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论文范文10篇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1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2

1.列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在1921年前，列宁把商品生产、交换同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比如1906年他在《土地和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行、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有可能消灭剥削。”在《19世纪俄国的土地问题》指出：“至于社会主义，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消灭商品经济。”他还多次说过“，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了禁止自由贸易的政策。然而，余粮收集制和完全禁止任何商品流通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像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和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须发展商品经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并将这个思想付诸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在“新经济政策”列宁首次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思想，国家资本主义是受苏维埃政权控制，是不会葬送社会主义的。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的条件下，通过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商品经济完全可以被用来为无产阶级国家服务。社会主义的大工业获得高度发展过程中，在把整个小生产全面地彻底地改造过来以前，无产阶级国家有必要把商品经济作为自身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各种过渡的经济形式的“中心环节”。

2.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

斯大林也曾经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就要消灭商品生产，就要废除货币经济，就要彻底破坏资本主义而使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后来斯大林虽然承认了必须保留商品货币制度，但却认为这种关系是“外来的”是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即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作全民形式的集体农庄形式”，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把它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所需要的商品。现在，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中国———仍是必要的东西。“”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极其有用的因素而必须保存着。”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作了严格限制，斯大林不仅要“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而且认为：“在中国，商品生产没有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样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不仅国家企业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而且集体农庄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所有，不能卖给集体农庄，只归农庄使用，庄员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因而也不是商品。”生产资料“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苏联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

二、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贡献

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利用商品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

1.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1958年“郑州会议”期间提议在起草的会议文件中写上“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指出：“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废除商品生产。他说：“中国原来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商品粮还不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4，粮食之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郑州会议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有些人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了解排除了资本家可以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现在是国家同做生意，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不但不要怕商品生产，而且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从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的历史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命题。

2.把握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的《读书笔记》中，他赞同斯大林提出的“决不能把商品经济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观点，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他说：“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确定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原则界限。这个原则界限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应当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的商品生产，以及国家和公社、公社和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为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区分开来，商品生产的性质是由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初步意识到商品生产只是一种“中性”的经济手段

3.界定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围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3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4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漩涡中时，金钱对社会的支配，从而拜金主义的观念也就达到顶点。因此，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起。这是一个历史必然趋势。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势头。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晋商、江右商、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陇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们拥有巨资，“藏镪有至百万者”[2]，“非数十万不能称富”。而“商人对于这样的社会是革命的因素，……现在商人在这个社会上出现了，这个世界的改变，就是从他那里出发”[1](177)。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拜金求利观念突兀奔腾。明代中后期，礼拜金钱之风颇为强盛。利益所在，上至皇帝下至臣民都趋之若鹜。他们“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3]，从正德年间始，官员们竞相“营产谋利”已不足为怪，就连神宗皇帝也“以金钱珠玉为命脉”，把内府之藏，“拥为己有”[4]。皇帝尚且如此唯利是取，唯财是图，不能律己，何以严人！因此，当时“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并且“相以为常事”[5]。难怪顾炎武曾大发感慨道：“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5]。上层社会为此，下层可想而知。“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为你所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二刻拍案惊奇》所描写如上情形在《辽阳海神传》中得到印证：“商在外率数岁一归，其妻拏宗党全视所获多少为贤不肖，而爱憎焉”。温情脉脉的家庭情爱，为利欲冰水所严重侵蚀。正是在这股强烈的礼拜金钱之风下，各阶层对商人观念发生变异。人们羡慕在现实物质生活中“甘其食，美其服”的商人生活，感叹他们“嗟峨大船夹双撸，大妇能歌小妇能舞，旗亭美酒日日沾，不识离别苦。长江两岸娼楼多，千门万户恣经过，人生何如贾客乐，除却风波奈若何”[7]，传统思维趋向的变迁，使明中后期的社会涌现出崇商弃农、崇商弃儒、崇商弃官的趋势。在商品利润的刺激下，许多农夫、农妇开始从古老的荒原上走出来，走进了商品经济的洪流中，遂形成了“弃本争毫末利”的社会风气。在浙江西安（即今浙江省衢州市）“舍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致富，于是人多驶鸳奔走，竟习为商，商日益众”[8]。徽州休宁县“百姓强半经商”[9]。可见人们的谋生手段已经大大改变。不仅农夫弃农从商，而且连“耻于言利”的士人，亦经不佳金钱财利的诱惑，也放弃了皓首穷经的正统途径，转而从商，据范濂记载苏松一带从事“田产交易”的，“初犹无赖小人为之，今年则士类效尤，然不顾名义矣”[9]。这种情况很快形成风气，甚至山西的俊秀之士也“弃仕从商”[9]，怪不得黄宗羲喟叹道，晚明士大夫“大概多市井之气”[10]。士人从商，提高了商人的素质，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时期文人的文章字画也沾染了商品经济的味道。据说，“以财岂文，俗谓润笔之资”。这虽非起源于明代，但到了明代中后期，文士们开始抛弃以往那种忸怩作态，他们开始理直气壮地向岂文者大量索要资财。有人求文于桑思玄，“托以亲昵无润笔”，桑竟然说：“吾平生未尝白作文字，可暂将白银、锭置吾案间，鼓吾兴致，待文作完，并银送可也”。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唐寅还“有一巨本，录记所作文字，簿面题利市二字”。与唐寅齐名的祝允明也如此。“写怀祖尝为人求文字于祝枝山，枝山曰：‘是现精神否？’俗以银钱为精神也。马曰：‘然’。祝则欣然捉笔。”[11]由此可见，传统的伦理道德已经被金钱和实际利益所代替，金钱已经在当时社会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支配着人们的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命运。因此此时的拜金之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盛行。有人曾对此加以讽刺说：“古时孔方比阿兄，今日阿兄胜阿父”[11]。万历时黄省曾也慨叹道：“金钱之神，莫甚于今之时矣”[12]。毋庸置疑，也正是这股拜金之风的盛行，才有力推动哲学上求利意识到涌现。李贽是晚明士大夫中“异端之尤”。他首先反对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儒者也是“谋利”的，也是讲究“利”的，只不过他们的利表现为道德上的追求。李贽继而认为，“圣人不能无势力之心”，追求财与势是“秉赋之自然”，也是圣人所不免的。与李贽差不多时代的三一教主林兆恩，也认为“天机”就在“嗜欲”中，对“嗜欲”这种人的本能也作了肯定。稍后的顾天竣不讳言“功名富贵”，承认自己是一个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进而断言，从来圣贤豪杰都是“功名富贵”人[13]。所以我们可以说，晚明反传统的义利观产生，与这一时期社会上求金拜利思潮弥漫，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从另一侧面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广泛存在和巨大的影响。所以说，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力推动了拜金求利思潮的崛起。金钱的魅力，无处不在，无人不媚，趋利拜金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社会心理和世风。

