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论文

［摘要］本文对于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时期的中国经济的争论、走向及选择进行了分析。根据有关过热的标准判断，中国经济目前尚未“过热”，只是“预热”，2004年也不太可能过热，但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将面临失业、利益分化等许多成本，因此，需要谨慎观察并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

［关键词］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宏观调控中国经济

几乎所有的人现在都同意，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或者说增长时期。其实，本轮增长周期早在2000年已经启动，其标志之一，即是驱动目前这一轮新经济增长的房地产在当年已先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并拉动当年经济增长一举进入8％的增长通道。只是因为2001年遭遇世界经济“互联网萧条”的打击，中国经济出口受阻，上行态势才受到影响，但不料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本轮周期的怀疑和争议。2001年，中国加入WTO，汽车生产和消费被引爆，加入到房地产、城市化等牵引的增长合唱之中。2003年，即使遭遇SARS冲击，中国经济仍奋力达到出人意料的9.1％的高速增长，至此才平息了中国已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争议。对此，中央文件承认，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增长的上行期。

问题在于，学界和政策部门对于上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形势判断各异，特别是围绕着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焦点，争论激烈，进而影响政策的出台。可以说，不同的形势判断将导致不同的调控政策，而不同的调控政策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轮经济的走势，甚至可能影响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动态变化。

正如国务院领导所公开表态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正处在重要关口。对于处在重要关口、徘徊于政策调控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冷静的回顾、反思和前瞻，而把握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这一关键则是把握当前宏观经济态势，合理出台宏观政策的要旨所在。

一、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中国经济究竟是否过热？

未来中国经济究竟是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为主要趋势？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转型，是应该实施紧缩政策还是顺其自然？自2003年3月以来，对于上述问题的争论在国内经济界已持续一年。不妨梳理一下有关各派观点。

剔除“左中右”的意识形态色彩，借用其作学术观点的分类，则当前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至少有左中右三派的判断。左派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中间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尚未过热，或至多只存在过热的迹象、苗头，或者只有局部过热；右派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过热，甚至存在陷于通货紧缩的危险。

持左派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有樊纲、吴敬琏、许小年等。其中樊纲是最叫预警中国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一旦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就说明它至少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过热。樊纲举出了两条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证据，一是物价的上升，二是投资增长过快，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已是历史之最。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的趋势，他指出，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比如钢铁、水泥、煤炭、化工产品的价格上涨，早晚会体现在消费品的价格上去，因此中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吴敬琏也坚定地认为经济过热，并对通货膨胀表示忧虑。但是，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他的观点与樊纲不同。在他看来，经济过热并不会导致物价同步上涨，通货膨胀会滞后一阶段才抬头。另外，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化，虽然不会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物价，但也是通货膨胀泛滥的信号，值得警惕。许小年坚持“经济已经过热”的论断，其观点的独特之处是不仅指出投资过热是过热根源，而且同时指出投资效率低下将使增长难以为继。在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反转问题上，他否定过热会导致价格上升。他提出，由于消费增长缓慢，投资拉动的“过热”只是引发生产资料等中间产品紧缺和价格上升，而消费物价指数也没有明显上升的状况，对此他称之为“没有温度的高烧”。他还警告，高速的投资增长将使得通货紧缩时期产能过剩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需求上升没有导致价格的上升”，中国存在重新走入通缩的危险。

