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基础主义哲学观研讨

怀特、艾耶尔等人都认为20世纪哲学即现代哲学是从攻击、叛离黑格尔开始的。①怀特说道:“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显赫的19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这实际上就是对他加以特别显著的颂扬。”②尽管各派现代西方哲学从不同的方面着手对黑格尔哲学展开攻击或者说反叛，他们对哲学自身都有着新的不同理解，不过他们都明确地反对黑格尔哲学所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柏拉图式的本质主义或者说基础主义。但正如德里达所说，并没有一个不受污染的思想源头，现代西方哲学在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基础主义过程中却不断显露出新的基础。或许通过思考这种新的基础主义“污染”，才能真正理解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的旨趣和目标，也才能在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盛行的今天，自觉地坚守哲学追本溯源的理论性质。

一、现代哲学对基础主义的批判

纵观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哲学家众多，门派林立，哲学文献也浩如烟海。围绕对基础主义的批判我们试作一简约的概括，我们认为主要有来自以下四个维度的批判。其一，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逻辑的批判和科学主义的批判，以维也纳哲学小组最为典型。对于什么是科学，什么是非科学，维也纳小组提出了一个非常规范的判准，即逻辑和经验，因此维也纳小组的哲学也被叫做逻辑经验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人类的知识只有两种，一种是他们所说的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形式知识或者叫形式科学，最为典型的是数学、逻辑学，它不需要经验的证明，仅靠逻辑形式的正确性就能保证这种知识的有效性。第二种就是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这样一些所谓经验科学的知识。这种经验科学的知识按照维也纳小组的看法，最后都必须还原为感觉命题基础上的逻辑构造。那么从逻辑和经验的标准去看哲学，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哲学既不是形式科学，即不是由分析命题所构成的分析的真理，也不是经验科学，即不是由综合命题所构成的可以由经验检验和证明的真理。哲学既不是分析的真理，又不是综合的真理，所以哲学就不是真理，哲学就不是科学。按照赖辛巴哈的看法，哲学是“冒充科学”，哲学更像是“一首蹩脚的诗”。

这种批判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去追溯，最早可以追溯到休谟和康德。休谟当时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在巡行各个图书馆时，将有如何大的破坏呢?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量或数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有关事实与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①而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关于超越知性的界线、理性必然陷入的辩证幻象的分析，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批判的先声，也可以说是维也纳小组的哲学批判最早的哲学史依据。这是对哲学的第一个也可能是最沉重的批判，那就是用科学的标准去看哲学，结论自然就是哲学不是科学。在科学主义至上的现代性语境中，这样的批判对传统哲学来说无疑是致命的。其二，是从语言的维度批判传统哲学，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为什么传统哲学不具有科学的性质而又要冒充科学?从罗素开始，也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是因为哲学混淆了语言的表层语法和深层的逻辑句法，语言使用混乱。也有哲学家从语言的概括性去寻找哲学的根源，比如以科日布斯基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学派。科日布斯基非常清晰地批判传统哲学怎样受语言的诱惑而陷入了过分概括化的陷阱。赖欣巴哈也有相似的表述，他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中明确地说，知识的本质是概括，概括是科学的起源，概括也就是解释的本质。②应该说，赖欣巴哈的这种“概括”是很具说服力的。我们不会反对今天的所有的经验科学知识都是来自于科学概括这样一种“概括”，问题在于，在赖欣巴哈，包括科日布斯基看来，由于科学概括的成功，诱使人们在缺少相应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去作过分的概括。“这样，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哲学就是从这个土地上兴起的。”③如此，因不严密的语言(的使用)而作过分的概括被认作是哲学产生的一个根源。后来又有牛津学派关于语言的陷阱的一些分析，基本上都是从语法语用这样一些角度去分析传统哲学的语言根源。一定意义上，根据语言学的批判，哲学上的基础主义只不过是基于对“过分概括”的诉求而对语言的误用或者滥用，只要理清了语言的语法、语义、语用等规则和界限，哲学即形而上学问题就自然消解了。其三，是从政治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其中一大批法国哲学家如德里达、福柯、利奥塔也包括德勒兹、加塔利等，从另一个维度展开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我们可以简略地把他们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视作一种政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阿多诺，最先提出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法国哲学家利奥塔把这一点说得更为明确，甚至指责同一性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福柯则出色地揭示出无处不在的知识与权力的内在交织而形成的规训系统，他在为德勒兹和加塔利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所作的序中，明确地把该书的主旨归结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对人心中的法西斯主义”。④同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样，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要把群众中的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集体欲望给揭示出来，而在其合著的《千高原》中，提出以“游牧思想”来对抗自柏拉图以来的“城邦思想”。总之，在这些后现代哲学家看来，同一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样的基础主义哲学意味着霸权甚至意味着臭名昭著的法西斯主义。其四，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批判。由于文化批判中总是蕴涵着政治批判的维度，所以上文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从政治角度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也可以视为是从文化角度进行的批判。在后现代哲学家们看来，传统哲学所犯的一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学科帝国主义”。把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作为唯一的、真理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是要把整个世界纳入哲学的同一性逻辑中。针对传统哲学中的这种柏拉图式的、基础主义的、知识女王的霸权式倾向，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