二、家庭伦理道德的动摇和传统家庭组织的裂变

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比较普遍家庭形式是社会学家称之为“扩大家庭”的形态，其特征是：一对老年夫妇与他们已婚孙子们及媳、孙辈同居公财，构成家族内部的财产、劳动和生活单元或细胞，与此相应，就有强调父家长权威，和子女对父母孝敬及家庭成员之间悌睦相处的伦理规定，而其中心则是所谓“孝道”这一旨在维护父系大家族和家族组织的意识形态成为保其稳定不变的重要社会约束。这种状态在商品货币经济不太发达、贫富差距不太悬殊的情况下，尚能相对稳固存在。但当商品货币经济获得较高发展时，商品与货币就成了瓦解传统共同体观念及其组织的强有力的腐蚀剂。这一现象在明中后期表现得非常突出。我国传统封建伦常秩序最重视孝行。“人之行莫大于孝”，而晚明时竟有儿孙焚祖坟，焚祖尸，“鬻其他，利其藏中之物”。而人们对此竟“视为故然”，“未有以为不义而众诛之者”[14]，为了一个“利”字，对“长辈”尚且如此残害，兄弟之间相残更不言而喻。鄢陵人戴廷栻在其《先稿存遗》卷3里说：该县“盖至天启以后，而邑之风气大变矣，即明允（苏明元）之论一覆，按之骨肉之恩薄；其由所谓为逐兄之遗孤而不恤，与孝弟之行缺；其由所谓多取先人赀用欺其诸孤子，与礼让之节废；其由所谓为其诸孤所讼，与嫡庶之别混；其由所谓以妾加其妻，与闺门之训哀；其由所谓笃于声色欢哗而小严，与廉耻之路塞；其由所谓黩财无厌，惟富为贤”。这里，不仅论述天启以后该县兄弟家室中的变化，还分析产生骨肉之恩薄的原因。这种互相凌夺、骨肉相残的现象，我们还可在族谱对族人的劝导获悉。安徽祁门《方氏族谱•凡例》中列有“有兄弟”和“一代父职”，二则：“兄弟犹手足也，母得份情失谊以贻父母之忧。然阋墙之变有二：非听信手枕也，即溺情于财产。夫争财之心生，只致败亡之祸；枕边之言入，顿起离间之端，家门之大不幸也。嗣后余族兄弟当念同气连枝之重恩。古人推梨让枣之义，勿启争端为外人笑”；“凡代父职掌务者，无论冢子、庶子，择其贤能者，使之每日钱谷出入都要至公至慎。登载账簿切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不宜大秤小头并用，以伤阴骘。若有犯者，一经败露，举家责罚。纵不败露，天地鬼神讵能瞒昧乎”。这二则《凡例》说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兄弟阋于墙是普遍现象，古人的推梨让枣之义已难得见到。兄弟之间“争财之心生”，各自“存私利己”，已使二代以上共居共财的扩大家庭已难于维持，家庭结构处于不断裂变之中。诚然，晚明不乏资本雄厚的富商巨贾，所谓下贾二三十万，中贾四五十万，上贾有“藏强百万者”，他们并非没有能力维持一个扩大家庭，但是，在“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世风下，难免会有“溺情于财产”的大家庭成员，产生“争财之心”，以至招来“败亡之祸”。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汗翁散财一则，讲的便是大家庭败亡的事情。许翁是歙县汗氏尚义门四房的家长，“家故巨富，启质物之肆四十余所，江浙间多有之，至翁犹然”，“其子家弟中，则有三四辈，以豪伤自喜，浆酒霍肉，奉养逾王候。家僮百数十人，马数十匹，……炫耀于乡间。一日忽郡吏文书来，太守以其豪横欲逮问之，乃凶惧，上下行贿求免，所费无算，始寝不问”。这些子弟于是出游江浙，“凡其家没肆之处，无远不至。至则日以片纸至肆中，取银钱无厌足。主者或勒之，辄怒曰：‘此故吾家物，何预公事’，使所善娼家，自至肆中，恣所取”。许翁自度不能约束其子弟，决定把所有典铺关闭，发给上下伙计二千余人遣散费。结果，许翁之钱罄矣。十数世之积，数百万之赀，一朝而尽，亦可骇也。”有鉴于此，巨商在兄弟长成或家庭人口增多时，使亟亟乎析财分居。关于兄弟析财的记载很多，如大盐商汪应亭，“父令析著，先诸兄弟后其身”[15]。又如婺源汪方锡，“业渐鹾，时父老弟幼，经营十年，积巨赀，与弟分之，不有私财”[16]。因析财不均而兄弟构讼者也时有之。如万历时，盐业巨贾养春兄弟析家分财时，为争夺黄山地二千四百亩而构讼。天启时，魏忠贤利用黄山旧案兴起大狱，勒索巨款助工，吴养春兄弟父子三人俱死狱中。析财不均尚且构诉，可知兄弟同居“不可存私利己、伪陈增除以欺父兄”更难做到了。析财分居不仅可减缓家庭内部的矛盾，而且也利于商业经营。兄弟析财分居时，各自独立经营，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人的积极性。也有兄弟分家后又合资经营的。如婺源人董桂照，“后析居，与兄合赀，业本姑苏”[17]。兄弟成了合作的股东，利权分明，各司其责。这样兄弟关系就成了商业伙伴关系，从而避免了大家庭中劳逸不均和利益不均所造成的矛盾。可见，家庭规模的缩小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侈靡之风的盛行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5

专业技术职务申请报告的结构，由标题、正文组成。

标题。直接标明专业技术职务名称，并加上“任职资格申请报告”字样。如《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申请报告》。

正文。包括前言、基本情况、主体、结束语和日期五部分。

前言。是报告的开头，直接写明申报人姓名、性别、年龄、学历、所在单位及行政职务，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拟申请的专业技术职务。

