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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移民对嫩江商品经济的影响

嫩江流域地理范围较为广袤,涵盖了三个省份,西起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兴安盟,流经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黑河、嫩江、绥化、齐齐哈尔,吉林白城,最终注入吉林省松原市的三岔河,与松花江南源合为松花江。嫩江(NenRiver),古称“难水”,明代称“脑温江”,清初名“诺尼江”,全长1370公里,为黑龙江第一大支流松花江的支流。嫩江共有20多条支流,是黑龙江水系最长的一条支流,据统计为29.7万公里。嫩江流域大小河流纵横,物产丰饶,林木茂盛,两岸为著名的松嫩平原,是黑龙江省重要的粮食产区,也是东北著名的经济文化带。

历史上的嫩江流域空旷荒凉,曾是赫哲族、达斡尔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东北少数民族聚居地。土著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社会生活水平低下,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不事耕种,不识五谷,捕鱼为食。“暑用鱼皮,寒用狗皮”,处于蛮荒未开发之状态,直至清朝以来的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到来,对嫩江地区的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一、嫩江流域的外来移民

(一)流人

清初之际,为了镇压南方各省的反清武装起义,清政府把内地各种“罪犯”遣戍到黑龙江地区,即所谓的“流人”。这些大多因“科场之罪”、“文字之狱”或“反叛之嫌”而成为“流人”,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被流放到嫩江流域的卜魁(齐齐哈尔),此后又流放至布特哈、摩尔根等地。流放的人数越来越多,“嘉庆年间(1796~1820年),发配到黑龙江地区的流人,约有一万多人,其中大多数为汉族人。他们除充当水手、站丁和壮士外,多数是‘赏给旗甲为奴’”①。这些被拨给驻防旗人为奴的流人,或充当水手、庄头、庄丁、站丁等。康熙初年流放人数最多,关内各省在黑龙江者几乎“无省无人”②。为了充实边疆人口、安扎营地、戍守边防,从而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清政府多次向嫩江地区的卜魁增加人口,以至于卜魁成了流人的主要集中地,被称为清政府所设置的“没有屋顶的大监狱”。“流人”平时在站地、官庄劳动,因他们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生产技能,到康、雍、乾时,已经在嫩江开垦了大量的土地,对当地的农、副业技术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随着“流人”的不断涌入,他们给嫩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二)流民

嫩江流域的外来移民除“流人”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流民”。嫩江流域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沛,适合农作物的栽培与种植,但由历代政府官方招垦或强迫而来的关内移民终因迁移路途遥远,冬季漫长而寒冷,多数移民未能定居于此,因此“流民”到达嫩江流域的人数起初并不多。清朝时沙俄骚扰黑龙江地区越来越频繁,甚至数次深入嫩江流域。鉴于此,清朝政府积极着手实施动员流民来充实嫩江流域开发的政策。即使清政府多次下旨招垦,但终因路途遥远、气候寒冷等原因流民迁至嫩江流域垦殖的并不多见。直至清朝中期,山东、河北、河南一带的破产农民因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天灾人祸的逼迫而破产,他们长途跋涉,落脚嫩江流域垦荒种地,他们起初为佃工,或者投身服劳役。嫩江水滋润着松嫩平原,广袤的黑土地吸引着关内流民的目光,他们不甘心仅局限于租种佃主原有的土地,而以“借旗田之名,额外开荒,希图存身,旗人亦借以广取租利,巧为护庇”③。

