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共存思索

时间:2022-05-28 05:13:00

理性与非理性共存思索

庄子的人生哲学常被失意者当作仕途失意的安慰剂,或被视为叛经离俗的出世主义。这两种观点似乎认为,庄子的思想要么反映了“没有前途、失去信心的失败主义精神状态”②,要么便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③的自然虚无主义。若将其视为仕途失意的“安慰剂”,便意味着个体受物羁情势所束缚;若将其视为自然虚无主义,则意味着庄子的人生哲学缺乏感性判断或理性推理。事实上,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会发现以上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情实之“无情”与情势情欲之“有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无情”是无物欲之情,其自然体悟的背后蕴含着理性的运用,蕴含着对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质疑和批判,对生死情实的超越以及对至真之情的追求。

一、基本概念的澄清

首先,就本文所使用的理性概念而言,既不是将理性作为“名称”④,也不是仅将理性作为“心智”⑤来使用,而是主张理性是心智上控制调节行为和抽象思维的一般能力,通过抽象思维和推理,人们能够建立起有关某种非自明问题的信念[1]130。本文采用此主张,是鉴于庄子对人生哲学的探索中,以“无情”为悬解之线,运用理性而至体悟,最终达至无欲无情、自然无为的逍遥境界。例如,庄子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敏锐观察和理智思考,认识到在万事万物的运化过程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通过将人生与个别事物的变化进行比较,寻找共同的东西,再在心灵中将综合起来的共同点升华为整个宇宙的本质;且将观察分析的结果带入自然体悟中,进而达到与天地共运,与万物共化的境界。其次,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物,人类既具有分析、判断的能力,也具有非理性的感觉和体悟能力。在非理性中,既包括有情,也包括“无情”。本文不是在感性欲望的意义上使用非理性,而是特指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情绪、欲望等外,还包括无知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在《庄子》一书中,“情”字主要有三义:一是情欲之情⑥,常指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感。如《德充符》篇谓“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以及《天地》篇谓“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此五者,皆生之害也”[2]387。庄子批评纵情肆欲者会劳神焦思以至于涂灭性灵,损伤性命。二是物羁之情,常指世俗权位、爵禄之情势⑦(形势)。庄子在《逍遥游》篇明确批评了肩吾所谓的“接舆的言语是‘大有径庭,不近人情’”,不近人情即不附世俗情势。三是指情实之情。在《养生主》篇,庄子谓丧礼上人们的哭泣是“遁天倍情”⑧,这种行为是逃避天然的本性,背离自然的规律,违背自然之“情实”。与自然情实之“有情”相对的“无情”主要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最后,文章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主要鉴于庄子的思想反映出以下倾向:在个体的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德充符》篇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2]193在庄子的思想中,“无情”并不是说人无情感,而是指不为情所乱,不为物所累,能够超脱于喜怒是非,顺乎自然的本性。“郭注‘有无情之情,故无为也’,实际上是讲‘道’因无情而无为”[3]。庄子的虚无之“道”不仅仅是超越现象界、经验界的绝对存在,“道”是有情有信与无情无为的统一体。需说明的是,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逍遥无为的精神境界,不同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⑨。人的非理性状态除了欲望、本能之外,还包括无情无欲、恬淡素朴的另外一面,庄子挖掘的就是无情无欲的非理性状态。庄子拒绝由欲望、心知而引发的喜怒哀乐、是非好恶之情进入人的心中,这样才能以内在的生命去体验人生的真谛和宇宙的本质[4]218。

二、情欲情势之“有情”与自然无欲之“无情”

庄子的人生哲学是探讨值得每个个体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生活理想的。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个体如何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以达到无情无欲、自然逍遥的精神境界⑩。无情无欲是庄子对待社会和人生的根本态度。“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人生的最高境界便是过这种无欲无情、自然逍遥的生活。但庄子提出的心灵遨游的地方不是纯粹的自然世界,而是无情无欲、无形无名的本体之境,包含对自然现象、万物运化规律的观察和思考。这种境界不是纯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控制下的意识活动,而是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欲无情的自然境界。它要求个体在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在世俗的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在自然的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可以说,反对情势情欲之“有情”与追求自然无欲之“无情”贯穿于庄子思想的始终。

