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力哲学研讨

理解力和执行力是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两大表现，也是社会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方面。从哲学角度来看，理解力就是人在认识活动中使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的能力;执行力就是在实践中自觉地按照正确的思想指导，排除各种困难、顺利推进工作的能力。对理解力和执行力的把握，有赖于对理解和执行以及两者关系的把握。以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指导，对于解释理解与执行及其相互关系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理解，属于人的主观认识活动。在人的心智活动中，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层次，而理性是其中的最高层次。正如康德所指出的:“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始自感官，由此达到知性，并终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们没有更高的东西来加工直观的材料并将其置于思维的至上统一之下了。”［1］(P232)列宁也指出:“当思维从具体的东西上升到抽象的东西时，它不是离开———如果它是正确的(注意)(而康德和所有的哲学家都在谈论正确的思维)———真理，而是接近真理。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2］(P181)理性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就是理解。理解既是人的认识的一个过程，也是人的认识的一种能力。作为人的认识的过程，它有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由浅入深、由一级本质到多级本质的深化过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一个“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2］(P239)。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2］(P208)。这就是说，人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不可能达到绝对的顶点。人的每一阶段的对事物、现象的理解，都处在一个相对的深度和层次上。而作为人的认识的一种能力，理解是理性的“普照之光”，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所特有的一种本质力量的表征。它是主体的思维能力的集中表现，包括了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想象、归纳与演绎、判断与选择等思维方式和方法。理解的对象是什么?作为理解的对象，其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社会管理活动中，它既包括外部客观事物，也包括理论、知识、政策、决策、指示等，而理解所追寻的目标是真理。众所周知，真理是人的主观认识对客体的正确反映。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就是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人对理论、知识、政策、决策、指示的理解则相对复杂，首先要思考的就是这些理论、知识、政策、决策、指示本身的意义，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提出来的;其次要考虑的就是这些理论、知识、政策、决策、指示为什么是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它们符合的程度如何;再次就是要估测按照这些理论、知识、政策、决策、指示实践时会遇到什么问题。总之，理解的本质就是要具体地历史地使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相符合、相统一。思维是理解的重要形式。一般来说，思维分为常识思维、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三个层次。常识思维是每个正常的人都具有的思维形式，是在常识框架中进行的。“常识就是普通、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3］(P58)常识的根本特性是经验性。

“常识来源于经验，常识符合于经验，常识适用于经验。对经验的依附性，是常识的概念框架的实质。因此，在常识概念框架中，概念总是依附于经验表象，并围绕着经验表象旋转。由此而形成的世界图景，就是经验的世界图景。”［3］(P58)常识思维对于世界的把握，还具有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的特点。直观性或给予性体现在，主体由直观经验而形成的世界图景，又直观地给予主体。凝固性或非批判性表现在，由常识概念框架所构成的世界图景，总是不可逃避地依附于经验的共同性，因而无法超越经验而构成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图景。人们共同经验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僵化的、凝固的世界图景，常识思维的凝固性根源于此。常识本身就是非反思的、直观经验的，因而常识思维不可避免地带有非批判性的特点。在常识思维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思维。科学思维的世界图景，不是经验表象所给予的，而是在概念的规定性中形成的。科学思维的世界图景是概念化的、逻辑化的、精确化的和系统化的世界图景，它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性、描述的可证实性和经验的可预见性等特征。哲学思维是不同于科学思维的另外一种理论思维形式。哲学思维是一种超越常识的思维，是一种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而进行的一种思考。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是反思性和批判性。反思性表现在把思维本身作为思维的对象进行思考，从而能够深层次地把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批判性则表现在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知识的质疑、否定，不断地澄清常识，超越已有的概念和知识。在理解过程中，这三种思维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既有常识思维，又有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常识思维固不可少，人们的生活和工作离不开常识思维，但人类社会的进步更需要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尤其是哲学思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理解的最高形式。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

