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经济学思考

一、引言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迁，从而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提高，就是其副产品之一。笔者的老家在湖北农村，不时从家乡传来亲戚或邻里老年人自杀的消息。利用节假日返乡探亲的机会，笔者有意识地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发现自杀死亡已经成为当地老年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更让人震惊的是，似乎人们对老年人选择这种死亡方式已经习以为常。在不胜唏嘘的同时，这一问题也引起了笔者深深的思考。笔者的家乡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地处相对富裕的江汉平原，文化底蕴深厚，经济基础相对较好，民风纯朴，为什么会出现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基于这一疑惑，笔者收集和整理了相关文献，惊讶地发现这并非是笔者老家所独有的现象。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对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研究视角虽然有所差别，但调查研究几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相对于城市而言，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较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陈柏峰（2009）对湖北京山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则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10万分之132.2上升至近年的10万分之702.5，上升了5倍多。高翔（2010）通过城乡比较发现，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且两者之间的差别不断拉大。1990年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约为城市的2.63倍，1995年为3.82倍，2000年则上升到4.80倍。刘燕舞（2012）通过对南部、北部、中部等几个区域的数据整理发现，20世纪80年代农村年轻人的自杀人数占总自杀数的59.31%，老年人的自杀则只占24%，而2000年以后的10年间，年轻人的自杀人数只占总自杀数的8.92%，老年人的自杀却占了79.19%，很多村民小组在最近十年来老年人自杀死亡人数占到了其所有死亡人数的至少30%以上。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和笔者前期的观察和研究，农村老年人自杀的问题其实已经相应严重，但这一问题却未得到政府相关部门应有的重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曰：“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封建社会下尚有如此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培育和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背景下，这一现象理应得到重视和关注，使老有善终，理应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二、有关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研究综述

（一）有关农村老年人自杀动因的研究综述。国内关于农村老年人自杀动因的研究主要基于实证研究和理论抽象两条线索展开。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案例进行剖析，来探寻其自杀的原因。鞠红珍、孙淑香（2000）通过对30例农村老年人自杀情况分析，提出自杀主要与情绪抑郁（63.3%）、丧偶（56.67%）、子女不孝（73.30%）、独居（66.67%）、生活无保障（26.60%）等因素有关。郭星君郭李君（2007）通过对其所在医院自2000年1月至2005年12月接诊的97名农村老年自杀患者，发现导致自杀的诱因排列前五位的依次为急慢性疾病困扰占23.71%、经济困难占18.56%、子女不孝占14.43%、家庭不和占12.37%、精神障碍占11.34%,其它诱因尚有配偶死亡、夫妻感情不和、生活规律发生重大变化等。吴磊等（2009）以安徽省宁国市Y乡Z村为例，对该村2001—2005年74位死亡老年人中的29例自杀死亡案例进行分析，发现老年人自杀的原因包括：家庭养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功能日益衰减；家庭养老的基础太薄弱，养老水平较低；家族影响力的衰减直接影响了家庭养老质量的保证；社会转型带来家庭中人们价值观念、养老敬老观念的变化，家庭的养老荣誉感和责任逐渐淡化等。另一派学者则是从理论层面来探讨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深层次原因。赵晓峰、钟琴（2012）认为，近年来，对中国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逐步从公共卫生学领域延展到社会学领域，社会学进路的农民自杀研究聚焦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可以区分为两种视角：其一是静态的研究视角；其二是变迁的研究视角。变迁视角下的农民自杀研究，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两种理论倾向：代际关系变动说和自杀秩序形成说。他们认为代际关系变动说和自杀秩序形成说结合在一起较好地解释了近30年来的农民自杀现象，为正确理解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村的自杀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释框架。刘燕舞（2013）梳理了国内关于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原因的理论研究脉络，认为主要沿三条理路展开：一是医学或自杀流行病学的理路，认为自杀主要是个体的心理或精神疾病的极端表现；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路，认为农民自杀是由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所决定的，从宏观层面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所致，从微观层面分析则与代际关系变动、夫妻关系变动等家庭结构的变化紧密关联；三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理路，主张农民自杀是文化、价值或行动决定的。（二）治理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问题的对策综述。针对当前已经出现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严重的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学者均认为有必要尽快采取综合性的危机干预策略，以尽可能地缓解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困境。提出的主要举措包括：第一，加强农村道德建设、倡导尊老养老风气，加强孝文化的传承和宣传；第二，维持家庭和谐，加强农村社区（村落）老年团体的建设，以便老年人能获得更多的家庭照料和精神慰藉；第三，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改善农村老人的生存环境，加强老年人的经济独立能力。第四，加强生理和心理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第五，加强农药及灭鼠药等毒物的管理等等（鞠红珍、孙淑香，2000；郭星君、郭李君，2007；童玉英，2008；高翔，2010）。（三）简要评述。通过文献的梳理，我们从中发现一个引人思考的现象，即从事本选题研究的学者们，多是从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去探寻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原因，但在探求治理该问题的对策时，又最终不得不落脚于寻求经济对策，如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经济保障水平等等。究其原因，可能是受所从事专业和研究领域的限制。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问题的成因，如果脱离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背景，单独从医学、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去探讨，是舍本逐末、以偏概全的。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难以脱离当时的经济背景。正是基于此考虑，本文力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去探寻导致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偏高的原因，寻求解决该问题的经济学对策，以弥补目前对该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

