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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哲学思想源起与辨思

[摘要]中医针灸彪炳于中华民族传统医学宝库,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与现代医学历经诸多基础理论对立乃至裂变、交叉甚至相融的发展趋势不同的是,中医针灸始终固本而开新,持守着自身的哲学思想根脉。有鉴于此,讨论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至关重要,关键要清晰回答中医针灸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三大理论命题。首先需要探究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议题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其次还要探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着重分析中医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再次需要探析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并矫正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的关系。由此论证中医针灸本体“一元”和发展“多元”的基本特征,进而延展出如何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关键词]中医针灸;黄帝内经;古今之辩;内外之分;西方针灸

中医针灸贯通华夏文明之脉,挥写着数千年中华民族医学史独特篇章。《礼记•大学》开篇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其先后,则近道矣”[1]。围绕“医学是什么”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恒久命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韩启德认为,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存在着中西方不同发展轨迹,西方传统医学在公元5世纪后衰落,而中国传统医学长盛不衰,持续发展。笔者藉此以中医针灸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理路为证,发现其演进过程经由三大分水岭并衍生出重要理论命题。一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古今之辩,核心涉猎《黄帝内经》的溯源及其哲学分流;二是关于中医针灸的内外之分,集中表现为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的问题;三是关于中医针灸的中西之别,重点要解析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WMA)之间的关系。上述三大命题聚散分合,既聚合为中医针灸是“一元”还是“多元”的哲学本根问题,还离散为中医针灸传承发展中的主要理论分歧。由此延展出如何推动中医针灸务本开新,亦即怎样整体把握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的现实命题。

1古今之辩:《黄帝内经》起源及其思想分流

凡论及针灸起源则关涉中华文明源头。针灸因何而生,从何演化,如何形成数千年代际相承的历史品质和学科风貌?无论是千百年来针灸的针具和灸法演化,还是针灸疗法的整体性和系统化发展,总是隐现并且贯穿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线。这不仅折射出中华文明在中国传统医学演进中的思想光辉,反映出中医针灸疗法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汇集了中华民族的医学智慧乃至哲学思想,呈现出漫长历史时期中医针灸发展的独特品格。《黄帝内经》堪称中医针灸的集大成者。晋代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盛赞华夏始祖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山海经》则流传“有石如玉,可以为针”,记载着“石篯”刺破痈肿的疗法。从使用砭石到完善针具针法,从使用火种到形成施灸工具和艾灸疗法,均充分反映出华夏先民把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发展为自身健康服务的理念。