他明确地说:“在这个文化中(指后哲学文化，引者注)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可以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①德勒兹和德里达等哲学家更是明确地强调多样性、生成性的“差异”来对抗传统哲学中同一性的、压制性的“重复”。叛离黑格尔为代表的基础主义哲学可以更早地追溯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这两种被法国哲学家利科尔称为“怀疑主义的解释学”从根本上颠覆了基础主义哲学赖以可能的意识自明性的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潜意识规定自觉意识，这使任何传统哲学作为自觉意识而确立的基础命题和原理失去了基础地位，在深层的怀疑主义的对意识的解释中，哲学的基础塌陷了。上述现代西方哲学对基础主义的多维批判，进一步瓦解了传统哲学的基础，极大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丰富了哲学的知识领域，发展和完善了诸多精巧的哲学方法，形成了多元化的哲学理论形态。但是，各派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展开批判时，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批判对象固有的理论旨趣、思维逻辑乃至思想风格的规定，从而批判就是激活或复活传统哲学的特殊形式，批判基础主义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某种新的基础的寻求;另一方面，在反对基础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专门知识、技术和方法，可能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严谨和精巧，从自我迷恋而致自我丧失，失去了在人类知识和人类文明进步中的意义。

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通过上文对各派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勾勒可以看出，拒斥形而上学、反对基础主义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怀疑主义似乎再一次胜利。好像哲学从此远离了“同一”、基础主义而与多元、相对主义纠缠在了一起。这样看来，怀特把20世纪哲学归结为“分析的时代”似有些太过强调英美分析哲学所取得的成就。问题在于，形而上学真的已然终结，而相对主义真的就是哲学或者“后哲学”的宿命么?哈贝马斯也曾归纳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主题:“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②但他同时认为，20世纪哲学研究的这四种最重要的原动力，不仅带来了新的认识，同样也有新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哈贝马斯所说的“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的“基础主义”:科学的方法论使科学主义成为新的神话，语言学转向形成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式的语言观，理性的重新定位使哲学重新成为理性的保护神，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促生了各种新的还原论。③我们同意上述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西方哲学反对传统西方哲学的那种追本溯源式的基础主义，但是在他们批判旧哲学的基础主义的过程中却又显露出新的基础。这暗合马克思所说的“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即现代西方哲学各派在批判旧哲学中发现了新的哲学基础或方向。哈贝马斯自身就是如此，他不赞成阿多诺等人对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传统的彻底颠覆，而是认为批判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传统使之适应现实的变化，从而获得新的活力。因此他自觉地捍卫启蒙运动中的普遍主义或者理性主义传统，试图用新的“实践理性”来为传统的理性主义奠定新的基础。

