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修身思想体制

时间:2022-11-08 11:05:00

儒家的修身思想体制

儒家文化是强调“修身”的文化。儒家的“修身”思想底蕴相当深厚,内容十分丰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本文试就儒家的修身思想体系作一些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同仁。

一、儒家修身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儒家修身思想作为一个完善的文化体系,是以人性理论为其立论依据和思想基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讨论历史久远,贯通古今,其人性理论集中在人性善恶、品级及二种人性等问题上。

1.性分善恶。

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孟子在此基础上对人性的性质进行了厘定,在孟子看来,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人性善的本质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孟子从性善论出发,指出人应加强后天修养以使先天的善性得以扩充和发挥。荀子则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是恶的,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的命题。他说:“今人之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先而丧之。用此观之,然而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同上)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是恶的,但是“可化”。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待礼义然后治。”(同上)“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荀子根据性恶论,强调人们应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改变先天的恶性,“化性起伪”。

汉代扬雄从调和孟、荀人性善恶之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法言·修身》)的命题。扬雄认为人性之中兼具善恶两种品性,“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同上)扬雄根据善恶相混说,认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以为善人。进入唐代以后,李翱继承和发展了其师韩愈的人性理论,提出了性善情恶的观点。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苦、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复性书》)性是善的根源,情是恶的根源,性无不善,情有善有恶。人之所以有恶乃情所为,情迷乱了性。“情本邪也,妄也,”(同上)所以要“忘情”、“复性,”通过后天修养,恢复、扩充人的善性。

2.性分品级。

汉儒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很具代表性,他提出了“性分三品”的学说。他说:“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圣人之性”是上品,纯善无恶;“斗筲之性”是下品,恶而无善;“中民之性”是中品,“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同上)可见,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注重通过后天的修养和教化使人向善。

宋明理学的先驱韩愈也认为性有三品,他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韩愈的性三品说与董仲舒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样认为上品人性善而无恶,下品人性恶而无善,中品人性通过后天教化可导善恶。

3.性分二类。

张载首先提出把人性分为两类的观点,他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天地之性”是天地共同的本性,纯一至善;“气质之性”是气聚为形而后具有的属性,气有清浊之分,故性有善恶之别。所以必须努力做“善反”的修身功夫,变化气质之性,回复到天地之性。宋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张载、二程人性论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了两类人性的理论。他说:“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而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朱子语类》卷第四)天命之性是气质之性的本然状态;气质之性则是无命之性受气质熏染发生的转化形态,是对每个人直接发生作用的现实人性。形而上的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形而下的气质之性是可善可恶的。人应加强后天的修养,祛除“污染”,修身向善。

二、儒家修身思想的核心和判断标准

儒家的修身思想主要是围绕“仁”来展开的,所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孔子就强调:“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论语·雍也》)“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这就是仁德,也是修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孟子发挥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以仁义核心的修身思想。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人心是仁,人路是义,内心修养达到了仁义境界,仁就会充塞于心中。

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张载、程颢、朱熹、王夫之等人在孔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思想。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泛道德主义,强调以人心之“仁”泛爱天地万物。程颢认为先秦儒家的仁学强调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这还不是“仁”之体,而只是“仁”之用,道德修养应以“仁”之根本为重。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在人之天道也。”(《思问录·内篇》)仁义是圣人之德,人之修身主要是行仁义,不违天道,与天合德。

“仁”是一种主观的道德修养,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为仁由己不由人。但是这种主观的道德修养何以可能?孔子认为要达到“为仁”的自觉性,必须把“礼”这种外在的约制,通过“仁”的德性修养,完全变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道德规范。“礼器,是故大备;”“制礼以节事。”(《礼记·礼器》)礼的功用是用来调节人的行为,使人修养成器,使人完备。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们的一切行为都要度于礼,立于礼,约之以礼,节之以礼,齐之以礼。这便是达到了仁。孔子要求治理国家是不但要“导之以德,”同时也要“齐之以理。”(《论语·为政》)孔子在教育弟子学习时,虽然首先要“博学于文,”但也要“约之以理。”(《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任何修养都必须以“礼”为规范,才能真正修成恰倒好处的德性,不然,这种德性就会转化为偏执的过错了。所以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看作人们言行的标准,“礼者,节之准也”(《荀子·致士》),礼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荀子·劝学》),礼也是治国之根本,“隆礼重法则过有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儒家认为“礼”是衡量一个人修养好坏的唯一标准。“人藏于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心中,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礼记·礼运》)一个人修养的好坏、内心的善恶,都只能以“礼”来衡量,除了“礼”,还能用什么呢?《礼记》中还指出夏禹等六君子,“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常,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礼记·礼运》)这是说夏禹等六位国君无不谨慎地以礼行事,按照礼来彰明大义,考察诚信,明察过失,提倡仁爱,讲求辞让,向人们显示做人的常道。

三、儒家修身思想的基本模式和主要内容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的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即“修己”,并以此作为修身的基本模式。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功夫做得好,内可以持敬,外可以安人、安百姓。孔子认为,修身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人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中庸》云:“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乃为“天下国家九经之首。”(《中庸》)只有“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大学》)更何况“治国、平天下”呢。这就是说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品德修养,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至百姓,一律要把自身的修养作为根本。不修己,就不能整治好家族,甚至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尽心”、“求放心”的修己思想。“尽心”就是尽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求放心”就是要力求找回因不能“寡欲”而丧失的“善性”。可见,“尽心”、“求放心”都是讲究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修己方法。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荀子•性恶》)强调通过人的主观修养和伦理道德的实践,“起礼义,制法度”,使先天之“恶”变为后天之“善”,从而转化人的“恶”的本性,使之符合道德规范。

成熟于先秦的儒家“修己”思想在汉代、宋明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宋明理学家最具代表性。如:二程“损人欲复天理”的思想,朱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的思想,陆九渊“修其本心、存心去欲”的思想,王守仁“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强调自我修养和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具体地说,儒家修身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内心修养和道德践履两个方面,具体包括“博学”、“正己”、“尚义”、“中和”、“多思”、“慎独”、“重节”、“重行”等方面。

一是“博学”。《论语》首句即为“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孔子所讲的学,是要求学好礼节,方能立身做人。否则,仁、智、勇、直、刚等品格就要流入弊端。孔子认为人要上进,就必须博学,做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孔子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使之四方,不辱君命。”假如一个人“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论语·子路》)就不能为官。孟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他认为民众富裕之后,还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离娄上》)教化人民,目的是使民众从内心“明人伦”,只要“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政局自当安定,人心自当安宁,社会自当和谐,百姓自当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