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高新区商贸发展的启发

本文作者：张冕工作单位：湖北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1、国际高新区的发展历史世界上第一个高新区是1951年诞生在美国的斯坦福研究园,因而国外的高新区起步早,发展历史长,发展速度快。国外高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二个阶段:(l)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是从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兴建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高新区的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且发展缓慢。1951年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兴建的斯坦福研究园(StanfordResearchPark)占地仅有50英亩规模,开创了世界高新区的先河。与斯坦福研究园同时起步的是波士顿地区128号高速公路地区,但当时128号公路地区只是自发集聚了几百家高新技术公司,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高新区。1959年,美国又兴建了占地30多平方公里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在这一阶段,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高新区还包括:1970年英国剑桥大学的圣三学院建立的剑桥科学园;法国于1969年开始筹建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学城;日本于1963年建立的筑波科学城等。应该说,在这一阶段,世界范围的高新区都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很少,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世界上仅有20多个高新区,兴建的高新区都位于西方发达国家,且绝大多数集中在美国。(2)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经济严重衰退,但是高新区却获得了以技术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再加上世界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创建发展高新区的热潮。在美国,斯坦福研究园发展成了居于全美乃至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前沿的“硅谷”,128号公路地区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基地之一。与此同时,美国其他各州又兴建了大量的高新区。到1992年,美国高新区已遍及80个州中的42个州,总数达358个。在欧洲,英国又兴建了苏格兰硅谷;法国建立了以生物技术为主的布列塔工业园,以航空航天技术为主的图卢兹科学园;德国建立了西柏林科学园区、亚深技术中心、布伦瑞克科学园区。在亚洲,这个时期高新区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行动起来,兴建各种类型的高新区,如韩国的大德科学城,大田科学工业园区,光中技术城,新加坡的肯特岗科技园,印度尼西亚的瑟蓬科学城,印度的班加罗尔科学城,古尔风科学城,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的科学工业园。迄今为止,世界各地的高新区己经达到1000个,这些形态各异的高新区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目前的世界各地的科技园中,综合其发达程度、发展速度、影响力大小、对我国高新区的借鉴作用等多方面的考虑,本报告将着重分析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台湾新竹科学园的发展状况,并由这三家高科技园区的发展状况分析高科技园区的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对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商贸流通规划给出建议。2、美国硅谷的发展历程与现状硅谷(SiliConvalley)位于美国加里弗尼亚州,它是一个从旧金LlJ的PaloAlto向南到SaintJose长约48公里,从Cupertino到Fremom宽约14公里的狭长地带,原名叫圣克拉拉谷(TheSantaClaravalley)。1938年williamHewlett和DavidPaCkard用538美元在租来的汽车房里成立惠普公司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创业,也开始了硅谷历史的书写。此后,在特曼教授的鼓励、支持和推动下,一部分技术性公司随同惠普公司一起发展起来,为硅谷作为新兴电子产业基地打下了基础。二次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要尽快把国防技术转为民用技术,把军事研究中得到的信息、技术和经验用于和平建设。特曼教授再度回到斯坦福大学,并提出把斯坦福周围建成“科技人才区”,强化大学在科技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为了实现特曼计划,斯坦福大学首先建立了斯坦福大学研究所(SRI,StanfordResearCh工nstitute),从事与国防相关的研究并帮助西海岸公司的发展;之后,斯坦福大学实施“名誉合作项目”向当地的公司开放课堂;到了1951年,斯坦福工业园(TheStanford工ndustrialPark)的建立,进一步将大学教育和研究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50年代中期,仙童(FairChild)半导体公司在硅谷成立,它发展之快,繁殖和派生出新公司的能力是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具备的。到了70年代,由于不能够继续从美国的国防市场中获得动力,风险投资和风险资本家在硅谷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可以说,是风险投资帮助了硅谷微电子企业实现了技术转移和市场转移,并促成了硅谷形成集成电路的企业集群。