持右派观点的也聚集着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厉以宁、刘国光、萧灼基以及宋国青、胡祖六等。厉以宁认为，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在健康轨道中运转，而且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勿轻言经济过热。刘国光认为，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过热现象，如银行贷款过多，钢材、水泥等行业很热，但与总体过热还有相当距离。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9.5%左右，目前中国经济现实增长率正向潜在增长率提升，但仍低于潜在增长率。萧灼基从六个方面否认中国经济过热：第一，2003年虽然经济增长率较高，但如果与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比较，则是正常的。第二，上世纪90年代大量固定资产投资，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但未能充分释放，2003年增长幅度较高，是这种潜在能力逐步释放的表现。第三，产业升级和消费结构变化，推动了房地产、汽车、钢材和电子信息产业的高增长，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第四，中国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世界经济的回升，2003年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出口贸易增长32%，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第五，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和国外投资大量增加，2002－2003年，居民存款增加3万亿元，利用外资1050亿美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第六，看待经济增长是否过热，最根本是看与增长关系密切的重要指标是否正常，而目前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和国际收支状况来看，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是正常的。而宋国青则明确否定当前经济过热，认为原来的基数很低，一年的高速增长并不说明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增速持续两三年，那么可以认为是过热了。对于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宋国青认为，目前的这一波经济增长过程，短期来看是受投资拉动。投资先行一步，工资却还没有追上来，但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波动的时滞，不需多久，情况就会变化，因此，“中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走出通货紧缩的基础”，即将出现“宏观反转”。但是，宋国青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政府调控不当导致通货紧缩回归的可能，虽然目前居民消费价格回到负数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央行收缩信贷，并采用其他4项政策，即提高汇率、减少出口、提高外商投资优惠、减少财政赤字，那中国就没有什么通胀不通胀的问题。胡祖六表示，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达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但胡祖六同时强调，政府应当警惕经济可能出现的局部过热。由于目前国内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很快，有些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信贷在银行资产中的比例急剧增加，一旦房地产价格有所调整，将对银行体系乃至宏观经济造成风险。此外，由于国内外汽车厂商大幅增加对国内汽车业的投资，有可能造成汽车产能过剩的风险，虽然汽车需求也在上升，还是有可能引发汽车工业的投资泡沫。

在官方看法中，对通货膨胀直接负责的央行对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最为敏感，为此，央行及其官员在不同的场合以及在很早的时候就表示了警告。央行在2003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坦言“通货膨胀压力加大，需要密切关注”,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中的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部分行业盲目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出现了多年少有的瓶颈制约,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央行行长周小川则一再警告物价上升过快。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他继续此前的判断，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很明显,值得关注。

相比之下，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判断与央行仍有明显差异。例如，国家统计局邱晓华、姚景源等统计局官员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通货膨胀的基础”。根据姚景源的判断，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高速增长，是速度、质量、效益的统一，所以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讲，目前没有必要探讨是否过热的问题。在最近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预备会上，姚景源还提出要对通货紧缩予以关注。他分析，中国目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扬并不具有可持续性，2004年中国在防范通货膨胀风险的同时，不能放弃对通货紧缩的关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目前经济内在增长动力正逐渐增强，这是宏观经济向合理增长区间回归的表现，并不存在经济过热趋势，仍然要坚持积极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

大多数的观点是在中间。其中林毅夫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表面上，林毅夫赞成经济过热的判断，实质上强调的却是“投资，现在是需求，将来是供给，应该警惕潜在通缩”，即不是担忧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而是担忧通货膨胀向通货紧缩的反转。事实上，林毅夫并不认为中国目前已出现了堪忧的通货膨胀，因为食品价格很快会恢复正常。和樊纲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林毅夫似乎更倾向于认为，中国仍然未充分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而通货膨胀似乎只是昙花一现。他认为，宏观经济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生产能力普遍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现象。倘若2003年以来的投资热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国就会像1992年至1996年投资过度扩张那样，一二年后生产能力全面过剩、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通货紧缩困境将会雪上加霜。因此，林毅夫给出的政策建议丝毫未提到通货膨胀，而是“今年的经济工作既要谨防局部投资过热，也要继续防治通货紧缩。”

如果动态地观察各派的争论，也会发现：一是在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上，争执在弱化，共识在达成，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整体有过热之嫌或至少局部过热，尤其是对投资的极速增长普遍表示忧虑。二是就通货膨胀是否会重现的问题，共识在弱化而争执在抬头，但始终坚持严重通货膨胀将降临的学者仍然鲜见。三是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看法差距并不大。大抵判断过热的经济学家与判断经济增长健康的经济学家都认为9％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正常水平。

