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哲学思维正法眼藏

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的哲学见解，否认心外有理。万事万物的理存在于个体心中，心外无理，不能离开内心而求外物的理，以科学的方法去穷研万事万物，只会显得支离破碎，唯有只指本心，简易明道，从心内求理，才能求得本然之良知，才是可行之法。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①。王阳明晚年提出的“致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阳明心学的学术宗旨，阳明自认良知学说出自百死千难，是学问头脑，故而对此极为珍视。阳明先生晚年在起征思田的军事旅程中，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思想时也说道:“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②。此外，阳明先生还在诗中感慨道，“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③。从中可见良知学说在阳明哲学思想的核心地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更是说道:“子王子提出致良知为唯一之头脑，是千古学脉，超凡入圣不二法门”④。

一、致良知本义释要

王阳明是以至、极、尽之义来解释“致”字，也就是说，“致良知”就是扩充推行自己先天禀赋的，发见于日用之中的良知，使良知全体充拓得尽，得以充塞流行，“必致其知如何为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⑥。因此，致良知的基本意义是至极其良知，就是拓展自己的良知，将自己的良知扩充到底，把良知推广到人伦日用生活当中去。这是致良知的至极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性，在《大学》里叫做致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致良知”的至极义就是从良知本体向良知发用的展开。那么“良知”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所谓“良”。朱熹将“良”解释为“本然之善也”⑦，也即是先天本然的东西。所谓“知”。王阳明解释为“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⑧。因此，王阳明“良知”的真正意思也就是1527年他在天泉桥对弟子钱德洪和王汝中所作的开示“知善知恶是良知”⑨。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了良知的基本含义，但是良知与致知有区别吗?在阳明先生看来两者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并且进一步举《大学》中例子来说明，他说:“‘所恶于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⑩。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王阳明教导学生的最简易直接的方法。“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虽千经万典无不吻合，异端曲学一勘尽破矣”瑏瑡。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首先是一个扩充、恢复的过程。良知是不虑不知，不学而能的东西，是每个人都有的。凡人和圣人都一样，都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恻隐之心，但是有了善端，不一定能成为圣人。因为虽然人天生皆有良知，“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瑏瑢。然而对一般人来说，不可能没有私欲迷惑，所以必须用格物致知的功夫，战胜私欲恢复天理。这样，人心的良知就再也无障碍，就能够充分显示，这就是致其知。如果一念发动在好善上，就实实在在去好善;一念发动在憎恶恶上，就实实在在去憎恶恶。如果知道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去做;知道不善，却不依循这个良知不去做，那么，这个良知就是被蒙蔽了，这就不能致知。个体的良知既然不能扩充到底，即使知道好善，也不能切实去喜好，即使知道憎恶恶，也不能切实去憎恶，又怎么能使意诚呢?所以致知是意诚的根本。又据孙应奎记载，阳明先生在谈到《大学》的格物致知时说:“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之，斯实致之矣”瑏瑣。这里可以看到“致良知”之“致”的第一层含义:到良知本身之中去也就是说到事情本身之中去。王阳明本身已将致良知阐释得极为清楚，同时为了避免误解，更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以进一步诠释致良知。这也就是致良知的第二层含义。“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瑏瑤阳明先生并举例加以说明，“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总之，王阳明是要人们时刻省察内心，不仅在行为已经发生时而且要在发生前就做好了内心的清理，将意念和行为都归于天理，使行为朝着合乎伦理道德的方向发展。综上所述，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实际上是一种返求诸己的道德修养论，主张存心养性，追求一种当下自知自觉的良好状态。强调人们每时每刻都要做反省的工夫，惟有如此，才能达到圣人境界。

