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与高校专业设置探讨

摘要：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制度问题的理论。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是通过建立某种机制，以促使高校举办的委托人和人利益趋于一致。为达到两者利益的一致，就必须建立合理的资源配置体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确保高校的产权主体地位，并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对于促进资源配置的合理性，解决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高校；专业设置

1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著名经济学家科斯首先提出了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然而当时并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第一次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并且将新制度经济学和旧的经济学理论做了如下区分：1、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经济行为；2、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以“交易”研究经济问题的理论。埃格特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又进一步做出了如下解释：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模型引入经济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摒弃了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经济学价格和数量两大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质量维度；新制度经济学进一步推进了古典经济学大众化的愿望[1]。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芮切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有以下分支：(1)产权分析；(2)交易费用经济学；(3)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4)经济历史的新制度分析；(5)宪政经济学；(6)合约经济理论[1]。芮切特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已经非常成熟。新制度经济学将经济学理论引入制度领域，为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制度打开了更广阔的视野。我们研究高校专业设置问题，主要借鉴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分析、合约经济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中，制度的变迁往往由交易费用引起，因此本论文主要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产权、交易费用、委托理论即合约经济理论的相关理论。

1.1产权理论

在传统经济学中，并没有强调产权的重要性，因为产权明确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对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具有重要贡献，科斯关于产权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产权的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对于经济效率具有重要的影响；政府在定义产权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德姆塞斯是对产权理论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他对产权理论的贡献主要包含以下方面：1、说明了产权对资源配置影响的内在机理，产权通过引导人们使外部性内部化来引导资源配置；2、产权的归属有两个极端，即公有制和私有制，私有制天然具有较高的效率；3、产权的界定有无限性和相对性，产权包含无限的潜能；4、产权迁移发生的原因是新产权带来的收益，大于改变旧产权所造成的损失[1]。在以上两者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产权的意义、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等，但是都没有指出产权应当配置给什么人。波斯纳指出：“如果交易成本过高，其抑制了交易，产权应当赋予最珍视它的人。”科斯强调了国家在产权界定中的优势，但是其并没有说明国家和产权界定之间的联系，诺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1、国家作为经济人，其对产权进行原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获取收益；2、国家对产权的界定具有天然的规模优势；3、国家的权利过大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同时也有可能损害产权主体的利益。

1.2交易理论

交易费用理论来源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康芒斯将“交易”定义为和“生产”相对应的经济活动，“生产”是人与自然的活动，“交易”是人与人的活动，“生产”和“交易”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他认为交易分为平等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科斯在康芒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交易理论，科斯认为市场机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交易费用。研究交易费用的视角主要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本论文所研究的主要是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因此我们在此也只对微观角度的交易费用进行简单的介绍。交易费用的微观层面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事前费用，主要是指交易发生之前的生产信息、交换信息、讨价还价的费用；二是，事后费用，即为确保交易完成所产生的费用[1]。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的变迁。诺斯认为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制度创新：(1)创新改变了潜在的利润；(2)制度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制度的变迁变的有利了。制度的变迁受到成本、收益、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虽然交易费用对制度的变迁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无论是诱致性变迁还是强制性变迁都存在时滞。

1.3委托理论

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们因不满足于阿布德布鲁体系中的“黑箱”理论，开始研究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委托理论随之产生。委托理论以两个假设为基础：（1）委托人和人的目标不一致；（2）委托人和人都是“经纪人”。在委托—关系中，委托人拥有较少相关信息，人拥有较多相关信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解决委托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治理机制问题，也就是激励和约束问题。

2高校专业设置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关系的机理分析

专业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专业的发展要求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此专业设置的问题就是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能否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也就是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人能否满足委托人政府要求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诺斯曾经说过：“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我们可以推断出：“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关键也在于制度因素。”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产权和交易，产权的安排对于保证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2]。

2.1专业设置与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的含义是“经济主体对财产的权利，更严格地说是一组权利，是各个相关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的总和”。具体到教育产权也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应当明确财产所有者的权利边界，确保财产所有者的权利的实现；第二应当明确出资者和学校法人之间的权利边界；第三教育产权的各个权利主体是有边界的。教育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政府和市场作为主导者时，有其边界效应。当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由政府运营时，其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在权责不明确的情况下会产生“搭便车”等效率低下的问题。在高等教育中产权的界定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3]。众所周知，在高等教育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即是高等教育的办学主体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主体。我国的高等教育是中央-地方-高校的三级管理体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视角分析，在高等教育的举办中，存在政府或公众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和决策者之间的-委托关系[3]。政府、公众、高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经济人”，都有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利益的倾向。高校作为人一定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不可能把保证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也就不能把保障专业设置的质量作为自己的追求。产权的存在是为了保证产权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权，但产权的明确并不能确保高等教育运行的高效。因此除了明确高等教育的产权，还需要有必要的激励，必要的激励就是剩余价值的索取。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产权设计中，政府既是高等教育的所有者，又是高等教育的管理者，因此剩余价值所有权是没有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部门和高校就丧失了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因为政府和高校也是“经济人”，“经济人”总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各个层面，各个参与主体，都存在通过某种不正当途径获取好处的欲望和动机。权利和责任需要有机统一起来，只有这样剩余价值的所有权才会对产权所有者形成反向激励。当前我国的高校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政府财政和学生收入，而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据是学生的培养层次和学生的基数，也就是说学生的基数决定了高校的收入。在这种拨款模式下人才培养的质量，专业设置的质量不会影响到高校主体的收入，也不会影响到委托关系末端教师的收入。而高校作为办学主体，并没有产权或是剩余价值索取权，这种权利的缺失又导致了责任的缺失。

