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论观与成吉思汗哲学思想

成吉思汗是蒙古民族的圣主,也是举世闻名的历史人物。12世纪末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进行了震撼世界的征战,创建四大汗国,征服了所属范围内的诸民族,开创了新的世界格局,成为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是英明的可汗,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在艰难环境中,统一蒙古部族,在亚欧文明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草原上兴起的世界性汗国,开启东西方交通,以世界统治者的名誉载入史册。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这是时代的产物,是蒙古人共同奋斗的结果。当时蒙古人不仅有了自己独特的生存、生活方式,能够基本上满足生活需要,而且财产占用方面,处在较为主动地位,不只是满足自己的吃住,而且是为开展更广泛的社会活动打下物质基础。在这样坚实的经济基础上,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主人翁作用和历史首创精神。历史是无情的,斗争的结局是客观的,都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发展在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可是,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开发智力,提高人的智能。恩格斯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1〕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智慧、能力也与其所从事的生产方式和改造的自然界直接有关。蒙古人的哲学思想,甚至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根源在于其从事的游牧经济和社会政治实践活动。一般来讲,思想根植于当时的时代,但成吉思汗却吸收了他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最高层次的其他民族的思想观念,使他的思想既适应于他本民族群众的一般愿望、习惯和要求,而又超越了他周围本族民众的思想观念,从而使他的思想成为能够动员民众、驾驭民众、引导民众不断前进,以实现其宏伟目标的巨大物质力量。所以,成吉思汗本人也就被列为我国古代二百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一,而不是什么“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武夫。

一、成吉思汗独具特色的天论观思想

(一)天劝论

有关天的认识是与人发生关系时才形成的。总体上看有三种关系:一是自然界和人的关系;二是神(萨满)和人的关系;三是理性认识和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随着蒙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思维方式的变化,逐渐发展提高。这样天的概念则成为内容丰富、社会作用众多的文化和哲学观念。在当时,神和人的关系起着主导地位的作用,这一变化发展就是自然界的天的概念向宗教概念转化,又从宗教概念向哲学概念转化的逐步发展过程。蒙古族是敬天的民族,蒙古人从祖先起是崇拜天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天是蒙古人的重要信仰对象,是萨满教的主要内容,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意识。蒙古人对天的认识,一方面把天看作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日月星辰及万物同等看待;另一方面认为天是统治万物的神。在社会具体环境和实践过程中给天增添了宗教和伦理的色彩,要求至诚至真,尽力用天意行礼。如此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哲学史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正反两个倾向和两条认识路线。天命论是当时社会普遍流传的大众化的意识形态,是人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维的基本模式。因此,成吉思汗本人生长在宗教唯心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又处在极度孤苦困迫的逆境中,况且少年坎坷沧桑,多次化险为夷,因此受天命论的影响是必然的。可是,铁木真并没有听从命运的安排,而是依靠自己的坚强意志,顽强地站立在重重的困境中,机敏慎重地面对现实,想方设法解决实际问题,并为达到目的而百折不扰地奋斗,表现出不怕困难,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他的鲜明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所在。所以,成吉思汗后来并没有继续接受过去的天命论,也不拘泥于以往天明的说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生活实践经验,合理地解释了天劝论。这是由成吉思汗所处的生活环境和创业的具体过程所决定的。铁木真提出了“天劝论”的观点。在铁木真看来,天不但预见吉祥和恶兆,而且通过各种信号暗示给人们。因此,根据天的预见意思来调整人的行动的过程和结果,避免产生恶兆后果,而努力去做产生吉祥的过程和结果。铁木真正因为有如此信仰天,对天产生难于抑制的恐惧,说明他相信天命,信仰萨满教。但是,铁木真不是盲目地听从天的劝告,不是无原则的信仰天,而是具体分析,依据最终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迷信天,不顾后果的全部依靠天安排的“天命观”。也就是摆脱了宿命论,在天的面前体现了人的价值。当天的劝告和政治抱负之间发生矛盾时,铁木具选择了有利于实现政治抱负的道路,违背了天的劝告,自主自立,追求有价值地活着,有名声地死去的人生观。这反映了铁木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责任,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一个人,都有对社会和他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义务。“特定的人,对于具体现实的人来说,你是否认识到无关紧要,必有规定的历史使命和事业”。〔2〕所有的人肯定有这样的责任和事业,问题在于是否有意识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去完成,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铁木真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事业,并为完成这些,他不想、也不愿意无声无息、毫无价值地死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最积极最生动地体现,具有巨大感染力,也是作为杰出历史人物的必备特征。尊重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能动地发挥了人的创造能力,并且作为体现人的价值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把人从天的支配和控制下解放出来,不靠天地,不靠别人,自已决定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解决问题。这不仅是蒙古族思想史上观点的一个飞跃,而且使蒙古人的思想境界上升到新的高度,为以后实践中解决天人关系提供了基本原则,也成为蒙古人走向越界,成为英雄民族的精神动力。成吉思汗善于并能够改变事物,喜欢变革中的生活。在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崇拜天,盲目地信从天的意志,一切听从天的安排。天意、天命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神。因而思想保守,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成吉思汗恰恰用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一旧风俗,违背天的意志和劝告而出山。这是一种变革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解放也就没有生活的出路,也没有创造新事业的可能性和条件。因此,成吉思汗的这一思想和行为,对蒙古社会和蒙古人具有很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