二、致良知的路径分析

王阳明是个具有理论修养又有教学实践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不把自己限制在仕途之路上，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实践活动。王阳明倡导在实践中，内以完成儒家要求的人格修养，外以建立经世济民的功业。因此，王阳明的学说可以说是实践的良知学。要立志，即要心中常存天理、去人欲。阳明先生说:“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瑏瑦。他说，“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工夫。诸公须要信得及，只是立志”瑏瑧。立志就如同树的种子，只要不助长也不忘记，只管培养下去，自然会日夜滋长，生机日益完备，枝叶日益茂盛。树刚长出来时，就有繁枝，必须剪掉，然后树干才能长大。但是立志贵专一。所谓专一用阳明先生的话说也就是主一，但如何才能主一呢?梁日孚为此专门请教于王阳明。王阳明答道:“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瑏瑨。立志不是空言，而是立心，立心也不是悬空有一个想法，而是着于事务，即心事相合，即心之所之，专注于某一事物而不分心旁骛，儒家之立志当是在事事务务上专注于效仿圣贤，所谓“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瑏瑩。其实也就是要有一个专心向学的心，有这个心立志就是主一，犹疑彷徨，反复不定或若即若离都是不能立志或志之不坚的表现，立志坚定就能一心而入，不再动摇倾斜。在阳明的修养工夫中，立志是他反复申论的第一环节，现在人们熟知他的致良知会通了工夫本体，以及其他的包括坐养等各种功夫，但却对他实际下手处，也就是身心修养首先从何开始言之不多，阳明从早年至晚岁反复教导学者的就是为学必须首先立志，这是为学的前提，因为这涉及到你要学什么的问题，立志又是为学的功夫，立志并守志就是修身之道，因为所谓的志，其中一个意义就是人的灵明觉知，能开发它、持守它当然就是为学了，良知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呈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它就是第一良知。静坐省察。宋明儒者特别重视静坐功夫，静坐也是阳明先生教导学生时的入手处，并且曾作为一项重要修养功夫让其弟子们普遍实践。这至少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初学者在朱子学的影响下，往往外求于物而寻理，常务训诂记诵之学，故通过教其静坐以减少朱子学的负面影响;二是初学者往往拘泥于个人名利得失，不专注于修养心性之学，教之静坐以实现对私欲的超越。在《王阳明全集》中提到“静坐”这二个字大概有三十七处。最早可考的是在正德五年。用静坐这一方法来教人实际上也是和王阳明的早年对佛道深入研究有关。王阳明甚至让学生看佛教和道教典籍，与儒学相互参详。静坐是东方人的一种对宇宙和人生进行体悟所采取的方式，在先秦即有之。如颜回之“坐忘”，道家之“冥冥渺渺”，乃至后来佛教禅定。这种活动实际上是一种深入到人的无意识之中的思维训练，产生一种特殊的与宇宙合一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使人体认自己的内心成为可能，因而有助于人们对于内心深处的体察和对道德的更深的理解。王阳明以静坐为教学方法，是符合其心学路子的。静坐是对治的功夫入手处，“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瑐瑠。但王阳明提倡的静坐并不是一无所知，如佛道两家一心要去掉外面的影响。静坐能收一时之功，如果误而入于枯寂或流入玄妙中者，则不能致良知。刘君亮要在山中静坐，先生曰:“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汝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瑐瑡静坐时必须做省察克治的功夫，省察克治的功夫就没有间断的时刻，如同除盗贼，要有彻底杜绝的决心。“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瑐瑢。省察就是不管有事无事，都要自觉地自我反思、内省。省察的反思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先天道德法则的监督之下，通过道德自律使自己的意志、语言和行为与先天至善的良知始终保持一致。“良知愈思索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随事应去，良知便粗了”瑐瑣。要有明的工夫，即要事上磨练。他认为良知天理如明镜，其本体全体是晶莹透彻的，但由于个体昏迷而没发现，就必须时时勤拂拭。在致知过程中，他强调的是在事上磨练。所谓事上磨练，是指在道德实践中用功，也指在闲暇无事时的内心反思。一方面，他认为道德法则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所指的对象上，先验至善的本心本体才是道德法则的根源和基础。另一方面，王阳明主张打破“心”与“物”的二元对立，强调“事”是“良知”自然发露的场所、载体，是体现其良知功夫用力所在。这里所说的“事”是多层面和随时随地的。除读书、习字外，更重要的是个人日常的行为举止、事亲敬长的洒扫应对、事君教民的政治活动、修身养性的闲适活动、爱怜生物等不同层面，而贯穿其中的是良知发用下的道德实践。“人须在事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便乱，终无长进”瑐瑤。他反对终日只是光说不做，倡导应当在具体的问题上去发现天理。“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瑐瑥。只有在事上磨练，不断克己，才能在任何时候都气定神闲，不乱方寸，稳步前进，方能到达天理。阳明心学是对朱熹哲学思想的反思。这种强调道德实践的一致性的原则，有着丰富的儒学资源，也与西方某些伦理学，比如基督教伦理学和康德规范伦理学有着相通之处。为此，王阳明在回答一长期听其讲学的下属官员说他每天都要处理文件，没有时间做学问时说道:你既然要断案，就从断案的事上学习，如此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处理文件与诉讼，全是切实的学问。如果丢开事物去学，反而是不着边际。良知的实践性取向，为各项活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此也无怪乎讲求内圣功夫的王阳明，在外王层面而如此虔诚地推进，只是建功立业不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成了实现个人德性实践的场域。道德实践的第一性，强化了阳明心学的实践品格。由此可知注重在时时事事上去致良知，也是阳明心学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致良知的当代省思

