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意涵与时代意蕴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那么，如何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首先必须回到文化本身，从哲学角度对文化加以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文化何以自觉、何以自信，以及如何推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问题。

一、文化与人的生活不可分割

毫无疑问，文化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并且是专属于人的存在方式。动物不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只能以本能的方式存在。那么，人为什么能以文化的方式存在呢?究其根源，必须回溯到人这一存在物本身的特性。人当然首先跟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鸟鱼虫兽等一样，是自然存在物，但是他又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在自然界中有其特殊地位的自然存在物，马克思称其为“人的自然存在物”［1］(P326);他也不是一般的“在者”，而是能“生存”(existence)的在者，海德格尔称其为“此在”(Dasein)。在高清海那里，则被称为“超生命的生命”:“生命在进化和发展中生长出了人的生命，人利用自己的生命活动创造了‘超生命的生命’，这就意味着生命突破了生命自身的封闭循环，通过‘类生命’而把生命引向于更广大的无生命世界。类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借助在它指导下的种种生命活动能够沟通生命界与无生命界，使无生命界潜在的能量得以活化，从而发挥出它们自身难以实现的价值性。这就是人的类生命肩负的天职、‘超生命的生命’具有的巨大意义。按照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说人的‘类生命’也就是人格化的‘宇宙生命’化身。”［2］(P37)每一种生物都在其活动环境中，以某种特定的、固有的生命形式生活着，延续着古老的繁衍和竞争法则。但就在生命的这种生活中，悄悄地渗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即有着人的本质力量投射的、对象化的、实践性的生活方式———文化的生活方式。“惟有人才能创造文化并拥有文化，因为只有人才是自生存之始就有完善自身要求的存在。”“文化概念与‘人的有目的的活动’概念在本质上具有相通的内涵。”［3］(P77)从原始人类制造的第一个石斧、敲打出的第一颗火星开始，这种文化的生活方式就伴随着人类的生存进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蓬蓬勃勃地甚至是略带神秘色彩地展开了。著名哲学人类学家蓝德曼指出:“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为止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正如我们历史地所探究的，没有自然的人，甚至最早的人也是生存于文化之中。”［4］(P260)同样是生命，但是只有人的生命可以普遍地发现和利用其他的生命形态和非生命物质;同样是生活，但是只有人的生活才能被称作文化的生活，才能引向最为广阔的存在之域。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与文化同时出现并且共生，它们相互为用，互为本质规定和发展根据。人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文化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人有非文化的生活形态)，文化的生活必定是也只能是人的生活(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文化的生活出现在非人的生活中)。文化的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根本方式和本质特征，只有人能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也只有能以文化方式生活的才能被称之为人。

二、人的文化的生活的发生方式

具体说来，人的文化的生活以如下的方式发生:在自然的、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过程中，某种新的因素闯了进来，这种新的因素可能来自个体脑中的灵光一闪，也可能来自他人的某种启发，本来是连绵不断进行的生活之链的某个链环出现了停顿，“思想的闪电”(马克思语)闪入了这个链环，该链环受到了关注，成为能被加以注视和改造的对象(人总是能潜在地看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人的任何审视和行动都已经带有超越现状的创新的性质)，于是，该链环就成为了带有文化因素的链环，即文化的链环。黑格尔一语中的:“文化的开端，即当人们刚开始争取摆脱实质生活的直接性的时候。”［5］(P3)必须提请注意的是，任何文化都不是凭空地发生的，任何人的生命都已经首先置于自然的生命运动之中了，任何文化的链环都只能出现在自然的链环之上。这种自然的链环具有“应手之物”(海德格尔语)的性质，即是说，它们并不外在于人的生活，而一开始就是人的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我们对它们再熟悉不过。对我们来说，它们首先不是作为外在的对象，而是作为可用之物而存在。“木是木材之林，山是采石之场，河是水力，风是扬帆之风。”但是，经过人和文化因素的闪入，跟各种生命形式都具有“上下其手”关系的自然的链环被打断了，出现了从“应手之物”(ready－to－hand)到“现成在手之物”(present－at－hand)的转变，某些链环成为可在手加以审视和改造的对象，成为文化的对象。海德格尔曾形象地举例说明了这一情形:一个人的屋子漏雨，他使用锤子修屋顶，此时的锤子是他的修理活动的一部分，是与他的生存环境不可分的“应手之物”，此时他所关注的是修理屋子，而不是锤子。但如果他突然发觉锤子不好用了，比如说，觉得“锤子太重了”，他就会把锤子当作手边的一个对象加以注视和研究，找出改进或取代它的办法。此时的锤子便成为“现成在手之物”，“锤子太重了”的感觉也随之成为“锤子是重的”这样一个判断，这就是理性认识和文化活动的开始。柏格森则从动物和人的对比的角度说明了人独具的这一能力:“虽然动物并不能从永恒生命形式的角度来思索自身，但它们自恃自信，只管眼前而无视将来，就把思索变成了感觉。但在人类，人类有深思熟虑，从而有进行观察但不考虑直接用处的能力，有对暂时相互无关的事物进行比较的能力，简言之，有推理、概括和总结的能力。”

