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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破解对策分析

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改革的主要方向。经济新常态的本质在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动力的调整,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并非避谈需求侧改革,而是力图在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之间寻求平衡。在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去产能、去库存、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与出口导向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再次振兴所面临的主要难点。但辽宁经济增长的数据却显示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1998—2014年,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30%提升至38.3%,净出口贡献率从15.5%小幅滑落至14.3%,但最终消费贡献率却从54.5%跌至47.4%,并且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也从4.5个百分点降至2.8个百分点①。由于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核心构成部分,因此当前的经济改革形势和辽宁经济相对低迷的走势都需要学界和业界进一步加强探寻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可行对策的研究。当前关于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主要来自三个方面:①通过财政政策去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强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1];②培养科学消费理念,积极引导预期消费[2];③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意愿去扩大消费需求在辽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3]。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不仅关注财政政策在提升辽宁居民消费中的意义及互联网金融在刺激农户消费中的作用,同时还对经济赶超过程中所依据的经济赶超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反思,并且还从产业结构调整和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的可行对策。

一、居民消费难题的两方面表现

使用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平均消费倾向、居民储蓄余额与消费支出增幅、城乡消费支出比例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数据,文章对辽宁居民消费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辽宁居民消费难题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意愿总体呈下降趋势以及消费结构没有得到明显优化两个方面。1.居民消费意愿总体呈下降态势首先,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的54.82%降至2015年的45.40%,而同期的居民消费率也从40.66%滑落至36.25%。其次,虽然辽宁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98年的4617.2元和1702.7元大幅攀升至2015年的31125.7元和12056.9元,但随着收入的提升,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却从1998年的0.84下降至2015年的0.69(为统计期内的最低值)。虽然同期的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经过多次波动从0.66增至0.74,但也仅相当于2005—2006年的水平。最后,1998年至2014年辽宁居民储蓄余额增幅(570.79%)大于居民消费支出增幅(519.18%)的事实也进一步验证了辽宁居民对于储蓄拥有更大程度的偏好。2.消费结构未得到明显优化对于辽宁消费结构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视角展开论述。第一,1998—2015年的城乡消费支出比例仍在不断扩大(从2.29提升至2.43),二元消费结构特征仍在持续固化。第二,进入21世纪以来,与预期相同的是城乡居民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都出现了大幅而持续的下滑,这反映出城乡居民生活的富裕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辽宁居民消费结构未能得到实质优化。如果比较2001年与2015年的数据会发现城镇居民生活用品与服务及医疗保险项目的消费比重基本保持不变,教育医疗和娱乐以及衣着消费比重不升反降。保持上升势头的只有住房与交通通信两个项目,但2015年住房的消费比重却低于2014年的水平,而2015年交通通信项目的消费占比也仅仅相当于2010年前后的水平。同期,在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中,除医疗保健和交通通信比重取得较大程度增长以外,其他消费项目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上述数据反映出辽宁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没有完成从实物性消费到服务性消费的转变,或者说消费性服务仍然不是核心消费类目。

