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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武术价值取向和使命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和调研等方法,探讨武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和国家使命。认为: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最大的障碍是“民心相隔”,中国武术作为中国国家形象符号和文化名片,肩负着沟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心的使命,面临着“能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具体问题。中国武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做好跨文化符号的精准阐释,又要对跨文化心态进行深层挖掘,既要深耕内涵本土化,又要在产业运作中把握文化脉搏。

关键词:武术;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

自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秋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联合国大会的重要决议也将该倡议纳入其中,沿线许多国际合作项目和工程逐步向前推进。在2017年5月15日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又取得了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继续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能。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在积极找寻切入点,力争把握契机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武术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化的名片、中国国家形象符号和中国人的情结,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是亟待认真思考的问题。

1“一带一路”上武术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韦伯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论,对中国武术走上“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韦伯认为:工具理性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通过精确计算功利、采用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目的,不去作过多的价值追问;而价值理性以纯正动机为驱动,追求过程的公正性,不管结果如何[1]。不管在社会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难以回避并且需要谨慎处理的一对矛盾。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障碍是“民心相隔”[2],而民心相通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心理基础。沟通民心应该是武术走上“一带一路”的切入点。武术何以沟通民心,还要回到武术的本体功能上寻找答案。武术是中国古老的“技艺”,技是搏杀技,为战争、搏斗而生;艺是表演艺,一般为讨生活而存在。一方面,单就一门技艺而言,各个国家、民族都有,如俄罗斯的桑博、印度的卡拉里帕亚特、巴西的柔术等。另一方面,任何一门艺术的产生和存在,都与当时人们的生存需要息息相关,武术当然也不例外。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战争已经由早期的近身肉搏战变为今天的远程科技战,表演也由讨生活变成了艺术追求。按理说,武术现已失去了当初生存的土壤而走向消亡,但是武术依然存在,仍然是中国人的生活情结,同时也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之所以顽强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其兼蓄并包的品质。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武术也在经受破茧成蝶的历练,即所谓“旧艺新用”。今天的武术已经发展为容强身健体、修身修心、治病防病、娱乐表演于一身的多功能运动形式。虽然,今天中国武术的技击功能已被弱化,但传统武术的根还一直都深深地扎在土壤之中。万物互联,世界相通,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必然也能够造福世界其它各国人民。武术走上“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的人民是共赢的举措。印尼政府对武术非常重视,在印尼的全运会上,武术的金牌数多达18块,而且各省的代表团都是由各省省长带队。习武是印尼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之一。赞比亚人对中国武术也有较高的认同度。赞比亚习武人群中,一个被称为“小奥巴马”的人就是通过习练中国武术进入受人尊敬和羡慕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之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人们的想象。对中国而言,武术是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有力武器。当前中国经济发达了,文化自信还有待于切实提高,以往人们乐于陶醉的传统文化正在逐步被消解,所以,以武术为载体来切实增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心显得非常必要。曾经有一位留美中国学者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总结得非常好,他说“没有文化的经济,再发达也是建立在沙滩的高楼大厦,一旦局面有临时的变动,就像脚底的沙一样流走,最后什么都不剩”[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武术是中国经济的精气神。中国武术走出国门,绝不是走走过场、亮亮相、暖暖场而已,根本目标应该是通过传艺,树立起智慧、美好、向上的中国形象,这应该是中国武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立足点和价值所在。中国武术在“一带一路”中需要有坚定、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钟摆上,任何一端偏袒或失衡都会影响民心沟通的效果。一方面,在“凡事以数据说话”的今天,武术传播也容易走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的怪圈,从而忘记“沟通民心”的初衷。另一方面,如果一味地醉心于纯粹的价值信仰,通过武术来实现民心相通的理想注定就是“镜中花”“水中月”。