三、人的文化的生活的三种样态

无论是自己的灵光一闪，还是他人的某种启发，或是马克思所说的“思想的闪电”，都意味着人作为文化的存在，内在地有着一股文化的力量，即对自己生活的各个环节和各种要素加以对象化审视和实践性改造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人的本质力量”［1］(P304)。正是由于有这种力量，所以人类才能在其生活的各个领域(更为准确地说，是在任何一个领域)展开反思、批判、实践，展开历史性的生存，形成无比丰富的生活形态。大致说来，这些生活形态可划分为如下三种样态:第一，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文化生活样态。跟其他任何生命一样，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跟外部世界的物质能量交换问题，即对于高等动物来说的温饱问题，但由于文化因素的介入，在人这里出现了生产，人通过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来解决自己的吃饭、穿衣等问题。正是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人类逐步了解到各种自然物质的物理化学特性，各类动植物的生活习性，发明了各种巧妙的器械工具，创造出各种养殖种植方式，从而积累起越来越丰富的经验性的科学和技术知识;这些经验性的科学和技术知识经过“人的本质力量”的再次观照、提炼和整合，又逐步形成了各种层次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工程技术体系，直至当今最前沿的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理论生物学和最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生物工程体系。第二，社会交往与政治道德的文化生活样态。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7］(P2)个体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生存，才能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个体既是“个人的存在”，“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1］(P297)正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获得人类业已积累起来的文化生活形态，从而被社会化，成为社会的人，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正是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建基于物质生活样态的社会生活样态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出现的)，不同的人开始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社会被区分为不同的阶层和阶级，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各种道德理论和道德理想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都预示着“人的本质力量”必须也应该在社会交往领域发挥作用，重新认识并规整社会的政治和道德秩序，为建立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而努力。“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显现。在流俗的看法中，它们往往被看作是抽象的理想，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抽象，它们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新的文化生活形态，是人类的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第三，思想意识与精神情感的文化生活样态。人不但能将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射到物质生活领域形成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投射到社会生活领域形成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还能投射到精神生活领域形成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人可以拥有极为丰富多彩的内心生活。各种地域文化生活(包括各个地方的民族风情)、各种精神文化产品(包括神话、宗教、哲学等)、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直至当今网络时代最新奇的话语和事物，都是这种内心生活的现实展示。尽管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往往历史性地受到第一种、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的现实制约，但就其本性而言，它依然是灵动的、自由的，它可以自己“解放思想”。正如黑格尔所说:“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

虽说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P4)，但还可以补充一句，正因为人生而自由，所以他也有能力打破枷锁，不让自己再进入枷锁之中。以上三种文化生活样态并存于人类生存进程之中(当然，第一种样态是首要的、基础性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共同构成蔚为大观的人类文化和人类发展史。对于这些历史性地形成的文化生活样态，柏格森有个很好的描述:“无论原始人和文明人有何根本性的差别，这差别也几乎全是因为儿童在其意识最初觉醒后所积累的东西;人类在数千年的文明中所获得的一切都在这里，都在人的手边，存储在被赋予他的知识之中，在传统、制度、习俗中，在他学会运用的语言的句法和词汇中，甚至在他周围的人们的姿态表情中。”