二、居民消费难题成因分析

1.不断累积的经济下行压力引致对经济前景的不良预期首先,辽宁经济增速在不断放缓,统计数据能够验证这一结论。辽宁生产总值指数与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分别从1998年的108.3%和107.9%跌落至2015年的103.0%和103.1%。如果单独比较2015年辽宁与其他省份的数据也能够说明问题:第一,辽宁生产总值与人均生产总值指数分列全国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位;第二,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失业率为3.4%,若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辽宁将与江西、山东和陕西并列排在我国内地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第14位,就业情况并不乐观。其次,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同时,同期的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却从99.3%升至101.4%,增幅超过了同期人均生产总值指数的跌幅,这进一步强化了居民对稳健货币政策的预期,从而扩大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降低了消费意愿。可见,经济的萎靡所引致的居民对经济前景的不良预期确实累积了相对于消费更强的储蓄偏好。当然这个结论也符合基于跨期消费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以及基于两期的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或倾向的解释[4]。2.财政支出对民生需求扶持乏力政府公共支出与居民家庭的储蓄呈反向变化趋势,其中医疗卫生支出的提升对于降低居民储蓄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比较而言,社会保障和教育支出的影响略小,但作用同样非常显著[5]。由于1998年等早期年份的统计口径与近些年的口径不尽相同,因此,文章在此处仅采用了2006—2015年的数据对辽宁公共财政支出中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以及教育支出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医疗卫生占生产总值比重从2006年的0.5%上涨至2015年的0.9%,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2015年辽宁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公共支出比重也都落后于同位为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可见财政支出对民生需求的扶持力度不足是导致辽宁城乡居民在分配消费与储蓄比例时更加倾向于抑制消费需求的又一重要诱因,并且居民降低消费倾向的目的之一即在于应对当前以及未来的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需求的压力。3.劳动者福利在经济赶超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为曾经共和国工业的“摇篮”和当代的装备制造业基地,辽宁在我国经济赶超初期以及历经改革开放的阵痛之后都取得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但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收入增长较大幅度地落后于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所付出的代价[6]。首先,1998—2015年,辽宁职工工资总额增幅为556.2%,明显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增幅的638.6%。此外,同期的职工工资总额占生产总值比重也从12.99%滑落至11.55%,这个比重不仅不及广东省的一半,甚至还大幅落后于吉林的16.26%和黑龙江的17.20%。辽宁的情况验证了由白重恩和钱震杰所提出的落后地区职工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较之发达地区偏低的这一观点[7]。综上所述,在辽宁老工业基地这样一个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赶超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忽视了劳动者的福利的增长已经成为制约地区消费的政策性因素。4.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速度缓慢消费结构的优化速度受制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速度。首先,1998—2014年的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仅仅从38.5%上升至41.8%。此外,如果结合生产总值增速数据,统计期内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具体数据为:1998年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2.7个百分点,之后于2006年达到了统计期内的最大值(6.3个百分点),但随后逐年降低,直至2014年的2.8个百分点。可见,辽宁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成果并不明显,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没有得到明显提升。