(三)站丁、垦民

深入到嫩江流域的外来移民除“流人”、“流民”以外,还有站丁、垦民。源于各种原因,清朝政府对东北长期实行东北封禁政策,因而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东北地区人烟稀少、防务空虚。嫩江流域土著民多为东北渔猎民族,渔猎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土著民居住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和分散性,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稳固安定的部落村镇,这就给沙俄侵略东北一个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东北边疆,招民垦殖,以实边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清政府从1880年开始,在东北边疆开始逐步推行“移民实边”政策。于是,关内北方各省垦民大量涌入东北,深入到嫩江流域得也逐渐增多。原本荒芜的嫩江流域逐渐被开垦成良田。同时,清政府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驻防与沟通联系,在边疆地区普遍设立驿站夫役,亦称“站夫”。各站从事传递和杂役的人丁,谓之站丁。其除传送军报文书外,并承担蹓马、铡草、煮料、探喂、背包等项使役。站丁的设立给原本荒无人烟的嫩江流域带来了生机,“上下站壮丁,自为聚落,每站不下百十家,皆有官方待过客。私开旅店,间亦有之”④。驿站内配备较为齐全,“每个驿站配备有牛、马、车辆,其数目也多少不均。驿站设有站房。供来往官吏、商旅住宿。站房皆是元木垛起来的木刻楞房。房屋宽绰,但大小也不等。一般站房长约三十米,宽约八米,有走廊、地板。大的站房,如摩尔根站房长约三十米,宽约二十来米,能住一百多人。外有马棚、牛栏、仓房。”⑤垦民和站丁的到来,给嫩江流域农业经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二、移民开启嫩江流域民众的商业意识

早年嫩江地区的生产力十分落后,正如书中所载“土性寒浆,春晚霜早,不产五谷,春夏取河鱼为食,秋冬捕野兽为食。鱼干鹿肉,家家堆积为粮焉”。从中可见:早年嫩江地区以传统的渔猎业为生计,即“夏捕鱼为粮,冬捕貂为仓”。由于“不识五谷”、“不事农业”,农业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商业经济更是空白。地理环境上,嫩江地区,地域偏远、驿路稀少,其自然条件在商业贸易上并不算上佳,尤其是赫哲族一般都居住分散,便利的交通尤为重要。由于该地区处于“东北之东北”,大部分处于亚寒带,历史上所处地区更为偏北,因此气候上冬季严寒而漫长,造成驿道长期被冰雪覆盖;而春秋两季江水易泛滥,这更加重了与外界沟通的困难,这对于商业贸易显然是不利的。另外,嫩江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广人稀特点且自然资源丰富,但这一切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该地区商业贸易发展的迟滞。广袤的嫩江平原,蕴藏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厚,“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如此丰厚的自然资源足以使本来人口就不多的民族在很少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情况下,仅靠简单的传统渔猎业就能够独立生存,因而形成了封闭式的、内向的自然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商业贸易产生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无商业贸易意识的产生。因此外来移民之前的嫩江地区的主要贸易形式是为贡貂赏乌林制度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如卜魁“流人辟圃种菜……四月后上市鬻之”;要么将关内之物品贩运到东北销售,均是“稍涉贵重”之物。据《龙沙纪略》记载,“卜魁西北二百里山崖,松、柞蓊郁,江冰后,作炭者乃往,故值贱于冬。”许多流人靠采摘木耳、榛子等卖钱为生。虽然这些对于嫩江地区商业贸易的影响幅度有限,但是意义深远;虽然以物易物的交易并不能意味着商品经济已经存在,但该制度以及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开启了边疆少数民族从事商业贸易的意识。随着交易种类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嫩江地区商业经济的影响愈加明显。当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到来后,尤其是原籍或家乡多为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移民到来后,该地区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经济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地发展。

