面启发”与西方经济学的“反面启发”,从而坚定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硬核”,最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保护带的动态调整而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研究纲领。

参考文献:

[1]Kuhn,T.S.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M].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2.

[2][美]丹尼尔•豪斯曼.经济学的哲学[M].丁建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6]许烺光.宗教•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作者:王瑶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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