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鸡产业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肉鸡生产和消费国，肉鸡也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肉类生产和消费品，当前的肉鸡产业已经是中国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本文从肉鸡生产、消费、贸易，以及供需关系的讨论4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已有关于中国肉鸡产业经济问题研究的进展。但是，现有相关文献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对于中国肉鸡生产供需问题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对于供需方面的重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则更为欠缺，并且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有很大改进、完善，以及深入探讨的空间。

关键词：肉鸡；产业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现代肉鸡产业经过30多年来的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畜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肉鸡产业是中国农业部门产业化经营最早、进步速度最快、发展程度最高的产业，凭借着产业化经营的带动，肉鸡产业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统计数据，当前中国肉鸡饲养农户和企业涉及人口接近3000万，整个产业链涉及人口接近7000万，肉鸡产业在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带动农民增收，以及推动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此外，在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中国肉类产品供给压力持续增大的形势下，肉鸡产业的发展凭借肉鸡生产周期短、饲料转化率高、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相对较低等显著优势，为满足城乡居民膳食需求，保障国家重要农产品供给等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肉鸡生产国和消费国，肉鸡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肉类生产和消费品。随着中国肉鸡产业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肉鸡产业的发展，肉鸡供需问题逐渐并已经成为中国畜牧业经济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关于中国肉鸡产业经济的研究文献大致可以分为肉鸡生产、肉鸡消费、肉鸡贸易，以及肉鸡供需关系的讨论分析4大类。

1肉鸡生产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肉鸡产业的发展步伐极为缓慢，仅仅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副业，在中国畜牧业发展中处于补充地位［1］。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整体经济步入快速增长轨道，中国肉鸡产业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可以认为，1979—1996年是中国肉鸡产业的全面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肉鸡产业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的历史性跨越，奠定了自身农业支柱产业的地位。1997年以来，肉鸡产业进入了以提质增效为主要发展目标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这一阶段肉鸡产业的现代化、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迅速，产业化经营模式日趋完善［2］。中国现代肉鸡产业从起步到实现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产业化的经营。在中国农业部门中，最早启动产业化经营的是畜牧业；在中国畜牧业中，肉鸡产业是产业化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部门［3］。在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起步时期，周立群和曹利群［4］、刘凤芹［5］等分别从理论或案例的角度对产业化组织模型进行了探讨，郭东红［6］利用农户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户参与订单农业行为的影响因素，这些文献在研究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起因、优劣势、制约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产业特点差异显著的各个农业部门来讲，这些研究相对宽泛，没有专门定位于某一产业或者对不同产业进行分类研究。随着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推进，学者们逐渐倾向于对农业产业化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具体到肉鸡产业，一方面，王寒笑［7］、应瑞瑶和孙艳华［8］、刘丹鹤（2008）［9］，以及万俊毅和欧晓明［10］等在理论和案例分析层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可以归纳得出，经过30年多的发展，肉鸡产业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经营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并形成了多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主要有“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公司＋经纪人＋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基地”纵向一体化等。另一方面，孙艳华、刘湘辉和周发明等［11］和辛翔飞和王济民［12］等则通过养殖户微观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类型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对肉鸡养殖户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经营模式比较，产业化经营给肉鸡养殖户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增收效益，但是由于研究的历史时期不同、样本地域不同，这类研究在回答究竟是何种产业化经营模式能够为养殖户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此外，孙艳华、应瑞瑶和刘湘辉［13］等通过农户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了江苏省肉鸡养殖户垂直协作的选择意愿，认为养殖规模、风险认知水平、社会资本等对养殖户意愿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随着产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国肉鸡养殖的规模化水平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养殖场平均饲养规模持续上升，为中国肉鸡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部统计监测数据显示，当前肉鸡规模化养殖（年出栏1万只以上）出栏数量占全国肉鸡总出栏数量的份额已经达到70％左右。郑麦青、赵桂苹和李鹏等［14］通过对全国15个省份肉鸡养殖户的大规模调研认为，目前年出栏5万只以上的养殖场（户）已经成为中国肉鸡生产的主体。经营规模对效率的影响一直是世界各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颇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具体到肉鸡产业，Yusuf和Malomo［15］和Begum等［16］等对尼日利亚、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肉鸡养殖规模与生产效率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认为规模化养殖不利于肉鸡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国内的研究中，辛翔飞、张怡和王济民［17］基于随机前沿方法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规模肉鸡生产效率的影响，分析认为规模化养殖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肉鸡生产效率。动物疫病是给畜牧业养殖造成风险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动物疫病给畜牧业造成的风险也日趋突出。针对2004年前后暴发的禽流感，黄德林、董蕾和王济民［18］通过建立农户畜产品生产收入模型，就禽流感对中国2004年畜产品生产增长幅度、农民畜牧业收入以及畜产品相关产业的影响程度进行了预测；于乐荣、李小云和汪力斌等［19］利用两期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就禽流感对养殖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论认为禽流感的发生对养殖户收入的负向影响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禽流感会使养殖户人均养殖收入降低65％。同时，于乐荣、李小云和汪力斌［20］利用农户调研数据比较了禽流感发生前后养殖户生产情况的变化，发现禽流感暴发确实对养殖户造成了冲击，禽流感发生后农户的养殖技术，尤其是动物疫病防疫技术行为明显改善；疫区内的养殖农户有较大的直接损失，而且与损失相比，政府的现金补偿略显不足。对于2013—2014年暴发的H7N9流感疫情，目前还主要是侧重于定性分析和讨论，相关研究和判断普遍认为，2013—2014年H7N9疫情虽然不是动物本身的疫情，更没有出现在家禽养殖范围，但由于相关媒体在报道时着重突出了禽流感问题，致使消费者对家禽产品，尤其是对肉鸡产品生产了较大的恐慌和抵触情绪，整个肉鸡消费市场长期处于低迷状况，造成2013年肉鸡行业损失严重。让整个行业始料不及的是，2014年年初又出现了关于H7N9疫情的报道，再次给整个肉鸡产业带来立竿见影的沉重打击，致使整个行业步履维艰，经历了历史上最惨淡和最艰难的阶段，相当一批企业在此时期濒临破产，甚至已经破产，整个产业形势异常严峻［21－22］。

