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基础论文

论文关键词：国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所有制；股份制

论文摘要：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违背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改革实践，阻碍国企改革；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对它的认识涉及到目前所有制改革，以及未来所有制的塑造。当前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因而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中占据什么地位，国有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否是主体地位，就成为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改革就难以推进，甚至会出现倒退。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中，运用最多的有四种：国家所有制、社会所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在这四种论述中，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三种，社会所有制是一个总称，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区别于一般公有制。自由人联合体和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可以理解为同一内容，属于两种不同表述。另外一种是国家所有制，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形成的。但在经典著作家论述中，没有一个全民所有制，这是斯大林杜撰的，是一个内含和外延谁也说不清的非科学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以后，必须把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建立国家所有制，以便保证革命的胜利和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应注意：其一，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剥夺只限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而不剥夺其他人的生产资料，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不是一律公有。其二，国家所有制是暂时的，一旦阶级消灭，国家立即消亡，国家所有制也随即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由国有制过渡到自由人联合体，在《共产党宣言》和《反杜林论》中，都讲得非常清楚。《共产党宣言》指出：“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中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73页)将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237页)马克思把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容界定为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表明：一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并不消灭个人所有制，而是个人所有与公有制相融合。二是个人所有制不等于私有制，不能利用这一所有制去剥削他人。可见，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将公有和个人所有有机的结合，二者融为一体，这才是社会主义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是判断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时，阶级差别应当消灭了，可是他并没有将国有制向自由人联合体过渡，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相反的他虚构了一个全民所有制来掩盖国家所有制，完全剥夺了个人所有，并将这种单一公有制凝固化，使其成为官僚所有制。由于这种公有制排斥个人所有，就使公有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对立，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没有一个缓解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后导致苏联解体。

二、我国对国有经济的定位

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理解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理论高度，但我国改革的实践是和马克思所指出的方向是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将国有制作为改革对象，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解决公有制凝固化的问题。其次，允许在公有制之外发展私有经济，使两种不同所有制并存，这就克服了单一公有制的弊端，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是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没有达到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和个人所有相结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对国有经济应有一个科学的定位。

我国的改革实践，经过试错的选择，对国有经济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这就是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它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骨干企业。”

第一，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控制领域，削弱了国有经济控制的力度。将国有经济界定为涉及到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业，其他领域均应退出，这就为非公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这一国有经济定位，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国有制后，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胜利以后所处的地位，首次回答了要国有经济干什么——为国家的安全和为社会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是为国家的职能服务的，揭示了国有经济职能转变的必然性。

第三，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排除了经济基础论，表明国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无关，它的存在不是作为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作为国家执行职能中的一种经济手段，这就纠正了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社会主义制度越巩固的错误观点，避免再次发生“一大二公”的错误，为国有经济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

第四，这一国有经济定位，就为民有经济发展提供了空间，在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民有经济可以进入，是在先有国退，后有民进，不是民逼国退。

第五，这一国有经济的定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只可惜人们对此重视不够，只将其作为一项政策，而忽视了它的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目前应强调这一《决定》，决不能从这一《决定》上后退，否则我国的改革会裹足不前。

党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打破了单一公有制的模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比斯大林模式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公有和私有还是两张皮，还不能表明社会主义所有制是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公有制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什么公有制应为主体。党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指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这一《决定》，一方面表明，目前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是混合经济，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另一方面表明，公有制主要存在形式不是国有制，而是股份制，应占主体地位，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这就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定了型。将股份制定性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是有理论依据的。马克思说：(股份公司表明)“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3页)马克思又说：“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与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36页)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社会企业”“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种“对立”的性质，马克思把它定性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这种“扬弃”是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股份制引起私人资本局部的质变，不再是私人资本，而是社会资本，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这种“社会资本”马克思特别注明，它是“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这种“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就意味着是个人所有。所以，股份制一方面是社会资本，另一方面是个人所有，可以实现公有和个人所有相融合，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而股份制是通向这一目标的“过渡点”。

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笔者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股份制是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即适应生产社会化的资本。

第二，股份制可以实现资本公众化，将私人资本转变为个人资本。第三，股份制是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资本家被排除在外，由社会精英来经营。第四，由社会来承担股份公司的经营风险。第五，由社会对企业进行监督，股东举手投票和股市的波动，都牵动着公司的神经。将资本主义股份制定性为社会资本，这就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马克思在1871年，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所写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选集》第3卷，60页)这一“新社会因素”应是社会主义因素，股份制应是其中之一。这就完全证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社会主义经济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不以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来看，股份制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也是所有制变化的一种趋势。英国的煤矿、电力改革，日本的国铁民营化，都是改为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股权的公众化趋势，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要求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二是社会发展连续性的继承。

股份制虽然是社会资本，但它还不是自由人联合体，并没有充分实现个人所有制。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公众持股比例较高，但目前家庭持股才接近一半，并没有普及化。所以，马克思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一个必经过渡点，以便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不过这时它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当做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资本论》第3卷，502页)在这一段话中，一是指出股份制是向自由人联合体的“一个必经过渡点”。二是指出经过股份制，“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三是指出这种生产者所有，“已经不是当做一个一个分立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四是指出这个财产是“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把这四点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也就是自由联合体。所以，建立股份制首先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其次建立股份制突破公有私有的分离，成为混合经济结构。三是建立股份制使资本转化为个人所有。这三点的实现，是靠股份制。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股份制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有深刻道理的。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经济基础论是一个过时观念，其危害极大。

第一，国有经济基础论，违背了十五届四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两个决定，在已经明确了国有经济的定位，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体以后，还强调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是脱离了中国的改革实践，是明显地倒退，是制造混乱、扰乱视听，阻碍国企改革。

第二，国有经济基础论，成为维护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借口，是国企改革一大障碍。

第三，国有经济基础论，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论述，是顽固坚持斯大林的模式，忘记了“一大二公”的历史教训。

第四，国有经济基础论，在苏联形成的国家对权力的高度集中、对资源的高度垄断、对舆论的高度控制，最后导致苏共的灭亡。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目前，一方面应重视我国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成果，它们来之不易，应特别珍惜，如国有经济不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不要轻易丢弃和倒退；另一方面也应重视马克思一些重要理论的研究，作为我们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才能与时俱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