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的哲学综述

［摘要］“四个全面”的形成与开展凝结着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哲学深思，继承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与创新。从战略本源的视角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维度，通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内涵、形成背景、四个方面辩证关系及其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等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及认识论三大哲学向度进行梳理总结，以推动学术界进一步深化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四个全面”;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研究综述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已成为当前领导下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导向，更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纲领和战略抓手。这一战略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几代领导集体对其深思、消化所取得的治国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得以完善，是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充实。目前(2015年11月)为止，通过中国知网、超星、万方数据平台及百度等进行搜索发现，学术界虽然对“四个全面”各方面的哲学理论研究成果已较为丰硕，但以关键词“四个全面”、“哲学”进行检索，经梳理后发现相关的学术论文、报纸类文章总数寥寥，不足半百。作为当下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思维研究不可轻视。如何从哲学角度更好地认识、分析和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及其各方面的思想内涵，亦应成为当下学术界、理论界研究课题中的关键点。

一、关于“四个全面”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向度的研究成果

辩证唯物论作为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学说及关于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学说，采用辩证法的观点研究世界的本质，所要说明的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正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现阶段之所以能够提出和实施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客观实际和社会存在为基础的。［1］因此，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术界对“四个全面”哲学基础的研究大多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入手，分析比较透彻的主要有双传学、冷溶、任理轩等人。

(一)关于辩证唯物论理论在“四个全面”中的运用

双传学对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唯物史观是我们党“哲学的根据”，是“四个全面”的理论基石;而“四个全面”则深刻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本质要求，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反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全面”推进，坚持社会有机体原理，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群众立场，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生动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再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发展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高度统一过程，强调社会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四个全面”坚持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使得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深化了我们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2］

(二)关于“四个全面”对辩证唯物论本质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本质在于坚持物质与精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之，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具有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十分巨大的。因此，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要高度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就联系到应形势要求而提出的凝聚精神力量的“中国梦”这一总理论指导目标。当然，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的每一方面也都拥有各自的理论指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强调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注重思想建党、坚定理想信念。［3］这些均体现出“四个全面”战略理论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着重强调、重视社会意识和大众精神的反作用。

二、关于“四个全面”的唯物辩证法哲学向度的若干思考

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既关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想特质，也是现代实践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其最终创立促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而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同时代主题下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着重深入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哲学蕴含，致力于推动这一科学哲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与创新。因此，对于“四个全面”这一哲学向度的分析成为学术界研究重点，研究成果比较多，且学者论述大多集中于全面发展、普遍联系和基本规律的角度，并以矛盾分析法为核心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四个全面”的时代内涵、辩证关系及其顶层设计。

(一)对“四个全面”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法的整体把握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作为唯物辩证法深度滋养的结晶，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全面发展观及普遍联系的基本思想，又透彻着处理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辩证否定观指导下的创新导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在依旧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大时代背景下，在汲取历代领导集体智慧结晶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辨证思维方式治国理政。其在主持2015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便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4］这便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这一根本上加以学习，为我们从哲学维度进一步深刻理解、有力落实“四个全面”提供了思维导向。乔玉强、曾庆栋等人便以唯物辩证法角度具体分析了四个“全面”所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指出从哲学的高度理解、认识、把握“四个全面”，就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以辩证矛盾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5］宋世杰以的一些列讲话重点分析了“四个全面”所蕴含的矛盾思维、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治理规律、从严治党规律的进一步深刻认识。［6］

(二)对“四个全面”纵深规划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及普遍联系的探析

第一，永恒发展和普遍联系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揭示了世界的辩证性质。李宏教授在《“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和时代内涵》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社会各因素相互作用、诸领域全面协调的发展观。从邓小平理论中最能体现全面的“两手抓”治国理念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而当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应新的历史阶段呈现的阶段性特征的客观要求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创新。［7］中国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经过两个三十年的奋斗，社会主义进入一个崭新阶段。面对时代形势下新的矛盾与问题，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8］因此，“四个全面”战略部署既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也是应新的历史阶段所呈现的新特征的创新。其正式提出便赋予新常态以新的时代内涵，使以后的改革发展更为清晰准确。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要求我们必须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事物的真实联系，切忌主观随意性，并掌握系统内部优化的方法。因而，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也必然存在着某些内在联系。正如刘云山用列车形象化妙解，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列正在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发的列车，那么改革就是发动机，法治就是稳压器，党的带领就是火车头。四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罗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9］徐小伍对这一形象化比喻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四个全面”包含着完整严密的辩证关系即一大战略目标内含着对三大战略举措的必然要求，而每个战略举措之间都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互为动力、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发展的机制和航向，共同形成了逻辑严密的战略布局。［10］涂小雨副教授则着重分析了新常态条件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辩证统一，对各个方面的定位与新时代背景下“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所蕴含的辩证关系原理作出了进一步阐释。［11］第三，刘文华副教授等人则更为详细地以马克思主义联系观为视角进行深入探析，指出“四个全面”并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罗列，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关系。一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内含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及从严治党的客观要求;而全面深化改革助力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更是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小康、党的自身建设步入法治轨道，全面从严治党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提供坚强领导力量保障。［12］曲青山指出，“四个全面”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完整的相互渗透、相互关联的理论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调控系统。［13］此外，杜栋还重点分析了“四个全面”系统性、整体性及协调性，指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分析给予我们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所需要的科学观念和方法论指导，今后更应积极运用系统工程方法论，运用协同学习、协同管理和协同发展，力争形成系统设计、整体谋划、协同推进的生动局面。［14］由此看来，“四个全面”既体现了战略顶层设计的全局观念，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又强调每一个“全面”的独立性、完整性及系统性，充分发挥每一方面的战略功能，从而实现每个举措协同推进，整体战略得以最大优势发挥。

