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变革与人际关系的演化

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经济制度的变迁而改变，经济制度是影响人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社会从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发展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变中，中国人的交往环境和交往结构随之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走向现代市民社会，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新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

一、社会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人际关系的演变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人类发展的原始阶段，人们为了共同的物质利益而形成了一个个生活群体。那时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低的劳动生产能力等条件的制约，物质产品极度匮乏，只能实行原始的公有制，由此人与人之间结成了一种简单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其目的就是向自然索取物质财富来满足自身的生存。原始社会末期，人们追求利益的目的、手段、能力的逐步分化与发展促进了利益分配方式的转变，进而产生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于是，人与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依附于人的等级关系，古代社会就是一种等级身份社会。古代等级社会中，财富和权利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等级和身份越高，享受到的权利和财富越多。古代中国如此，古代西方也如此，世界各地大都经历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身份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打破了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依附关系，促进了平等和自由，使人际关系建立在互利交换的契约基础上，结束了暴力和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此时，商品交换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社会成为商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使得商品和货币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形成了货币拜物教。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就是一个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个资本自由的社会。其结果是新的剥削产生，贫富差距加大，人际关系物质化。于是，人们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也产生了对新的人际关系的渴望，并为之奋斗，一个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到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人际关系总体而言是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合作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够丰富，民主还不够充分，人际关系还会受到多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人与人之间还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和冲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人际关系的真正和谐，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做到。此时，由于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也由于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人的基本生存和消费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平，人与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就不会明显。在这样的制度下，人的价值已不再体现于经济性财富的占有量，而是体现于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即由此产生的社会荣誉和个人成就感，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一个全面发展的、自由和谐的社会及其人际关系，就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等级依附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这种小农经济缺少开放性，具有封闭性特点。人们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经济落后，商品交换不发达。人与人之间没有形成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而是一个人依附于人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宗法社会。这是一个人际交往不发达的熟人社会、乡土社会，父子、夫妇、长幼以及由血缘家庭关系延伸出来的君臣、朋友、乡邻关系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因而，古代中国人立身处世或交友的范围，基本上都是指自己周围熟习的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有着一生不可变更的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熟人关系、乡土关系，固定的等级和身份始终束缚着人，亲朋、族人、乡人等是其交往的主要对象。因此，有学者将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乡土社会”、“身份社会”，而把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市民社会称为“城市社会”、“契约社会”。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以地域或亲族关系为纽带，交织成一个“熟人”的世界，个人处身于此，多半的人际关系受这种“先于人”的社会关系所制约，其创造空间极为有限。而城市社会、契约社会则因其流动性与开放性，人与人的交往就会很发达，社交活动也就成为一种相当重要的社会活动。鲜明的等级身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又一大特点。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不对应，货币并不能买到一切，货币的价值依赖于人的身份。社会财富是按照身份等级配置的，所以那些渴望财富的人，并不直接追求财富，而是热衷于追求身份、等级、官职。有钱的商人不一定得到尊重。与等级制相伴而生的是血缘世袭制，财产不再按照个人能力来配制，而是凭借血缘继承下来的身份得到。这样的模式不仅不公正而且缺乏效率，难以刺激人的能力发挥，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依附和压迫。中国传统伦理的目的就是维护等级制度下的人际关系和谐。这是一个以“亲亲尊尊”、“孝弟忠信”、“三纲五常十义”为统率的伦理体系，其核心就是要在把一切人际关系视为家人（有时包括仆婢）或亲属之间的关系，用血缘亲属关系的准则来换算一切非亲属性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可见，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又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人际关系，并不以利益为主导。这样的人伦秩序重视亲情、强调亲属之爱对国家和政治的优越性，把亲情扩大到国家＼社会以建立和谐的秩序；反对以物欲害亲情，有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情感的商品化、金钱化。近代中国，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入，反专制反等级、要求平等自由的呼声和运动日益高涨。人们在西方思想潮流影响下，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也进行了新的构想。如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大同书》）的大同世界，梁启超的民主、自由、爱已、利他、爱国的“新民说”，洪秀全的无处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太平天国”，还有孙中山的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民自治”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等。但是这些美好的理想在近代没有实现，只能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制度的改变，人际关系也不断发展，一个公平正义、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模式日渐形成。