直至《黄帝内经》问世,才最终形成了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经典。后世尊称为“医之始祖”的《黄帝内经》[2],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各有81篇,论述针灸学的内容近半数的篇幅,位列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之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将其收录为“医经”[3]七家之首,其中《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细数《黄帝内经》的版本断代研究,大致可分为3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成书于先秦时期。古人冠以“黄帝”和“经学”之名,藉以《黄帝内经》证明中医发祥历史悠久,集中圣贤思想,位居重要典籍。《淮南子》和晋代皇甫谧、宋代林亿等医家均以此为崇。二是定型于战国时期。宋明时期的儒家和医家如邵雍、程颢、朱熹、桑悦、方孝儒等,均持有《素问》与战国时期《周礼》同时代的观点,亦有《黄帝内经》出于扁鹊之后、仓公之前的比较性论证。三是完善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瑛曾作出《素问》诞生于西汉的推断;现代中医学者则因由西汉“黄老学派”盛行、西汉经济社会发展稳定,而得出《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的结论。综合上述观点,即可发现《黄帝内经》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段,可谓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从《黄帝内经》的文本分析,遂有《素问》为基、《素问》为法的特征。一方面,《素问》完成了中医的基础性和整体化建构,广泛涉及脏腑学、经络学、病理学、诊治原则、针灸学等范畴,其哲学基础来源于“黄老之学”;另一方面,《灵枢》涵涉脏腑、病因、病机等内容,尤为注重阐释经络腧穴、针具刺法以及治疗方法,兼具《素问》本体论和《灵枢》方法论的特点。《灵枢》最早称作《针经》,后有《九卷》《九灵》《九墟》等称谓。《灵枢》之名,出于唐代王冰《素问〈序〉》及注语。南宋史崧编撰《灵枢》二十四卷,元代“古林书堂”刊本为十二卷,明刊《道藏》本为二十三卷,现仅存史崧二十四卷本《灵枢》行世。中医针灸始终灌注着中国哲学思想精髓。中医针灸的学理基础从何奠定,其思想源流有着怎样的主体脉络呢?探析这样的命题,首当涉及长期润泽中医针灸发展的中国哲学思想,并且它显然前置于中医针灸的内在体系研究。譬如,中医针灸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黄帝内经》与道家经典诸如《道德经》《庄子》《太平经》《淮南子》《管子》在思想表达和专用术语等方面相互参透。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坦言:“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4]。这在《灵枢》中就有着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天人合一”衍生出五行、精气等哲学观,并生成了经络周而复始、循环发展的思想;道家哲学的辩证法“阴阳对立理论”则延伸出针灸阴阳调和与辨证施治的理念;道家哲学中的自然观“道法自然”则演化出针灸“针法自然”的原则;道家哲学的修真理论则为针灸技术吸纳并藉此打开众妙之门。又如,中医针灸受到儒道合流和理学发展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哲学经由儒家思想改造,淡化了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进而衍生出“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形成了儒道合流乃至并重的新格局。儒家思想影响的理学,推崇“万物有理”和事物运行的规律,这在中医针灸“子午流注针法”起源和运气学说发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子午流注属于“宋代儒医群体形成、医儒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背景下,针灸医家运用了儒家象数理论所设计的一种针刺理论”[5]。子午流注取穴法因循天干地支阴阳之变,遵循脏腑经络平衡运行,恰恰表现为理学在针灸中的应用。北宋初期,运气学说日益兴盛,主要依靠预测气候和疾病流行趋势,采用天干地支配阴阳五行、地支配三阴三阳之气等方法,测算“运”和“气”的盛衰,其哲学思想与理学崇尚的宇宙整体观、脏腑一体观、天人合一观高度契合。