但是,由于1969年美国政府制定了税收改革法,连续调高资本增益税,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随即萧条下来,硅谷的发展也逐渐缓慢下来。不过,这种发展靠的是新技术以及这些技术创新所打开的新市场而取得的,1976年SteveWozniak和SteveJobS在汽车房里创立苹果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为了促进本国的经济,1978年美国政府重新制定了新的税收政策,决定将增益税从49.8%降到28%,基本上回到了60年代的水平,风险资本随即活跃起来,硅谷的发展也进入了超大规模的时代。随着日本打进并控制半导体存储器市场,硅谷于80年代下半期进入了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随着咨讯网络革命的爆发,硅谷迅速从衰退中走了出来,硅谷不仅成为一个复杂的、专「1生产与计算机有关产品的基地,而且成为计算机网络这一新行业的领头羊,它重新占据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中心。今天,硅谷己经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聚集地,风险投资家的乐园,世界高科技的人才中心,以及新经济和新财富的谷地。ZOn年,硅谷人均GDP达到94000美元,居全美第一。硅谷的GDP占美国总GDP的50/0,而人口不到全国的1%。3、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的发展历程与现状1991年,印度政府信息技术部为了促进计算机软件工业的出口,在各主要城市逐步设立了巧个软件技术园区,其中班加罗尔是投资的热点之一,班加罗尔是印度软件技术园区和软件业的代表。早在80年代初,班加罗尔设立了少数几家咨询公司,初露锋芒,1984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仪器公司率先打入班加罗尔,在那里设立了软件开发公司,开展离岸开发业务。80年代后期,国际卫星通信的普及,使得西方公司普遍青睐印度庞大而廉价的人才‘市场,纷纷采用异地雇用印度人才开发应用软件的生产模式,因特网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1991年,印度政府在班加罗尔和美国之间架设了印度第一座卫星通讯设备。90年代中期以来,涓涓细流变成了汹涌大潮,一些重要的高科技公司和跨国公司由孟买移至班加罗尔,HP、Digital、工MB、Motorola等大跨国公司入驻班加罗尔,班加罗尔由此而确立了亚洲软件业都城的地位。1999年印度《IT行动计划》,提出成为世界IT超级大国的目标,从各项政策与制度上保障软件产业的优先发展,其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鼓励合作,尤其是与全球知名企业或软件强国合作,如班加罗尔分别与美、中、日、以色列等国签署大量合作开发计划,班加罗尔最著名的软件企业工nfosyS则与微软、IBM、工ntel等企业建立多个合作项目,共图发展。班加罗尔还汇集了一批大型科研机构,拥有印度工学院等7所知名大学,几百所高等专科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如今,在印度班加罗尔创立的高科技企业达到4500家,其中1000多家有外资参与;目前全世界大约有75家资质为五等(即最高资质)的软件研发企业,其中有45个在印度,而这其中又有将近30个在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拥有近H万IT外包员工,还有约n万人在为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企业编写程序、进行计算机维护、金融服务以及其他重要的地区或国际性工作。班加罗尔地区已发展成为印度软件之都,被称为印度硅谷。ZOn年,班加罗尔地区IT业创造的产值已达280亿美元,并预计今年还将有300k左右的增长。4、台湾新竹科学院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在八十年代前,台湾经济经历了30年的发展,走过了一条由农业到工业,由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的道路,特别是通过进口林代工业和出口导向工业的发展阶段,台湾以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先期发展了轻工、纺织和家用电器等轻型工业,其后则推行以石化、钢铁两大系列产业为主的重化工业,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一些日用产品如雨伞、鞋类、箱包、自行车等夺得世界销售量第一位的辉煌业绩,使台湾在国际经济上争得一席之地,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进入八十年代后,经济发展条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世界发生能源危机、台湾资源短缺、岛内市场基本饱和、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等,尤其是主要外贸国美国宣布取消对台优惠政策,并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台湾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台湾经济发展面临了新的挑战。因此寻找少用能源、少用原料、少用劳动力而向世界推销相比之下还算廉价的脑力产品成为台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选择。加强研究开发以及吸引海外学人回岛发展高科技产业,着手加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转换,己成为台湾经济保持繁荣之路。为使台湾经济向现代化迈进,经过各方面因素权衡,将新竹建设为“台湾硅谷”,集中发展电子、资讯等高科技产业,以推动台湾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当局颁布了((科学工业园区设置管理条例》,并于1980年12月正式决定建立新竹科学工业园。以引进高科技产业,生产高科技产品为目标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其产业都是国外先进的高新技术的延伸,集成电路、电脑及周边、通讯、光电、精密仪器及生物工程等六大产业,构成园区的“明星产业”,不但成为带动全台湾整体高科技产业的主力,也成为台湾产业打入国际市场的主力。