为此，他诉诸康德来论证交往规则的普遍有效性，从而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交往理论”，用“交往理性”即“交互主体性”代替传统的“主体中心的理性”。罗蒂的思路大致类似于哈贝马斯，只是罗蒂视自己为最彻底的反普遍主义者，从而“不想为普遍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淘旧换新，反之，他想瓦解两者，并以别的东西来取代”①。为了实现他所谓的“人类团结”的乌托邦，他诉诸“同情心”来代替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罗蒂所理解的“人类团结”是指“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具备某种东西———我们的基本人性，而这东西呼应着其他人所具有的同样的东西”②，这“同样的东西”就是他的“同情心”，罗蒂试图借着更加敏锐、通达的“同情心”来增加“我们”的“我们感”，从而使“人类团结”成为可能。英国女哲学家罗尔斯的学生奥尼尔则明确地把康德主义的建构主义的预设重新定位为“可理解性”。奥尼尔在回答提问时说:“我认为，在今天，我们有理由追求一种能够跨越边界的证成。这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其他人可以接受的证成。‘意见一致’要求太多，势必很难达到。但是我们可以将‘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作为起点，没有‘可理解性’我们也不会达到意见一致。而当今世界的边界更易于穿透(porous)，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将公民同胞间的意见一致作为政治哲学的起点。”③应该说奥尼尔的“可理解性”较之罗尔斯的融贯论以及罗蒂的“同情心”更为基础，也更具直接的“我们感”。与以上这些哲学家不同，海德格尔的表述或许更为晦涩一些。他在晚年的讨论班中明确了自己全新哲学的目标和使命，即“思想的移居”④。思想的移居是从柏拉图主义用思想规定存在进而控制、宰制存在的居所，转移到让思想倾听存在、回应存在的召唤进而归属存在的居所，亦即从主体形而上学的人的平面转到思之澄明的存在的平面。海德格尔认为，希腊哲学开启的视域已经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存在者的领域已被分割、规划和控制在技术座架中。而这同时，存在的意义被遗忘，人被连根拔起，世界进入午夜。所以，思想的移居是哲学终结之后最根本的思的任务。海德格尔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或许更为彻底。按照他的解释，逻各斯不是逻辑规定，而是“采集”;理论不是行动的规划而是凝视和盘桓;思想不是寻找本原和概念，而是询问地接纳。原始的诗的命名即是存在的绽放着的持存。所以这个在存在平面上的思想比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更实在、充盈、生动，因为“意识植根于此在之中”。⑤而以存在之思在世的此在是领会了存在意义的在者，他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统观以上几位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罗蒂的“同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奥尼尔的“可理解性”还是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移居”，不管他们如何表述，我们都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仍然在批判旧哲学的过程中为哲学寻求着新的基础。不仅如此，在最激烈地拒斥和批判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中，我们甚至看到向黑格尔回归的思想趋向。这一方面是因为黑格尔哲学自身所达到的思辨高度难以超越，比如，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已开始了对实体本体论的拆解，我们也可以说康德、黑格尔已明确批判了“知性形而上学”，否定了知性的僵死的作为共同点的抽象“同一性”，黑格尔辩证法是具体同一性、具体普遍性的辩证法，它力求获得包容全部差异性、多样性乃至历史性的具体真理，所以指责它是压制非同一性的死亡哲学就难以成立。再如，黑格尔哲学比以往任何哲学都更自觉地追求思存统一的真理，思想的客观性是真理性的前提。以至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竟大胆地说“事物是概念”、“事物是判断”、“事物是推理”，把思想的形式看做事物的本性固然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但这又是最彻底的客观主义。因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思想内容的逻辑，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内涵逻辑的辩证法，思想内容即是对人显现的客观事物，思想内容的逻辑运动即是事物自身规定的逻辑展开。所以，另一方面，随着分析哲学对内容逻辑、实质推理、日常语言内含的基本概念方式等的关注，回归黑格尔就是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向