基本情况。主要介绍个人的资历、学历，并概括作出自我评价。资历方面，应扼要介绍工作经历，专业工作年限。学历方面，除介绍原有学历外，着重介绍参加工作后的学习进修情况，说明现在达到的学业水平。自我评价，即介绍自己的德、识、才、学以及工作成效，最好能抓住重点，概括反映自己工作上的个性特色，以便给人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

主体部分，是报告的重点，应实事求是地表现出自己的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一般采用总分式，先作总的概述，然后分几个方面或几个问题，分别展开阐述。在报告中常把学识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成就分别展开，或者先写学识水平，接着把业务能力和工作成就合起来写。这要从实际出发，对全部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找到表现这些材料的最佳组织方式。

结束语。一般是承接上文，表明态度，提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文字要简短有力。

日期，写在正文的右下角。如××××年×月×日。

写技术职务申请报告，要端正态度，实事求是；全面反映，突出重点；事例典型，详略得当；巧取角度，表现特色。

范例一

高级经济师任职资格申请报告

申报人×××，男，现年51岁，初中毕业，现任××中心支行工商信贷科长。19××年4月被授予经济师职称，现申报高级经济师。

一、基本情况

我于1951年在××初中毕业，8月考入××专署干校，9月分配到××地区中心支行工作至今。先后做过会计工作2年，工商信贷35年。历任会计员、信贷员、科员、副科长、科长职务。**年来，还兼任××省农村金融学会会员，××地区金融学会理事，××地区农村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地区经济开发评估小组成员，××地区金融志特邀编辑。

二、学识水平

我原有初中文化程度，参加工作后，1951年考入专署干校进修两个月，系统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续本》和《列宁选集》的有关部分；1951年至1953年在地直干部业余文化学校学完高中课程；--年到省银校进修一年，系统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货币信用学》及会计、信贷基础知识。此外还刻苦自学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银行与信用》等。通过进修和自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较系统地掌握了银行业务知识，逐步达到了信贷专业大学以上学识水平。在此基础上，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先后编写了《工商信贷业务》教材和《工商信贷问答150例》等辅助教材，约18万字，供干部培训之用。同时在地市以上报刊上发表经济论文、调查报告16篇，约4万字，其中中央级报刊3篇，省级7篇，地市级6篇。现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及其观点列举如下：

（一）提出了“农业银行要重视支持兴建农村贸易中心”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商品流通的迅速扩大，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集贸市场出现了“人多街道窄，货多场地小，商多房屋少”的不适应状况，严重阻碍了农村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此，我从**年6月开始对全区13个县市23个较大的农村集贸市场作了深入调查，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流通辨证关系的原理，于**年8月撰写了《农业银行要重视支持兴建农村贸易中心》一文，重点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述，指出“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交换是中间环节。流通不畅，不但阻碍生产的发展，而且影响消费的要求”。于是文章提出了兴建农村贸易中心的五个有利（略）。然后强调指出农业银行必须“把支持兴建贸易中心列入议事日程”，“做到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支持适度”，“使其健康发展”。文章还就如何支持兴建贸易中心的问题，提出了七点主张（略）。此篇文章荣获**年××协作区第一次农村金融理论研讨会优秀作品奖，在省分行主办的《农金研究》**年第1期上发表，在引导农业银行对农村贸易中心的重视和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区工商局还在全区工商局长会议上印发学习了这篇文章。实践证明，观点和主张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具有超前性。

（二）提出了“农业银行开展城镇业务”的主张。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一大批农民转入城镇务工经商，迫切需要银行提供信贷、现金、结算等服务。但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农行开展城镇业务持否定态度，认为“背离了农行服务宗旨”，“是与兄弟行争业务”等等，在××等县还出现了兄弟行为此告农行状的情况。为了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我同×××等三同志于**年3月对当时开展城镇业务较主动的××县农行进行了调查，并对7个乡镇911户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进行摸底分析，然后合写了《积极支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调查报告，明确肯定和赞扬了××县农行“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等红头文件，不等上级行拨款，不等地方党政安排，积极开展城镇业务”的做法和经验。这项调查由我拟定调查和写作提纲，我在调查报告中主要提出了“农业银行开展城镇业务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主张，并作了阐述（略）。针对当时部分同志的种种错误观点，报告特别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开展适当的业务竞争，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农行开展城镇业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更好地为进城进镇农民服务，绝不是为了争业务”。报告建议农业银行“克服过去那种等上边布置，听上边安排，靠上边拿钱，向上边伸手的习惯作法，真正做到自主经营，积极主动开展城镇业务”，“对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不仅要在资金上支持，提供帐户、结算等方便，还要加强信息、咨询服务，协助他们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在城镇站稳脚根”。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省行主办的《农金研究》**年第6期上，在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以及促进农行积极扩大业务领域方面发挥了作用。

（三）提出了“加强贷款可行性研究是提高贷款经济效益重要途径”的观点（略）。

三、工作能力及成就

我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有：

（一）推行资金定额管理，发挥信贷服务监督作用。1979年7月至12月，我在××县百货公司搞清产核资、定额管理试点取得成功，根据这一经验，我于1**年6月会同××县信贷股对该县21个基层供销社全面实行了资金定额管理。按照销售资金率把资金核定到店、柜、组，实行定额包干，对定额内的贷款，实行存贷合一，进贷销还；对超定额贷款实行逐笔核贷，逾期加息；对积压商品和不合理占用的贷款，实行专户管理，订出计划，限期处理。资金定额管理的实行，收到了显著效果。（数字略）**年由我执笔总结了这个经验，经省行领导修改后在总行召开的石家庄会议上作了发言，被选入农村金融杂志社出版的《提高农村信贷经济效益经验汇编》。

韩雷行长在总结时指出：“××县支行介绍的经验，不失为比较好的办法，我们要主动地帮助商业部门积极推行资金定额管理，推广上述经验”。石家庄会议后，有总行、总社、省行的领导同志和内蒙古的乌兰察布盟、辽宁的锦州、山西的太原、湖南的长沙等四省八地市的领导同志先后专程来××考察取经，学习资金定额管理办法。

