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不平衡调整与我国应对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但全球性通胀、不断增加的政府债务、高企的失业率等重大问题依然困扰着各国经济，世界经济的前景并不明朗。面对这种困局，要求各国政府必须竭诚合作，共度难关。实际情况却难以令人乐观:虽然有大萧条的深刻教训，但各国政府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考虑出台了诸多“以邻为壑”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全球化隐见倒退趋势。目前，汇率战、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挤满了媒体的头条，而中国则成为最大的受害国。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8年以来全球40%的反倾销和70%的反补贴行为都是针对中国的。

许多发达国家将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面对国内各种制度和结构性问题而又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窘境，这些国家政府通过实施保护措施转嫁问题，就成了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最佳方案。如今，全球失衡问题已替代金融监管，成为G20峰会的核心议程。么，究竟何为全球经济失衡?其调整过程对各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又该如何应对?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解释。

一、全球经济失衡:含义与性质

1．全球经济失衡的含义

近些年人们所谈论的全球经济失衡，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全球经常账户收支失衡，通常专指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国家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其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另外一部分国家。这一问题主要是从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浮出水面(图1)，其主要表现是，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赤字不断扩大，而中东和俄罗斯等石油出口国以及日本和中国等东亚经济体则持续出现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经常收支盈余不断积累。在逆差国家里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世界GDP的1．5%)。在顺差家中，中国的规模最大，其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7%急剧上升到2007年11%，达到历史最高值;中东石油出口国的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2．5%上升至2006年的18．1%。[1]

由国民收入核算公式可知，经常账户余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因此，如果我们从储蓄与投资的角度看全球贸易失衡也就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逆差国储蓄不足(消费过剩)，而中国等顺差国储蓄过剩(消费不足)。图2显示，1998年以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石油输出国的投资缺口(储蓄大于投资)不断飙升的同时，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储蓄缺口(储蓄小于投资)呈现不断扩大之势。与经常账户收支失衡问题结合在一起看，就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石油输出国通过顺差的形式，既从实物上补贴了发达国家，还从资金上支持了发达国家。因此，投资储蓄差额与经常账户余额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其本质完全一致。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必须采取恰当的政策，特别是国际协调行动，以减少过度的盈余和赤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所谓的失衡是国际间借贷行为的自然产物。德国的盈余或美国的赤字，并不比英国约克夏和苏塞克斯两郡之间的收支失衡更不正常———大卫·休谟两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一点。应对衰退与繁荣，应当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刺激或抑制需求，而不能试图扮演救世主，左右国家间的收支模式。[2]

第二种观点显然没有区分问题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们可能不用过度担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本身，因为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没有理由要求各个经济体的经常账户或者说投资与储蓄每年都应该平衡。然而当不平衡规模突然增加并呈现时间上的持续性时问题就变得复杂了，特别是这种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群体之间时就更是如此。

2．全球经济失衡的性质

当前的全球经济失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由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的非均衡结构，对于顺差国和逆差国而言，涉及国内储蓄和投资、价格、汇率、资本流动，以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等。根据IMF的一项研究，如果不同国家之间的储蓄、投资和资产组合形式是对这些国家发展阶段、人口特征以及其他潜在经济基本面的差异的自然反映，那么由此产生的经济失衡展现出来的其实是其“好”的一面。们进一步人口社会。国际范围内，意大利老龄人口占比仅次于日本，达到20%;第三是德国为18．8%。美国老龄人口占比为12%。列举了三种可被称为“好”失衡的例子。首先，就储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时，过度储蓄是可以容忍的。劳动力人口下降、退休人数增加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储蓄的消耗。其次，就投资行为而言，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诱人的投资机会时，也许想要借助国外的储蓄来为其投资行融资，也因而出现经常账户逆差。最后就资产组合而言，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越是深化、流动性越强则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使其货币升值且产生经常账户逆差。在这些情形下，失衡反映的是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最佳配置，减少不平衡也许并不明智。不过，IMF同时指出，如果经济失衡反映的是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扭曲、外部性和风险的话，这种失衡则是一种“坏”的失衡。[3]

以IMF的标准来判断当今的全球失衡性质，我们可以断定，处于逆差方中心地位的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是一种典型的“坏”失衡。因为它反映的是对未来经济以及房地产行业过度乐观的预期所引致的过度消费。来自顺差国的资本维持的是非理性的资产和房地产泡沫，而非具有长远价值的生产性投资;同时大部分的顺差国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其国内资本边际生产率要高于欧美逆差国，这反映出资本并未在全球实现最优配置。大量的廉价资本充斥欧美资本市场，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滋生了资产泡沫，使其金融体系承受能力受到考验，很可能成为危机的温床[4]。