(一)感性情欲中追求无情

庄子人生哲学的宗旨是护持恬淡素朴的心境,警惕这种心境的丧失和混乱。要保有自然素朴的心境,就要从感性情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而超脱的关键就在于无欲无情。就人而言,有五色、五声、五味之情,它们虽为外在之物,但不是独立自存,其对人有很大影响,能引发人的情欲,使人心迷性乱为外物所役使。“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庄子所否定和反对的,正是这种使人心乱性迷的情,亦即人之情欲。庄子劝导人们从感性认识中抽身而返归内心,超越主观感性私欲之情而回到自然天地之情。《大宗师》篇谓“‘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若然者,其心忘,其容寂’”,正是形容个体摆脱了感性情欲的牵绊,达到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的束缚,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是因为钟情于外物会使人为外物所役,从而丧失生命之本真。庄子把社会的黑暗、祸灾的产生归咎于人受感性情欲和外在爵位的诱惑,归根于人的自然至真之情的丧失。比如,权势欲和贪婪心就是使人们的心灵不得自由的主要羁绊和束缚。“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齐物论》)。有人总是钟情于功名利禄等世俗事物,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疲于奔命,最终成了世俗外物的牺牲品。在庄子看来,“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齐物论》),名利、福禄等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面对世俗事物能控制感性欲望而保持“无情”的心境,解除外在之物对于人的束缚,个体精神才能达到逍遥自由的境界。个体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的过程,也是其超越感性自我而获得纯粹自我的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瑏瑢。只有摆脱感性情欲的束缚,人的感官和心灵才会处于一种纯洁、空明的心境。感官和心灵处于无情无欲的自然状态,内无瑕疵,便可洞见万物的本来面目,观审万物的本然状态。庄子从理智推理和自然体悟两条途径认识到宇宙自然万物中存在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故主张人的行为不应随心所欲、妄意而为,而应摆脱感性食色情欲之诱惑,追求自然之“无情”。因为“‘道’因无情而无为”[3]。

(二)物羁情势中保持无情

人类的生活必然受到世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人要获得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除了抑制主观感性情欲外,还要摆脱爵禄势位的束缚。“故夫知效一官……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虽然,犹有未数也”。要护持自然的心境,仅像宋荣子那样面对夸赞与非议不感到奋勉或沮丧;能够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是不够的。还要“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应帝王》)瑏瑣。人应该把握与生俱来的无情无欲的素朴本性。“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瑏瑤。至人之所以为至人,就在于能超身于物外,保守无私欲无私情的自然心境。逍遥作为物羁的对立面,根本含义也是不为外物所累。庄子高举逍遥游的旗帜,旨在批评物对人的牵制,倡导一种自由洒脱、逍遥无羁的精神境界。人生不得自由除了受感性情欲的诱惑之外,另一原因就是受外力牵制,也就是世俗情势的约束和为政者治国方式的限制。庄子提出,“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瑏瑥。无人情能超脱于好恶、是非等物羁情势的束缚。庄子要人保持无欲“无情”心境,就是不为物累、不为物役;以“齐物之心”观照万物,便可消解事物的贵贱好坏之别。他还指出,以仁义为救世之道,不仅于事无补,且犹“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日益多”(《人间世》)。仁义礼制随着利益的对立,已丧失本乎自然的性质,成为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是人获得无情无欲心境的障碍。为政者应仿效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成冬藏的客观规律,撇开主观的欲求,一切顺其自然。“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应帝王》)。不追求富贵爵位,顺任自然,任凭雷声闻于耳畔,天运印于心中,自然界就能按其固有规律发展,百姓就能按其固有情性生活。庄子强调摆脱世俗情势束缚,治国理民顺乎人类素朴本性,这对人欲横流的社会现状以及为政者不顾民情的恣意妄为无疑是一付清静剂。人生的理想状态是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庄子强调对现实生活不应做善恶、美丑、是非的判断,但这不是要人孑然独立于自然、社会之外,而是要随顺于万物之自然,随顺于本心本性。庄子舍弃世俗价值观的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返朴归真,恢复本性,保持无情无求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天下万物有其本然真性,处理世事当“因其固然”。要保持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获得恬淡素朴的心境,就需排除各种物欲对心灵的干扰,摆脱爵禄势位等外在物羁的诱惑。“一个人当透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挂无碍的境地”[2]5。人们只有排除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的诱惑,才能够使精神活动臻于优游自在、无情无欲的境地。