2.2专业设置与交易成本

专业设置问题的实质就是改善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就是改变当前的高校专业设置的动机，其实质是促进新的专业设置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的诱导因素就是降低交易成本，节约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也就是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一种收益低的制度的替代。这种制度的变迁无论是强制性变迁还是诱导性变迁都涉及到旧制度的去除和新制度的维护，无论是旧制度的去除还是新制度的维护，都要确保费用或交易成本的降低，并形成有效的激励，使人享受到交易费用降低所带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要确保高校提高专业设置的质量，就必须降低交易费用，并使高校主体享受到其带来的剩余价值。交易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康芒斯将交易分为三种：(1)买卖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学生购买高等教育服务；(2)管理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主管部门对高等教育的管理；(3)限额的交易，在高等教育中就是政府组织。在教育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包含：(1)信息搜集的费用，即教育产品的消费者为了搜寻和教育有关的特性所花费的成本；(2)签订契约、谈判、规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费用；(3)履行契约和收回教育成本的费用；(4)排他的费用，即防止其他不付费者享有教育的费用；(5)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6)避免违约的费用。在高等教育领域，学生或家长和高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并且学生和家长难以对高校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当委托-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时，人作为信息的拥有方为牟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必然会使委托人的利益受损使的质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缺少必要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导致我国的高校质量参数没有准确的获取渠道，以致个别低质量的培养单位滥竽充数。因此在合理的产权安排下，高校能够获取剩余价值，交易成本的降低对专业设置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3影响高校专业设置的相关因素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3.1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之间的联系

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由于教育具有经济的属性，因此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体制；另一方面，教育的功能包含人本发展功能和社会功能，因此教育体制又能够反作用于经济体制。无论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还是经济体制对教育体制的影响，两者之间必然有一个中介，二两者之间的中介就是教育资源[4]。教育资源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资源，它从属与社会资源，其配置方式必然会受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然而教育资源又不同于其它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教育不仅仅有社会化的功能，还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因此在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其母体制即经济体制的运行规律，还应当尊重教育本身的运行规律[4]。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高等教育主要追求的是办学规模，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办学规模的急速扩张和经费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在这一时期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办法是：一、多渠道筹集资金；二、努力挖掘高校的办学潜力，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在这一时期的教育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率问题，其实质是高校的办学效率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主要运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得出高等教育的规模是影响生均成本和高校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的重要因素，我国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和这一理论密切相关。上述理论的实质是运用经济学的规律来解决教育问题，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综合+专项”的基本拨款模型。这一拨款制度不仅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宏观影响，对高等教育的微观影响也已经深入骨髓。在这一拨款模式和高校资源来源渠道的影响下，生源量成为影响高校资源获取量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因此导致了学校的盲目扩招和师生比例失调等问题。高校扩招的过程，实质上是用经济的规律来指导教育发展的过程。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子领域，其不仅要尊重其母系统的运行规律，其还有自身的运行规律，违背其自身运行规律必然会导致问题的产生。资源配置是连接经济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桥梁，因此，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问题的实质是：“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用怎样的方式和模式将资源配置给人的问题。

3.2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首先我们假设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是符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在这一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为高校具有真正独立的法人地位的，这种真正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拥有高校自身的部分产权，这一部分产权可能包含了人事权、专业设置权、财权等。产权的拥有者是具有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的，而剩余价值是建立在所获资源的基础之上。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念下，资源的获取量是建立在委托人对人成果评价的基础上。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专业的设置没有充分的考证、不充分考虑自身条件、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又决定了委托人对人的评价，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下，我国大部分高校作为独立产权主体或是人是不可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的，更不可能取得剩余价值的。因此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假设下的高校，其作为经济人是不可能忽视自身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专业设置的合理性。政府在高等教育举办的“委托-”关系中，充当了主要委托人的角色。与其他“委托-”关系并无区别，作为人的高校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多，而作为主要委托人的政府掌握的相关信息更少，因此在我国用专业目录来约束高校的办学具有某种合理性。然而在合理的“委托-”关系中，第三方评价以及由评价决定的资源配置水平，才是约束人的主要力量。制定专业目录的管理方式，虽然某种意义上推动了高校专业设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却约束了高校的专业设置广度。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校专业设置的问题，在现今高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的影响下，高校为了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或是拨款，他们在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中，有强烈的违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委托人意愿的倾向。因此高校专业管理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高校产权问题。

3.3学生或是家长的选择是高校专业设置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学生或是家长选择高校或是专业的过程中，信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信息的获取难度也决定了高等教育举办的交易费用。在高等教育的委托关系中，学生或是家长是最终委托人，委托人往往是信息掌握的较少者。学生或是家长往往只能通过高考志愿书、学校网站、亲朋好友的介绍等有限的渠道来了解高校或是专业，这种信息的取得方式比较容易导致选择的盲目性，如果学生或是家长想要取得更多的信息，做出更准确的决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追求就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委托效率，促进人和委托人的意愿一致，在信息获取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很难解决提高委托效率等问题。学生或是家长不仅是最终委托人，还是教育资源的需求方，也是信息获取的较少方，因此为促进高校专业设置和学生或家长选择的一致性，信息的交流就十分必要，而信息交流的基本条件就是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5]。

作者:张文杰 卓翔芝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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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因兹-迪特迈尔,布莱恩罗万.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01):15-25.

[3]王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选择—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及在中国的应用[J].财贸经济,2007,(08):54-61.

[4]范先佐.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M].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罗燕.大学排名:一种高等教育市场指引制度的构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分析[J].江苏高教,2006,(02):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