集成电路产业是园区的主导产业,其产值和从业人员都占一半左右。其发展速度也极快,年增产率多年保持在50%以上。新生产的集成电路产品在全球占有相当份额,仅次于美、日、韩等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生产基地。目前已投入“深次微米”开发计划,国际上最先进的0.18微米的微影、蚀刻等技术正在研发中,计划完成后,台湾半导体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电脑及周边产业是园区另一主导产业,其产品在台湾占有极大比重,终端机、桌上型电脑、影像扫描器、可携式电脑及网络卡等均占40%至50%以上。在世界排名上位居前列,终端机、影像扫描器和网络卡占有率分别达70%、64%和38%。在大陆闻名遐尔的宏基电脑公司,是园区一重要企业,其品牌在美国占有率排名前10位,成为全球第六大个人电脑公司。台湾电子计算机产值能跻居世界第七位,是与科学工业园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光电和通讯等产业也以极快的速度发展,预计将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下一波的主力产业。

从国际高新区的发展历程,特别是美国硅谷、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台湾新竹科学园的发展状况,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对高新区内商贸流通规划的启示,包括:(l)对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2)为创业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贸辅助设施;(3)国际化的视角。1、对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从国际各主要高新区的发展和现状中都可以看到,高新区内的人员构成会随着高新区的成熟而出现原有居民的数量比例不断降低,高新区内企业员工的数量比例不断增加的现象,因此,从长远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在高新区内进行的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应把关注重点和受益对象从区内原有居民慢慢转变为居民与员工的共同关注。对于在高新区内的企业员工,也会出现与传统工业区内的员工不同的特征,即工作与家庭界限的模糊性。工作与家庭生活在表面上的二分和内在的互斥一直都是传统工业社会尤其是工业区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国际各高新区的发展现状表明,过去那种把工作和家庭区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文化领域的观点不总是正确的。实际上,在高科技工业园内,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以致于想证明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家庭都很困难。例如,硅谷文化研究小组发现很多硅谷内高技术公司中的工作人员会在工作的过程中利用公司里的电脑,在网上为朋友购买礼物或者购买家庭用品;另外也发现有不少员工在工作时间通过自己的私人便携电脑通过进人到学校图书馆完成学位或技能进修。这样的发现不仅揭示了家庭文化和工作文化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更使我们看到一个普通人每天在把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时所显现出的创造力。按照这样的思路,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高新区内得到了协调和综合。一方面,高新区内企业员工的工作过程对于其家庭的影响慢慢从消极转为积极。在传统工业社会,人们从工作中获得报酬以维持家庭开销,但同时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异化也必然导致家庭的异化,因此可视工作为家庭生活所不可避免的威胁。在传统工业社会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如果夫妻双方都就职的话,他们每天的生活可以典型地描述为在工作和家庭的需要之间“走平衡木”。走平衡木的比喻认为工作上遇到的障碍和家庭障碍处于跷跷板相互对立的两端这个比喻的实践含义是它使我们认为家庭是对遭到破坏的情况进行修复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工作的侵扰而造成的破坏。当我们联想到走平衡木的人突然失去平衡状态时的情境,这个比喻就显得很恰当。毫无疑问,这个比喻所隐含的是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是以消极为主的预设,以及封闭的静态平衡最优化观念,而非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应该是激发创造力的开放关系。然而,硅谷文化小组的研究成果表明,随着高新区内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信息化的基础设施无论在企业内还是家庭内都越来越高,MZM(MachinetoMachine,机器到机器)的出现更使得员工可以在企业内控制家庭中的各种设施,高科技园区内的个人在工作与生活中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高科技园区中工作对家庭的影响正从消极转向积极。而另一方面,在高科技园区内,家庭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压力和紧张的庇护所,还可以被视为一个多种用途的发动机。很多工作完全可以在工作场所之外进行,即使工作本身被锁在公文包或者便携电脑里,在家庭生活中仍然充满关于工作中的困难解决以及社交关系的讨论。按照上述分析,既然高新区内工作与家庭的界限会朝着不断模糊化的方向发展,主要为工作服务的产业规划和主要为家庭服务的流通规划也应该不断融合。一方面,在进行商贸流通规划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把高新区看做一个工作的场所,而要同时关注员工的工作需求和家庭中方方面面的流通相关的需求,在二者的同时满足下实现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家庭舒适程度的共同提高;另一方面,高新区内的员工主要由青年的知识型员工组成,这类人群的心理特征、行为特征、消费习惯等会与高新区内原有居住人员有较大的差异,按照国际各高新区内原有居住人也有比例不断下降、企业员工数量比例不断上升的经验,就应该在高新区的商贸流通规划中同时考虑员工和原有居民的不同需求特征,争取实现二者的共同满足,甚至更偏向于满足区内企业员工的商贸流通需求。