(三)生死情实中顺乎无情

人间之事,大莫过于生死。而在庄子看来,生死之变正像昼夜交替一样,完全是一种自然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瑏瑧。当然,庄子并非反对一切情,他亦认为人应遵循自然常情。人之本性是恬淡无为的,所以人之常情亦虚无恬淡而常因自然。庄子主张“无情”于感性情欲、物羁情势,而有情于自然之常情。“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庄子把人的生死放到生生化化的宇宙大潮中去体验,放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去把握。正因为此,庄子说:“古之真人,不知乐生,不知恶死”(《大宗师》)。庄子试图依从自然运行变化规律,追索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的心境。首先,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气的聚散。在庄子看来,万物的不同形态甚至天地间之一切不过是气的凝聚流散。如庄子妻死,惠施去吊丧,却看到庄子蹲在地上,鼓盆而歌。惠施对他的态度深感疑惑。庄子曰:“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至乐》)。人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为气,气变成形,形变而成生命。尔后又从生到死,这样的生死变化就如同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人家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泣,这是不通达生命的道理啊。庄子通过将人的生死与自然界个别事物的运化进行比较,把生死现象视为人与万物的共同本质。其次,庄子把人的生死看成是万物生亡的自然现象。人生在天地之间,就像阳光掠过缝隙。《庄子》里讲到老子之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养生主》)。老子死时,老少哭他如此悲伤,一定是(情感执著)不必哭诉而哭诉。这是逃避自然,违背实情,忘掉了我们所禀赋的生命长短,古时候将其称为逃避自然的刑法。正该来时,老子应时而生;正该去时,老子顺理而死,这才是自然情实。庄子将生死问题中的理智认识和自然体悟阐述得很清楚,“人能够达到齐生死的境界是通过‘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瑏瑨。庄子对生死的分析是对观察的结果进行综合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理智的分析,而不仅是体悟的方法。人只有借助理性的分析和自然的体悟,把自己与生生化化的宇宙结合在一起,才能体悟到生命的价值。最后,庄子借他者之言指出,“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复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像王骀这样有精神境界的圣人,生死不能动摇他心灵的宁静,天翻地覆不能使其产生颓丧缺失之感。他的心处于无所对待的虚空之境,不随外物的变迁而有喜乐之情,他能够顺乎自然之情实,故能保持无欲无情的自然状态。事实上,要达到与“道”契合为一的境界,就要摒弃情欲物欲,保持无情无欲的自然心境。“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心斋”即心志专一,感官停止活动,保持空明虚静的心境。通过“心斋”、“坐忘”,遗弃外在之世俗,忘却内在之肉体,这样使心灵空静,便可与大道相通。达到无欲无情的自然心境就可超然于是非世俗之外,达到“悬解”的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瑏瑩”(《养生主》)。关于“悬解”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悬’即困缚之义;二说‘忘生死,则悬解也’”瑐瑠;三说“悬解的关键是无心无情”瑐瑡。综合以上阐释,笔者认为,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便是要人摆脱感性情欲、物羁情势、生死情实的束缚,安时而处顺。刘笑敢先生也认为,“庄子极力追求超脱现实的精神自由,包括超名利、超好恶、超是非、超死生……而超脱的关键也在于无心无情”[5]160。庄子从人的自然本质的理性推究,主张人们面对生死应保持无情(不喜生厌死)的自然心境。从经验角度去观察事物的表象,从理性角度去辨析个别事物,是一般人使用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方法。而要超越生死,就需要排除世俗辩说的方法,以自然体悟去把握生死之道。所以,要达到庄子的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过一种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既需要自然体悟,又需要理性分析。

三、自然“无情”的背后

本文以“无情”为线索对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分析,发现其思想既超越了感性原则,亦超越了理性原则。前者表现为从感性欲望中抽身而去的倾向,批评了流俗物质主义的生活态度;后者质疑了现实世界禁锢的体制及物羁情势。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我们既看到理性与非理性的作用,又看到二者的融通关系。其思想既蕴含着情势情欲之“有情”与情实之“无情”的对立,又展示着个体自我提升与超越的路径。庄子所追求的不是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概括,而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无欲无情、自由逍遥的精神境界。