(二)天力论

铁木真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并承认力量的重要性,主张把天地之力与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因此,他提出蒙语“古出”一词,意为“力”“气力”“赞力”“力量”。这不是偶然的事,这是标志着铁木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反映了对力量的认识的思想大有提高,表明着天论观的理论化趋向。“力”是指“一切做工的人的力”〔3〕,是关于人或事物自然具有的作用、功能、能力、才干等的综合概念。“力量”是做事创业的基本条件,其中有天地的自然力势力,人的体力、智力、气力、精力、能力等多种。在当时谁有力量谁就能完成历史任务,统一天下,才能当上可汗。铁木真受别人的欺压迫害,就在于没有“力量”,后来能够消灭篾儿乞惕人的原因也就在于有了力量。铁木真回顾过去和现在的形势,总结失败和胜利的经验,进行认真的比较思考更加深入地认识到力量的重要性。从而正式提出了“力量”观。重视人的力量,并把它放在天地气力之上。这是铁木真关于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和思想观念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人虽有力量,但必须相互“那阔扯克”,这样才能真正成为赞力。蒙语“那阔扯克”就是依靠、协助、赞助、做伴、结交等。具体地说,如果没有王罕、札木合的做伴,就不可能形成彻底打败蔑儿乞惕人的实力。在此做伴的条件是很重要的。铁木真向王罕和札木合求助,相互协调帮助是有条件的,所以才有这种可能性,才能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达到预期的目的。结交安答,相互帮助,统一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当时的一种风尚或习惯。过去铁木真只承认天的劝告作用,而未提大地的作用。铁木真论述天地的理由,在于表达力量是双方结合的结果。对立的双方相互斗争的同时,又要相互统一,才能形成力量。这是辩证的基本内容。铁木真认为,天和地各自都有力,不过只有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增加”力量。合者成,离者损。据《蒙古秘史》记载,铁木真与札木合之间,离间图谋,结果安答分开,各走各的路。当时铁木真虽然离开札木合,但他的所作所为很得人心,因而势力有所增加,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共戴铁木真为可汗。他成为全蒙古可汗不是按照上天的旨意,天地赞助,而是增添力量的结果,是历史的客观的要求,人心所向,民众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天力论”和“天佑论”是成吉思汗关于天的一个重要观点,“天力论”“天命论”相对来说,前进了一步。因为,在蒙古古代社会里怎样看待人与天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天命论是把天放在第一位,把人放在第二位,天支配人的一要,决定人的一切。“老天不帮忙,努力成泡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必要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没有必要去做任何事,只有等待老天的恩赐和帮忙便了事,这是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天人统一”观,是典型的宿命论观点。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吉思汗打破了天命论的“天人统一”观点,调换了人与天的位置,把人放在第一位,而把天放在第二位。这是蒙古哲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转变。也就是说,从“天人统一观”中,把天与人分天,突出人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从天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给人以自由、自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这是很宝贵的深刻思想。