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管理论文:产权与社会结构变迁

提要：始于70年代末，起步于农村，继而迅速地扩及到城市及所有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导致中国社会诸多领域诸多环节的变化，伴随着经济持续的增长和体制的迅速转化，中国社会正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本文拟通过对中国经济中的产权变革的观察，验证关于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同时，也对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样起着重要的影响，把重点放在后者的论证上。并以三个利益群体为例：农民`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主，对产权——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做一简要描述。关键词：制度产权资源社会结构产权理论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关注，特别是中国改革的实际经验，激发了中国学者把科思.诺思等人的观点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研究，如：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基本目标是“以案例形式进行经验实证研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以便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还将会发生什么，现有的理论能否结实？能否以及如何创造新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无和有何借鉴意义？”1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2,是通过对国家与民众的相互博弈而确定新的产权结构和制度结构的研究，剖析“在国家职能曾被过度滥用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重建产权秩序”3，而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也和诺思的观点相一致，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其实制度变迁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虽然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制度变迁的相互关系.谁先谁后，难以说明白，但制度变迁作为社会变迁的一维，无疑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把它从许多因素中抽取出来，单独加以考虑，一来为了分析的因素减少有助于对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讨论，二来也是为了资料搜集的方便。但由于制度的内涵较大，它“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4所以分析的重点放在了产权制度的变迁上。而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具体加以论述。一、分析框架正如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所言，任何理论的建构，都要经历从宏观到微观以及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本文虽然没有什么理论而言，但也采用科尔曼的观点，从整体上提供这样一条思路：宏观：产权变迁—————————————————→社会结构变迁↘↗微观：资源的分散与转移—————————→心理与行为方式的转变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思路，是因为产权作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总的说来是属于宏观层次的，作为对社会结构变迁这样宏观方面的考察，不可避免的要从宏观的视角来进行分析，但具体的宏观方面政策制度的变迁，也只能通过对微观层次的资源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从而最终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起作用。二、具体分析遵循上面的思路，以下的分析将分四个方面进行：（一）产权变迁产权（或称财产权）是指“不让他人使用一项资产的权利，以及使用`向他人出租或销售该资产的权利。”5所以可以说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利的集合，而排他性是产权的决定性的特征。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以产权的集体占有和国家占有的形式出现，当然这里的产权主要指用于生产的方面。以集体或国家的形式对产权进行管理，虽然对内减少甚至消除了由于排他性所带来的成本，并通过国家的指令性手段取代自由契约，从而达到减少契约签定的交易成本。就是这样的一系列看似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却恰恰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首先，国家以指令性手段取代市场的自由调节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经济运行的规律，因为不管多么精明的国家计划对市场上人们需求的把握也是那么的可笑的。其次，产权的集体占有使国家作为主体对企业的生产的利润和成本负责，没有具体的法人代表为企业负责，所以生产中的浪费和“乘便车”的现象严重，而私有产权中的激励措施更无从谈起了。最后，国家对企业的统一指挥，必然导致国家工作机关和人员的飞速膨胀，各种组织协调活动所花费的成本必然大大提高。同时，产权的重要性更在于它决定了谁掌握经济力量，从而掌握政治权力。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在这样的国家中，社会结构也发生剧烈的变动，人们身份的认同也是根据对产权的占有来实行的。比如，地主，富农，贫农，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而不同的社会认同决定了每个人的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从而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和不同的心理行为习惯。所以，“产权又是一切社会价值分配的基础，因此是社会改造的核心。”6这样可以使我们明白，产权的作用并不仅仅对经济领域产生影响，对社会中诸多的影响同样是意义深远的。根据吴玉山的分析7，产权是可分的，当所有权（收益权）和使用权（控制权）分别被国家和私人拥有时，将导致四种不同的组合模式：第一，所有权和控制权都在国家手中，即统制经济；第二，所有权和控制权都不在国家手中，即资本主义；第三，所有权在国家手中但控制权下放到经营者手中，即市场社会主义；第四；所有权在私人手中，但控制权在国家，即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路径如下：向国家资本主义移动的公↑非私开┃国有与┃有化隐┃部蔽┃门毛式统制国有经济向市场社会经济————————→主义移动初级市场化注释：向国家资本主义移动的过程是私有化过程；向市场社会主义移动的过程是市场化过程。抛开分析中的政治因素问题不谈，综观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也确实和吴玉山的分析有很大的吻合。以市场化过程为例，从原来的国营企业到现在的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下放经营权`承包经营`完善法人代表制度和国家控股的股份制改革。期间，不论政策的怎样变化，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的占有是不容置疑的，政府希望引人市场机制，通过竞争来提升企业效率，而公有制的性质不变，只会得到维持.在私有化方面，由于国家对私人产权的承认和保护，是很多私人可以投资企业，其结果是带动了私营企业和外商企业的飞速发展。（二）资源的分散与转移产权的变动，不管是私有化进程还是市场化进程，不可避免的引发国家权力从诸多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退出。而原先由国家掌控的资源也随着国家权力的退出而面临重新分配的问题。这里资源的定义是宽泛的，不仅仅指经济资源，其他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也将被考虑。资源的分散与转移，按照王奋宇的观点8，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外的新的地位群体的出现及占有资源的大幅度上升；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之内的资源向地方部门与具体单位的分散与转移。第一方面和产权的私有化相关，而第二方面则与产权的市场化进程相联系。按照王的思路，笔者将对资源的具体分散与转移做进一步分析：1.向体制外新的地位群体的转移产权制度的改革中涌现的许多地位群体，要么在改革以前根本就不存在，要么就是具有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地位。例如：对私人产权的承认导致私有企业的产生，使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群体有了生存的环境空间；再如，农民在改革以前，由于生活都依附与，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可言，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直接改变了他们对资源的占有。具体说来，以农民为例，农村经济纯收入及其所占份额在1979年和1982年短短的三年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农村经济纯收入（去除税收部分）为773.2亿元，占国民收入总额的比重为23.1%，而到了1982年，农村经济纯收入就变为了2171.3亿元，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更达到了51.1%。9农民占有资源份额的增加，更多的表现在各种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上。