顺差国的情况则较为复杂，需要因国别而具体分析。对于日本而言，2008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22．1%，排名全球第一，①老龄化问题极其严重，因此其高储蓄率是可以理解的。中东产油国的高储蓄则很大程度上可由石油价格波动进行解释。相对而言，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高储蓄率以及贸易顺差所造成的巨额外汇储备形成原因就要复杂得多。一方面，2000年以来不断扩大的外汇储备规模显然是各国理性选择的结果。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外汇储备的严重不足使得东亚各国吃尽了苦头，因此危机后各国开始调整战略，有意识地大量积累外汇储备，以防危机再次爆发;同时美国资本市场(债券市场)的高度流动性为各国储备增值提供了方便的渠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各国的顺差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和东亚其他经济体的高储蓄又反映出其社会保障的匮乏，这迫使人们提高预防性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也反映出亚洲金融危机后银行部门谨慎的贷款取向，企业不得不留存大部分利润以进行再投资;此外，高储蓄还是东亚各国推行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以国内资源的扭曲来实现对出口企业的补贴，以这种非均衡方式取得的超常规的外汇储备常常为国内学者所诟病。特别是，以扩大出口累积外汇储备的发展战略强化了这些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扩大了因外部需求突然停滞而可能产生的输入型风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失衡也是有害的。

综上所述，当今的全球经济失衡完全称不上是IMF所说的“好”失衡，它反映的是全球需求的扭曲，以及资源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扭曲，全球失衡已经对全球经济构成了严重威胁，调整迫在眉睫。

二、失衡调整中的顺差国与逆差国:

内部再平衡的挑战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已经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的核心命题，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失衡双方想要进行内、外部调整的时候其实困难重重，因为失衡调整的进程也是一种政治经济的博弈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任何调整措施都将会产生重大的利益结构重组，失衡双方的国内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会想方设法对调整采取抵制态度以维护自身小群体的利益，从而使得各国政府在国内面临巨大压力。

1．顺差国的内部调整对于顺差国而言，经济的再平衡调整通常意味着不得不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增加消费和非贸易部门的重要性。在长期的出口导向激励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及相关管理部门，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成为本国顺差、税收和输出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而在国内占据强势地位。由于国内资源向出口部门的过度转移，造成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在中国，随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而带来的经济持续速增长，国家的增长战略越来越依赖于制造业出口。相应地，对出口市场高度依赖的沿海城市、各省官员、国企以及地方企业、外国投资者在国家的政治经济舞台逐渐扮演中心角色。张宇燕和张静春[5]的经验性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们的结论是:

(1)政府对国营企业产出的关注明显高于对其他因素如消费者福利的关注;

(2)出口部门对政府的影响力与其占GDP的百分比成正比，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3)地方政府、尤其是东部沿海依靠出口企业征税和增加就业的政府，对中央有较大的影响力;

(4)出口企业通过舆论宣扬出口的边际利润与汇率密切相关，造成如果人民币升值出口就将蒙受重大损失的印象，这也是他们影响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YangGuangbin[6]将这些集团称为体制型和企业型利益集团，认为他们对于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游说方式，更多是通过“关系”来间接影响政策的走向，因而更加隐秘。在后危机时代从外需向内需的结构再平衡过程中，要求更加市场化的体制改革。这些强势且具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在一定程度上会是转型的受损者，自然也会是改革的阻挠者。如何在结构调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平衡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成为转型能否最终得以成功的核心问题。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以及世界其他顺差国家同样存在着一大批跨国企业集团和官员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出口战略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由于其人数较少且相对集中，从而便于采取集体行动，通过游说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发挥影响。再平衡意味着经济重心的彻底转换，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这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变化会使得国内的各部门各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发生改变，无论这种调整中的冲突最终走向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再平衡的双方都将会被这种国内问题所困扰，他们所要做的不但有经济的再平衡，还有政治和社会的再平衡。