经济学发展到现在，呈现出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它攻城掠地，不断地侵吞别的社会科学的传统研究领地，因而获得了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经济学的非科学性也在不断地暴露在世人的眼前，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学家的观点往往大相径庭，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政策主张常常莫衷一是。在当前关于中国经济的分析上，可以说最清晰不过地展现了这一现象。

二、通货紧缩向通货膨胀的反转

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是否过热”以及物价走势问题上纠缠不清，是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或者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一些学者强调的是投资、贷款、货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却举证失业率、商品零售额、消费物价等数据。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没有身体接触的交锋”。

1.中国已经出现经济过热的否证“过热”应该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在一定时期中（宏观经济通常只考虑短期也就是一年内的情形），社会总需求过量增长，超过总供给的情形。根据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过热有三大表现：一是物价持续快速上升；二是居民消费全面高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三是出现产业瓶颈，如能源或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有四点理由，表明当前的“经济过热”难于成立，或者说不是典型的经济过热，而是一个“被扭曲了的经济过热”。

（1）当前物价虽然出现明显上涨，但总体幅度较小、涉及商品范围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快速上涨的动力。这种状况不仅不能说经济已经过热，相反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的最佳物价环境，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产生通货紧缩压力以来一直盼望却求之不得的大好形势。如果仅根据当前的物价水平就说经济已经“过热”，则未免太轻率了。因为以此逻辑推理，经济则除了“偏冷”，就只有“过热”了，不冷也不热的正常态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2）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从理论上来说，判断经济运行是否正常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指标，是经济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对比关系。由于经济潜在增长率无法直接计算，因而人们通常把最近一个较长时期实际增长率的平均值近似地看作是经济潜在生产力水平。据此计算1978－2003年和1994－2003年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分别是9.35%和8.88%。应该说9.1%的增长并不算偏高。

如果以历史数据来衡量的话，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可以判断出：9.1%的速度并不高。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经济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1998年9年中只有3年的时间GDP速度低于9.1%，换句话说，2003年经济增长虽为近7年来最快，但实际上还不到上一个经济周期的正常水平。

（3）目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不具完全可比性。譬如，个人买房这一大头不是算在消费，而恰恰是算在“投资”中的。这就使得当前的投资与1993、1994年难以比较。持投资热的观点还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不是靠消费拉动，因此不合理，并蕴含着对未来增长的风险，搞不好目前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会在几年后变成过剩。其实，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和消费、生产和收入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萨伊定律”），从投资法角度计算的GDP与用生产法计算的GDP以及用分配法计算的GDP永远是恒等的。虽然凯恩斯论证说因为某些原因会导致两者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经济波动，但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并视为脱节则是难以想象的。

（4）用投资指标衡量经济过热很不可靠，最好的衡量经济过热的指标还是物价和就业，这才是国际上普遍用以衡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关系的硬指标。在就业的指标上，不仅得不出中国经济过热的观点，甚至只能遗憾地得出相反的观点，因为近三年来，中国的失业率在不断上升，城镇失业率已由2000年的3.1%升至2003年三季度的4.2%，2004年则可能接近4.7%，可以说业已上升到历史最高记录。

此外，中国经济的所谓“局部过热”迹象虽然存在，但也不同于典型的过热，而是因非经济因素而带来的扭曲表现。其理由是：（1）“三荒（煤、电、油）”主要由电荒引发，而它主要来自宏观控制的失误以及中国进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时代。（2）粮价上涨也是由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失误所导致，因为前几年粮食产量就持续下降，而且一些地方撂荒严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3）高投资率有合理性。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重化工业发展需要高投资来支持；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既是投资需求，也是最终需求，另外，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现在投资需求大于消费需求，似乎不相匹配，实际上没有必要担心。（4）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等于经济过热。2003年，一些本该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和低质量的小企业死灰复燃，一些行业由于投资增长较快，一些行业投资急剧增长，可能导致二三年之后的产能大量过剩如纺织、电解铝和钢铁等。这是决策层认为经济存在局部过热的最重要原因。然而，在市场经济时期，产能过剩是一个常态，不应该认为产能过剩就是经济过热，否则，经济将永远没有不过热的时候。更不应该用供给制时代的观点来看待产能过剩，以为产能过剩等于经济过热，等于浪费资源。除非垄断，否则“重复建设”永远存在。