随着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过去的农村集体组织作为一级行政单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农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主性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可以直接参与农村基层选举；可以自主选择各种工商业经营方式等。私营企业的崛起，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上与国有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以广东省吴用县为例，1987年私营企业拥有固定资产6625万元，产值23350万元，利润29.7万元，分别是全县二轻集体工业企业的5.9倍，6.3倍和72倍，是全县国营工业企业的1.5倍，4倍和4.7倍。全县私营企业雇工总人数42307人，是全县国营和集体职工的1.5倍。10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群体被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所承认，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本身就是对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获取。特别是近年在经济领域的崭露头角，使他们的身影更多的出现在政协和人大中，引起更多的新闻媒介的关注，也是群众对他们关注的间接反应。2.体制内自上而下的分散与转移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体制内的资源由以前国家高度集中，到国家权力的下放，尤其是从1984年开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与职工关系的一系列的调整，使资源在体制内发生很大的转移。原来的“国营企业”随着国家权力的退出和下放变成了今日的“国有企业”，它可以自主调节企业资源以应付市场的竞争，而不再是指令性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的一个生产工具。而国家权力的退出和企业对资源控制的提高的同时，也意味着企业脱离国家的保护伞，政府对企业的义务也渐渐减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自负盈亏，甚至还有破产的可能。而企业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就必须更加合理的分配企业资源，也必然要调整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并直接导致国有职工对资源占有的变化。所以，今天越来越多的职工关注企业的养老`医疗`住房模式的变化，而下岗失业的职工的增多也促使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资源的重新分配在微观上最直接的后果是对不同群体与个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三）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变迁在资源的重新分配过程中，随着资源占有的不同和多寡，直接导致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资源的分配由国家计划实行，由于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作为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在经济上国家提倡平均主义。在企业中，职工的生老病死全由国家负责，这一点从下面的一系列口号中可以得知：“农民有土地，工人有劳保”，“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等。而市场化的进程使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的竞争开始对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调整。更多的职工面临以往所不曾想象的生活压力。就以失业为例，按照官方的数据11，“2000年中国的国有单位在岗职工比1995年减少了3159万人，下降28.1%；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1648万人，下降了52%：两者合计减少了4807万人。”如果我们承认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承认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那就要承认城市职工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变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淘汰，或者为了获取更丰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到各种电大`成人考试和自学考试中去接受新的培训。农民的心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是个人对国家及集体的依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对资源的渴求导致他们向具有更高经济效益的产业流动，从而导致不同群体的出现，比如农民工群体。而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农民的心态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周晓虹认为12，工厂的体验使农民具有了效能感`创新精神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计划性和时间感`对人才的尊重等一系列现代人所具有的素质；极大的拓展了农民生活和工作半径；使农村的文化教育设施和水平都获得了提高；使农民的民主与法制意识具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主从无到有，从经济资源的获取到政治`社会资源的增加，他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私营企业主作为私营企业的利益代表，在经济实力扩大后正在努力寻求保护其各项利益的政治后盾”。13而随着社会的认同，他们也更多的参与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四）社会结构的变迁产权的变迁`资源的重新分配和人们心理行为的变化等一系列条件使新的利益群体出现，这里之所以使用“利益群体”而不是使用“阶层”，是因为一个群体要被称为“阶层”，“至少应当包括这么两个特征：一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即对所属群体有归属感；二是对共同利益群体和价值的认可，即存在一个为共同成员认可的价值规范体系。”14而根据这两个特征来衡量，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相同的群体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也有着相似的行为方式，但由于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新价值体系尚未建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身份认同危机”。所以，整个社会正处在新的分化整合中。陆晓文最近做的一次调查中15，有9.3%的人认为目前社会不存在阶级和阶层，有57%的被调查者不清楚有哪些阶级和阶层的存在，有5%的人没有回答该问题，即有62.05%以上的人无法或不愿对中国目前阶级`阶层的现有状况作出回答。但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以及他们各个群体不同的利益需求和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可避免的引起社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如果这个社会的结构不是僵硬的和一成不变的。工人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由于工人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社会评判标准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工资偏低，面临失业等现实，使他们与以前的较高的社会地位相比，不难看出今日的困境，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工人向政府请愿。而社会为了避免冲突，维持社会的安定，所要做的必然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对资源的自由支配和心理行为方式的变化，是越来越多的人向工人，知识分子和个体户等群体转移。原来的社会结构对于他们的接纳能力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只有也只能通过结构性的调整，才有可能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毕竟中国现在还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私营企业主群体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可以引用李宝梁关于他们政治参与的研究来简要说明，“尽管从市场先行者的角度来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表现和利益诉求，在经济学意义上可能会有利于市场规范和秩序的建立；但是，在政权组织者和主政者看来，则未必是好事，这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某些利益或权威，甚至会造成某些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16三、小结如上所言，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产权改革，不仅仅带来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也发生悄然的变化，虽然产权的变革不是社会变迁的所有原因，但产权对社会中各种利益分配`人的行为导向的影响，最终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本文只是对此的简单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