三种文化生活样态之所以能够并存，是因为它们都来自于人的本质力量，而本质力量的投射是没有限制的(除了它自己给自己的限制)，就其本性而言，它可以在自然之链的任意一处打开缺口，通过自觉到自然的规律而突破自然的限制，通过发现到命运的安排而打破“命运的束缚”(卢克莱修语)，通过意识到必然王国而跃入自由王国。也正因为三种文化生活样态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所以它们才能够相互关联并相互作用，形成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文化生活体系。这是从大的文化生活样态说，从具体的文化生活形态说，还可以补充两点。一是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部分，只要还没有受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就会维持自然状态，而一旦受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这个部分就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就被“文化”了，就成为人类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通过这个组成部分持续、连贯地影响到其他的组成部分。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可以连续不断地进行，即在任何一个已经经过投射而形成相应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的地方，人的本质力量还可以进行再投射，从而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形成更新更高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比如系统的集成、知识的进步、技术的改良、法制的健全、思想的革新等)。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更新更高的文化事物和文化生活反映着人类更深层次的本质力量。

四、人的文化的生活的时代意蕴

生活得更好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根据以上阐述，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文化的生活，所以，“生活得更好”本质上也就意味着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创造出更新更高的文化生活形态。事实上，这种创造一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只不过囿于自然之链的本然束缚和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关注重点和实践方向不一样，各个方面的进度快慢不一样而已(有的时候，某些方面甚至会走向停滞)。但从整个历史长河，从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说，人类是在不断挣脱各个领域的自然限制和命运束缚，从而不断地为自己争取到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的。只要人的本质力量发现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只要人类社会还未能达到其可能达到的最好的生活状态，这一过程就不会终止。从人作为文化存在、内怀文化力量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以让自己“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10］(P926－927)生活。就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而言也是如此，只不过“生活得更好”这一目标显得更具体、更现实化、更具可操作性。确切地说，生活在每一个地域的人们都会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体系，这些沿着某一路径独自发展着的文化体系按照文化的内在逻辑最终又必然会相遇，而这种相遇所带来的要么是相互冲撞、斗争，要么是相互借鉴、参照，无论哪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流布和文化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大大小小的漩涡，出现极其微妙复杂的局面。其实完全不用多费口舌，在当今世界，这种局面作为事实已经出现了。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必须承认和面对这一事实。当然，这里面可以而且必须区分出各种不同的情况。从本质上讲，每种文化体系都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都意味着人类在挣脱自然束缚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性的价值。哪怕是现在看起来最野蛮、最不人道的奴隶制度，在当时都有进步的意义。然而，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各种文化体系必然会产生外在的冲突，而这又源自于文化体系本身的内在冲突。如前所述，人的本质力量的投射是可以而且一定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这便使得旧的文化生活会被淘汰，而新的文化生活会被产生，而一般来说，凡是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是有一定惯性的，它一般不会愿意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样新旧文化生活之间便产生了矛盾，从而引起文化体系内部及各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从哲学视野看，各地域性的文化体系可以看作全球性文化体系的内在部分，跟每一文化体系的内在部分具有同一表征)。冲突或平缓或剧烈，过程或漫长或短暂，道路或曲折或直接，但从最终走向上看，新的取代旧的都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再深入到文化的样态，还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对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科技含量更高的新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思维方式一定会取代旧的、过时的、落后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和日益广泛、频繁的国际交流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要打开国门，放眼去看，我们总能学到一些新的先进的东西，从而加速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就某一基层单位的发展而言也是如此。譬如说某一小乡村，也许祖祖辈辈都在用同一种方式耕种同样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派人去其他地方考察一下，或者他们通过电视或网络了解到还有另外一些耕种方式，或者农科所的专家过来为他们的农业生产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讲解，一句话，借助于文化的力量，当地的人们也许会突然发现，原来地还可以种这些，还可以这么种，原来他们还有这么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创收能力，原来他们还可以过上比现在更丰富殷实得多的生活，原来……经过这些“原来”，对于这个小乡村来说，也许一个新的时代就开始了。邓小平曾经说:“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

