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经济后果研讨

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依照所有者或股东的期望管理公司事务，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即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创造尽可能多的利润”。Carrol（l1979）把公司社会责任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该分类被后来的研究广泛使用（如Maignan&Ferrell，2003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2005年亦指出，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现在三方面，包括要不断地创新、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要为社会和谐做贡献。就是说，当今的企业，应超越唯利是图的境界，除追逐利润外，还应遵从社会道德规范，有“公益性”的一面。毋庸置疑，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实体，追逐利润是其天性，而承担社会责任必然导致企业经济利益的直接流出。毕竟我们不能要求企业都成为慈善机构，它们需要生存和发展，所以如果社会责任投资也能够带来一定的效益，而不是纯粹的付出，企业就会更有动力去承担社会责任。那么长期来看，企业的社会责任投资是否为其带来了绩效的提高呢？本文认为很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二、文献回顾

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处于竞争劣势，因为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会导致公司利益的流出，从而降低公司的财务绩效。如Wright&Ferris（1997）的研究结论就是公司社会责任和公司财务绩效负相关。另一方面，部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公司社会责任和财务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性。Mcwilliams&Siege（l2000）检验了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他们采用DSI400作为企业社会绩效的评价指标，以企业1991年至1996年年度财务绩效平均值为因变量，以企业社会绩效、产业、研发投资作为自变量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二者并无联系。Mcwilliams&Siegel（2006），Subroto（2003）等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相关实证研究都得到了公司社会责任和财务业绩正相关的结论，因为公司社会责任成本可以被日后的收益抵销。一个公司如果想尽量减少非义务的社会行为的隐性成本（例如，通过忽略治理污染的成本或者漠视公益事业，短期内可以减少支出），最终可能会导致高的显性成本，如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失去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吸引或者受到政府的处罚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面临的风险会很低。这类公司很少因污染环境或者偷税漏税等行为而被重罚。理论上，如果有两个条件相似的公司，一个承担社会责任，一个不承担，则前者价值下降的风险较后者低。Waddock&Graves（1997）、PelozaJohn（2006）都得到了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正相关的结论。MargaritaTsoutsoura（2004）以标准普尔500的大部分公司为样本，以1996—2000年为研究期间，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财务业绩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证实二者关系为正并且显著，支持公司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未来财务业绩提高的结论。Margolis&Walsh（2001）对已有相关研究的结论进行了分类并发现，当以公司社会责任作为自变量，财务业绩作为因变量时，得到正相关结论的研究有42项，占53%；结论为不相关的研究有19项，占24%；结论为负相关的研究有4项，占5%；结论为交互关系的研究有15项，占19%。可见，国外相关研究中的正相关结论占绝对优势。由于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社会公众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程度有所不同，造成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对其绩效的影响亦有所不同。那么，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中，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尽管从总体上讲，我国公司承担非强制性社会责任的意识比较淡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等社会问题频发，但是近年来，公民道德消费意识的逐步兴起使得社会公众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尤其是环保、支持公益事业等方面的信息更加关注。同时，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和公司本身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将带来公司财务绩效的改善。因此本文假设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力度与其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如何衡量社会责任成为影响本文研究假设具体内容的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5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的通知，提倡在2008年的年度报告中刊发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信息，并强制披露环保质量信息。通知规定公司可以在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每股社会贡献值，即在公司为股东创造的基本每股收益的基础上，增加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公司对外捐赠额等为其他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额，并扣除公司因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其他社会成本，计算公司为社会创造的每股增值额。由于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中每股收益占了很大比重，而每股收益明显属于对公司财务绩效进行衡量的指标，因此，为避免与财务绩效衡量指标的自相关，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参考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方法，选取公司年内为国家创造的税收、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向银行等债权人给付的借款利息和向股东支付的现金股利以及公司对外捐赠额等四个指标作为公司社会责任的衡量指标，并以各指标的每股平均值进行具体衡量，即每股纳税额、每股工薪、每股股利利息和每股捐赠额（TAX、SALARY、DIVINT、ENDOW）。于是本文的研究假设可以具体表述为以下几个方面。依法纳税是企业的法定义务，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表现形式。企业纳税越多，对社会的贡献越大，越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提升其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其后续的财务绩效也就越好。因此有假设1。H1：公司纳税情况与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公司通过雇佣员工，促进了社会就业，为员工提供了施展自身才能的舞台和劳动报酬，改善了职工生活条件，这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又一表现方式。近年来，随着大中专毕业生的逐年增加以及企业改革过程中的裁员，就业问题成为关系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本文预期，企业为社会解决就业问题越多越好，对职工权益维护得越好，公司职工的工作积极性越高，从而公司后续财务绩效越高。H2：公司对职工权益的维护情况与公司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企业的中小股东和债权人都为企业提供了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一大难题，正确处理和他们的关系，维护中小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公司应承担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只有积极维护他们的利益，企业才能在今后的发展中得到他们进一步的支持。社会对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维护情况也越来越重视。因此，本文预期，企业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越好，其后续财务绩效越高。H3：公司对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维护情况与公司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近年来，社会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力度越来越强，尤其是在全球面临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和频发的自然灾害时，公司是否能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成为公司声誉评价的一个主要标准，也大大影响着人们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意愿。对社会中弱势群体的捐助力度成为人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为关注的指标。这集中表现在2008年中国汶川“5•12”大地震发生后，全社会对企业在抗震救灾活动中的表现给予了极大关注。这种关注直接影响了社会公众对公司产品服务的选择意愿。基于此，本文预期公司每股捐赠额与公司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H4：公司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助力度与公司后续财务绩效正相关。