三、农村老年人高自杀率原因的经济学解析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视角的解析。“二元经济结构”的说法最初是由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发展中国家为尽快实现工业化，在城乡关系上容易出现城市偏向的误区。中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资源倾斜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其资源倾斜主要是资源在工业与农业间分配的严重不均，由于资源过度倾斜于工业，对农业投资严重不足，农业的比较收益的持续降低导致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逐步弱化，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其身体机能低下，经济收入随之减少，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日益艰难。按照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模型，一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的转移。因为只有农业剩余人口向非农转移才会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才能加速二元向一元的转化。中国的农业剩余人口转移主要使通过两种途径：发展农村工业和促进跨地区流动（即进城务工）。年轻一代多向城镇流动，致使人口结构及家庭结构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方式维系的基础开始动摇。但医疗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和通货膨胀的持续存在使得农村老年人的医药费用和生活费用持续增长，农村老人养老成本不断攀升。经济收入的日益下降与养老成本的不断上升，使得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条件恶化。从集体经济的机会相对均等中走过来的中国农村老人，对自由和平等仍有着强烈的渴望。这与生存条件不断恶化的底层现实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农村老人高自杀率的情况也随之产生。（二）福利经济学视角的解析。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创立福利经济学，它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分配越均等，社会福利就越大”，主张收入均等化。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讲，养老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调节收入差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本质上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机制，通过资金筹集与支付的不对等而实现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其实际的推行中，新农保的参保率虽高，但由于其保障水平有限，对于农村老年人起到的实际作用却不尽人意。2002年开展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也存在基金的使用效率不高、参合农民的受益率和受益程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对减轻农民医疗支出负担的作用并不明显。新农保不能为其基本生活提供保障，沉重的医疗压力得不到有效分担，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应有的社会福利，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况得不到实际改善。农村老人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在遇到问题时一般会直接向儿女寻找解决方法，但由于新农保、新农合保障程度低等问题不直接涉及到家庭中的年轻一代，老年人在处理方式的选择就狭窄了许多。在协调处理未果的情况下，老年人多会在激愤、绝望和孤独中选择自杀。（三）成本收益理论视角的解析。生存条件的日益严峻与实际收入的严重不对等是农村老人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对其生存成本进行具体分析，农村老年人在各方面的支出也有所差异。原铭（2015）通过对山西省晋城市农村老年人数据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成本中生活成本约占29%，以满足吃、穿、用、行等方面的需求为其主体需求；而医疗成本约占42.86%，几乎占到农村老年人养老总成本的一半；而与支出不相匹配的是，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却极其有限，该研究表明，农村老人的收入约占其支出的57.18%，收入与支出的严重不对等使得老年人不得不依赖于子女。而在农村社会中普遍以市场经济的各种观念和规则来评价和衡量老年人的价值，认为老年人劳动能力逐渐丧失而无法再创造财富，形成了老年人“老了就没用了，老了就该死了”的观念。农村老年人普遍接受这种经济理性规则，当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同时还为子女的生活造成了负担，活着便让老年人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处于农村社会底层的老年人很可能选择自杀。

四、治理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经济对策

（一）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村老年人增收节支。政府应当致力于缩小城乡差距，制定公平的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对农民进行生产性补贴、收入补贴和生态补偿，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破解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同时，应加快农村从单一种植业结构向多元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村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劳动强度，增加农村老年人参与劳动的可能性，并延长其可能的劳动年龄。此外，还应加强对农村养老和医疗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投入，再对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改善，切实解决新时期农村居民老有所养的问题。（二）提高农村老年人政策性和商业性经济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从制度功能来看，新农保和新农合制度对推行对农民养老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养老风险，提高了他们的福利水平，建立起由传统的“养儿防老”向“社会养老”转变的保障机制，为城乡社保的均等化发挥了制度的过渡性作用。而在当前这两项制度己基本实现“广覆盖”目标的形势下，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其可持续性，通过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不断提高其保障水平和制度运行效率。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采取措施倡导和鼓励农村居民选择运用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来分担和转嫁养老风险，不断提高自我保障意识和保障能力。（三）提高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机会成本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损失和对自身和子女精神及名誉上的损害。经济损失主要体现为老人生前的劳动收入及其养老金收入；精神上的损害主要体现为老年人自身本可以享受的颐养天年之乐和子女们承受的丧亲之痛及不孝的指谪。如前文所述，通过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福利，可以增加老年人自杀经济上的机会成本。在社会人的假设下，人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因此会在情感上产生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年人自杀不仅是因为生前经济上的收益有限，更是因为情感上没有足够的羁绊。笔者认为，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应当弱化对老年人的价值衡量，同时重视传统文化，宣扬孝道，让更多的年轻人关心当下日益陷入困境的老年人，使老人更多地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从而使老年人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多一些对家庭和亲人的留恋。

参考文献：

[1]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24（4）：157-176，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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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星君,郭李君.97例农村老年人自杀原因分析[J].实用医药杂志,2007，（7）：849-850.

[4]鞠红珍,孙淑香.30例农村老年人自杀情况分析[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4）：441-442.

[5]刘燕舞.中国农民自杀问题研究（1980-2009）———社会互构论的视角[D].华中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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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原铭.农村养老成本和养老金比较研究———基于山西省晋城市农村老年人数据分析[D].山西财经大学,2015.

[10]赵晓峰，钟琴.权利二重性:解读农民自杀问题的一个视角[J].青年研究，2012，（1）：83-93，96.

作者:孔月红 范文英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