（二）勇于改革，对商业贷款实行“存贷分户管理”。

1979年3月，我对××县14个商业公司作了认真调查研究，并试行了“存贷分户”的资金管理办法（略）。上述办法实行后，一年时间取得了显著经济效益（略）。试点成功后，我认为很有推广的必要，即和×××同志详细总结了试行“存贷分户管理”的具体做法。省财委、省人行领导很重视，专门听取了我的系统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后××县委通讯组根据我的汇报材料，写了《存贷分管好处多》的文章，在《财贸战线报》上发表。总行知道后，三次派人来我行总结经验，为以后总行决定在全国商业系统实行存贷分户管理较早地提供了可行依据、做法和经验。

（三）大力开展“两清一挖”工作，帮助企业搞活资金（略）。

（四）适当开展竞争，开拓业务领域（略）。

总之，几十年来，我在党的培育下，学识水平，工作能力不断提高，工作中也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与党的要求和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我决心继续学习，努力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金融事业。

范例二

关于×××同志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报告

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根据×职改办字〔199×］×号文件第×项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业务条件精神，结合我校具体情况，严格按照评审程序，经全体教师评议推荐，学校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同志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三个必备条件。特推荐×××同志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现将该同志在教学、教改及科研等方面做出的突出成绩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男，中共党员，1955年生，大学专科毕业。自1993年至今参加高师本科中文专业自学，尚未毕业。该同志1974年从教，1977年考入××师专中文系，1**年毕业分配到××高中任教，**年至**年在××师专中文系学习（高中师资班），毕业后回厂校担任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学工作。1987年借调我校任教，1988年正式调入，同年11月首批评聘为语文讲师，主讲语文、应用写作等课程，现任我校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该同志专业教龄19年，长期从事教学、教研和教学管理工作，为我校语文学科和基础课教学的带头人。曾荣获××省××系统“劳动模范”和××地区“先进教育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二、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的条件

（一）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1条。

1．×××同志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能熟练地胜任中专语文、中专应用写作、财税专业大专班应用写作等课程的讲授工作，特别是任讲师以来，能熟练地超额完成教学任务。该同志任职期完成工作量见下表：

（略）

从上表看出，该同志年均工作量在400学时以上，在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不仅保持了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教学成绩优异。据教考分离成绩统计，该同志所教课程每期学生成绩及格率达98％以上，优秀率35％以上。

2．×××同志在教学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改革，做出显著成绩。我校原是一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大部分来自普通中学，教学、管理基本是沿用普通教育模式。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和考试方法等方面亟待改革。该同志以满腔热忱投入到教学改革中来，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尤其是在课堂教学和考试方法两方面做出了大胆改革，有效地解决了学非所用的问题。在进行应用写作教学过程中，及时吸收国内最新理论知识和科研成果，坚持“实际、实用”的原则，以基层工作的实际来确定教学内容，练笔篇篇不离专业，不离基层干部的工作实际，提高了学生从事本职工作的能力，达到学以致用、触类旁通。在具体教学方法上：（1）变“满堂灌”为启发性兴趣式教学法，针对成人学生理解能力较强，自学能力较高的特点，采用启发、揭示的方法，引导学生开阔思路，自我领悟，掌握知识；（2）变顺序讲授为知识结构法，该同志对教材进行专题分类，把知识结构展现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各环节的中心内容及相互间联系，达到举一反三，提一环全链皆活的目的；（3）变抽象理论传授为实际教学法，一是理论联系实际，采用直观教学、案例教学，二是到现场去教学，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迈向市场，调查研究，积累素材。

在考试方法上，变传统型考试法为全面性、多样性、灵活性考试法，改变了靠猜题、押题得高分的状况。既有笔试，也有面试；既有校内考试，也有校外考试。既考核学生对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又考核学生反应与应变能力，着力培养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改革带来了显著的教学效果。该同志在学校组织的对教师教学质量综合评估中，总积分第一名，并多次被学生评为“我最喜欢的老师”。

3．×××同志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治学态度严谨，刻苦钻研业务。几年来自学了本专业的大学本科教材，并订阅大量的教学研究方面的报刊杂志，诸如《语文研究》、《应用写作》等，熟悉本学科系统理论知识及发展动态，能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中一些较复杂的专业理论问题，能熟练地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制订教学、教研计划，组织教学、教研活动。1991年至今，该同志为主要主持人组织××地区中专语文大型教研活动三次；在本校经常带领基础课教师开展教研活动，上示范课；并先后四次参加全国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和省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参加教材编写，在本校和省内同学科领域里有较大的影响。

（二）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2条。

×××同志教书育人，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不但在教学、教改方面成绩突出，且在班主任、教研室主任岗位上，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该同志任现职以来，担任了六个学期的班主任，在班务管理上，积累了一套适合我校特点的班主任经验：一是坚持正面入手，启发诱导，建立良好的班风；二是把“尊重、理解、关心、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三是做好表率，严格要求，大胆管理。他所带的88—1成人学员班60多名学员，在校两年，没有一个违犯校纪校规，先后有4名学生加入党组织，12名学生被校总支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23名学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该班在省×局、省××厅组织的全省××系统中等专业学校统考中成绩名列第一，受到学校的嘉奖，连续两年被评为模范班级，×××同志也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

该同志在任职期间，还担任了六个学期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在党务方面，他自始至终把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放在首位，一是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培养政治上合格的人才；二是当好班主任的助手和参谋，协助各班主任做好班级思想政治工作；三是搞好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该学生党支部1989年被××地区×局、机关党委、学校党总支评为先进党支部，1990年被××地直党委命名为“模范党支部”。×××同志同时被地直党委命名为优秀党员和先进党务工作者。

1990年至今，×××同志担任基础课教研室主任，工作大胆，积极负责，求实创新，锐意改革，在教学、教研、教改、教学管理工作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我校基础课教研室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所在科室1991年被评为文明科室，1992年和1993年连续评为先进科室。

对×××同志的辛勤耕耘和无私奉献精神，省、地、局、校各级组织多次给予表彰。1989年被××省劳动人事厅、省总工会授予“××省××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同年又被××地委、行署命名为“先进教育工作者”，1990年至今，先后被评为地区××系统先进工作者2次，地直机关优秀党员及先进党务工作者3次，地区××局机关优秀党员4次，学校模范教师及先进工作者3次。

（三）符合破格评审高级讲师任职资格业务条件第3条。

×××同志自任职以来，结合教学实践，积极撰写论文，编写教材。

1．1988年撰写《“白杨礼赞”的主题究竟是什么》一文，发表在《××学坛》第×期上；同年，与人合写的《悬秋香小议》一文，发表在《学术百家》第×期上。

2．1989年撰写的《成人教育改革浅议》一文，获地区成人教育优秀论文二等奖，发表在《××税务》第×期上。

3．1990年，参编《苏轼游览诗译注》一书，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同年参编中专应用写作辅导教材《应用写作综合训练》一书，担任副主编，供全区中专学校使用。