（二）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企业财务绩效。公司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应该能够全面、系统地对公司财务层面的业绩进行合理的评价，而不应只关注某一个方面，仅仅使用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收益率指标难以反映公司财务绩效的全貌。参考以前的文献，综合考虑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本文参照郑秀杰（2009）的定义方法，计算了企业在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获取现金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的九项指标（净资产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销售毛利率、存货周转率、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现金比率、资产现金流量回报率、主营业务比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财务绩效指数，进而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本文计算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当年及其后两年的财务绩效指数，分别以POSTIFP1、POSTIFP2及POSTIFP3表示。限于篇幅，财务绩效指数的构建过程省略。2.解释变量本文解释变量为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即每股纳税额、每股工薪、每股股利利息和每股捐赠额，具体定义见表1。3.控制变量企业财务绩效还会受到企业规模、财务杠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作为控制变量。

（三）样本选择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一般更容易受到社会尊敬。于是，本文选取“中国最受尊敬企业”的评选结果作为研究依据。本文样本以2003年和2004年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结果为基础确定。由于该评选只选出前20名企业、50名入围企业，而且其中大部分企业并非上市公司，无法获得相关的财务数据，因此将样本范围扩大为所有420家候选企业。根据研究目的，本文设定了进一步的选样标准，要求样本公司应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2002年底以前上市的公司；只发行A股的公司；非金融类公司；在观察窗口内行业未发生变更的公司。最终确定样本企业共计48家。本文实证检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与其后3年内财务绩效的关系。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文的统计检验通过SPSS12.0完成。

四、实证证据

为了实证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方程：POSTIFPi=α+β1TAX+β2SALARY+β3DIVINT+β4EN-DOW+β5SIZE+β6LEVE+ε式中：i=1，2，3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本文对样本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后三年内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公司社会责任指标中的纳税情况TAX的回归系数在t+1期至t+3期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其回归系数的t值逐期下降，从t+1期的3.339，下降为t+2期的3.001，到t+3期的2.940。回归结果显示公司纳税情况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正。假设H1通过了检验。每股对外捐赠ENDOW的回归系数在t+1期和t+2期都显著为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性水平逐步下降，从t+1期的1%，下降为t+2期的10%，到t+3期时，其回归系数则已经不再显著。本文TAX和ENDOW的回归结果说明公司承担纳税义务和支持公益事业的行为在初期得到了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积极回应，但这种认可随时间的延长而淡化，这也说明公司因承担社会责任而取得的声誉需要持续不断的维护和管理，否则，其财务绩效效应会逐渐降低直至消失。假设H2通过了检验。公司为员工、股东和债权人的付出变量SALARY和DI-VINT在各期间均不显著，这说明公司对员工和债权人利益的维护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我国公民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对自身作为劳动者和债权人或者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意识增强所致，这说明公司还需在这两方面进行更多的投入，需要做得更好才能得到认可。假设H3和H4未能通过检验。在上述回归结果中，SIZ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对财务绩效有显著影响，公司规模越大，投资机会越多，公司的财务绩效越高。公司规模代表公司获取资源和实现投资机会的能力，也反映了过去绩效的累积，因而对公司后续财务绩效有正向影响。财务杠杆（LEVE）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债务融资的杠杆效应并未对样本公司的财务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债权人的相机治理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五、结论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和回归分析法，以中国最受尊敬企业评选结果为样本选择依据，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绩效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公司依法纳税和对外公益捐赠提升了公司的财务绩效，但公司为员工、股东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与公司后续财务绩效不完全相关。这也是当前部分公司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一个原因。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不利于倡导企业公民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社会风尚，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在舆论宣传和政策导向上应对公司的社会责任业绩予以倾斜，只有积极倡导全社会重视公司社会责任，对公司社会责任给予引导、激励和奖励，提高公民对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的关注力度，才能激励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和谐发展，从而加快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