2肉鸡消费

改革开放以前，受城乡居民购买力和整个供给约束限制，中国肉类产品消费整体处于低水平阶段，肉鸡产品消费也不例外，人均消费水平不足1kg。1978年以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畜产品供给的增加，城乡居民购买力得到释放，对肉类产品的消费明显增加，其中，肉鸡消费增长最为明显，肉鸡已经成为仅次于猪肉的第二大肉类消费品［22］。值得关注的是，虽然中国人均肉鸡消费水平有了明显增长，但是同其他肉类消费类似，肉鸡消费在城乡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消费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户外消费已经成为肉类消费的重要方式，李志强和王济民［23］利用对6省市城乡居民消费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户外禽肉消费量占其禽肉消费总量的比例分别为40．4％和13．4％；马恒运［24］利用对4省市城镇居民的消费调查数据分析认为，城镇居民禽肉消费占其禽肉消费总量的比例为12％；王济民和陈琼［25］利用11省市城乡居民消费的调查研究分析认为，目前城乡居民户外禽肉消费占禽肉总消费的比例为35．28％。可以看到，户外消费已经成为禽肉消费的重要方式。关于消费影响因素和未来消费趋势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分析，如辛翔飞和王济民［3］从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人口结构等方面定性分析了相关因素对肉鸡消费的影响和未来肉鸡消费的大致趋势，研究认为中国鸡肉消费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关于增长的潜力具体有多大这一问题却没有定量的分析做支撑予以回答。另一类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如马恒运［24］、陈琼、吕新业和王济民［26］等在考虑了居民收入水平、产品价格和替代品价格等因素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相关因素对肉鸡（或禽肉）等肉类消费的影响，这些研究都支持了收入水平的增长对肉鸡等肉类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及肉鸡（或禽肉）等人均肉类消费具有负向的自价格弹性等研究结论。但是，由于不同学者选取样本不同和估计方法不同，这些研究关于消费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的数值的测度存在差异，对替代品价格弹性的方向的判断和数值的测度也存在争议。

3肉鸡贸易

已有关于中国肉鸡贸易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最近10年。相关研究分析认为，中国受经济增长的拉动，国内对肉鸡消费呈现刚性增长，中国肉鸡产品进口的增加是必然的［27］。中国肉鸡产品贸易量相对较小，出口受国内肉鸡生产总量、汇率变动、加入WTO后出口政策变化以及禽流感疫情的影响显著；肉鸡产品进口主要受人口总数、汇率变动以及加入WTO后进口政策变化的影响显著［28］。虽然，中国肉鸡进口持续增长，但由于中国肉鸡进出口品种的互补性，肉鸡进口的增加对出口的影响不大。总体来讲，中国肉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综合来看，关于中国肉鸡贸易问题的研究相对全面，包括了从肉鸡贸易的数量、结构、产品竞争力，以及影响因素等各方面对中国肉鸡贸易问题较为系统的分析。但是，已有的这些研究大都是针对2010年以前中国肉鸡产品的贸易问题，而根据FAO和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近几年中国肉鸡进口数量和进出口产品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续相关的研究还较为缺乏。