2“一带一路”上武术的国家使命

马克思•韦伯的共同体理论对于回答“中国武术应该怎么做才能打造命运共同体,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韦伯认为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参与者的主观感觉为基础,并且参与者的举止在某种方式上互为取向为标志。他进一步强调这种“主观感觉”绝非“处境共同性”,即使在同样的处境当中做出相同的反映,并感觉到共同的境况及其后果,仍然不能产生共同体化。例如同一人种、同一宗教、同一语种等境遇,只能是有助于共同体的形成,而不是共同体形成的充分条件[4]。中国武术走出国门并影响国外武技,有史可鉴[5]。当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分别利用教育(如孔子学院)、外交(如中国武术代表团的演出)、影视(如影片少林寺的拍摄)等方式传播中国武术,起到了宣传、推广中国武术的效果,但并没有对国外的某些层面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并没有打造成共同体。中国武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既要做好跨文化符号的精准阐释,又要对跨文化心态进行深层挖掘,既要深耕内涵本土化,又要在产业运作中把握文化脉搏。2.1以武术文化为基点做好跨文化阐释。“话语即权力,权力即知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的纽带就是话语,即言说。该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放弃了言说,就放弃了成为知识主体的意愿,结果就丧失了话语权,变得失语[6]。中国武术走上“一带一路”跨文化言说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但凡言说都面临谁去说、说什么、向谁说、怎么说的问题。其一,谁去说?国家层面上,越来越多的大型项目如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2014)、丝路书香工程(2016)等,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在这些项目中,武术虽然不是主要内容,但是各项目都有所涉及,对中国武术在国外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孔子学院和武协在中国武术“走出去”方面功不可没。个人方面,影星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等贡献较为突出。此外,海外华人、华侨中的大批武术爱好者无时不在积极传播中国武术。需要指出的是,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新媒体的使用者,尤其是微信、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平台的使用者,或将成为话语权的操纵者。因此,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中,增加武术短训科目,不失为一项好的举措。其二,向谁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60多个。作为一项推进包容性全球化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建设并不仅仅局限于沿线国家,还包括非沿线国家。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所强调:“‘一带一路’建设植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7]。就具体对象而言,以往我们国家在孔子学院的定位上与其他国家的全球文化推广机构(如英国的文化协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远东学院、日本的文化研究中心、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等)相比,招生门槛较低,这在生源数量上有了优势,但是文化外传的效果相对较低,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民形象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8]。严绍璗认为,中国文化外传的目标应定在更高的层面,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阶层和政治阶层才更有价值[9]。张晓华从佛教景教传入中国成与败的史学分析中也发现了知识阶层在文化传播中的关键作用[10]。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来看,精英阶层的功劳无论给予任何好评都不为过。其三,说什么?中国武术话语体系所涉及的拳理拳法、拳种器械、技术功法、训练竞赛、礼仪服饰、典籍书刊、名人轶事、用武之道等,都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办事风格。因此,有人说“要了解中国人,你就去学中国文化,要了解中国文化,你就去学中国武术”。对中国武术的言说不能开口闭口就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这只是大道理,而古往今来真正感染人的却是小故事,这应当是跨文化言说的重点。正如喻国明、杨雅所说,中国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富,但其文化缺乏张力,“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资源是文化外交的软权力资源,但并不是现实的文化力和软权力”[11]。这反映出我们的跨文化言说远远不够,只有不断地阐释,才能给文化的再生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其四,怎么说?在体育领域内,国内媒体对“姚明话语”生产最为成功[12]。媒体将姚明植入体育全球化的背景中,通过话语的生产和再现,塑造自信自强的中国形象,这不正是中国武术想要做到的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文化多元,因此,武术伴随“一带一路”走出国门,所做的阐释也须多元,即使是同一个事物、同一个拳种、面对不同的阶层,也不可能指望同一个文本包打天下。言说的载体可以是图文、动漫、影视、研讨会、讲座、社交媒体等。跨文化言说必须有坚定的信念,相信全世界对美好世界的期许都是一致的,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有了这个信念,跨文化言说才会不失语、不失态、不失真、不失势。2.2以武术哲思为源流寻求民族心态的深层对应。由于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对身体的哲思不同,具有不同的体育偏好。这些偏好在全球化之前都有自己的小天地,都曾视自身为世界的中心,视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价值。这一点中国武术也不例外,当年西方现代体育进入中国之时,“土洋之争”也是相当激烈。如今,很少有人在运动时脑海中还区分土洋。中国武术通过“一带一路”去交流传播,并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以武术为载体,求证“一带一路”沿线各族人民文化心态之间的深层对应,是完全有可能的。尽管各民族由于对身体的哲思认识不同,导致运动形式相异,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运动形式都体现了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并不是只有武术才是最好的。例如,已有的研究发现,古丝路上的体育具有不同于中原地区体育的形态,体现出相异的丝路民族尚武精神[13]。交流的目的就是满足好奇、分享智慧、沟通民心。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要求中国武术的跨国传播不能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的单向度推送,而是和其他国家互动,让每一个沿线国家的人民都去讲述各自心目中有关运动的故事,相互倾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2.3以武术传播为路径深度挖掘内涵本土化。