三、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平等互助式的人际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成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现形式。这种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人际关系从总体上说表现为平等互助的同志式关系。但是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旧社会的遗存仍然存在，小农经济仍然普遍，工业化程度较低，计划经济统得过死，所以明显地存在着平均主义、大锅饭、特权等级、官本位以及农村中的血缘宗法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上述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竞争、效率、平等、契约、信用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对中国传统人际关系形成巨大冲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改变。现代社会，充分的市场形成，货币广泛流通，资源得以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资本成为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从而改变了过去获得和占有资源的方式（比如对外依靠战争和侵略，对内依靠等级和特权）。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当资源和财富通过市场用货币可以自由买到的时候，自然经济下的一切等级特权、身份血统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市场面前人人平等，市场交换是一种公平互利、自主自愿的契约。这种经济制度肯定了人的平等，交易与否完全取决于交易者的意志，给等级制和强权奴役的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人们从身份社会走向契约社会，独立自主观念产生，广泛参与意识增强，民主政治形成，暴力、强权对人际关系的支配历史结束。市场经济社会中，客观上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竞争固然是市场经济基本特征，但是合作更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因为在市场交换中，“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1］。市场经济会发展出一种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分工协作和市场交换客观上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依赖和相互服务关系，公平互利、相互服务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流。而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更有利于促进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现阶段，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在全体人民共同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相互关心、共同进步的人际关系。这是社会主义中国人际关系的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再加上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给人际关系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和变化，使得人际关系又呈现出复杂的局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的交往环境已与传统社会大相径庭。城市已经成为经济与政治中心，聚集的人口日益增多，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村也日益现代化。中国的人际关系结构随之改变，传统的乡土社会、身份社会逐渐转向现代市民社会、契约社会。自然经济条件下盛行的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邻里街坊、家庭亲情等地缘、血缘群体关系变得日益疏远、薄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往来和利益关系，陌生人之间公共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的科层化组织日益发达。与传统农业社会相比，现代城市人群工作繁忙，竞争激烈，生存压力大，社会流动性高，社会阶层结构开放，人们的活动内容丰富复杂，人际交往日益发达；但同时也引发了血缘亲情关系淡化、人际冷漠、交往的功利性增强、贫富差距增大等一系列问题。这是市场经济对人际交往的负面影响。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差异化

经济制度的转变深刻地影响到人际关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按国家计划配置资源转向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相应地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消融了各种各样的身份和特权，民主政治日益完善，人际关系日益和谐，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是利益关系普遍化，人际交往的功利性增强。在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浪潮。许多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社会和他人，有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利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关爱度下降，人际关系淡化，人们猜忌防范心理加重，人际隔阂加剧。由于商品交换的充分发展，陌生人之间因经济交往而发生着广泛的联系，传统的因血缘、亲情、乡邻等原因形成的熟人关系却逐渐淡化，转向利益关系，人与人交往的功利性增强。人们往往借助熟人这种传统的人际网络来相互获取信息、资源和利益，更有甚者则会借助于熟人关系来“非法”获取利益。传统意义上的熟人关系受到了挑战，受到了经济利益和工具理性的侵蚀。

二是竞争加剧，人际冷漠与孤独感增加。市场经济社会中，等价交换是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既有民主平等、互利合作，又有竞争和对抗。竞争的加剧、交换的发达，引发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对抗和冷漠，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孤独感增强。压抑、苦闷、冷漠情绪造成人际关系交往不畅，一些人的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又使人际关系恶性循环。所以，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经济状况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们却又感到生活空虚，并且抱怨人际关系难处，人情冷漠、人心不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经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更多地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略了精神需求和人情温暖，失却了精神寄托。正如弗洛姆所描述，“个人解脱了经济和政治纽带的束缚，他通过在新的制度中积极和独立地发挥作用，获得了积极的自由。但同时，他的摆脱的这些纽带正是过去给予他安全感和归属感的那些纽带，人不再生活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的世界里。他受到了强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和市场的威胁。随着所有人都成为他潜在的竞争对手，他同他人的关系成了一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关系。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2］。

三是贫富差距加大，不平衡心理增强。市场经济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以资源配置为最有效化、以效率最大化为目的、以自由竞争为手段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使得人与人之间收入差异加大，经济地位不同、财富占有不均。通过制度设计，即使能保证市场竞争的起点相同、规则公平，不能有效保证竞争结果的平等，即不能保证终点的相同。况且我国正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秩序还不健全，制度设计还不能保证竞争起点和规则的公平，因此导致了贫富差距增大，财富分化现象严重，广大群众心理不平衡，弱势群体数量增加，人际关系特别是穷人与富人关系紧张。我国目前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因贫富差距加大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突和不安。特别是由于不合理、不合法收入的存在，收入分配手段和功能不足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以致产生仇富、仇官心理，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不断发生。

总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冲击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稳定的熟人社会和血缘宗法关系，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解体。普遍的商品交换使得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广泛，随着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人际关系也快速由传统向现代转化，民主平等、团结友爱的新型社会主义人际关系形成。但同时，由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的生产方式、利益主体、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趋势；再加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别、矛盾和冲突，比如富裕与贫穷、强势与弱势、城市与农村、干部与群众等之间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其中，大量的、主要的是非对抗性矛盾，同时也还有对抗性矛盾。这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也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是一个长期、艰难但又极其伟大、光辉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