三、破解居民消费难题可行对策

1.突破融资困境以提升中小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吸纳就业的愿望与能力恢复经济增长正向预期是提升辽宁地区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前提。新形势下,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更需要中小企业的不断发展,促进中小企业承担吸纳就业的重任,从而恢复居民消费能力与愿望。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辽宁老工业基地的金融系统的发育程度、金融创新活跃程度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素质都相对较低,这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突出。缺少融资途径对于中小企业吸纳就业具有极大的限制作用。并且,对于受到融资约束的中小企业来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意愿要更强于增加流动资本[8]。原因在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成本更大,而流动资本的流动性与可逆性使得其调整的成本更低。因此,融资不利的中小企业更倾向于减少流动资本而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并且这些企业往往会将流动资本转换成具有可供抵押性质的资本以缓解其借贷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受到融资压力的企业将更愿意寻找路径去保持其投资的增长,但却缺少意愿和能力去雇佣新的员工[9]。新形势下,银行与金融业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为了突破融资困境,金融服务部门不仅要在不同行业间调整资金投向,更要求资金流向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间的合理分配。具体而言,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应着力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创新面向传统行业中小企业的贷款抵押和质押的方式;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时应扩充使用知识产权质押途径;逐步放开民间借贷市场,特别是加强对民间消费金融公司成长的政策扶持力度;通过扩大政府担保的范围与力度来完善银行对于中小企业融资风险认识与评估方式[10]。受到融资激励的中小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动力,从而提升其吸纳就业的愿望与能力,这对于降低失业率,提高在岗职工工资福利,并最终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与能力的意义重大。2.加大民生财政支出以缓解居民民生需求压力让发展的成果体现到改善民生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始终贯穿着的一条鲜明的主线[11]。与其他省份不同,面对更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辽宁非但不能缩小民生财政支出,反而应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在社保、教育、特别是在医疗卫生领域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这样才能进一步缓解居民对民生需求的压力,才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的意愿,才有更大的可能性与空间提升消费水平,才能在扩大财政收入与保障民生支出两个方面达成双赢的局面。同时,在财政支出结构与规模上以及在财政支出来源上,应坚持还权于民的“民生财政”原则,进一步提升公共医疗服务覆盖面以及服务水平,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削减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并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进入如公共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与服务领域的门槛以分担政府的财政支出压力。3.从马克思主义赶超理论中寻求对传统赶超理论的反思提高对劳动者福利的重视作为经济后发地区,辽宁的经济增长动力更多依靠资本形成,而非最终消费和净出口,这符合以新自由主义、左翼新自由主义以及发展统计学学派为代表的传统赶超经济理论所强调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资本积累才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辽宁的居民消费率偏低等数据也验证了上述理论及其政策实施所引发的对劳动者收入与福利的忽视。马克思主义赶超理论与传统经济赶超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可在后发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劳动者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倡导在经济秩序重建的过程中应勇于挑战资本的权威,重构合理的劳资关系,从而使劳动者分享更多的经济增长福利[12]。由于传统的经济赶超理论更多是依托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赶超的实践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更加强调资本以及依托资本的技术改造在生产函数构成中的核心价值,因此在当前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大环境下,刺激消费需要政策制定者重回马克思主义赶超理论去寻求理论反思以提升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从而扩大消费支出的收入来源。4.基于互联网金融服务释放农户新消费需求为农户提供新的购买、交易与借贷方式能够培养农村居民形成新的消费方式并释放新的消费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金融服务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对辽宁农村金融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的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后发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大于供给已在学界与政策制定者中达成共识,其中,金融服务的信息、资源以及扩大获得资源的途径已成为农村居民对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需求。不过,当前所采用的解决供求失衡的方法依然更多是基于金融服务主体出发的供给角度去探讨满足农户金融服务需求问题,或者说是寻求如何通过提供更多的创新性产品去完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品线与服务水平这个角度去解决失衡问题。但实践已经证明,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供给方自发地创新金融服务产品与金融服务去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这套金融改革方案的作用正在日益萎缩,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的缺口却在不断扩大。因此,应从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方,或金融服务对象(即农村居民)的需求视角去探讨金融服务需求问题,而互联网金融服务与传统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相比最为突出的优势即在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农村居民可以足不出户地和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信息化金融服务,完成消费的购买与支付全过程,并且通过更为便捷的借贷方式激发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同时进一步释放新消费需求。5.持续深化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以优化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巨大,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必然导致消费结构的不合理[1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辽宁老工业基地消费结构的调整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以及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应通过去除成本费用利润率皆为负值的冶金建材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以及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的过剩产能来解放资金占用,并在保持工业增长同时,将资金投放到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中,特别是要支持辽宁的出入境旅游业、教育娱乐与文化产业以及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首先,应积极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与沈阳经济区这两个国家战略试验区的旅游业集群效应,推动区域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并通过联合推出与营销精品旅游产品与服务刺激旅游需求的增长。其次,《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数据显示,辽宁的文化产业综合指数已经从2014年的第7位落至2016年的第10位。为此,需要加快文化创意产业与装备制造业、旅游业以及科技创新等产业的融合,提升文化产业发展动力,并打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与绿色化的文化消费的交易与支付平台[14]。最后,还应通过“信用辽宁”行动去营造产业结构升级所需要的优质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以此来进一步改善居民消费环境和优化居民消费支出结构。

四、结论

经济新常态下去产能、去库存、避免过度与重复投资是辽宁老工业基地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因此,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也就顺势成为了辽宁经济增长动力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向消费需求拉动转变的关键路径。但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支出扶持力度的不足、传统赶超经济政策的束缚以及缓慢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都制约了居民消费意愿的复苏以及消费结构的优化演进。为此,突破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坚守“民生财政”原则与工作思路,从马克思主义赶超经济理论中寻求理论反思,扩大互联网金融服务在农村居民中的覆盖范围以及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将成为破解辽宁居民消费难题的可行对策。

作者:张振家 王小军 单位:沈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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