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村级财务监管模式的变迁

现阶段财务管理是我国村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村级财务监管效率及其组织、制度安排是我国村务管理中极具增长潜力的一项价值工程。近十多年来，走在前列的我国部分省的农村地区进行了一系列与村级财务紧密联系的村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变革。本文在回顾村务管理研究现状和总结我国村级财务管理历史沿革的基础上，以财务学、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工具，对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变迁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分析结论。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村务监管是以村集体资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性监管。现行村务监管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级财务的监管价值。和谐与小康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赖于村级财务的监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个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机理、制度安排、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的总和。鉴此，本文提及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指确保村集体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所需的组织机构、制度安排、运作机理、设施与人员配置。

村级财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管家”，其对“三农”的影响层面与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农村干群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访事件的背后都牵涉到村级财务问题。就现实考察，现阶段村务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财务监管。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一个多因素组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的对外贡献主要由它自身的产出价值来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村级财务监管模式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组合的价值工程，是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农村正处于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场变革的愿望源自民间“农民困难、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困境，其推动力源于倡导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

梳理当今农村存在的诸多矛盾，抓住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或关键点。所谓“突破一点，解决一片。”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能切入点在哪里？经过近些年对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状况的观察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谐农村建设、农村干群关系取向、农民上访意愿表达等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财务有着深层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管失序和低效是产生现今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财务问题是如今农村矛盾的重点、农民上访的热点和干群关系的焦点。而农村财务管理的效性取决于农村财务监管模式的效性。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财务监管模式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变迁及比较分析

（一）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渐进式变迁路径

梳理解放以来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脉络，我们发现，我国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基本上是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农民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觉醒度有着密切联系的。基本上呈现出从带着深刻行政计划烙印的模式向自主、开放、民主的监管模式，从单一的政党主导监管到党、政、民多维监管，从行政附属的、停留于法规文本的形式性监管到组织化、制度化、独立的实质性监督的演变路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演变阶段：

1、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村级财务集体化社队管理，到60年代初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模式。

2、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村大队与生产小队消亡后的村级财务“空壳期”，到80年代中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之后的村委会主导下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

3、从20世纪90年代乡村企业发展时期的村企合作共管，到20世纪末期的村账乡代管、会计集中办公和会计监理制。

4、从21世纪初叶的会计制、会计委派制，到今天新农村建设时期涌现的村务（财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管理典章制、村务（财务）决策听证制、村务（财务）民主议事会和村干部民事赔偿制。

从政治与经济的另一个侧面考察，解放以来我国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经历了：从强调行政命令主导下的计划性与集体性管理，过渡到生产模式转型期的财务监管中断，再到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乡村企业参与，最后到专门的代表民意、表达民主的财务监管组织制度出现。一句话，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模式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民主型的渐进式演变。

（二）现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及其比较

综上可知，现行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是从过去的监管组织制度发展沿革而来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资产规模的扩大、村民财务监管意识的增强和国家与地方村务（财务）监管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在全国特别是浙江那些富有“浙江精神”特质的农村地区涌现出的富有创新性的村务（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安排。这些新生的村务监管模式对于和谐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目标实现和农村小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下文以浙江为例，对现行一些村务（财务）监管典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

1、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财务违法成本屏障。以往，村民对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频频上访。由于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其成员职务行为造成的集体经济损失，最严厉的处罚不过免职，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基于这种情形，我国部分乡村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文本，规定村委会及其成员在村集体资产使用与处置、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与使用等村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造成集体经济损失的，将以责任人的财产予以民事赔偿。这些规定以签订承诺协议形式固定下来，对过错赔偿的认定、裁量与处罚进行界定。实践表明，在以协议形式建立了“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级财务管理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双重的优良绩效。

