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人的伦理的思考

一、阿马蒂亚·森对“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假设”的批判

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看法，长久以来形成的对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思想的误解，是造成“现代经济学和伦理学分离的”根本原因。按照他的思路，经济学上的“经济人”是在所谓“自利行为假设”基础上被错误理解的，而自利行为假设是没有根据的，或者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真实的。“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阿马蒂亚·森发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一直有两个问题值得深思。其一，为了保证经济学研究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这些应该交给伦理学去考察），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这就是所谓自利行为假设一直被奉若神明的学术原因；其二，现代经济学的渊源是作为一个伦理学的分支发展而来，矛盾的是，到了今天，它的特征却恰恰是“无伦理”（non-ethical），这是不自然的，更是不寻常的，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反映在从两个学科研究的关系上，出现了不应有的、却被深刻认同的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而在所有以“经济人”分析为基石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中，为追求理论上的纯粹的“经济人”模型，而将现实的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剥离，以完成机械的“经济人”抽象。如此，丰富多彩的人成为了在动机上只有“内部一致性”的固执的千篇一律的自利的个人，活生生的人在经济学上几乎僵死。而这竟然作为影响广泛，历久弥新的经济学的真理性认识存在至今。森认为，“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而这些伦理考虑是能够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根据研究人类行为的经济家们的观点，这些复杂的伦理考虑本身就是基本事实存在，而不是什么规范判断问题。”他一再强调，“善、正当和义务概念都是经济学的主要概念”。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忽视了涉及或影响着“经济人”及其经济行为的伦理道德因素。排除伦理动机的人的自利行为假设不仅仅应用在经济人上，还被广泛确信发生于其他社会角色上。乔治·施蒂格勒坚持类似的观点，而森却反对，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偏离自利的伦理考虑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森进一步说明自己反对的是自利成为了人类行为的惟一动机，他并不否认自利在主体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少了自利动机，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甚至无法进行下去。他主张的是动机的多元性。此外，他坚称自利和某种周全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二者可以融合或互补。经过以上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人们（包括“经济人”）并非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即使人们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们也未必能取得某种特定意义上的成功，即提高技术效率（投入产出比）或经济效率（帕累托最优）。而经济学对这样的结论长期普遍持相反的态度，其根源在于对古典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的极大误解。

二、回到伦理学去，企业家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复合

为了厘清自利行为假设在经济学传统上错误的根源，森进一步指出，主张自利行为假设的人们总是从斯密的著作里翻出词句，认为人总是会依从自利的动机行事，这是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一个误解。其实，斯密的经济人与其说是“自利”的，不如说是“自爱”的和“精明”（prudence，又译为谨慎）的。斯密的思想中，“道德情操”这一术语有着深厚的斯多葛主义色彩，道德情操“是用来说明人（被设想为在本能上是自私的动物）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能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这就是“谨慎”也成为了经济人的某种“道德情操”的原因，这显然是受到了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制”思想的影响。但是，斯密宣称他的“谨慎”并不等同于斯多葛的自制。森认为斯密是把谨慎看作是“理性和理解力的结合，后者则不是”。的确，斯密并不是仅仅像主流经济学里描述的那样，只是关注自利。他看到了谨慎在经济人的行为动机中的重要作用，“明智和审慎的行为，当它指向比关心个人的健康、财富、地位和名誉更为伟大和高尚的目标时，时常又非常合宜地被称作谨慎。”他继续说道：“在所有这些场合，谨慎都同许多更伟大和更显著的美德，同英勇，同广泛而又热心的善行，同对于正义准则的神圣尊重结合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由恰如其分的自我控制所维持的……它必然意味着所有理智和美德的尽善尽美。这是最聪明的头脑同美好的心灵合二为一。

确实如此，斯密把最好的道德评价送给了那些能够在利己和利他之间进行权重，而最终选择了更为重视利他的经济人。他多次强调，“当他人的幸福或不幸在各方面都依我们的行为而定时，我们不敢按自爱之心可能提示的那样把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品德高尚和优良的人不会为这种情感所左右。”又如：“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至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的多。”森告诫人们，如果对斯密的著作进行系统的、无偏见的阅读与理解，自利行为的信奉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实际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过一种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把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大河内一男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人们认为斯密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是与伦理相对立的，其体系的性质是违背道德的。但是，……对斯密的这种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批判者也不理解斯密所说的伦理同经济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亚当·斯密看来，伦理不是同经济对立的，毋宁说它是对经济有利的；伦理不是处于同经济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而遗憾的是，“斯密认为一直与经济伦理保持密切联系的‘经济人’，在其后经济学的发展中逐渐变成单纯方法论上的工具，当初‘经济人’同经济伦理的关系随之被切断了。”实际上，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家并没有同作为道德人的企业家发生分裂，企业家道德人不是处于同企业家经济人相对立的地位，而是存在于经济本身之中。这一结论，还可以从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分析中获得。

三、企业家经济人的利益目标的伦理分析

让我们回到“主流经济学”（在这里，只是借用了阿马蒂亚·森的术语，以指称那些反对企业家经济人为道德人的经济学派）。经济人（包括企业家经济人）被假设为拥有唯一的自利动机，而与此动机相联系的是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这一问题上去。在这些经济学派看来，经济人的惟一目标在于实现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当然重要，马克思有云：“‘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从来不轻易否定任何道德主体的利益动机。这是消极方面的例子。积极的也有，那就要具体地分析企业家的利益目标的内涵了，企业家的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假设必须建立在企业家对自己的利益目标的理解上，即：他理解的利益目标是不是仅仅是经济利益或直接的企业利润？企业家进行决策的时候，他的主导思想当然服从于利益的思考，这没有疑问，关键是在他做决策的时候，他的利益目标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什么？是遵从一时的经济利润，还是将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道德目标放到一起进行统合考虑，以实现他心目中的终极目标？“决策所需的很多信息不仅获取的成本昂贵，而且靠直接观察是得不到的。换言之，决策不仅受客观信息的支配，还受主观信仰的支配。利润、增长和先进技术这些问题包括了伦理的方面。”综合起来，把企业家的利益最大化目标解释为企业家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失败的，而且，企业家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也是被正确理解的利益最大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通常表现为企业家对理性预期的以经济目标为主的综合目标的实现的满意度，其中当然包含伦理价值的考虑。

作者：李隼许雨燕单位：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