这里所讲的理论思维，既包括科学思维，也包括哲学思维。管理学中有句名言:认真做事只能把事做对，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运用常识思维，认认真真地做事，只能在常识框架内把事情做对，完成工作任务;而运用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充分发挥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性，才能够创造性地完成工作任务，在把事情做对的基础上把事情做好。理解力是主体的一种认识能力。理解力的水平，必然地与主体的知识水平、思想理念、经历经验、价值观念、立场观点、思维模式相联系。提高主体的理解力水平，一是要注意改善已有的认知图式、模式，丰富知识经验，端正立场观点，改进思维方法;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灵活地、创造性地把思想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三是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真理、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二执行，属于人的实践活动。从感觉到理解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而从理解到执行则是人的认识活动的第二次飞跃。执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把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等贯彻落实下去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把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连接起来，它不仅检验着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而且也检验着主体对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的理解。这一过程不仅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也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P57)认识、解释、理解固然重要，而实践、改造、执行更重要。认识活动中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比第一次飞跃更加伟大。执行是要把理解转化为现实，更具有直接现实性，更具有现实意义。执行过程是一个充满着创造性的过程。执行不是盲目地、机械地按照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去行事，而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把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盲目、机械地执行，是一种懒汉主义的作风，其结果往往是使执行流于形式。执行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把主观与客观、理想与实际、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首先，要吃透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每一地区、部门、单位都有自己的具体实际，这是一般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所不能完全涵盖的。只有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才能够有效地执行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其次，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的实质，在理解的基础上执行，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防止生搬硬套和一刀切的做法。再次，就是要在结合上下功夫，要找到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情况的结合点。执行过程是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在执行过程中，只有把一般与个别、普遍和特殊具体地、历史地结合起来，才符合认识的辩证法。列宁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2］(P409)。列宁所阐述的这一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深刻地说明了一般与个别、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道理。这一道理对于理解执行过程中把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具体实际相结合具有很大启示意义。

执行也是一个排除各种困难，排除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顺利推进工作的过程。在执行过程中，各种困难、障碍、干扰都会存在。执行力主体必须坚定不移地认准方向，坚决排除来自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干扰和困难，把工作向前推进，直至完成工作任务。清代郑板桥《竹石》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在诗中所描述的岩竹的品格也正是执行力主体应该具有的意志品格。来自主观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有:理念不清，是非不明，认识不到位，思维不深刻，立场动摇，意志薄弱，为情所惑，利欲熏心，价值颠倒，道德缺失，等等;来自客观方面的困难因素主要有:事物本身错综复杂，发展过程扑朔迷离，不确定因素增加，人为干扰因素太多，博弈格局形势不利，等等。无论面对的是来自主观方面还是客观方面的不利因素，都需要执行力主体立场坚定、目标明确、头脑清醒、意志坚韧、思维清晰、明辨是非、品德高尚、一心为民。执行力是主体在贯彻落实理论、政策、决策、部署、指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提高执行力的水平，就是要在实践中提高主体的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协调能力、操作能力等，提高执行力主体的综合素质。执行力是主体的综合素质的表现。在现实中，执行力之所以有高低之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主体的素质、思维方式、情感意志、价值观念、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存在个体差异。人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人的情感、意志、动机、目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责任意识、大局意识等精神因素都会渗透到执行过程中，会对执行的效果产生影响。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情”、“人伦”的因素十分重视，使中国社会具有“人情社会”、“人伦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制度观念不完善。因此，本来应该依法办事、照章办事的情形，在执行过程中就容易发生偏差，出现“情大于法”、“十个公章不如一个老乡”的现象，甚至出现“该办的不办”、“不该办的乱办”等现象。再比如，主体的责任意识也是决定执行力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责任意识强的人，做事认真仔细、精益求精，因而执行力往往就高;而责任意识差的人，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因而执行力就低。由此可见，主体的综合素质与执行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执行力水平与提高主体的综合素质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执行力的主体，既可能是个体，也可能是团队、团体。如果执行力的主体是一个团队或团体的话，那么这个团队、团体的凝聚力、士气、组织性、协调性、人际关系等，都会对执行力产生影响。比如，一个团队的协调性对执行力影响很大。团队各个方面都协调，在行动方面就会互相配合，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奋进，执行力就高;而团队各个方面不协调，就会互相掣肘、互相扯皮，影响办事的效率，执行力就低。再如，一个团队中如果人员良莠不齐，水平相差较大，就会发生“木桶效应”，“木桶”中的“短板”必定影响团队的整体水平。总之，作为执行力主体的团队、团体要提高执行力水平，除了要提高团队、团体中每一成员的素质之外，还需要加强团队或团体本身的建设，包括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等等，以此来改善团队或团体的功能。