2、村民主议事制度——“股东会”失灵情况下的财务监管权力救济。村民主议事制度内核是由群众提出村务及财务的热点、难点问题，然后召开由村委、乡镇政府、村民代表参加的村民主议事会议进行表决，从中形成代表多数民意的决议，最后在乡镇政府监督和推动下付诸实施。议事的内容包括：村财务收支和集体资金的安排使用等村务（财务）重大问题。民主议事制发挥了村民、村民代表以及乡镇政府对村委决策与执行的双重监督。议论事件具有代表性，议题源于“民意”，决策动用“民智”，实现了过程监督，但民主议事会组织工作的财务成本较高。在村务（财务）治理结构中，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担任着类似于“股东会”的职能，是村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村委会具有“董事会”性质，执行“股东会”决议，只对“股东会”负责。村民以村集体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决策、管理与监督。民主议事制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效，主要原因是在“股东会”不能正常发挥村务决策与监督职能时，一种凌驾于“股东会”之上的权力集团——乡镇政府，越过“股东会”，对村委会实施了控制与监督。实质是一种“股东会”失灵状态下的财务权力救济。

3、村级财务会计委托制——分离式财务监管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与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相继在保证“四个不变”（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与“五个统一”（统一财务制度、统一票据、统一审核、统一公开）的前提下采取了村级会计乡镇制度。村级会计委托制以村经济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委托人，以乡镇会计服务中心为受托人，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签订财务会计契约，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财务业务取得财务监督效能的监管形式，是一种异地的、与财务活动主体单位分离的监管模式。实践证明，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是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治本之策，是提高村务财务公开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利益，从源头控制财务违法行为，控制村集体的非生产性开支都具有重大作用。

4、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财务的“监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按《村务监督制度》，在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分配与使用、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等方面对村委会工作实施监督。现实中，我国的许多农村民主理财小组由村委会主任或其成员担任组长，民主理财小组实际成了村委会辖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谓的村务与财务监督，实质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维权力制衡的回路系统。《村务监督制度》规定，村监会可对村委会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出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意见，可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村委会拒绝听证的，监委会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申请救济。村监委会作为村两委之外与村委并列的权力组织，脱离了与村委间的财权、人事权力依附，从而保证了对村委村务与财务的有效监督。监委会的功能类似于财务管理体制中的监事会。监事会是对执行机构的财务决策与目标实施情况进行控制、评价、建议的组织。监委会权力公授，从而保证了监委会不受制于村两委而独立行权，完成了我国现行村治权力结构安排中的一次伟大创新。

三、基本结论

第一，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性与趋向性判断，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村务管理都将以村级集体资产的财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已成为村务管理的一

个重要价值取向，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主要取决于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运作价值。村级财务监管模式因此成了村务管理的一项价值工程，成为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级集体积累的日益增长、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和农民民主参政意识的觉醒，在城镇郊区、农村工业化先行区、农村城市化区域和经济较发达村庄当中，农村财务监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越来越显著，农村财务及其监管体制创新已上升为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第三，现今在我国出现的一些村务（村财务）民主监督组织与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纪委、农经站、农办、乡镇政府推动、主导下催生的。这表明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适时组织与引导（但不是越位包办），政府重视就能见成效。但必须尊重“民意”，汲得“民智”，赢得“民心”。

第四，对农村集体积累不多的行政村，在集体经济相对比较穷困的村庄，村民对财务管理、监管模式变革的愿望并不强烈，而这样的村庄占到了70%-80%。在这种类型的村庄中，更需要村以上政府力量的介入，确保村新农村建设工程、农村公共品投资、脱贫项目、村庄与农田改造工程等财务监管具有效率。

第五，全国各省份的村务（财务）监管法制建设，必须经历从粗略到精细，从组织缺乏到组织保障、从民主与公开到与委派，实现了从属地监管向异地监管、从村委会控制下的被动监管向乡以上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监管的转变。

第六，解放以来我国的村级财务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八个演变阶段，在半个世纪中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体制实现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民主型的渐进式演变。

第七，全国特别是江浙卓见成效的村务与村财务监管实践，大多是通过创新村规典章和监管组织形式出现的，但这种实践在国家涉农法规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建议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村级治理结构安排中新增村务监管组织，并赋予其与村两委等同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