2内外之分:针灸起源于中国还是印度之考证

辨明中医针灸独立化发展问题至关重要。针灸是否诞生于中国,是不是异域文明传来的舶来品?一直是中医哲学史维度论证针灸起源的热点论题。显而易见,针灸研究的最初目的并不只是探究针具和施治方法,与之相应的是,如何研究并且奠立针灸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甚至哲学基础,才是进行理论溯源的起点。其中的关键点即在于,中医针灸在其衍生的历史时期有没有受到同时代文明的渗透,即中医针灸是否受到印度佛教思想影响乃至影响的程度。辨析针灸尤其经络理论源起印度的观点。针灸源起道家思想并盛行于中国本土化宗教之列,大多与道教关注人与物之间内在联系有关,但也由此嬗变出针灸与佛教的因缘及各种不同观点。针灸理论基础受到佛教影响亦或来源于佛教,不仅是针灸起源及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重要论题,而且涉及针灸与佛教及其经典之间的关系。其中较为典型的观点就是日本医学家早在20世纪中期提出的“经络起源说”。1950年长滨善夫和丸山昌朗合著的《经络之研究》,认为针灸的工具术式在汉译佛经中较多表述,藉此作为针灸来源于印度的佐证。然而,长滨善夫等所举证的《金光明经》由唐三藏法师义净及其助手慧琳翻译,其中《除病品》论及“针刺、伤破、身疾、鬼神、恶毒、孩童、延年、增气力”等八术,实指针刺外伤而非针灸之术,这在慧琳注疏的《一切经音义》《音义》中均有所释。有研究者指出,中医所言之“脉”演化为“经脉”和“络脉”,合称为“经络”。“凭此而说中医学的针灸、经络来源于印度佛经,是随印度僧人和佛经的传入而发展起来”[6],实属本末倒置。论证针灸具有内生特征而非印度传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唐代及唐以后汉翻的印度佛教典籍,因教义而不著录医书,即便所言外科也只是服从于发心修法,加之翻译者往往从自身所处语言环境和社会习俗出发,自然而然涉及针刺和破伤法的内容;二是针灸文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后,整理者命名的《帛书经脉》亦称《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考证为秦汉之际成书,据此可作为针灸起源中国的明证。辨识印度古医书记载针灸的真实性问题。古印度医学的吠陀理论与中医存在颇多相似,两者均能反映出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在医哲学体系建构方面出现过长期的交流互鉴。自公元前1世纪,佛教东传并带来印度医学理论。仅《隋书•经籍志》收录古印度医书就达11种之多。敦煌藏经洞留存古印度著名医家耆婆所著《耆婆书》[7]。古印度医学中的“四大不调”“四百四病”等学说也被道教医学理论吸纳和运用。尤其是佛陀耶舍翻译、竺佛念传译佛教戒律经典《长阿含经》,内卷《阿摩昼经》《梵动经》尚有医方和针灸药石的记载。由此触及释迦时期就有印度针灸传世并东传中国的论题。吴国支谦早于佛陀耶舍的译本以及印度巴利文译本,均未在两经中涉及针灸内容。可以推论,针灸用语乃佛陀耶舍和竺佛念曾使用习语和意译所致。玄奘《西域记》所载“寿祠平术”四吠陀,源起古印度医学养身治病、禁咒去害的基本医理,亦可以证明印度吠陀理论在中国传播。但其后义净所作《南海寄归内法传》[8]则称许“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有着超越古印度和东南亚医学的独特地位。综合而论,唐代以后皇室所设咒禁科可能与佛家传入禁咒理论存在紧密关联。值得肯定的是,中医针灸尽管有着独立发展的历史脉络,但其与古印度医学乃至佛学的关系仍将是医学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选题。