(三)长生天气力论我们可以把“长生天”的内涵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从蒙古人的信仰角度分析。“长生天”是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的天,对此额尔登泰、阿尔达扎布解释道:“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对天信仰的是‘长生天’,对地信仰的是‘火’。”〔3〕道润梯步解释道:“蒙夏天是个敬天的民族。而天是个永恒的存在,故曰长生天”〔4〕。总而言之,‘长生’一词始发于萨满教,来源于对天的信仰,表达了部落起源永恒,火盘永存之意,祝愿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其次,从理论角度分析。“长生”一词表明着天的属性。蒙古人经常把天当作创造一切,支配一切的万能的神来崇拜,所以,把天的属性和作用采用不同的修辞来描述。如在《蒙夏天秘史》里把天说成“上天”“皇天”“天神”等等,表达了各自的含义,这些都表达着专门的意思,指着具体的事。而成吉思汗概括的“长生”,这一概念,则形象地表述了天的绝对性和无条件的属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成为理性化的哲学范畴,达到了最高境界。最后,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当时把成吉思汗的祖先都说成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的,而天是永恒存在的。这了隐喻着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永世长存,他所创建的事业和这帝国长盛不衰的含义。这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形成和自己实力的逐渐壮大有着直接的关系。成吉思汗把自己标榜为得到“长生天”的佑护和恩赐,造福黄金家族,布施全蒙古范围的人,力图从政治思想上维护所得的胜利果实,并在实践中加以巩固和发展。要得到巨大的增添的长生天的气力,必须遵循成吉思汗制定的法规,永不变心,忠诚服务。用成吉思汗的话说:“您离开我们,到大江的那边,还要照样的去做;您离开我们到高山的那边,也不要怀念其他。”这样一心一意,笃信长生天,就会得到长生天气力的佑护。这就是说,长生天是有气力的,但是获得它的佑护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必须忠诚于它,笃信不疑。“天”就是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长生”属性和有条件的、相对的获得“气力”的属性,是绝对和相对、无条件和有条件的有机统一,这是“长生天气力”论在理论上的全部含义。成吉思汗把长生天气力论与巩固政权,不截断黄金家族的“黄金缰辔”的问题联系起来,全面考虑到条件的状况,具体地分析有利和不利的情况,清楚说明事情的缘由。出兵征讨异国他乡时仍依靠长生天的气力的佑护。建立和巩固政权也靠长生天气力。成吉思汗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不同的事件,提出过许多关于天的思想观念,但其中最能充分体现他的思想精华的还是“长生天气力”观点。这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继承前人有关天的思想,借助于萨满教天的崇拜,形成的一个理论化、系统化的理论观点。这是成吉思汗对蒙古族文化的哲学思想史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把蒙古族哲学提高到理论思维的高度产生的实际成果。“天”既是反映着由天命注定的黄金家族的前途,又反映着成吉思汗有关天的观念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自已势力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天劝论”、“天力论”、“天佑论”、“长生天知晓论”、“长生天气力论”等观点和思想。这些观点和思想都以“天”为基础,说明了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这些观点和思想的全体内容,一个比一个加深,内涵越来越深刻,越益抽象化,最终高工概括成“长生天气务”的观点。