4．1992年撰写的《浅谈诗歌的写作》一文，在全国中专语文学术研讨会上宣读，获××省中专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一等奖。

5．1993年撰写的《浅谈调查报告的写作》一文，在全国中专语文学术会上交流，并获××省中专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优秀论文二等奖；同年，编写的《拿来主义》教案，被地区教委评为优秀教案。

6．**年撰写的《成人中专××专业应用写作教学改革浅谈》一文，在××省中专语文学术会上交流，并获优秀论文二等奖。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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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个性化需求的条件研究

作者：网友投稿文章出处：论文网时间：200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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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个性化需求的条件研究

摘要：个性化需求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从网站策略需求、产品策略需求研究个性化需求的内在性，从生产模式、经济模式、经营模式、价值模式的变化和相关案例，研究电子商务活动的个性化需求的必然性，从而得出个性化需求条件形成之必然。

关键词：电子商务，个性化服务，个性化产品，无差异产品

Abstract: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hasbecomeanimportantresearchquestionine-commercedevelopment.Theinherent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theserequirementsofWebsitetacticsandproducttactics,theinevitabilityofe-commerceactivity-based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sstudiedfromsomerelatedcasesandthechangesofproductionmodel,economicmodel,managementmodelandvaluemodel,andthentogettheinevitabilityofformingtheindividualizationrequirementinthispaper.

Keywords:E-Commerce,individualizationservice,individualizationproduct,Non-divergenceproduct

0、引言

一场广袤而深刻的变革已经来临，不算上个世纪中叶起就有先知先觉的学者、政治家和企业家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在进入新千年门槛时，都感觉到即将到来的震动，尽管这新的时代才露端倪，不管我们它将它称为什么：“知识经济”、“新经济”也好，“数字革命”、“虚拟经济”也罢，或是“网络经济”、“信息经济”……我们知道它的主要来源是信息技术和网络。网络时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产中，通过因特网提供的企业与顾客即时双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顾客可随时了解一个企业的产品或业务，获得基于信息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发出订单乃至根据自己的要求参与产品的设计。

从[1]中利用个性化服务成功的范例说明了网络营销个性化服务的成功之道和实施个性化服务的局限性，到[2]中传统工业的经济、技术和管理等诸多方面阐述了前瞻性的理念所引入的个性化服务，到[3]中为了实现个性化服务从技术层面而提出的虚拟设计系统，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基于电子商务的个性化服务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因此，全面地研究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尤其是从个性化服务和产品的条件形成上研究，更能充分地理解和应用个性化特色。

1、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

电子商务的个性化需求包括个性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产品。

个性化服务是指商家根据每一位顾客的年龄、身份、职业、品味等个人特点，过去的购买行为和购买偏好等因素，因人而异的提供独特的产品和针对性服务。

在产品的表现上，产品的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尤其是早期阶段（包括概念设计、详细设计、工艺规划和制造阶段），处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吸引消费者对新产品的注意力，可以帮助制造企业设计和生产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

2、电子商务中个性化需求的内在性

当人们把电子商务活动说成是“鼠标+水泥”模式时，不管这种说法在初期的理解上的褒义或贬义，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和电子商务的发展，“鼠标+水泥”的确刻画出电子商务活动的内在性。

从电子商务活动过程来看，“鼠标”表示了客户的属性，即客户利用鼠标在网络上对网站点击的随意或随机性；“水泥”表示了网站的属性，即，网站的吸引人之处，也就是如何利用个性化的服务和个性化的产品，有效地将潜在的客户转变成真正的客户，将新客户转变成忠诚的客户，转变靠的就是“水泥”的“粘合”属性。

2．1网站策略需求

网站策略是网络营销特有的策略。在网络空间中，网站是企业最重要的标志，在Internet上设立网站是企业进行电子商务的基础。网站不仅代表了企业自身的形象，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网络营销的效果。通常，企业的网站策略主要是通过网站宣传策略和网站设计策略来实现的。

网站宣传可分为网络渠道和传统渠道两大类。传统渠道就是指借助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的媒体宣传企业网站，这和传统的广告方式并没有区别。另一种方式，则是借助于新兴的网络媒体宣传企业的网站，其目标是设法使企业网站信息散布在众多的网络空间上，并建立从这些空间直接链接到企业网站的路径。具体的方式就是采用网站登录和建立链接。因此，网站的宣传策略很难表现出网站本身的独特个性化，更多的是需要网站设计策略的个性化。

网站设计是网站能否成功的关键，客户登录网站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查阅相关的内容，获得相关的信息。因此，在网站设计过程中，在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基础上，满足为客户提供需要的内容和快速反应客户的请求。客户在访问站点时，关心的不是管理者的个人信息，也不是企业的机构设置，而是你能生产什么商品或提供什么服务，商品与服务的质量、价格，以及售后服务等信息，因此，在以生产商品为核心的企业，产品应成为整个站点建设的基本核心；在以提供服务为核心的企业，服务就成为建站的核心内容。除了具体内容表现外，网站上商品和服务项目放置的位置，随着客户访问的频次动态调整，使客户能更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体现出更多的个性化。

2．2产品策略需求

产品是传统营销组合理论中的核心，是企业实现利润和再生产的保证。在“4Ps”向“4Cs”转移的过程中，客户占据了产品的中心的地位，但产品在营销中的价值却没有降低。

在产品的各个层次（核心利益层次、基本产品层次、期望产品层次、附加产品层次、潜在产品层次）中，一方面，由于网络市场所特有的虚拟性、与消费者交流的及时互动性和产品本身的不同特性，在网络营销的产品和传统市场营销中的产品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需要的个性化、多样化，使产品概念中的核心利益层次、基本产品层次和期望产品层次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需要，附加产品层次和潜在产品日益成为企业获得客户的重要手段。

尽管网络营销和传统营销方式相比在信息渠道、交互性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样在产品不可触摸、缺少人情味等方面也处于明显的劣势，所表现来的、最为明显的就是产品的无差异化。所谓的无差异化产品是指适合在互联网上进行销售的产品，而网络市场是全球性的，产品在网上销售将面对全球的消费者，并且都是以数字化的信息向消费者展示。