内涵本土化就是将所传播内容和传播的形式尽可能符合受众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结构,以便更容易和受众产生共鸣,实现让对方认同、接受的愿景。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为中国武术“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研究成果表明:第一,跨文化双方能否进行实质性交流,主要取决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能否成功。第二,文化交流过程中,政治功利性倾向越小,宣传味越淡,融合的可能性越大。第三,找到对方文化的不足,彰显外来文化的补缺作用,是本土化成功的要素之一。第四,经典概念、范畴的本土化有助于人们对外来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第五,肯定本土优秀文化,善于同本土优秀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结成联盟,有助于外来文化进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第六,本土化是一个从起初的依附,到成长过程中的独立,再到最后融入的过程。内涵本土化不是简单的空间转移,也不是面目全非的自我丧失,而是既保留中国武术的拳理拳法和用武之道,又发生了当地化的改变,获得了中外的双重品格。最为鲜明的例子是佛教如何融入中国文化,至今仍深深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据张晓华研究,源于印度的佛教初入中国也面临中华文化价值不认同的严峻挑战,但是佛教不卑不亢,仍然“积极地、谦卑地把自己作为本土文化价值的附会者和迎合者”。因为佛教找到了和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深层对应的地方,所以,道家思想成了最初附会与迎合的对象。这种附会和迎合表现在佛教术语的译名上借用道家的概念和范畴,生活态度上以一种超然的方式而与道合。当佛教渡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之后,便逐渐由形式上的依附转向内容上的独立,表现为佛教对本宗义理的坚持[14]。试想,当初如果不是借助道家思想体系而进行本土化的话,佛教很难进入中国文化并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中国武术内涵本土化除了借鉴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之外,具体还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要利用本土化的语言和概念去表情达意、通事通心。其二,要了解国情和世情,做体育文化的国别研究。其三,要培养本土的武术使者,打造本土的英雄崇拜,让当地名人讲中国武术的故事。正如“‘一带一路’先生”王义桅所言“我们不仅要从中国的13亿人口中挑选人才,还要从44亿沿线国家人口中挑选人才”[15]。2.4以武术产业为载体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中国武术走“一带一路”必须走产业化的道路,因为产业化是武术国际化的重要抓手。当温饱已不再是主要问题,人类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必将大幅增长。奈斯比特和阿伯丁在《2000年大趋势》中预言:文化的经济意义将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料。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贸易和全球化:问题与答案》一书中,对“文化产业”的相关问题作了界定。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亚洲的日本、韩国分别于1995年、1998年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方针[16]。我国是在2009年7月由国务院常务委员会讨论并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文化和钢铁、汽车等并列纳入到10大产业振兴规划之中,标志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因此,当年也被称为“文化产业振兴元年”。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产业状况相比,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有明显的三大特点:起步较晚、资源丰富、张力不足。奈斯比特在他的《中国大趋势》中就曾预言: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依据主要是中国现在只发挥了自身潜力的1/3。中国武术文化产业目前只是在传统的影视行业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和好莱坞的大片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好莱坞也在积极挖掘中国武术文化资源,如《花木兰》《功夫熊猫》等。在旅游、赛事、培训、演出等方面的市场培育刚有起色,可以预见,这些方面将会在“一带一路”上走得更远。此外,武术文化科技研发和服务外包也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武术和其它体育项目不一样,它是中国的文化名片,又是中国人的情结所系,在一定意义上,它肩负有树立国家、国人形象的时代使命,因此,在产业化运作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民族文化的因素。首先,面对世界文化竞争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不容忽视。所谓国家文化安全,是指“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适应这个国家制度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不能受到实质性的损害,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特质得以保持和延续”[17]。其次,在物质主义思潮泛滥的市场中,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而忽视其产品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只追求经济效益必然是短视的,因为它无法对观众的消费产生持续的吸引力。再次,在迷信大数据、以数据为大的评价机制面前,不能只着眼于大数据,应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正能量。此外,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不能只是消极被动地等待市场机会,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影响市场、引导市场向传统文化开拓。武术作为特殊的传统文化形式,可以通过“以文养武”“以武养武”多种渠道去培育市场。3结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目标中,民心相通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民心阻隔又是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最大障碍,所以,选择某一或某些优秀文化载体去沟通民心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事情。而武术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片有“通古今之迁变”的资本去“承时代之使命”。立足武术,言说中国,沟通民心,责无旁贷。

作者:卢安 姜传银 周田芬 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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