综上所述，尽管各派现代西方哲学家都在力图反对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但是他们在批判基础主义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新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哲学的多元基础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里最根本的挑战在于，若以既往的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主义的思维模式切入世界这个混沌，我们容易限于同一性的死亡哲学;而取消同一性的基础主义的哲学观听任多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实际上又容易使世界陷入混沌而使人无所适从。如何面对这种多元基础的事实，如何重新选择一种平面切入现实的混沌?我们在此以一种多元基础主义的哲学观，即“文化的相对—哲学的绝对”的哲学观，尝试作一回应。近百年来的西方哲学史似乎表明怀疑主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相对主义是必然的。但是，在我看来这里包含着对哲学理论性质和哲学功能的混淆，相对主义可能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智慧和文化观点，但却不是一种好的哲学，因为从根本上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绝对的真理与方法。①按照康德的看法，形而上学是人的一种本性。这意味着关于绝对的思考、关于绝对真理的追寻将会伴随人类文明始终。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把辩证法，把整个哲学看做是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这意味着哲学所指向的目标和对象，是形而上学的绝对，而每一个哲学家关于这个绝对所获得的理论认识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是相对的。每个哲学家关于这个绝对的认识，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认识，从而只是一种相对的认识。哲学的内在诉求指向一个绝对的目标，但是任何哲学理论自身都是相对的真理。哲学所追求的绝对，是说它从理论性质上是区别于经验科学的绝对真理，是非对象性的真理。一定意义上，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都是思想的创造，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把哲学看做对于绝对、对于使人类文明、使思想得以可能的那个绝对基础的探寻。进一步说，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哲学形态，总是和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个民族的当下的现实生活，或者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又是一种文化形式。那么，表达一种生活理想的哲学必定具有民族的形态，当然有着它的文化特征、文化传统，所以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哲学，它必然是多元的。但是，不同文化形式的哲学作为追根究底的思考的共同本性，又使不同文化形式的哲学、不同民族的哲学同样作为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具有了可交流性、可对话性。在多元基础主义即“文化的相对———哲学的绝对”的哲学观这样一个前提下，当代的辩证法才真正开始进入了一种对话辩证法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来说，它是中国人自觉的理论选择和思想创造，是当代世界哲学中多元形态哲学的一元，也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相对真理;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特别是信奉者来说，它就是哲学的绝对真理，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绝对的理解，否则就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按照通常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使“独立的哲学”消失了，这种哲学已不再是哲学，而只是新世界观，只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内在的一个理论环节。这种理解有马克思文本的根据，也十分明确地标示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但按照我们对现代西方哲学批判基础主义的分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同样受到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这个批判对象的理论空间的限制和规定，反对黑格尔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历史解释，①即需要一种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改变世界和历史的基础主义学说，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基本理论预设，亦即马克思的理论形态的哲学。

对应于黑格尔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方法上的批判的实证主义。马克思虽然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所具有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但是他批评“黑格尔唯一知道并且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②所以对于黑格尔来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暮色降临的时候才悄然起飞”，他的理论仍然只是在“反思”和“静观”的意义上关照现实，仍然是“躺在睡帽中的哲学”。而对于马克思来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马克思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在这里矛头直指黑格尔。马克思是典型的革命家而非经院哲学家，因此，马克思是唱响黎明的高卢雄鸡，他终生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一种实质伦理学，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诉求就已经内在地包含着罗蒂意义的同情心、奥尼尔意义的可理解性等这样一些现代哲学的基础寻求。“同情心”、“可理解性”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他用实践代替了经院哲学家需要论证的环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最终要达到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是可想见的最高理想。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如何把握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进而引导社会实践的发展，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共同关切。以马克思所示范的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去触摸社会生活中那些本质性的实体性的存在，我们既要像黑格尔那样，洞察到在巨大的丰富的物质财富的对象性存在中有哪些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确证人的自由本质的肯定性的东西，并以哲学范畴的形式把它写入中国文明的史册;更要像马克思那样，以批判的否定的精神洞察到社会生活中背离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目标、异化人的劳动和否定性的存在，并以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实际地改变世界。而要真正做到以上两点，我们就必须以开放的心态、从容超越的理论态度吸取中外哲学的有益成果，而不能过于急切和浮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们关于绝对的相对真理，需要持久地保持哲学的绝对维度，保持基础主义的形上真理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