3中西之别: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关系矫正

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具有协同性。如果把西医理论在中国传播称之为“西学东渐”的成果,那么中医针灸在西方国家的传播则因循“东学西渐”的路径。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有哪些异同,西方针灸如何接受中医针灸影响并开辟出自身独特领域,甚或西方针灸是否会取代中医针灸?关键要清晰回答针灸在中西医发展中的差别,从病理学和现代诊疗技术等范畴澄清中医针灸的系统性特质,深入认识西方针灸在借鉴和推动针灸学发展方面的积极意义。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具有相似性的特点。早在16世纪中医针灸业已传入西方。19世纪西方开始运用针灸疗法。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条刊发了记者詹姆斯•赖斯顿《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手术》[9]一文。1972年8月《新闻周刊》封面推介《神话还是神奇?》的针灸内容。目前针灸已取得全美绝大多数州的合法化地位,构成美国整合医学和医疗保健的重要部分。中医针灸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并已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刺疗法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发展迅速且认同度日益提升。西方“针灸热”现象及其实证化发展的强劲态势表明,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契合度较高的因素。针灸诊疗相关试验和施治原理表明,人体肌肉和关节的疼痛,可以伴随针刺激活内源性阿片肽释放,“内源性阿片肽通过作用于其特异性受体而发挥痛觉调控作用”[10],进而增强针灸的疗效,体现出针灸病理及其控制学的诊疗价值。基于这样的病理基础和认知模式,如何缓解和消除疼痛,选择并确认痛点,已经成为中西医逐步缩小针灸诊疗差异的重要认知区域,也是现代针灸学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关键要素。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机理阐释上存在差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项目研究表明,美国针灸教育经过近40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联邦统一的办学资格及项目的认证管理、硕士及博士学位教育以及专科医师从业资格考试认证体系”[11]。然而,在美国数以万计的执业针灸师中,华人华裔从业针灸师仅数千人。西方研究者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经络不存在、穴位亦不存在”的观点,表明中医针灸归属的中医药哲学体系没有得到西方主流社会认同。较为典型的差异在于,西方针灸在临床研究中常常质疑中医针灸的经络理论及其穴位特异性。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相似性研究,只是一个良好开端,并没有消弭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发展所存在的差异。两者差异性客观存在并表现为病理学层面的冲突。一方面,中医针灸奠基于阴阳五行、经络腧穴理论,依从腧穴分类与穴位的特异性,进而在临床应用中施以配伍的原则方法,中医针灸腧穴则兼具病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另一方面,西方针灸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病理体系,其所倚重的针刺治疗方法通常从解剖学、生理学、神经医学中寻找依据,可以视作西方循证医学适应性发展的重要尝试。因此表现在病种分类和治疗方法方面,中医针灸主张“标本兼治”并运用“阴、阳、气”综合诊察和治疗,西方针灸则注重发挥“扳机点”理论(MTRP)的病理效应和工具价值。这样的差异无疑也是中西医遵循不同哲学体系的现实印证。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关系需要正确定位。有研究者在系统考察中国引入西医“nerve”这一解剖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明末清初至民国的西学东渐带来了大量的西医解剖生理学方面的知识,对此后针灸理论与经络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2]。纵观现代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趋势,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的发展仍然处于各自调整和相互吸纳的阶段。为此厘清两者关系将是一项长期性和常态化的研究选题。笔者认为,关键要确定两者在医哲学维度并行不悖的关系。中医针灸的哲学基础深厚而庞杂,既有医学经验论的质素,也有其转型发展所吸收的现代医学元素;西方针灸虽在局部保留着中医针灸的称谓,但其哲学理论基础更为接近现代神经科学和生物医学。尽管开展中医针灸与西方针灸比较研究的时间相对较短,但已经呈现出两者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互动发展关系,两者奠基于并行不悖的医哲学基础。因此,以某一方的医哲学理论及其观点贬损和打压另一方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当前,重点还要确证两者在临床医学中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针灸学尤为重视临床试验对照和临床评价,由此达成了中医针灸和西方针灸在临床意义上日趋融合的关系。中医针灸倡导运用辨证施治、相反相成的原理和方法,有助于西方针灸从单一介入疗法转向整体动态平衡疗法。西方针灸总结形成的MTRP认为,“扳机点”的临床特征与传统的经穴,特别是阿是穴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13]。针刺“扳机点”能够发挥节段差异的神经调节功能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效应,有助于中医针灸形成邻近穴位、针刺手法等安慰对照。