2．逆差国的内部调整与再平衡逆差国与顺差国类似于镜像关系，危机爆发前这些国家的消费者和非贸易部门是最大赢家，而失衡调整过程中他们则成了成本的最大分担者。随着顺差国金的大规模进入，逆差国得以保持较低的利率，在刺激消费和投资热情的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股市、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服务业等部门，资产规模急剧膨胀。这些部门成为逆差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在政治领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制造业等贸易部门则逐渐难以与之抗衡。廉价的资本为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等逆差国的消费以及资产泡沫进行融资。在美国，股市及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所造成的巨大的财富效应，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新经济”造成的永久收入提高的假象，以及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花样翻新、更加便利的借贷消费，这一切最终酿成了美国的“非理性繁荣”[7]，其表现就是消费远远超出国内创造的财富，投资则超过储蓄。在西班牙，从2000年到2007年，房地产价格飙升了3倍，1/7的劳动力在建筑业作，在泡沫顶点，西班牙一年所建造的房产甚至超过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总和。[8]失衡的调整意味着国民不可避免的要在减少消费的同时更多地储蓄以弥补投资与储蓄的缺口，要在增加出口的同时减少进口，此外，也许还意味着需要更低的实际工资和更加勤劳的工人，以使本国商品更具出口竞争力。不过，面对这种调整，发达的逆差国面临的国内经济与政治压力不会比顺差国小，其国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活动能力甚至远大于许多仍属发展中经济体的顺差国。虽然有些人会鼓掌欢迎住房价格下降、金融部门的收缩以及对超速敛财的金融家的约束，但是必须清醒意识到，以前这些行业曾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经济增长赖以维持的关键。如果没有资本流入，没有接连不断的新建筑，没有持续的房价上涨从而使房产所有者感觉更加富有，过去十多年经济繁荣的基础就会枯竭。既得利益集团会抓住这一点对政府进行要挟，从而延迟改革的进程。美国金融危机后华尔街与美国政府在金融监管改革、对银行的征税法案以及企业高管薪酬等问题上的激烈对抗，以及欧洲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政府减薪、削减养老金、推迟退休年龄、提高商品增值税的大罢工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降低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相关行业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经成为逆差国失衡调整的核心，国内不可避免的部门之间的转换将会带来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冲击，在修复经济失衡的同时又为未来的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并保持社会的公正与团结，这绝对不是短期内轻而易举就能够完成的事情。

三、全球失衡调整与国际冲突:

外部再平衡的困局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调整的实质其实是各国对于成本的分摊。双方都想在场博弈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虽然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但是相互指责、纠纷不断可能使得国际合作寸步难行。如果各国都不惜一切代价，通过采取单边主义行为(如汇率战、贸易战等以邻为壑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极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甚至是战争的深渊。

1．来自历史的教训

因全球经济失衡所造成的巨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震荡的例子首推1930年代德国希特勒纳粹政权的上台。一战结束后，德国由于政治原因而出现大量逆差，美国则大发战争横财，聚敛了大量黄金储备，成为世界最大的顺差国。德国羸弱的“魏玛政府”在战后需要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同时还要为战后重建融资以及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因此它需要大举借债，毫无疑问金主要来源于美国，于是，在经济领域德国成为了美国的“小伙伴”。然而这种合作关系极其缺乏国内政治基础，首先，德国民众对其所要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极其反感;战后对德国所施加的条约造成的社会原有秩序的破碎也使德国人心怀不满。由于德国人在1918年并不是投降，而是签订了一项停战协议，心怀不满和沙文主义十足的德国人叫喊自己被出卖了。[9]美国国内民众虽然对于向德国借款并未表示反对，但却反对本国政府干预欧洲的政治经济事务。在乏国内政治对国际合作支持的情况下，两国政府再无强烈的合作意愿。美国不情愿对德国商品开放国内市场，而德国同样没有能力通过别的手段来偿还债务。

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沉重打击了美国和欧洲，在国内利益集团的推动下美国进一步对德国及其他国家关闭了国内市场;德国经济陷入混乱状态。《霍利－斯莫特关税法案》的通过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怨恨的情绪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并很快遭到各国的贸易报复。国际合作毁于一旦，债务国再无法通过向美国出售足够的商品以偿还债务，甚至无法避免当前的赤字。在这种形势下，德国纳粹夺取政权，世界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悲剧之中。因此，正如杰弗里·弗里登[10]所说，全球经济的紧密融合及其最后的崩溃往往取决于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自由市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但是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却做不到。它要求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府之间积极合作，在危机之时更是如此。但国际合作能否成功与来自国内的支持紧密相连，在缺乏国内支持的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够做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与金融贸易伙伴合作。