王阳明致良知思想虽然是唯心主义哲学，但其学说影响深远。正如梁启超所说:“唯物派只能造出学问，唯心派时亦能造出人物，吾国之王学，唯心派也。苟学此而有得者，其人必发强刚毅，而任事必加勇猛。”瑐瑦此外，阳明学说还对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深远影响。1932年5月16日，曾在《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中认为:“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瑐瑧。当今时代遇到了与王阳明所处时代相似的困惑。现时代是一个知识过度膨胀而淹没了价值理性的时代。当代的学术困惑是读书解经与德性实践的本末倒置。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逐渐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但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及植根于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传统，现在仍是支配学术界探索问题解决的主要理念。当前，有关王阳明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很多，但大都存在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没有对古人思想仍具有巨大价值的东西作出新的诠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客观公正地分析和继承传统伦理思想中仍具有现实意义。这就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理性立场来进行研究，不能用现在的所谓阶级立场和唯物唯心来简单地对传统文化来加以评判。要抛弃二十世纪以来形成的反传统的话语体系，要抛弃那种对待传统伦理思想时的野蛮粗暴的心理。在充分自觉和理解下扬弃。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就是王阳明终身痛切批判的虚浮的学风。阳明心学最大的动机就是要纠正这种流于形式而不注重实践的学风。梁启超曾在《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一文中说学生“毕业以后，对于社会上实际情形不知相去几万里!再讲到修养身心磨练，越发是等于零了”。可见，“致良知”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师王阳明先生给我们学术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学术指针。我们基本上可以认定，在纯粹的传统哲学里面，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最高顶峰，王阳明致良知学说的自律精神和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应该以新的面目纳入我们时代的哲学体系。致良知就包括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而这正是致良知学说的精髓话题。总之，致良知学说是一个根本而全面的哲学体系，可以供我们进行理论探讨和借鉴之处是相当多的。应该承认当代人在物质上的富足已经远远超过古人。但在精神上呢?道德境界上呢?答案恐怕不能是肯定的。工业社会人们已经无暇顾及去关注自己内心精神的修养了。道德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了出名不择手段，老人倒路上没有人敢去扶等等怪现象比比皆是。道德规范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有了一定难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对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带来巨大冲击，现在学生进学校学习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考上名牌大学，大学毕业有个好工作，工作后有个好收入，好的收入后有好的生活，好的生活后有好的享受。基本上都上围绕这一目的而进行。学校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基本上也是灌输这思想。至于个人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要为社会作什么贡献?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学生根本不会去想，学校教育的目标和内容也不容许他们去想。良知说是王阳明积极入世的儒者本怀的体现，而这种热心救世的情怀对当今的人们仍有激励作用。今天国家在实施依法治国的同时也提出以德治国，认为二者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这其中就汲取了包括阳明良知说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德治的精神。另外，阳明知行合一所蕴的理论与实践需统一的哲理，对我们今人依然有指导作用。在阳明看来，良知不仅是要当作判断是非善恶的伦理标准，而且还要作为个人行为的准则，实现个体良好生活的行动准则。这里，良知的意义不止于内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情感，而且进一步充当了行为自律的内在约束。于是，内在的德性对于个人来说，便同时具有了外在的意义。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不过都是良知的发用流行，儒家君子之学不过也是良知的推致。君子之学目的是为了保证行为的正当性或者说保证行为的合理与合义，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素位而行，思不出位，动心忍性等等，就是行为正当性的具体体现。基于此，我们应该对以往的伦理思想中某些单调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构建新的，适合时代精神的伦理模式。而阳明学的目的就在于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强调付诸实践的重要性，否则，各种认识即不成为真正的认识。

总之，阳明先生致良知学说作为传统的儒家的思想，虽不具有近代思想的性质，但它强调自尊无畏、笃践力行，倡导有用之学，并且也逻辑地包含了尊重个人、强调个性、不惧外物的思想，很能与现时代相契合。正如井上哲次郎所说:“试考德川时代的儒教史，朱子学派中不无伟人，然固陋迂腐者颇多。反之，阳明学派中人物，则多有建树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几乎没有。可见，阳明学果有陶冶人物之功无疑。”瑐瑨在梁启超看来，王阳明是孔子微言大义的阐发者，他甚至说:“阳明先生之心，犹孔子、释迦、基督之心也，其言犹孔子、释迦、基督之言也”瑐瑩。阳明学说，不仅是独善其身的学说，更是救世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