(三)对“四个全面”所依据的唯物辩证法基本规律及其方法论的阐释

第一，唯物辩证法强调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主张依靠主观能动性，根据实践的目的、因势利导地改变规律赖以起作用的条件，从而引导规律起作用的具体方式。任理轩则着重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分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党中央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诠释和应用，指出“四个全面”着力回答了什么是治国理政的现代化、怎样实现治国理政现代化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全面理解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刻内涵和丰富意蕴，尤其要掌握其精神要义和认识论、方法论意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来，朝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标杆”前进，以实现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布阵筑基。［15］辛向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为依据，指出“四个全面”更是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他认为“四个全面”的形成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对中国国情最深刻的把握，同时又是对中国实问题的最好解决。一方面，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些列现实问题及在法治建设中面临的重重困境促使我们必须推进四个“全面”的协调进行。另一方面，“四个全面”的强势开展必然深化党和人民对“三大规律”全新认识，更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16］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客观、普遍存在于世间万物，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矛盾分析法作为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亦溶入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与实施当中。曲青山教授单从矛盾法则角度详细分析“四个全面”朕略布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分析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指出“四个全面”的提出直指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抓住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牛鼻子”。［17］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中，也强调过，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18］对于这次集体学习，中央党校哲学部的一些专家各抒己见，就“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相关哲学理论作出了进一步分析。韩庆祥教授就关于“强化问题意识”与“积极化解矛盾”的论述，进行了深入思考。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面向“中国问题”和注重“增强实践本领”的哲学，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导向，其注重的便是“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其一直强调提高化解矛盾的本领则体现出勇于担当的精神［19］(具体分析还可参阅韩庆祥教授《构建“面向中国问题的哲学”》、［20］《问题导向与辩证思维》［21］等文献)。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注重辩证思维基础上“化解矛盾”的哲学。阮青教授着重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要用辩证思维做总体规划和解决主要矛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所应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原则。［22］何建华教授则指出，在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的同时，还要准确把握新常态，既要辩证认识“新”与“旧”、“常”与“变”的关系，又要正确把握“长过程”和“新阶段”的关系，通过矛盾分析，揭示它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趋势。［23］正是对矛盾问题的辩证分析以及对“两点论”和“重点论”处理问题的适用，才最终得以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使得党员干部能够掌握提供提供智慧与思想的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注重“思想产生”的哲学。

三、关于“四个全面”的认识论哲学向度研究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本质、来源、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实践论。正如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也强调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4］对此，学术界大多从实践观和历史观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性阐述和扩充性补充。边立新教授分析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根植于实践，直面现实问题，干预社会生活。而实践表明，只有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才能使主观世界更好符合客观实际，按照实际决定工作方针，继而把改革发展的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因此我们要掌握这一“看家本领”，即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25］董振华教授则认为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6］杜代余也指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每一方面都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实践，着眼于解决当代中国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27］而胡伯俊在以辨证思维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要求前提下，提出要从四个基本层面着力，全面推动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创新。［28］因此，“四个全面”正是着眼于我国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艾四林教授从历史、实践和哲学基础三个角度对“四个全面”进行了分析。认为理论来源于实践，任何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实践呼唤新的改革理念和实践。我们党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与时俱进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实践的观点也是问题观点，实践意识也是问题意识。“四个全面”是对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的反映，是对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战略把握。［29］除此之外，何建华教授还从把握客观实际与主动适应历史阶段新特点的哲学角度阐释了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求实”哲学及其坚持观察的客观性原则，阐明“四个全面”战略理论中透露着富有“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的求实思维。［30］薛鹏则指明“四个全面”具体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新诉求，其战略目标切实可行，让中国梦更具魅力;主攻方向明确关键，让中国梦实践方式更具动力;其要求主体自我革新，让中国梦实践更具活力。［31］

四、关于“四个全面”的历史唯物论哲学向度的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坚持历史发展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冷溶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所遵循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作出了哲学思考。指出“四个全面”强调把握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紧紧围绕发展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工作，并要求清醒认识和着力解决不断产生的新的不适应问题，这便遵循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和生产力标准这一基本原理。同时，我们党一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其本身就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而每个“全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体现出“四个全面”战略的布局与实施均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例行党的群众路线。［32］刘新如在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全局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的同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构建了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的宏阔战略视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同时，它又实现了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战略布局的提出贯穿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人民立场，找准了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念的“最大公约数”。因此，这既合乎社会发展规律性，又合乎社会发展目的性，真正为实现中国梦宏伟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33］对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哲学基础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进行了分析。如刘洋等人主要以认识论、方法论、目的论三方面释析“四个全面”所体现的三大规律与三大意识、“两点论”与“重点论”以及群众观的哲学底蕴。［34］王遐见教授则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视角，分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坚持的一元主导性与发展多样性、战略统领性与战术灵活性、过程渐进性与目标趋善性、协调推进性与特色创新性、治国法制性与治党自觉性、历史进步性与价值主体性六大方面的统一。［35］左乐平副教授更是从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观和自由观五个方面深思“四个全面”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及方法论。［36］柳宝军则重点以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事物永恒发展、普遍联系的观点以及矛盾运动、认识与实践辩证关系原理五个角度分析了“四个全面”理论形成与实施所依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37］李君如教授更是从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整体高度在分析“四个全面”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又重点论述了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程中所要处理好的经济建设与“四个全面”的辩证关系、制度与人及其价值观的辩证关系以及坚持与创新的辩证关系。［38］这些学术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科学理解、准确把握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巨大作用。但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既有的成果中，低层次研究重复过多，而创新性角度研究比较欠缺。因此，还需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注重“实践”理论与“辩证否定”的研究。

作者:崔言香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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