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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政治哲学平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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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秦两大显学之一的墨学,其思想主张一直有其独特的一面,而作为墨学创始人的墨子,毛泽东同志曾评价说“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1)由于其出身并非显贵,因此思想主张里有许多平民理念,尤其是以“节用”为主的爱惜民力主张,更有其可贵之处,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墨子时说:“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2)对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样的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但为何此主张在先秦之后渐渐失去声音,也是需要探讨的。

一、墨子正视民众的消费需求

墨子在《非乐•上》里认为“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三点是民众的巨患,而解决衣食住行这个问题是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在春秋战国这个动乱时期,当时的事实却是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墨子•辞过》),广大民众过着饥寒交迫,颠沛流离的生活。面对这种极度不公平的社会现状,墨子从生产资料的来源着手,提出“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劳动者既然付出了劳动,自然应该有消费的权利,应该获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满足,要求统治者正视民众的权利需求,坚决反对“亏夺民衣食之财”,认为这是一种涸泽而渔的行为,将会导致民众的不满,产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以至于起而反抗,甚至于让国君社稷不保,得不偿失;因而,作为国君统治者,应该时刻考虑让利于民,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可以取其所需,达到墨子政治理念里所说的“交相利”,互利互惠,和谐相处。

二、节用和节葬目的在于开源节流

墨子的“节用”,主要是针对日常用度,必须加以节制。作为平民出身的墨子,他的生活经历并没有太多的奢华,所以觉得当时之国家人民,对于“当用”与“不当用”,没有清晰之观念。因此,造成不必要之浪费,故主张节用。而墨子“节葬”之提出,乃是反对厚葬久丧,造成人民耗费太多之物力、财力,造成很大的社会损耗。因此,墨子提出薄葬短丧之法以处理之。墨子的“节用”主张就是要节省财用,而墨子要求节用要做到去国家无用之费,做到用财不费,民德不劳,而兴利多。墨子认为在财物、时间、心力要用其所当用,去其不当用。那么所谓当用是什么呢?墨子认为凡满足必要之欲望者,也就是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皆为当用,就像充饥止渴之饮食、保温防暑之衣服、避风雨、别男女之房屋、水陆交通所需之舟车,皆为日常生活所需,故为当用。而像雕镂篆刻之美、宫室台榭之乐以及厚棺、修坟墓,则为不当用,因其没有实利。现在看来,这些主张充满了平民主义色彩和朴素的政治经济理念,从消费的源头开始节流,对于战乱中的百姓来说,很容易得到他们的共鸣。墨子在《节葬下》中说道:“今唯无以厚葬久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以政权的稳固来指到了为政者的要害,也容易引起他们对节葬的思考。墨子还在《辞过》中提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姦邪。姦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由以上可看出墨子之用心良苦,墨子倡导兼爱兴利,但是天下凋蔽民不聊生,而王公贵族不但没有爱惜民力,而且又浪费有限之财,厚葬久葬,奢侈无度。百姓却因遭逢战乱,颠沛流离,生活困苦。因此墨子才会有主张节用和节葬之观点;墨子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要求王公贵族,能体会百姓生活之困苦,维持一个适当的生活水准,彻底实践简朴生活,则天下之利,才有产生之可能,而额外的装饰或要求,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应予舍去才可,墨子日常消费中所表现的态度,就是简朴生活的平民生活理念。墨子在《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其目的在于希望王公大臣能像上古明君那样体恤百姓,爱惜民力。墨子在《墨子•兼爱》中提到“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爿羊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要,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这是个很生动的比喻,为政者喜欢的事物,臣下就尽力去迎合,以上带下,如果君主在节用上能够起到表率作用,那么上行下效,这样就可以移风易俗,有效遏制铺张浪费,效果可以事半功倍。

三“、非乐”是非劳民取乐

墨子所在的先秦时期,同为显学的儒家提倡“礼乐”教化人民,而墨子却反其道行之,提倡“非乐”来加以批驳。综观墨子提倡非乐之缘由,不是全然地反对音乐,毕竟,墨子也知道音乐有教化人心之功。而墨子却非乐,那是因为当时之王公大人因为作乐,每每耗费庞大的人力与物力,而使生产停摆,致使民生凋蔽,实在是劳民取乐,所以墨子才反对作乐。墨子考虑音乐的意义,其目的主要是和人民生计相比,作乐是一种享乐层面,不得不从百姓安居乐业来考虑,来劝说为政者,禁止作乐。墨子认为王公大人作乐,是一种奢侈和浪费。他们要撞巨鐘、弹琴瑟,必将厚敛于民,竭民之财而夺民之利。《非乐上》: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鐘、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从社会多层面考量,墨子反对作乐,因对上不符合圣王的所为,对下不符合平民百姓的利益。想从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两个层面皆面面俱到,依当时民生之困苦,是无法做到的。其实墨子并不反对音乐。但是一想到如将作乐之事与人民之利益相衡量,则作乐所显现之价值,当比不上人民之利益。而且墨子凡事以义考量,当然,会在衡量一切事物,而一切以公利为优先。可以看出,墨子之视野并不狭隘,而是悲天悯人。

综上所述,墨子的思想主张中充满了平民理念,以“追求最大多数人之最大幸福”为出发点,虽然精深广博,但却是针对实际社会的问题,为民请命,提出其观点,是很具有道德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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