2.2004年物价的变化趋势以上的分析否认了2003年经济已经过热。但是，今后的经济是否会过热，物价是否会出现反转呢？

2003年的物价变化有一定的戏剧性：在前三个季度，虽然物价保持正增长长达9个月之久，但是却没有人敢认真断言：通货紧缩早已离去。但从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开始快速上升，同比增幅在12月已经高达3.2%。这使得绝大多数人则开始担心：通货膨胀是否将来临？

对这几个月的物价变化，经济界已解释如下：一是从国内市场看，主要是粮食减产所致。二是从国际市场看，因主要粮油产区的产量下降，导致价格快速上升，进而传导至中国国内市场。三是在中国市场改革开放过程中，越来越多过去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开始进入市场，使得服务价格形成持续上涨趋势。四是从汇率方面来看，由于美元的持续贬值，使得盯住美元的人民币也出现相应的贬值，导致许多进口产品的人民币标价出现相应上扬。五是从理论上讲,过多货币的投放会造成物价上涨。尽管其内在机理难以完全弄清楚，但从历史经验看,我国M2的变动一般会对半年到1年之后的消费物价指数产生正向拉动作用。

对于上述分析尚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1）粮食供求变化可能到了一个临界点。食品价格的上涨和服务项目价格上涨是当前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的两大动因。原因在于粮食减产并不是今年才有的事情。实际上，1999、2000、2001年连续3年粮食也都减产。然而，在那几年，消费物价指数在一半的时间里都是负增长。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对今年粮食减产导致消费物价指数的快速上升就感到不太理解。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预测学上讲，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最难预测。这也是10月份物价快速上涨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最主要原因。

（2）当前物价加速上涨包含“预期效应”。如果说去年10月消费物价指数上涨1.8%，让人感到突如其来的话，11月上升3.0%同样让人感到吃惊。11月物价上涨的主动力依然是粮食和食品。其中，粮食价格涨幅由10月的3.2%进一步升至10.8%，食品价格也由10月的5.1%进一步升为8.1%。然而，与10月相比，11月市场真正的供需关系变化相对平稳，相差不会太大，另外，去年两者的基数也基本相同。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水平却相去如此悬殊，唯一的解释就是出现了预期效应。即多年来，企业和居民在购买粮油方面基本上不会太考虑库存问题，但在物价上涨的刺激下，他们开始加大了购买力度。与此相反，过去农民整天发愁的是，如何将粮食卖出去，现在却期望粮价继续上升，许多人因此反而将粮食囤积起来。这样一来，供求缺口被人为拉大，粮价也就被进一步拔高。

2004年，我们分析，物价上涨将分为两个不同阶段。

（1）物价总体将继续往上涨。理由是：第一，由于10月份以来粮价是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而等到农民对此信号作出反应，增加粮食产量，再到新粮上市，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第二，2004年物价将有个翘尾效应，由于同比基数低，明年前三季度物价照样会上去；第三，从现在趋势看，全世界的经济明年会上升，而且会比较快地增长，这样也会使得物价上升。