二、成吉思汗哲学思想的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研究和评价成吉思汗的历史影响和作用的原因时,总的来说,特别强调客观的历史条件,这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足点。但是,历史给予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不只是成吉思汗一个人独有的,而生活在当时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拥有的。成吉思汗为什么能正确地认识历史条件并很好地利用呢?为什么实践过程中,总是获得成功呢?这些不能只从历史的客观情况和条件里寻找答案,也不会找出十分完美的答案。要完美的正确的答案,只在历史的客体和主体的有机结合之中。不仅研究客体,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更重要的是研究主体,研究他的思想,尤其是研究哲学思想。蒙古族的命运兴衰的历史潮流中,成吉思汗一直没有离开过蒙古族人民的心灵需求、一直成为振兴和拯救民族的旗帜、一直是克服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蒙古文化是扎根于游牧生产、积累了蒙古人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思维能力、开发了智力和智能,创造多种学科文化,从而形成了独树一帜、鲜明特色的游牧文化。有文化必有哲学,在蒙古文化中哲学思想起着支柱作用,履行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所以要真正领会理解蒙古文化必须要了解蒙古哲学思想。“智能”是实践基础上的思维加工的产物。人类思维是使不尽用不穷的宝库、用恩格斯的话说;“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4〕。用这种“最美的花朵”打扮着地球、武装着人类全部才能、创造着一切文化文明。思维成为人类的骄傲、成为不断创新的不竭源泉。因此,成吉思汗创造的举世闻名的业绩,传承着的历史功劳,都归功于他的智能,都归功于蒙古人的智能,归功于创造历史的人民的智能。换句话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其智能表现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创造的价值和作用不同、但都是人类智能的体现。而哲学是智慧的追求和热爱,是理论思维的精华。理论思维的发展,表明着一个民族觉醒的程度,进步的象征,是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据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发现客观规律和客观联系的思维”〔5〕就是理论思维。这一理论思维的特点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既是分析又是综合,这是哲学的方法。成吉思汗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性地运用这一哲学方法,取得极大成功。他的哲学思想恰好是蒙古人理论思维发展程度的标志,也是运用哲学的方法作出的闪光的、独具特色的最美丽的思想花朵。成吉思汗哲学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13世纪的历史上蒙古族占有独特的地位。居住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弱小蒙古族中出现了伟大的英雄人物成吉思汗。时势造英雄,时代造就英雄。在时代和英雄的相互联系中坚持唯物论的同时又要坚持辩证法。过去只注重时代对造就英雄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忽略或未充分注意到英雄对时代的各个方面所起的能动作用,缺乏辩证思维。人类思维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过来的,尽管它有多种形式和内容,发展的阶段性和层次性有不同。但哲学思维是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它的精华,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而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有的。只是后天学习和锻炼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情况和结果。理论思维是时代的产物,实践的结果,思维的精华。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再一次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现实意义

成吉思汗是古代蒙古族的哲学思想家,他不仅利用了丰富的传统哲学思想,使蒙古哲学思想上升到新的阶段,而且更主要的是规范了蒙古人的思维方式,创造了别有特色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模式的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发展的积极成果,也是人思维的深层次的结构,是主体和客体双向运动的桥梁。成吉思汗的思维方式是游牧民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蒙古族哲学思想的闪光耀眼的亮点。成吉思汗的思维方式,内容丰富,含义深刻,范围广泛。他留下的独具个性的思维方式深远地影响着蒙古人的思维方式。成吉思汗思想在蒙古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基于当时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改造,得到延续和发展,使蒙古文化和哲学思想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蒙古文化是扎根于游牧生产,积累了蒙古人的多年的丰富经验,充分发挥了思维能力,开发了智力和智能,创造多种学科文化,从而形成了鲜明特色的游牧文化。有文化必有哲学,在蒙古文化中哲学思想起着支柱作用,履行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不管什么时代,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下,也不能失去自己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不能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根据时代的潮流,适应客观条件,突出自己的特色,发挥优势,发扬创造性,在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先进文化,创造反应时代特征的,满足实践需要的、保持自身特色的新文化,才是大有希望的出路。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改造,必须研究成吉思汗的哲学思想。成吉思汗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时展趋势。成吉思汗想在蒙古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基于当时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改造,取得延续和发展,使蒙古文化和哲学思想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