理解与执行的关系大体相当于认识论中的知与行的关系。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对知与行的关系曾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知行统一观，才科学地解释了知与行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我们把握理解与执行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我国北宋时期的程颐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他认为，首先应该把知放在第一位，只要有了知，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他说:“君子之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养，然后力行以求至，所谓自明而诚也。”［6］(P577)他举例说，譬如有人要去京师，必须知道出什么门，否则就去不了。因而他断言:“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7］(P67)。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这种观点，他认为，学问不外乎致知、力行这两件事，两者不可偏废，但要究问知行先后，他则认为，“当以致知为先”［8］(P148)。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主张行先知后的观点。在他看来，人类的进步，始于不知而行，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得到了知，“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9］(P162)。他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9］(P145)。在他看来，人类的知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而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人类经过了漫长的不知而行的蒙昧时期，然后才逐渐进入行而后知和知而后行的文明发展阶段。基于对人类进化史的这一总的描述，他作出了知在先行在后、知是从行中产生的判断。他明确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表明了他的行先知后、由行致知的思想。孙中山不仅阐述了知先行后的观点，而且也论证了知易行难的观点。中国古代早就有知易行难之说。《尚书•说命中》即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命题，因而几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学说颇为盛行。孙中山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深感这种传统说法之弊端，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畏难苟安心理。孙中山认为，这种心理是中国近代积弱衰败、革命事业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夫中国近代之积弱不振、奄奄待毙者，实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一说误之也。此说深中于学者之心理，由学者而传于群众，则以难为易，以易为难，遂使暮气畏难之中国，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由是易者则避而远之，而难者又趋而近之。始则欲求知而后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则惟有望洋兴叹，而放去一切而已。间有不屈不挠之士，费尽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为尤难，则虽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无可为者矣。此中国积弱衰败之原因也。”［9］(P144－145)他提出了与之相反的命题:“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他举出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十事作为论据，说明人们在求得某一种科学知识以前，早就在那里实际地行动了。他还以美国革命和日本维新为例，进一步指出，若果有了“真知”的指导，“则行之决无所难”。

孙中山对于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的论证，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他肯定行先知后，揭示了人类从不知而行、行而后知，获得知识后又用知识来指导行的道理。他还认为，知识之目的是为了行，而且知识可以在行中得到检验。他说:“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10］(P792)他还极其重视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对于行的指导意义，认为“知与不知”乃是革命建设事业成败之关键。他所说的“以行而求知”，“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与知的辩证关系。但是，孙中山的知行理论中也有一些缺陷。他把人类认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这是一种机械的划分，没有科学的依据。知和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人类历史上不可能出现一个只有行没有知的纯粹的不知而行的阶段，也不可能出现一个知不再需要回到行中检验和发展的纯粹知而后行的阶段。对于知和行的关系，孙中山也没有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他具有夸大“知”的作用的倾向。中国古代也有知行合一的观点。明代的哲学家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他认为，行统一于知，知、行都是心所生的，知的时候就是行了。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1］(P9)也就是说，知是决定行的，行是体现知的，行是知的补充。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为标准，知是知“天理”，行是行“天理”。他的“知行合一”虽有合理成分，但他把行统一到知之中，是很大的缺陷。王守仁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11］(P251)他抹杀了知和行在性质上的差别，把意念、动机都说成是行，实质上是用知代替行。因此，王守仁不可能对知和行的关系作出正确的解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知与行的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认为知与行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2］(P296)。实践、行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实践、行，因而任何实践、行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认识、知也是具体的历史的。认识过程具有曲折性和复杂性，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人们对于一个复杂事物的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这是因为人的认识既受到主观条件的限制，又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从主观上讲，人的经验、思维模式、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等都会影响到人的认识，因而主体走弯路、犯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从客观上讲，客观事物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其本质和规律的展现也是逐步的。同时，主体认识客体所使用的工具、方式等也会对认识产生制约。认识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人们的认识经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达到了主观与客观的相符合，这对于某一具体认识过程来说就算完成了，而对于过程的推移来说，则没有完结。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在无限的人类认识过程中实现的。正如《实践论》所指出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理解与执行的统一也是这样。理解与执行不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阶段，二者之间不可能有绝对的界限。现实中，理解与执行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理解中有执行，执行中也有理解。从两者的关系来看，理解的目的就是要执行，而执行不是盲目地执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执行。另一方面，理解与执行是有区别的，不能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理解了并不等于执行了，仅仅停留在理解这个阶段还不行，必须从理解发展到执行，否则，就会只停留在主观认识领域，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影响。现实工作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虽然把事情想得很明白，但就是不去具体做，结果是一事无成。这种倾向危害很大，完全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第一的观点。长期以来，某些人的头脑中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认为“一旦理解了，就可以去执行”。其实，从理解到执行，是人的认识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重大飞跃的意义，找到从理解到执行的桥梁、中介。这就是说，从理解到执行，需要正确的方法、制度、体制、机制等条件。人们在现实中也感觉到，理解固然不易，而落实、执行起来就更难，这恐怕是古训“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合理性之所在了。执行本身是一个过程，在执行中需要不断地反馈，对执行中的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和分析，以推动执行进一步地向前发展。理解与执行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执行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的执行，而在执行中形成的理解也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形成的理解。理解与执行的不断循环，使人的认识不断地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为认识理解与执行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是我们认识理解与执行关系的指南。理解力与执行力的提高也是在理解与执行的往复运动中达到的。理解力和执行力都是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能力，这两种能力在主体的认识和实践中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在理解与执行的矛盾运动中，主体的理解力和执行力不断得到提升，达到一个相对更高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