4肉鸡价格和供需均衡状况

供需关系分析是研究产业经济问题的出发点和核心，对肉鸡产业经济研究来讲也不例外。供需关系决定了价格，价格是供需关系和市场行情最直接的表现信号。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就价格论价格，分析投入产出品价格变动的趋势，识别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通过分析供需之间的关系，确立供给、需求、价格以及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对整个供需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考虑。针对肉鸡产品价格的研究，同其他农产品价格分析的研究类似，主要是通过收集相关价格数据，分析相关投入品价格对肉鸡价格的影响，如董晓霞、许世卫和李哲敏等［29］、张瑞荣、王济民和申向荣［30］等分别通过ARDL、FDL等模型实证分析肉鸡价格变动的规律，以及饲料价格、雏鸡价格等成本价格对肉鸡价格的影响。已有关于中国肉鸡供需均衡状况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中国肉鸡供需市场均衡模型的构建及政策模拟。供需局部均衡模型是在已有关于农产品供需预测的文献中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研究方法，美国农业部（USDA）、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FAO、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等国外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机构采用多国家、多部门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各国家和地区和国际农产品供需情况进行预测，其中涉及对中国农产品供需状况的预测。对肉鸡或者家禽部门局部均衡模型构建主要有，USDA、OECD－FAO、IFPRI、FAPRI等国外政府及相关研究部门采用多国家、多部门的局部均衡模型对各国家和地区国际农产品供需情况进行预测，这其中涉及了对中国肉鸡或禽肉的预测。由于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这些模型在方程设置、指标选择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已有文献的综述也可以看到，在多数涉及关于多国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中，由于涉及的国家和产品部门较多，而数据的可获取性又存在差异，为了平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个产品部门模型构建的一致性，模型中相关方程的设置较为简单。目前专门针对中国肉鸡部门的需局部均衡模型较为缺乏。

5总结和评述

从以往研究文献来看，虽然关于中国肉鸡产业经济研究的起点相对较晚，但随着肉鸡产业地位的不断提升，关于肉鸡产业经济研究的文献逐步丰富起来，并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为了解肉鸡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现有相关文献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对于中国肉鸡生产供需问题系统、深入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对于供需方面的重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则更为欠缺。并且，已有的相关实证研究还有很大改进、完善，以及深入探讨的空间，例如，在对中国肉鸡生产效率测度这一问题上，现有文献普遍忽视了中国南方和北方地区在肉鸡生产上存在的差异，对全国包括南方和北方所有地区在内的省份均采用同一个生产前沿函数，从理论层面和实际生产角度来讲显然都存在明显缺陷的，如对于肉鸡消费方程的构建，已有文献普遍忽略了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重要因素对人均消费水平的影响；又如国际肉鸡消费趋势呈现何种趋势和特点，世界人均肉鸡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进行等重要因素之间的关联是否有一定规律可循，这些规律对研究和把握未来中国肉鸡消费趋势有何借鉴意义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尚存在欠缺；再如在构建中国肉鸡局部均衡模型构建这一问题上，通过综述相关文献可以明显看到，当前关于中国肉鸡供需均衡表和均衡模型的构建还是在逐步探讨的过程中，这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数据时间跨度有长有短，这主要是由于数据获取上存在一定难度，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开的关于禽肉消费的数据仅仅包括户内消费部分，户外消费还是个黑箱。二是相关数据还存在一定差异，数据差异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数据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包括地域统计上的差异，也包括产品统计口径上的差异。三是模型设置中相关方程变量的选择存在很大差异。当前，中国畜产品正面临着供需紧平衡的状态，保障畜产品供给具有相当大的压力。未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受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城乡居民对畜产品的需求仍将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面对饲料粮、土地等资源约束压力的不断增加，中国畜产品供给压力将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肉鸡产品将因其较高的饲料转化率、较低的成本、较短的饲养周期等在缓解中国畜产品供给压力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大力发展肉鸡产业，既符合国际畜牧业发展的大趋势，也符合中国的国情需求。对中国肉鸡产业经济问题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将有益于肉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保障中国肉类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辛翔飞 张怡 王济民 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青岛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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