2．当前的全球失衡调整

当今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其中又以中美之间的博弈最具代表性。受到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受到严重考验，同时国内信贷的恶化使得美国制造业萎缩，奥巴马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战略，希望从金融、保险领域向实体经济回归，重塑经济优势，解决持续超过9%的失业率问题，进而调整失衡。但是正如IMF所担心的，对于汇率和外部账户的调整，美国非但没有寻求合作，反而通过印制纸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1]。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指责美国不负责任的巨额财政赤字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是问的根源。问题的实质显而易见:美国希望其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从而把不受欢迎的调整成本转移到别国头上;顺差国家(包括中国)则希望美国节衣缩食，通过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再平衡。因此，国家之间失衡的调整无疑将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失衡双方会进行充分博弈。逆差国在当下仍然掌握着“需求”这把利器，顺差国则持有着数量惊人的外汇储备。最终的调整要求盈余的中国、德国和日本刺激国内需求，而美国也必须让全世界相信，它会进行中期财政修正和增加私人储蓄，以此达到经济的平衡与稳定。那么，失衡双方持续的博弈最终将带来怎样的结果呢?根据布兰查德和米勒斯·费雷缇[12]的研究，可能会形成两种均衡状态:一是逆差国储蓄率上升，财政状况逐渐改善;顺差国则储蓄率下降，本币升值，国内消费增加;同时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也随之增加。顺差国的消费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投资增加额弥补了逆差国需求的减少。世界范围内资源的扭曲得以调整，失衡最终由于顺差国对出口依赖的减少和逆差国贸易逆差的减少而得到调整，内需的增加给了顺差国更加持久和健康的增长潜，而不断收缩的赤字有助于逆差国的经济扩张。世界经济重心出现一定程度的转移，在全球总需求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最终实现再平衡，世界经济朝着更加均衡和稳定的方向发展。

二是逆差国储蓄率上升，但仍然坚持实施财政刺激政策，使得财政状况并未改观;顺差国则储蓄率下降，国内消费小幅度增加，但是短时期内由于复杂的国内形势而拒绝本币的大幅度升值(如日本等国已经开始干预汇市)，贸易顺差未能实现大幅度调整，外需与内需的不平衡仍然存在。对于逆差国而言，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加剧了本国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提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违约风险，逆差国经济因此将增长乏力，对世界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最终，各国之间盾不断激化，汇率战、贸易战开始大行其道，世界经济陷入乱局。

四、全球经济失衡中的中国

挑战与对策全球再平衡意味着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再平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国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责无旁贷。然而在调整过程中我们要做到通盘考虑，将调整成本降到最低。针对第一种乐观的情况，当然皆大欢喜，各取所需。然而在国内经济迟迟没有起色的情况下美国不会冒着经济低迷和通货紧缩的危险而大力整顿财政状况，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第二种均衡出现的可能性更大，尽管程度上会相对较轻。危机后美国的全球再平衡计划其本意或许并非想彻底改变全球失衡的局面，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归根到底还是要依赖消费的复苏。储蓄增加会为经济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但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却未必有利，因为短期内它无助于经济的复苏和失业问题的解决。同时再平衡势必会削弱美国和美元的霸权地位及影响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经济再平衡计划是在为贸易保护主义寻找借口。通过对全球失衡的历史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国际贸易领域的冲突在危机之后势必加强，甚至不排除上升为政治冲突的可能性。那么，中国该如何应对?首先，中国是稳定和平与合作的全球政治经环境的巨大受益者。同样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才能有信心保持快速的经济发展。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避免历史悲剧再次重演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有责任继续推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并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主动参与国际机构的改革，并注意利用现存的合作平台(如G20)，以此承担起应有的维护开放的全球体系的义务。

其次，在国内层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调整势在必行。一方面，转变经济发展战略，由外向型向内需型经济战略转变关系着中国经济未来的持久发展能力，同时也是减少贫困、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须冲破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坚定不移地推行经济调整战略。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涉及经济与社会各方面的调整短时期会对济增长和就业问题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阻碍长期经济的增长潜力，增加社会的不稳定性，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最大挑战。因此针对贸易部门的优惠政策应当逐步的退出，并对受损严重的行业给予支持，在调整过程中做到激励相容，以换取他们对调整政策的支持，将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成本降到最低。最后，更具体地说，如果第二种情况出现，必然味着中国与逆差国不断增加、升级的贸易摩擦，同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面临的压力将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比较务实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在内需未能完全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时期，积极调整出口市场结构，扩大对新兴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减少其制造贸易摩擦的口实，减轻汇率压力。我们还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为国内过剩的储蓄流向新兴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此外，由于中国在东亚分工体系中处于“新三角贸易”的中心位置[3]，即中国从东亚进口大量的零部件组装之后出口到美国，这种分工格局在危机之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中国在为整个东亚生产体系吸收了来自美国的全部压力，中国的这种出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必须改变。此外，针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我们也必须予以强有力的反击，要不断地强化美国政府及其民众对如下事实的认识，即任何清醒的政策制定者都应该意识到中国面临的任何问题都将会增加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难度，美国的最优选择应该是耐心与合作，并保持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的开放，以帮助其降低经济调整中的成本，为未来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提供更加持久的动力。

总之，全球经济再平衡对各国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调整意味着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虽然调整漫长而曲折，却是全球经济历经金融危机之后涅槃重生的必由之路。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能在这次再平衡过程中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不但能够为未来长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也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