三、移民促进嫩江流域农产品的商品化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嫩江流域的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趋势逐渐增强,其中移民发挥的作用更是加速了该进程。早年嫩江流域农作物的种植业发展落后,虽然黑龙江地区辽阔而肥沃,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保持着粗犷经营。农作物种植的目的就是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正如《黑龙江外记》所记载:“黑龙江地利有余,人力不足,非尽惰农也。为兵者一身供役,势难及于耕耘。而闲处者,又无力多购牛、犁以开荒于数十百里之外。故齐齐哈尔等城不过负郭百里内。有田土者,世守其业,余皆樵牧自给,或佣於流人,贾客以图温饱。而膏腴万顷,荒而不冶,曾无过而问之者,盖亦势使之然也”。而嫩江流域的卜魁(齐齐哈尔)土质含沙量高,种植业更为落后。《龙沙纪略》记载:“卜魁四面数十里,皆寒沙,少耕作。城中数万人,咸资食于蒙古糜田。蒙古耕种,岁易其地,待雨乃播,不雨则终不破土,故饥岁恒多。雨后,相水坎处,携妇子、牛羊以往,毡庐孤立,布种则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不及民田之半”。从中可见,早年嫩江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很落后的,这种半游牧式的农业粗放式经营造成产量的低下,自然条件优越的松嫩平原在清初之际曾一度出现灾荒现象。清朝时期移民的到来使嫩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得到相当大的提高,“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前后,随着清政府刑罚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发遣到嫩江流域的流人已达数百人”⑥。这些流人拥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携带籽种和农器。若能充分利用这些流人,配给其农具耕牛,使之驻扎官屯,开垦荒地,积蓄粮谷,充实边防,可谓是一举多得。当时的黑龙江将军傅玉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意义。因此向朝廷请示,在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等地增设数处官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农具和耕牛,可由各处的库存粮银来拨用。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特规定流人在刚开垦荒地的当年免除各种苛捐杂税。第二年缴付一半,第三年开始全部缴付。这个政策极大促进了嫩江流域流人开发土地、开垦农业种植的热情,嫩江地区的农作物种植范围及耕种水平迅速提高,嫩江流域的官庄日渐增多,大片荒田变良田。据统计“依安县初有耕地面积为181850亩,至1930年耕地面积增为1290670亩。甘南清末有耕地14069垧,至1915年增到214094垧。克山县荒地419176垧,至1928年垦出熟地11万垧,而景星、林甸升科熟地达16万垧”⑦此外,移民不断开垦使原来丛林茂密、人烟稀少、寂静安宁的野兽动物的天堂不复存在。为了吸引移民深入开发嫩江流域,年清政府开辟了嫩江流域各地的交通驿道,大量移民涌入嫩江地区,使荒芜的边地逐渐被移民垦殖为良田,连年丰收的农产品除了满足温饱需要外,逐渐有了剩余。这为嫩江流域农产品商品化发展提供了客观因素。同时原本山林丛生、野兽遍地的自然环境得到破坏,鱼类、兽类资源迅速减少,传统的渔猎业面临着困境进而走向衰败,使嫩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不得不投身农业或其他,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加深,农产品商品化趋势进一步加速,从而促使商业经济的生成。

四、移民促进嫩江流域工商业的发展

在外来移民的带动下,农产品商品化已是常态,嫩江地区出现了各种以农产品为主的手工作坊,逐渐形成了制油、制酒、制粉为主的三大民族工商业。移民对嫩江流域工商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供给:一是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二是提供了品种丰富的原料;三是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与经验。据统计,1931年“齐齐哈尔就有机械制米厂(火磨)六家,而畜力加工的小火磨1923年就多达138家,油坊13家。省城工商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周围各县工商业的发展。依安县民国前无行商,民国八年(1919年)始出现挑担货郎及小店铺,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展到商号89家”。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仅齐齐哈尔就已有工商业户1864户,全城有名商店215户,其中瑞庆和、公和厚、瑞林祥、洪昌盛等规模较大的民族工商业店铺经营有方、效益出色而蜚声国内外。外来移民的辛勤开垦,使嫩江流域的商业经济得以兴起,这不但使使该地区社会生产力获得很大的提高,社会分工更加明确,更加速了嫩江流域的商品经济的进程。由于农业的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增多,客观上促进了嫩江流域的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如嘉庆年间成书的《黑龙江外纪》将其将军衙门所在地齐齐哈尔滨记载为:“商贩多晋人,铺户多杂货铺……编铺户为十二排……有火灾,十二排铺头,持筹奔救,误者民官责之”⑧新城镇的出现更是带动新一轮外来人口的迁入,随着人口的二次迁入,嫩江流域的商业贸易繁荣兴盛,从而使嫩江流域商业经济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作者:杨光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术理论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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