2、为创业青年提供良好的商贸辅助设施从国际各个成功的高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在其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是功不可没的。美国《商业周刊》曾经指出:“今日硅谷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聚集学术精英、科技天才一、无限想象力及资金四射的科技殿堂,造就它的温床—斯坦福大学功不可灭。”斯坦福大学为硅谷培养了大批一流的创业人才,如工程师、律师、银行家、风险资本家和资产上亿美元的企业家。而且斯坦福大学不断派生出新公司,如太阳、英特尔、惠普、苹果、硅图、思科、雅虎……等等,恐怕没有人能清楚地知道,斯坦福大学究竟派生出了多少公司。由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学生创办的高技术公司成百上千,创造了硅谷65%的产值和约25万个工作岗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为硅谷的成功起到了巨大作用,其科学精英们造就了许多科技新趋势,其中包括关键性资料库的发明、目前广为人知的Unix系统以及微处理器运算效能提升的精简运算指令集架构等,也培育出了包括英特尔的创始人GordonMoore在内的一大批硅谷精英。与硅谷中高校的推动作用相仿,印度工学院对于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国立清华大学对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剑桥大学对于英国剑桥科技园都产生了类似的推动作用。各大高新区在与高新区内高校相互促进的同时,大多数还形成了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在《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一书中指出,尽管128公路与硅谷开发相似的技术,又在同一市场上活动,但结果却是前者蒸蒸日上,后者逐渐走向衰落,发生这种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它们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硅谷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鼓励冒险、善待失败、紧密合作。不管是新入区的创业者,还是区域内的老员工,都努力地创办新公司,甘冒创业失败之风险,而不满足于在大公司一步一步地发展;在世界许多地方,技术或决策上的失误是一种耻辱,会断送人的前程,而在硅谷,对于失败却极为宽容,许多公司奖赏那些甘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因冒险而遭失败的人,从而推动各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大胆地尝试创新;区域内的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竞争力的获得依赖于区域整体优势的发挥,于是,硅谷的发展真理是:竞争要求持续创新,持续创新则需要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供应链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作。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相对而言更重视通过相互的合作与信息传承来鼓励和帮助实现青年人的创业过程。软件园内崇尚共享知识的集体主义文化,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也很乐于向他人传递知识,做新手的“导师”。在集群组织内部,显性知识通过正式培训、企业内部互联网和知识仓库来转移和流动;而隐性知识本身难于识别和转移,于是班加罗尔的大多数组织采取非正式程序来转移知识,例如“导师”制就是非常有效的程序之一,通过“导师”制,高手向初学者直接传输经验法则,甚至关于客户的信息和经验也可以共享,专门技能和知识在班加罗尔软件集群内得以顺利流动。台湾新竹科学园内同样有着浓厚的推行创新的文化,在园内激烈的竞争中,也许只有10%的人能获得成功,但失败者也因进行了尝试而受到称赞。新竹科学园内的创业者在失败时,没有丝毫的羞辱感,他们认为其创业的动机更多来源于挑战新技术。因此,他们勇于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坦然面对失败与挫折。新竹的文化认为,失败并不是一个污点,而是未来成功的识别证,这样的文化不仅证明了个人的自由创造欲望是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推动力,而且把尝试和失败视作自由创造所必须的成本。按照上面的论述,在国际发展较好的主要高新区内,随着大学与高新区的互相配合,伴随着高新区内激励、创新、宽容、学习、合作的文化氛围,会有越来越多的的青年人才在高新区内工作和生活,这些青年人才不仅仅是高新区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也将慢慢成为高新区内的主要人群。因此高新区的商贸流通规划要既能够满足其方便、快捷、时尚的生活需求,又要满足其合作、展示、创新的工作需求,让他们乐于长期留在高新区内,成为高新区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者。3、国际化的视角随着交通、通讯等技术的不断发达,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正在不断缩小,“地球村”己经可以形成,各大高新区内特别需要聚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企业和精英人才,也会最明显的体现出高新区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人员的共存性和国际性。在硅谷,新的移民浪潮使得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从世界不同国家过来的移民把他们自己关于家庭、工作和社会的观念也带进了高新区这个微型社会。