由于网络产品展示的无差异化，很容易造成网络产品的质量不确定性。原因是：①客户通过浏览接触产品，而产品的数字化则使客户对产品的了解无法像传统般对产品进行全面的了解，客户只能从电子商务网站上了解到产品的价格、性能和大致的外观等，无法真正了解产品的质量，数字产品更是如此；②INTERNET上信息的真实程度，无法得到识别；③目前INTERNET不属于任何组织管理，厂商并无法保证信息能够完全的、不被恶意修改的传递到客户手中，客户对此产生怀疑态度；④大部分网站高额的维护费用，形象包装和广告推广费用，网上商品的价格不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一些网站为了生存，采取低价策略，用假冒商品替代，价格不一致，导致“柠檬问题”。上述问题的产生，是网络产品的无差异化属性，也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克服这些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客户能够对产品有差异化的体验，具体表现在无差异产品在不同商业运作方式网站所附带的增值不同，能够为客户提供的如支付服务、物流配送、功能更多的后台支持和网站功能及产品的相关信息服务。这也是产品策略个性化需求的因素。

3、企业经营方式的个性化需求

回顾十数年来从工业经济到网络经济的转换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企业的经营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致可归类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3．1从大规模生产到敏捷制造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造就了工业社会。专业化的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成本，形成了规模经济。可以说，工业社会相对于农业社会的特征优势就存在于大批量生产之中。然而，大批量生产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者与使用者距离非常近，甚至是合一的，他可以制造出非常合乎使用者要求的东西。到了工业经济时代，分工越来越细。环节越来越多，生产者与使用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使用者的声音常常由于过长的生产——销售链而传不到生产者的耳中。

从第5代市场营销观念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为克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而做出的努力：从亨利·福特的生产观念到产品观念，从推销观念到市场营销观念及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所做出的转变。但由于科技手段或称为时代的限制，此种分离只能在一定程序上得以缓和却无法完全消除。

但在网络时代，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产中，通过因特网提供的企业与顾客即时双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顾客可随时了解一个企业的产品或业务，获得基于信息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发出订单乃至根据自己的要求参与产品的设计。这样，企业的产品虽然可能由于顾客的个性化定制而各不相同，但是由于网络的作用，而仍然享有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即所谓“敏捷制造”。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工业革命而离异，现在却由于网络时代的敏捷制造而破镜重圆，融合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制作的优点，敏捷制造使得网络经济时代的产品不仅享有更低的成本，而且因此贴近顾客需求。借着信息技术，使用者和生产者已经合二为一了。

如果要以两个人（其人名也恰巧是公司名）来形象的说明这一转变，则最好的选择是“从福特（FORD）到戴尔（DELL），正如享利·福特首倡了大规模生产并成为其代表一样。戴尔却是敏捷制造或曰大规模个性化定制（Masscustomization）的先驱和典型。

3．2从商品经济到服务经济

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变，在产业结构上表现为经济重心的角色转换。20世纪80年代经贸组织成员国净增的6500万个工作岗位中，95%都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美国企业家保罗·霍肯在《下一代经济》中提出：信息经济的对立面是特质经济。每一项劳动，每一件产品都包含物质和信息两部分，如果物质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就是物质经济——即传统经济；那么，如果信息部分占的比重大，就是信息经济——即下一代经济。信息经济是“智能”占主导地位的服务型经济。

网络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不同，后者只限于生产辅助性服务（如配送设施，银行等）和个人服务（如商业零售、家政服务等），而前者先包含4个层面：①个性化服务；②商业服务；③交通运输、通信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服务；④信息、教育、卫生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服务。这些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其中前3个层面在工业社会也会有涉及，但对社会的发展最有决定意义的正是第四个层面服务的增加。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之间在产品质量和成本方面的竞争将渐渐退出历史舞台，竞争焦点将转移到服务质量上。IBM公司表示，该公司不是在从事电脑制造，而是在提供满足客户需求的服务。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说过，今后微软80%的利润将来自产品销售后的各种升级换代和维护咨询等服务，只有20%的利润是来自产品本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迅猛，目前的经营额已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1/5。

3．3从实体经营到虚拟经营

虚拟化这一崭新的企业组织和经营方式，似乎以超光速的步伐向我们走来，一经出现就迅速在全球开花。虚拟化正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全新的、倍增的拓展空间。其实，虚拟化经营说到底也是一种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效率的行为，类似这种行为早就存在于劳动分工出现后的人类历史中。但是由于交易成本，信息沟通等问题，导致辅助专业劳动无法社会化。现在，网络的出现，使得这种辅助劳动大规范社会化成为可能，也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提供个性化电子商务的模式。

网络经济从两个方面引发了虚拟化经营的出现：首先，国际互联网络虚拟化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取得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可以仅保留其核心的功能，而将其他功能通过各种方式（如联合、委托、外包）借助外部的资源力量进行整合来实现。其次，市场情况和竞争方式的新特点，形成了对虚拟化经营的内在需求。瞬息万变的市场和服务竞争的取胜条件，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和富有弹性的动态组织结构，即需要建立虚拟企业。

虚拟企业一般有以下几个特点：企业界定模糊；信息共享、彼此信赖；专业人员地位强化；虚拟经理的出现。应客户要求，改变产品或服务的弹性大，由此带来虚拟企业的如下优势：有利于技术开发，有利于客户关系管理方式开拓市场，有利于共同筹资，有利精简结构，有利于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多元化经营。

3．4从价值链到价值网

由以上关于虚拟企及其合作和未来组织特点可以看到：网络经济时代，是传统价值链重新构造的时代。工业时代企业赖以创造和建立竞争优势的，由基本活动（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和辅助活动（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的管理——企业基础设施）组成的，已在企业内部强化了的一条价值链，在网络时代，将由虚拟化经营，更加专门的分工与合作和网络结构所代替。在网络结构中，自由职业者将增多，企业、团队乃至个人是一个个的节点或核心，承担着相当于传统价值链上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更加专业化的核心业务，其价值将由他客户联系的多少，亲疏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来决定。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个性化服务在电子商务中的开展才能面对最小的阻力，以最灵敏的状态一一面对“新经济”下的多样客户。

4、成功案例简单分析

电子商务个性化的产品和个性化服务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成功案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4．1案例1