（2）通货膨胀不会出现。受各种因素制约，2004年物价也不会涨得太快。第一，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比例，基本上每年是以1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往下降。这说明，粮食对物价的影响是越来越小。另外，现在工业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也很小，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它传导至工业方面的力度也比较小；第二，很多产品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商务部的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下半年6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78.8%仍处于供大于求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物价出现快速上涨可能性也不大。第三，当前的粮食价格涨幅实际上还是属于政府许可的范围内。根据估算，2003年我国大约有5千万吨的粮食短口，但是粮食储备就有1.5亿吨，只要动用其中三分之一就足以平抑粮价。然而，据媒体报道，目前政府通过拍卖陈粮的方式调用的粮食储备最多仅有130万吨。与此同时，中国本还可以通过国际市场来调节国内的物价，但政府在这方面也未见大动作。第四，政府已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并通过对农民直接发放粮食补贴的方式促进粮食生产，同时扩大春播面积2000万亩。比如，在产粮大省安徽，当地政府从今年6月起直接对种粮户实行补贴。其它的产粮大省也相继进行了粮食补贴方式的改革。这些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产量的增长。第五，从货币政策看，中央银行持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对2004年下半年的物价将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第六，国际因素制约中国物价上升。中国现在60％的经济活动和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现在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处于下降的趋势，这也会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制约。第七，从历史上看，1988年和1993年我国均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最主要的成因是价格市场化改革。1988年的导火线是放开工业消费品价格,1993年则与粮食、石油、电力、钢材、铁路运费等产品价格上调有关。但现在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不会再对物价上涨产生大的推动作用。

（3）物价运行特征将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当前，我国物价运行的一个非常明显特征就是，少数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多数价格按兵不动。除了服务价格之外，上涨的主要是上游产品，如食品和能源。有关计算显示，去年11月，剔除食品价格之后和能源价格的影响，消费价格指数实际上正在下降。

估计上述特征在明年前一段时期仍将得以保持，甚至短时得以强化。比如，经国家发改委批准，上海的电费已经实行结构性调整，除了居民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不作调整，其他各类用户一般上调2.5%至5%。相信有了上海榜样在前，其他电力供应紧张地区也将跟进，全国平均电价水平将因此明显上扬。

随后，物价运行将逐步向第二阶段转移，即由局部、急剧上涨过渡为全面、小幅上涨。理由有二：一是由于目前价格上涨的都是上游产品，受其影响，下游产品的成本将相应提高，企业有提高产品出厂价的内在冲动；二是部分行业可能通过联手制订价格同盟之类的协议，来促使价格上升。最近就有消息说，由于彩电制造的主要原材料价格都出现了大幅度上扬，如钢材从3810元/吨涨至4100元/吨，工程塑料从7000元/吨涨至10000元/吨，使得彩电企业承受了巨大压力，中国五大彩电巨头明年将提高彩电价格。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彩电市场是竞争最为惨烈的市场之一，其价格的变化是整个一般消费品价格变动的风向标，如果明年彩电价格上扬，则意味着物价水平全面上升的开始。三是由于下游产品产能过剩，市场竞争激烈，上游价格在向下游传导的过程中将被明显削弱。多数下游企业只能通过加强管理、做大规模、开发新产品、降低消耗等措施将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内部进行消化，从而使得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太大。

总体判断，去年第四季度是中国物价运行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从此正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阴影。2004年将是一个物价温和增长年，物价上涨的领域由局部转向全面，由激烈转向平和。初步预测，消费物价指数上升约3%左右。

3.中国经济过热与物价变动的长期趋势

在西方国家，物价的上升与生产遭遇瓶颈都是由于居民消费太旺盛所致，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它为“消费推动型经济过热”或“消费推动型物价上升”。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商品供不应求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经济过热更多地已经不再表现为传统的需求推动型，而是“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或物价上升。

这种过热是由过度投资所导致，后果就是：产能大量过剩，产品供给远远大于市场需求，物价不断下跌。只有在经过长时期的调整之后，市场才能实现“出清”，经济景气才能缓步上升。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未来10年内，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居民收入和购买力也不可能全面出现大幅上升，大多数商品供过于求的格局也难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已经无需担心出现消费推动型的经济过热，所需要防范的只是后一种，即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投资推动型经济过热。