硅谷文化小组研究时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爱好、文化有很大差异,他们会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聚集,某种相同的技术设备也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家庭环境条件下产生绝然不同的影响。例如:对不断出现的新技术的普及使用可以使中国、印度、越南等家庭聚集在一起,因为一个成年的儿子为了教自己的妈妈新的电脑技术而不断与家庭成员沟通;但是也可以使一些来自欧洲的家庭成员相隔越来越远,因为这些新技术可能使家里的成年孩子紧紧地同企业界连在一起而疏远家庭。在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内,己经有近一半的员工来自美国、中国、日本、以色列、英国等印度以外的国家,其他世界主要高新区内也都显示出比附近地区高得多的国际化的倾向。针对高新区内出现的国际化的现象,在进行高新区内商贸流通规划的时候就必需要从国际化的视角出发,多考虑各国,特别是高新区内人员众多的他国文化,一方面尽可能使得各种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的通用和特定的商贸流通方面的需求都能够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尽可能避免在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出现会导致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产生理解分歧的情况,从而避免不同类型人员的矛盾和冲突。

综合上述有关国际高新区发展的现状和观点,我们认为,在我国高新区发展商贸流通业过程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我们借鉴:1、既然我国高新区是一个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技术开发区,就应该吸取如台湾新竹科学园的经验,无论是在各高科技产业方面,还是在商贸流通方面,都要注重政府在宏观上的规划性和微观上的服务性这两大职能。所谓宏观上的规划性,指的是在高新区建设过程中进行有关商贸流通方面的统一规划,制定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规划,从而能为入驻园区的企业营造良好的商贸流通环境和发展环境;所谓微观上的服务性,指的是各地高新区管委会应该将自己作为一个服务机构,为入驻园区的企业提供一揽子的高品质服务,这其中包括购物、餐饮、休闲、物流、会议、会展、娱乐、文化、教育、创业等各个方面在内的商贸流通是高品质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委会需要时时跟踪园区内企业和员工不断出现的新需求,并在商贸流通规划的指导下尽可能满足这些需求,并不断促进高新区内商贸流通效果和效率的不断提升。2、明确高新区商贸流通针对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当前居住在各地高新区内的居民,而应该从长远的、发展的角度看待本次规划所针对的对象。按照国际各高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高新区内原有居民的数量比例会不断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新区内各企业的员工在高新区内安家落户,导致其数量比例不断上升。我国各地的高新区也不会违背这样的历史经验,因此,其商贸流通规划应该考虑,甚至是应该侧重于考虑区内高新企业的员工的商贸流通需求。而如前文所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各主要高新区的发展历程,高新区与区内高校的配合互动、高新区内浓厚的创新与创业氛围都造成了高新区内的企业员工中大部分是由年轻的知识型员工构成,因此,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对于商贸流通方面的需求也必将成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商贸流通规划制定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从工作的角度出发,新生代知识型员工在创业的过程中特别需要智慧的展示场所、需要与他人知识的沟通与协作、需要能够鼓励其不断尝试创新的氛围。因此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商贸流通规划应该针对这些需求特征,注重进行各级各类会展场所的布点,为青年人才的创新成果的展示提供平台;注重多功能会议厅、可以进行工作交流的餐饮和休闲场所的规划,使得青年人才可以方便地找到交流、合作的空间;尝试在商贸流通规划和实施的过程中鼓励进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商贸流通企业为青年人才的创新成果进行风险投资。从生活的角度出发,青年知识型员工技术水平高、生活节奏快、需求个性化强,因此高新区的商贸流通应该充分考虑这些需求特征,传统的百货商场等流通业态对这部份个体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吸引力,而应该一方面多打造集购物、休闲、餐饮、会展于一体的大型商业中心,使得区内员工可以方便地在一个地点满足多种需求;另一方面增加大型商业中心中给予个体的商品体验功能,再通过进一步完善的物流和快递配送的布局,以“实体店体验十电子商务+快递配送”的方式快速便捷的满足区内青年员工的个性化需求。3、从国际高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高新区内人员组成的国际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因此,各地高新区区商贸流通规划的制定应从长远考虑,在规划中考虑到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个体商贸需求的满足。在规划中需要考虑到教堂、其他主要国家的风味饮食、双语学校等其他国家的员工的商贸需求,也要尽可能避免在商贸流通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出现会导致不同文化来源的人员产生理解分歧的情况,从而避免不同类型人员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对国际高新区的发展现状做了比较充分的信息搜集和细致的分析,但一定还有一些尚未收集到的资料和尚未考虑到的问题无法吸收进我们的报告,也还存在一定的缺憾,因此也希望有关专家对本调查报告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