满足个性化需求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成功者一定得谈谈PC零售业的巨头——Dell公司。Dell公司是由其创始人MichaelDell于1983年在其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宿舍创办的，现在Dell公司年销售额可达180亿美元，共PC机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老牌的电脑巨IBM.、Hewlett-Packard和Compaq。Dell公司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与其独特的经营模式是分不开的。电脑销售，一般是通过商进行的，而Dell公司却采取一种直销模式即“按用户订单装配电脑”的模式。用户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将自己所需的电脑组合、配置、型号等资料告知Dell公司，Dell公司就按用户的要求定制出用户所需的电脑，从客户订货到送货时间不超过36小时。此外，Dell公司还为其最好的客户创建了1500个个性化主页，使得他们可以直接获得公司的许多信息资料。Dell的个人电脑单机销售额年增长率为70%以上，远远超过整个行业的平均增长率（11%）。

4．2案例2

如果说Dell是把一个新兴的科技产业带入个性化的大潮的话，那么Amazon就是把一个承续上千年的书籍销售也带入这场大潮。

Amazon是一个虚拟的网上书店，它没有自己的店面，而是在网上进行在线销售。它提供高质量的综合节目数据库和检索系统，用户可以在网上查询有关图书的信息。如果用户认为需要购买的话，可以把选择的书放在虚拟购书篮，最后查看购书篮中的商品，选择合适的服务方式并提交订单，那么读者所选购的书在几天后就可以送到家门上了。Amazon书店还提供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例如，读者可以在拿到实质的30天内，将完好无损的书和Music退回Amazon。Amazon将原价退款。当然Amazon的成功还不止源于此，如果一位顾客在购买一本书，下次他再次访问，映入眼帘的首先是这顾客的名字和欢迎的字样；Amazon使用推荐软件对他曾经购买过的书以及该读者对其他书的评价进行分析后，将向读者推荐他可能喜欢的新书，只要用鼠标点一下，就可以买到该书了；Amazon能对顾客购买过的东西进行自动分析，然后因人而异地提出合适的建议。读者的信息将被再次保存。这样顾客下次来时就能更容易买到想要的书。

4．3案例3

如果说Dell和毕尽是销售有形的商品的话，那么前程无忧网就是地地道道的“人贩子”了。因为人人都是不同的，那么这个“人贩子”的生意就是彻彻底底的个性化，为买家量身订做的了。

前程无忧网目前是业内公认的最大招聘网站，就北京地区而言，其网站收入占据了总收入的50%以上；他们的另一块王牌就是前程周刊，这份由前程无忧自办的报纸在武汉，西安、成都等内地城市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实，前程无忧所做的很简单，人才来找它，用人单位也来找它，它只要把各方面的资料整合后再搬上平台，本来没什么可个性的，但因人才这种特殊的商品，使得前程无忧网在个性化服务方面就更加前程无忧了。

前程无忧网在2000年底就已经达到收支平衡，2001年收入达1.6亿，预计2002度可以突破2.7亿大关。就在本文成文前，本人收到来自前程无忧网的一封电子邮件，信中提醒我在其网站上注册的个人简历已经半年没有更新了，并建议我为了保证简历的实效性立即更新。前程无忧网就是这样做到对客户贴身服务。

5、结束语

由以上三个案例可以看出成功的个性化服务的电子商务化企业，无不是在其组织结构和产品组成上具有极强的敏捷性，要想在电子商务个性化的舞台上有施展空间的话，除了应意识到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趋势外，更应该理解满足个性化的动因和必然性。

参考文献：

[1]许统邦，宁亚萍，网络时代的个性化服务，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卷第1期，2001年3月。

[2]高长明，当代水泥工业发展方向，水泥技术，1/2001。

[3]韩伟力，陈刚，董金祥，面向个性化服务的虚拟设计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第7卷第12期，2001年12月。

[4]赵林度编，电子商务理论与实务，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5]吴叔平著，电子商务的价值链与赢利模式，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民国

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也依赖于法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民国时期颁发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产物。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诞生与演进的路径如下:受西方经典合作社思想影响，忧国忧民的民间志士为了改良积贫累弱的国家和社会，毅然举起合作的旗帜，民国合作社运动应运而生。这是在三民主义治国纲领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强烈驱动下，积极推行合作事业民生主义政策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为范例的民国《合作社法》堪称体例完整、内容系统、结构严密、制度科学，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国《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这表明民国《合作社法》的创制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过程，即以“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结构和实质内容却热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结论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在中国特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下，重视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的哺育与培植，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实现合作社法价值和效率的基础条件。

一、小农社会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法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物质交换的必然产物，只有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民国《合作社法》的实践证明:小农社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农村的推行缺少扎实而必要的逻辑起点。

1934年底，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对各县合作社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结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对合作主义理解一项，误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彻者只有10%;而对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调查结果也相当令人诧异:自私自利无合作精神的占15%，社员之间有你我之见者占53%，相亲相爱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合作事业开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民众缺乏合作知识”，占到所有困难原因的42.6%①。结果证明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考核内容分为18项，包括社中设备是否完备、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社员增减趋势、识字社员多少、会议是否遵守章则、职员是否尽职、有否发生纠纷、有无及如何簿记、每个社员平均公积金、社员股金数、营业资金多少、营业盈亏、公益金处理、报表和其他文件是否准确及时、社员平均储蓄、借款户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的结果大部分不及格。

法的形成前提是法律需求。从民国合作社运动始于民间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践行的现看，民国《合作社法》的法律需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期待，而不是合作社主体——经济弱者的诉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实践证明，在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社会，农民对合作社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主动诉求远远不如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2]。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合作思想，也存在着各种民间传统的劳动互助习惯，②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过于强大，农民主体性地位及其权利观念缺失阻碍了中国合作社“自组织”的生成。

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活、生产方式抑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冲动。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除了棉花、蚕丝等少数农产品用于纺织等工业原料之外，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农村和农民自给，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肥料、饲料等直接取自于自家土地，很少向外购买，“至于新式农具的购买和使用更谈不上”[3](P304)。农村没有组织规模化、系统化生产、销售的必要，这也就是民国时期真正体现合作组织效率优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合作社作为一种舶来品，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弱势群体“主体权利”觉醒的产物，其前提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民国时期的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主体，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市场的边缘，其生产、生活几乎尚未遭受商品经济浪潮的侵袭。他们并未如欧洲农民那样经历“羊吃人”的血的洗礼，这决定了他们的主动性只在于家庭简单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联合起来进行经济权利抗争的客观诉求并不强烈。

