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增长与结构调整综述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情况，提出几点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过分依赖投资信贷、产能过剩凸显和通胀压力加大、经济结构急需改善、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因此建议下一步政策重点：加大结构调整政策力度；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保增长与调结构是反危机的两大主要目标。但是，在应对危机背景下的需求低迷时，稳定增长实际上被当做首要任务而调结构被延滞。在经济反弹和稳定增长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推进结构调整成为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因此，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对前期宏观政策取向进行审视和适当调整。

论文关键词：稳定增长，后危机时期，结构调整，政策重点

保增长与调结构是反危机的两大主要目标。但是，在应对危机背景下的需求低迷时，稳定增长实际上被当做首要任务而调结构被延滞。在经济反弹和稳定增长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推进结构调整成为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因此，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对前期宏观政策取向进行审视和适当调整。

一、经济运行中几个值得的问题

第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8.9%，环比提高了1个百分点；前三个季度GDP平均增长率从前两个季度的7.1%提高到7.7%。此外，第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增至12.4%，基本恢复到上年同期水平；出口降幅收窄，其中，9月份出口出现环比增长11.8%。综合数据表明，第三季度中国率先复苏和稳定增长的大局已得到巩固，中国反危机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认真分析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复苏和增长情况，仍可以发现一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过分依赖投资信贷

投资和信贷扩张是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前三个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4%，人民币贷款累计同比多增5.19万亿元。投资增长对前三个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95%，投资驱动特点突出。但是，继续通过大幅度增加财政投资、税费减免以及信贷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潜力和空间有限。

（二）产能过剩凸显和通胀压力加大

投资扩张和需求不足正演绎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并成为稳定增长与持续增长的障碍。在反危机、保增长的大背景下，投资信贷迅速增加，既有和新增产能大量增加，除了钢铁、铝、水泥、建材等传统产业过剩外，风电、光伏、煤化工等新兴产业也出现投资增长过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这些行业投资增加也许会带来企业订单和就业增多；但从长远看，在国内市场消化不足和增长滞后、外部需求不振以及对中国产品频频发起反倾销和反特保的情况下，不仅会导致行业恶性竞争，吞噬企业利润，还会造成大量资源浪费，从而威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巨量信贷的投入，加大了通胀预期，加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市场流动性变化对资产价格和消费价格造成的远期影响不可低估。

（三）经济结构急需改善

2008年10月份以来，政府在稳定就业和居民收入、改善社会保障、改进医疗卫生和教育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增加了拨款，但是与建设投资支出规模以及扩大固定资产投资相比，其份额仍显不足。前三个季度，社会商品零售额尽管保持了稳定增长，但远远落后于投资增长率，投资消费结构，以及投资部门结构、产业内部结构、能耗结构、内外需求结构、区域发展结构等均未有明显优化的迹象。同时，不同部门和地区在财政资金、信贷资源及重大项目的获取方面的差异，使不同地区和部门复苏反弹幅度与潜力不一。此外，由于中央投资和信贷多数由国有大企业占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和垄断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而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到的资源和优惠政策偏少，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资源市场配置效率的提高。

（四）发展方式转变缓慢

在保增长这一主要目标下，政府主导型投资和巨量贷款成为产能稳定甚至扩大的基本动力，但大量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上游产业和创造GDP规模快的领域，说明投资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消化上游企业的库存；对技术含量高、能源消耗少、污染环境小等领域的投入相对不足，尤其是对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技术改造和革新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在这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中，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的传统增长方式特征依旧突出，下一步急需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下一步政策重点

对于中国来说，促进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应是更加重要的目标，也是更加艰难和长期的战略性任务。为此，需要针对存在的问题，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适当调整政策，加快改革和转型步伐，把扩大内需、优化结构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首要目标。

（一）加大结构调整政策力度

把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中之重。在外部危机冲击经济下滑的特殊时期，稳定内部需求显得更为重要。加快从出口依赖向以扩大内需为主转移，形成有力、可持续和平衡的经济增长框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要利用危机契机，由外转内，提振内需，在努力稳定投资和出口的同时，更加致力于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更快，这是形成内需主导型经济的关键。为此，必须更加遵循市场竞争规律来配置社会资源，强调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效率的提升；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财政支出应该进一步向公共支出倾斜，向增加就业、改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领域倾斜，向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倾斜。

（二）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在外部需求下跌时首先受到打击的是国内出口导向型的产业和主体。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刺激和稳定出口中，特别需要追求有效稳定出口，主要不是扩大出口规模，而在于更新出口结构，力求通过技术创新以附加值高的产品和低碳产品替代低附加值产品和高能耗产品。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方面提出加快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转型，抢占未来经济增长制高点，另一方面又在酝酿主要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碳税”政策，抑制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崛起。我们必须及时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过去那种依靠低廉劳动力和大量消耗资源的所谓出口竞争优势已不存在。因此，必须加快自主技术创新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三）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在中国经济增长企稳的转折期，特别需要考虑结构优化和可持续性问题。在谋划和推进后危机时代的增长转型和持续增长时，特别需要克服传统经济发展思维惯性的约束，冷静思考反危机和经济稳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权衡短期增长与中长期结构优化关系、政府与市场两手合理搭配、政策稳定与调整的关系，趋利避害，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有合理的体制机制保障。为此，第一，需要大力推进基本要素的价格机制改革。土地、矿产资源、劳动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关系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公平化和效率。应利用危机契机抓紧推进要素价格改革，消除价格双轨制。第二，应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加快由政府主导型投资向市场主导型投资转变，抑制国有企业集中化的不断提高。加快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降低和消除对民营中小企业在市场机会、产品服务准入、资金获得等方面的门槛和制约。为此，需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减持。第三，应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政府要在继续维持适当的经济建设推动者和调节者身份的同时，强化自身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定位，具体就是要优化支出结构及预算管理体制，加大公共服务投入比重，切实提高财政资金效率，提高社保水平，有效降低居民预防型储蓄及消费倾向低的状况。第四，应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开辟消费繁荣之源。改革收入分配体制，使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得到较快提高。为此，需要推进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限制，加大对农民素质与专业的培训，加大廉租房建设，进行教育及社区医疗卫生改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