(一)自然“无情”弥补了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

“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人生哲学思想最早地和全面地开始了对人的境遇的理性的思索”[6]142。庄子的人生哲学反映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融通关系及双重价值。如果说西方近现代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洞察本体世界,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充分发展而暴露了工具理性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则先秦时期的庄子是在科学方法极端不发达的时代,认识到人的认知能力的有限性、片面性,因而诉诸非理性的自然体悟去把握本体。“虽然他们各从一个极端去限制工具理性的范围,却都赞成以非理性的方法去把握本体,获得了一致的结论”[4]40。东西方思想家都试图在非理性领域中寻找心灵归依的场所。但庄子强调的不是心灵的躁动,而是心灵的自然运化,他主张摆脱感情情欲、物羁情势的束缚,从食色情欲和爵禄势位的诱惑中解脱出来,将自然无欲无情的心态融入于宇宙万物,使内在的生命与万物的运化相合,在宇宙生生息息的运化中获得心灵归依的场所。庄子推崇无欲无情、自然无为,主张过一种非理性状态下的无情无欲的自然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彻底的非理性者,而是说在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生活的层面,他开辟了一条损机巧、弃智虑的认识途径。自然体悟瑐瑢,不能完全脱离经验和理性。庄子批评感性情欲和物羁情势对人的束缚,推崇自然体悟,但他毕竟以“道”、“自然无情”这类概括性极强的概念来表达他对本体和规律的认识。所以说,庄子的自然体悟保留着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某些内容,同时其对宇宙万物的抽象与概括又含有自然体悟的特征。

(二)情欲、情势顺乎“无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

人与自然对立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欲望主体的个人总是站在与客观事物相对立的角度,来区分物我彼此的界限。这种天人对立的思维方式割裂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把客体当作“天而生”的东西,忽略了“天之所为”与“人之所为”存在着内在联系。“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瑐瑣。从主体认识的有限性与物化的无限性,庄子提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并推崇“真人”所持的一种“真知”,以反对天人对立的认识方法。庄子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大宗师》)瑐瑤。“真人”不会受感性情欲和物羁情势的束缚,而是以整个生命去含蕴自然,是将人的整个生命融汇于自然的洪流中。庄子寻求精神解脱和自由的途径,对改变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状态是有启迪作用的。东西方思想家都否认以纯粹理性的方法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终极关怀问题,他们都企图摆脱陈腐观念、成见先知对人们心灵的干扰和羁绊。与西方多数思想家不同的是,庄子并不把自我封闭在围墙四立的感性情欲中,而是与宇宙自然万物相融为一体。如《齐物论》的主旨便是从认识论上转变思维定式,纠正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倾向,将人的认识提高到“以道观之”的角度,从而认同万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自然物我都是混同齐一的。庄子强调人与自然在本源上的一致性,有助于增强人和自然相互为友的亲合感和认同感。针对目前人类欲望的无限膨胀而无视自然内在平衡的现象,庄子尊重自然的态度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同时,现代人也应认识到,世界上除了名誉地位、金钱利禄的名利场之外,还有一个更崇高的东西值得人们去追求,这就是人类纯朴的自然本性。从另一方面看,庄子理想中的主观与客观无任何对立的个体的自由自在的存在,是一种感性存在被升华为“道通为一”(《齐物论》)的理性观念;庄子所谓的“解其桎梏”(《大宗师》)乃是心灵的自我解脱,其自由也只能是精神上的自由;庄子推崇的无情无欲、自然无为的逍遥生活,也只是人生的理想生活。这种无任何人生负累的绝对自由的心灵境界值得人追求,但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现实生活中,人们常会被哀乐、权位、生死所搅扰,故有哀乐、喜悲、愤懑。尽管某些人能够借助理智的认识,达到齐死生、泯物我、超利害、同是非的自然“无情”的精神境界,但世俗常人却难以达到顺乎自然之“有情”(情实)和保持世俗之“无情”的境界。也许正因此,才有陈鼓应先生的如是评价:“庄子思想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勇于改变现状的“奋斗精神”,他的愤世嫉俗、远离政治“充其量是完成他自己个人的完善的生活,对于社会大众是无补于事的”[2]。

此外,由于儒家的仁义思想被误用或伪用,庄子就对仁义道德等社会体制进行批判否定是不合理的。庄子主张人世生活应顺乎自然的规律,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将人类经验世界的生活方式与自然本体世界的万物运化融为一体也是有问题的。人应当“如何”的问题涉及到具体的感性个体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的世界是不同于自然世界的。在自然界要遵循自然的规律,而人类社会需要遵循人类的法则。本体是产生现象的最终原因,是不受因果关系制约的超验存在,而现象则是处于因果关系之中的经验表象,是有限的。由于本体的世界不同于现象的世界,故不能将自然界万物运化的规律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绝对等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