其次，传统的“群体”本位限制了农民自主、自助、自救个体意识的形成。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造就的群众组织形式，依然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家族、宗法组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由亲缘关系构建的宗法社会抑制个体意识的滋长。“当农民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首先求助于各种宗法文化的诠释和宗法组织的力量”[4](P25)。在农村传统的宗法社会的构造里，成员之间权利、责任、义务的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经济生活也不例外。[4](P29)确切地说，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社会的权责构造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的基石，中国农民是缺乏以依契约关系为纽带进行权责分配的合作传统的。

再次，传统的“义务本位”意识导致农村自组织习惯淡薄。“家国一体”观使得义务本位深入中国社会整个肌体，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5](P45)长年累月的艰辛劳作以及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丰歉的决定作用，使得农民形成了极强的忍耐力和宿命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习性根深蒂固;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民国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强烈碰撞导致农村社会的“精神破产”③，保守封闭的思想眼界和贫瘠枯乏的文化修养，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变革的价值判断，陷入迷茫以致沉寂;而不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更使无助的农民颓废、麻木、意志消沉。

总的来说，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行为赖以发生的主要因素。合作社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西方合作社法律制度在中国小农社会无法获得农民的“肺腑之声”。

二、主体认知与中国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推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合作社主体认知缺失的状况，即使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也没有质的变化。诚如苏力所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6](P7)农民按人均取得所分土地的所有权。1950年，新中国实行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摧毁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均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主体地位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但是，和集体经济的“集体利益”牵制使农民处于“主体性灭失”状态。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及农户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注入了有效的催化剂，并为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然而，承包经营模式直接把农民及农户推向市场。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再以小农经济为生存机制，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必须从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7]:他们不仅要关心农业生产，而且要关心市场的需求、原料的采购及产品的销售。面对这种“发展理性”需求，“单打独斗”的农民及农户根本无力承受来自市场的多元化风险。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利益追求并减少市场风险，中国现阶段的广大农村对于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助互利”的共同体有着强烈的诉求，合作社组织在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中大有作为。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于2006年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部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是解决了合作社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同时，明确并保障了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弱者联合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规定了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特殊的权利，包括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可以委托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财政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

从性质上来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作为主体法，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促进法，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民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自愿、自发地组织合作社，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同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各环节链接起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解决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的有效对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政策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其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合作社的市场主体独立性观念并未深入广大基层、深入人心，农民作为合作社的主体尚不能有效掌握和利用合作社拥有的制度优势和权利资源，并未为其主体——农民所主动掌握和利用。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刘纪荣在相关的调研报告中写道:“笔者不时就当地人询问对农村合作社的了解情况，不少人的回答是‘不太了解’，当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时，更多人的回答是‘不清楚’，村里的农民对此更是不知所云。”[8]农民关于合作社的认识与民国时期的调查结论如出一辙。还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现行合作社极少数由农民自发组建，绝大部分合作社都是依托外部力量(包括龙头企业、政府农机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等)而建，合作社通常被政府主管部门、少数大股东、经营者所控制，中小农户处于依附地位，对合作社的认同度较低，入社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合作起来的组织没有农民的自觉参与，而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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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虽然获得了丰厚的法律制度支持和保障，但上自各级政府、下到农民对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认知的缺位或者错位，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现实障碍。

三、弱者的武器: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在现实社会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依赖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社理念的普及，依赖于互助互利的合作精神的贯彻，同时还依赖于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要解决这些软环境问题，构建健康、正确的合作社法律文化就成为先决条件。把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认真审视和解决法的普适性与本土资源的对抗关系，在合作社法移植时“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处理与嫁接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10](P115)，是合作社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

现实的问题是对于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相当模糊和混乱，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以传统的思维、观念对待和处理合作社事宜。由于合作社法律文化尚未普及，合作社在参与市场经济、改善农村社会等方面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合作社法律文化，指包含合作社价值、功能、作用在内的一系列主观观念形态以及合作社运行机制、权利义务在内的一系列客观规定性，它是支配合作社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只有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政府、社会以及合作社成员养成合作社价值的共同认知，才能使合作社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和推行。

构建当前农村合作社法律文化，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必须重视对合作社主体——农民的自我权利认知的塑造和培养。目前，中国农民对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作为认知客体的专门性之间的冲突急需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来解决，没有良好的法律认知，生成法律信仰也就无从谈起。“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如果缺乏农民的积极作为，那么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条文。”[12]农民作为合作社法最重要的主体，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在合作社法上的地位和权利，合作社法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联合体。”[13](P167)农民因为不了解合作社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不了解立法为他们设计的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所以缺乏自发组织的激情，甚至产生误解，例如，担心“参加合作社可能引发土地的间接丧失以及土地的不断兼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半熟人社会条件下，合作社作为超血缘、传统、亲缘的“地缘”组织，必须通过法律文化的灌输才能让农民自愿地联合。公务员之家

其次，端正政府部门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认知态度尤为重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合作社发展战略，采取措施扶持、支持农村兴办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有些地方政府或基于政绩考虑，忽视对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忘记其“服务”职能，把合作社异化为其管理的客体;或只重视本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忽略农民参与的可行性和自主性，使合作社的设立空有政府的激情，少了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尊重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独立自主权和控制权，少干预合作社的运行，多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必须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是因为希望通过合作社法人地位的赋予，实现对农民，基于社会本位联合组织的政策扶持。政府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人。因此，政府在农村合作社建设中不是主体，农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合作社正是农民走向市场，维护权益的“弱者利器”。只要构建良好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农民切实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以及合作社的运行机理，对合作社的主体地位有充分的认知，合作社就能够真正地“由民众的肺腑中迸发出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目标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注释:

①吴承禧著:《浙江省合作社之质的考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转引自郭铁民、林善浪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②如换工等简单的劳动互助方式，这些劳动互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家庭经营上的困难，但其表现出来的补充性、临时性和随意性特点也使得其无法成为高效有序的制度安排。

③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

[参考文献]

[1]李昌麒主编.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石秀和，陈阿兴.自组织与被组织——试论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经验及创新[J].商业时代，2002，(21).

[3]杜吟棠.合作社: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王春洪等.中外合作制度比较研究[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