4务本开新:中医针灸的哲学根基及未来走向

探究中医针灸未来发展正可谓适逢其时。当今医学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中医针灸向何处去,如何开启中医针灸继承与创新的发展模式?显然不能以单一思维方式、目标任务、手段方法加以框定。中医针灸历经数千年发展至今,古今变迁繁复,内生要素独特,中西发展有别。及此整体化认识并推动中医针灸发展,则需要启动“务本”和“开新”两大关键性枢纽。所谓“务本”即在于厚植其哲学根基,“开新”则需要明确其实践走向。一要健全中医针灸哲学根基和理论体系。中医针灸的哲学基础以道家开篇,展现出儒道释交融合流、东方医学门类相互贯通发展的基本态势。关键要把握“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首先要不忘本来。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医针灸薪火相继。作为一种独具禀赋的医学观念、生活方式乃至价值体系,中医针灸融汇祖国医学医术精要,彰显出大医精诚的精神品格,更呈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归根结底还表现出消除疾患、造福于民的思想本色。相关考证性研究表明,唐代即有官方教材《针灸甲乙经》传世。1940年《中国针灸学讲义》经由澄江学派创始人承淡安编纂而成,被赞誉为“近百年来影响最大的针灸专著”[14]。新中国诞生后,卫生部审定的《针灸学讲义》形成了现代针灸理论体系的完整结构。尽管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曲折历史中,包括针灸在内的中医理论,曾经多次受到质疑和不公正的评价,但始终没有改变中医针灸发展的正确方向。其次要吸收外来。中医针灸一脉相承,广泛吸收了东方医学的优秀成果,借鉴运用了西方医学的有益经验,在医学文化多元发展的时代语境中,尤其在中西医结合以及西方诊疗方法应用方面,逐步建构出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当前要综合考量并防止中医针灸完全西医化、中医针灸边缘化的倾向,既要吸纳现代医学转型发展的成果,还要固守中医针灸的优秀传统,推动形成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再次要面向未来。中医针灸根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其未来独立化发展的路向不能偏离,不能照搬照用西方医学体系。面对西方针灸的迅猛发展,尽管出现了国外医学界冷遇中医针灸理论体系、热衷中医针灸技法和经验的现象,由此造成了对中医针灸的诸多误解和偏见,但这恰恰需要掌握中医针灸理论精髓和诊疗方法的一大批名医名家走出国门,需要搭建中医针灸国际交流平台,提升针灸医学的国际化水平。二要促进中医针灸哲学思想的实践转化。中医针灸集中华医学遗产与我国特有民族医疗于一体,其理论体系构建应侧重“一体多元”,在实践转化中注重包容性和开放性。一方面要处理好“不变”与“变”的关系。中医针灸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和思维方式,其哲学观涵括了脏腑、经络、五行、精气等基本理念,自然对学习者提出了不断体悟和反思的要求。中医针灸的理论基础持守“不变”,就是要固守其慎终追远的医学情怀。中医针灸涵纳着大量的实践观察和技术技艺,其哲学思想的创造力经由长期实践而形成,因而表现出辨证施治和动态平衡发展的特点,其理论运用和转化往往是灵活多变的。中医针灸的“不变”与“变”,需要持经达变,因时因势而变,形成病理和诊疗的高度协同性。另一方面,要调适好“道”与“技”的关系。中医针灸凭借其宏阔深邃的哲学思想与丰富精湛的诊疗技术而闻名于世。医者仁心乃中医针灸“道”“技”相融最佳证明。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尤为注重针灸的执业安全和道德规范,美国国家针灸与东方医学资格审议委员会(NCCAOM)作为唯一国家级机构,负责全美中医针灸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规定了生物医学、职业纪律处分条例、道德守则等必考科目,这对于“完善我国相关医事法规、保障患者隐私、医务人员‘职业界限’自律”[15]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中医针灸学习贵在悟道,要长期钻研针灸经典文献,领会并融通其哲学思想形成与发展的主体脉络,举一反三,总结并形成中医针灸乃至医学伦理要领和心得。中医针灸学习关键还在于针法运用,针法演变中凝聚着传承者的智慧,也显现出医患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掌握中医针灸的“道”“技”关系,要由“道”生“技”,由“技”辅“道”,遵循其哲学思维方式与诊疗过程相辅相成的医学伦理关系。三要推动中医针灸哲学思想的传承创新。中医针灸浸润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构建了以朴素唯物论和黄老哲学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形成了《黄帝内经》《千金要方》以及后世注疏的众多经典文献,其哲学思想上尤为凸显整体观,在临床方法上擅长运用经验形态学。中医针灸未来发展关键在于传承与创新。其一,要遵从“治未病”的目的。中医针灸的特色在于“内病外治”,总体上要因循平衡调和与预防疾病的意图。中医针灸“治未病”不仅“是中医基础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黄帝内经》以预防为主重要的学术观点”[16],而且善于针对不同的“未病过渡状态”采取相应措施。在病候分析中,“治未病”强调经络和脏腑的定性,注重辨明其虚实、寒热、表里等对立范畴,其配穴处方治疗亦来源于此。其二,要传承辨位论治[17]的理念。“辨位”奠基于总体研判患者的整体身心体系,主要从患者病变部位入手。“论治”则依据“辨位”结果作出治疗方式的选择。辨位论治能够分析并优化患者病变的时空结构,更为直接地领略辨证施治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是对针灸辨证施治思想的延伸与创新。其三,要创新经验观察的方法。中医针灸临床价值伴随病候的科学检测而显现,但不能由此弱化其中医针灸自身的观察效果。如何贯通患者证候多变性与针灸观测可重复性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检测得到的相对精准数据,而应依从患者证候反映及表现,作出诊疗方法的能动性选择。

作者:任秀梅 单位: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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