对于任何一种生产活动(农业、工业、商业等)来说，新的科技投射都能给它带来改变，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改变。对于第二种和与之相伴随的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情况更加复杂一些，理解起来也远不如第一种那样明显，变革起来也更不容易，但结论是一样的，即更高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及与之相伴随的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必定会取代旧的、过时的、陈腐的。之所以情况更加复杂，理解起来不那么明显，变革起来更不容易，是因为它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既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虽说都是人内心文化力量的显现，但毕竟是从外物转向了人，转向了人的内心。特别是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理解和变革起来更为困难，我们甚至看不见它。正如韩非子所说:“智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故知之难，不在见人，在自见。”(《韩非子•喻老》)从历史事实上看，第二、三种文化生活样态的变化和更新速度一般地也要晚于和慢于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换句话说，改变外物是相对容易的，改变社会和人心相对来说就困难得多了。跟第一种文化生活样态一样，第二、三种文化生活样态除了可以从自己本身内部产生外，同样可以通过打开视野，向外学习得到。拿第二种文化生活样态来说，马克思主义这种从德国人那里产生的理论化的文化生活形态经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列宁为代表)的学习和传播，转化为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直接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一实践性的文化生活形态的诞生;同样，我国近现代以来(直至今日)所发生的一系列天翻地覆乃至梦幻般的变化，也与先进的中国人苦苦求索，终于以俄为师，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当然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好比战略对于战争的意义，蓝图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一样，直接展现出一种新的生活图景，并为这种新的生活图景提供实践路径。作为人类历史上产生出的新的文化生活形态，马克思主义也无非是一种新的考察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通过新的实践路径来解决这些问题。也正因为有了新的眼光，所以一切都焕然一新了。

五、为整个社会创造更新的文化生活形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所谓的“更好的生活”总是具体的，层次很丰富的，形态表现多样的。不能笼统地说物质生活充裕就是更好的生活，也不能笼统地说社会生活满意就是更好的生活，而只能说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各方面都取得更新的文化生活形态，达到更高的文化生活水平，真正体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人的本质力量，从而把整个人类的生活都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上运行，那才真正算是过上了不一般的生活。当然，这是就总的情况或理想情形而言，就具体情况和现实情形而言，只要在进步，在发展，不管这种进步和发展体现在哪一领域(它必然会波及到相关领域)，都称得上是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比如，我们对资本主义文明所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的学习，就主要是在物质生活领域为我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形态;而尼泊尔共产党人以思想为指导而形成的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就主要是在社会生活领域为尼泊尔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形态，如此等等。只要是先进的文化生活形态，不管它是哪方面的，都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新鲜的、积极的、富有成效的变化，都能使我们从惯常的视角、生活和思维上移开，看到新的方式和可能性。

基于对文化的哲学思考，回到文章的开头部分，概略谈谈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对于文化自觉来说，从根本上讲，文化与文化自觉其实是一回事，有自觉的地方才有文化，才是文化的链环，没有自觉的地方就没有文化，依然处在自然之链的强大束缚之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文化的层次性上讲，文化自觉更凸显出文化自身的能动性与主动性，更凸显出第三种文化生活样态对于第一、二种文化生活样态强大的反作用，它可以引领人们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去进行精准的文化实践，去创造出更新更高的文化生活形态。对于文化自信而言，经过近代的文化启蒙，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得古老的中华大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可以说，当代中国具有稳固的文化根基，具有强大的文化自信，并且这种根基具有自我加固的能力，这种自信具有自我增强的能力，它们必将在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交流中变得更加稳固，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