根据诺迪克的研究，东亚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均出现过投资率大幅度上升的“投资过渡期”，在此期限投资率往往能直线上升5个百分点以上，并且伴随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提高。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有可能处于诺迪克所称的“投资过渡期”。它将带来中国经济的一轮高速增长，但长期将导致资产价格上升，并且无法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事实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起飞和发展过程中完全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更长时期的通货膨胀危险，做出过度反应，痛失一轮增长的良机。

至于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是合理更是不可一概而论。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的情况与目前美国的情况比。在今天的美国，基础设施、房地产早就都搞得差不多了，人们还能干什么呢？只能靠不断地刺激“消费”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最缺的就是建设，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建设。在这些方面的需求目前仍然是方兴未艾。

事实上，投资导致的高需求只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市场对投资有高需求而已。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一段时期投资高并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完全合理的。

三、成本与收益：政策的权衡与选择

形势判断之争背后掩盖的是政策之争。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经济基本健康，只有局部的扭曲性过热，而不存在总体过热，则总体上可以否定需要大刀阔斧的紧缩性政策出台。事实上，任何调控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因此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并掌握好时机、分寸以及组合，而不能简单化。

我们来考虑几种可能的调控成本：

1.导致更多的失业。按照著名的菲利蒲斯曲线，就业和物价存在着替代性。因此，如果以物价为准，并且以稳定物价进而调控所谓经济过热为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则中国的就业状况会更加糟糕。在所谓“经济过热”的情况下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你还要“把热降下来”，谁吃得消？显然，充分就业相比稳定物价，是本届政府更加优先的目标。为此本届政府再三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关心弱势群体，关心下岗职工，并从上任伊始，即将宏观政策取向从增长优先转移到就业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在不太可靠的基础上断言中国经济过热，再主张治理“经济过热”必然会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就可能是代价太大的选择，甚至是不可选择的选择。公务员之家:

2.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角度看，可能会形成排挤民营经济的客观效果。因为外资经济不受国内融资约束，而国有经济更为容易从现有的金融渠道中获得资金支持，即使在紧缩之后也是如此，因此只有民营资本被挤出。而目前的投资，恰恰是民间投资增长进入资本密集型领域，开始在这些领域与国企相竞争，并逐渐替代国企和进口。如果半途而废，则不仅民营经济的发展受损，而且国企改革的进程也将受到影响。

3.从沿海和内地的角度看，可能会扩大二者的发展差距。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扩张往往是从沿海扩散到内地。从2001年开始，沿海经济已经发力，并且紧缩时沿海的承担能力较强，而内地可能刚刚处于经济上升的起点阶段，并且承担能力较弱，因此较易受冲击。反观中国历次紧缩过程，往往也是沿海和内地发展差距扩大的时候，因此宏观紧缩可能会影响均衡发展的局面。

4.从城市和农村的角度看，可能会对农村向城市的就业转移形成负面影响。随着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压力在加大，近年来各地城市普遍采取了“腾笼换鸟”的办法，或辞退农民工，或限期使用。如果实施紧缩政策，则农民工更容易受到冲击。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的紧缩结果就是导致农民工受到冲击，城市化倒退。这在当前城市化加速过程中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说到底，经济过热有危险，经济过冷也有危险。银行呆坏帐也是这样，可能因经济过热而上升，也可能因打击经济过热，导致市场需求人为减少而上升。这在上一次宏观软着陆时期我们已经吃了一次亏了。这一次岂能再轻易重蹈覆辙。

正因如此，国际上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是否可接受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有多高，还要考虑宏观调控的水平，以及一个国家的国情，要根据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收益来综合考量。如果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宁愿接受通货膨胀，这个时候的通货膨胀就是可接受的通货膨胀。中国目前经济是否过热难以确定，通货膨胀走势如何尚不清楚，却要打压经济过热，以宝贵的就业为代价，并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正常的上行进程而导致更多的银行呆坏帐，这可能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慎谈经济过热，慎用重拳打压经济，还是继续小心观察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