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儒家伦理思想的地位及意义

时间:2022-05-05 09:03:00

小议儒家伦理思想的地位及意义

[论文摘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它是人们处理各种道德关系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它贯穿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也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其他的道德规范以及具体道德关系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都是这个基本原则的补充、展开和具体表现。

[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从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来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在于人具有道德理性,在于人对于仁义道德的追求。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并不多,重要的在于君子懂得事物的道理,了解人伦之情,凡事能够)A仁义出发。由此,孟子还进一步概括出了仁义礼智“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正是这些以恻隐、羞恶、辞让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内在的道德情感,使人超越了自然状态,并与禽兽区别开来,也使人在任何道德处境中,都保持着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在孟子看来,是否具有仁义礼智“四端”,也是人与非人相区别的标志:“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同上)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人是从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性出发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陆九渊阐释和发挥孟子“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话时说:“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日‘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日‘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陆九渊集·与李宰二》)他还说:“儒者以人生天地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象山全集》卷二)人之所以是天地间的精华,是万物之灵,就在于人是社会的人,是具有道德理性的人,并且是以仁义礼智的道德要求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及其评判标准的。

从人之本性的角度来看,“仁”是人的本然之善心,是人本来就具有的善良意志,是人的本质之所在。在人性问题上,儒家虽然也存在不同观点的争论,但一般说来,大多数儒家学者都承认和肯定人性有趋善的倾向,认同人具有善良本性的观点。之所以说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有善良意志,具有“仁义礼智”之心。孟子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他在阐述仁义礼智“四端”时还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还提出了“良能”、“良知”的概念:“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仁义礼智是人生而俱有的东西,而不是由外部强加于人的。朱熹明确提出了“本然之善心”说:“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朱熹:《四书集注》)陆九渊也充分肯定了人的善端“本然”性:“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陆九渊集-语录下》)王阳明则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良知”说:“吾人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贤,天下古今之所同也。…‘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这些论述,都肯定了“仁”与人之本性的天然联系。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儒家将“仁”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强调“为政以德”,构成了其仁政、礼治的政治模式。孔子说:“民之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在他看来,百姓对于仁德的需要,超过了对于水火的需要;有跳到水火中而死的人,而没有因实行仁德而死的。孔子还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淮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淮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这些都说明和强调了仁政礼治的重要。孟子发展了仁政的思想,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仁德对于为政者及其治理国政的重要。他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因此,他极力主张“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并主张“德教”,强调“善教”,“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离娄上》),“善政不如善教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孟子·尽心上》)荀子还在仁政方面发展了“礼治”的思想,把“礼义”视为“道德之极”。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荀子·议兵》)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仁的思想原则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推广和运用。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朱熹说:“‘人’字是以人身言之。‘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一)清代儒家学者戴震说:“仁者,生生之德也。”(《孟子字义疏正》)李恭说:“生生即仁也。”(《论语传注问·学而一》)近代学者康有为也说:“仁……在天为生生之理。”(《中庸注》)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宇宙生育万物的“生生之德”。

儒家学者常以果实之“核”比喻“仁”,即以“果仁”喻“仁”,以阐明其“生生之理”。“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今人身体麻痹不知痛痒谓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可见仁矣。”(谢良佐:《语录》)陈淳《北溪文集》载:“问:‘程子言仁日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阳气发处乃情也?’先生日:‘岂惟谷种。凡果实核内,其中心皆日仁’。”元代儒家学者方逢辰说:“先儒论仁,最善名状者……指草木之核,种之即生,道以为仁,其中一包,皆生理也。虽然,此物借草木之核而言耳。人之核安在?日心。天地之心安在?日人。夫生生不息者,天地之心也,然其心不能直遂,必以托诸人。人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得天地之理以为性,故万物皆备于我。而天地之所以生生者,实寄吾性分之内,天高地下,一日无人,则天地特块然者耳。故孟子日:‘仁者,人也。’……‘活者为仁,死者为不仁。’人心不仁,则天地之心亦死矣,故孟子又日;‘仁,人心也。’七篇之书,自首至尾,切切焉以陷溺人心为忧,凡教人日存,日养,日尽,日求,日心之端,日心之官,日根心,日生心,日物之长短轻重心为甚,直指人之识痛痒有知觉处示之,非便以知觉痛痒为仁,特欲其切己省察而仁活其本心也。不然,死灰而已,槁木而已,顽石而已,此之谓不仁。”(《石峡书院讲义》)仁爱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性的基础,同时也只有坚持和遵循仁爱的伦理原则,才能协调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问,以及上代人和下代人之问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保证人类世代的生生不息和持续发展。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儒家“仁”的道德原则所倡导的是一种无私的、广博的“爱”。孔子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就是这种博爱精神的体现。唐甄说:“吾之于斯人也,犹兄弟也;其同处于天地之间也,犹同寝于一帐之内也。彼我同乐,彼我同戚,此天地生人之道,君子尽性之实功也。”(唐甄:《潜书·良功》)这里所反映的也是一种视人如己的博爱精神。康有为说:“仁者,人也。二人相偶,心中侧恺,兼爱无私也。”(康有为:《论语注》)这就从人我关系的角度,说明了儒家的仁爱不是对自身的,而是对他人的,是一种无私无我的广博的“爱”。韩愈明确提出“博爱之谓仁”,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而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韩昌黎集·原道》)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年高,所以长其长;慈幼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俘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日悖德,害仁日贼。”(《张载集·正蒙·乾称》)儒家经典《礼记》中所设计的大同社会,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关爱和同情,融洽相处,公正无私,待人如己的相亲相爱的社会图景。在儒家看来,遵循“仁”的道德原则,就要在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做到爱而无私,视人如己,对老弱病残和鳏寡孤独者给予积极热情的关心和帮助,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人人都能感受和体会到作为人类一员的温暖和幸福。这种博爱意识和道德情怀,反映和体现了儒家道德理论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

总之,“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仁”是一个居于核心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范畴和概念,或者说,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作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它是人们处理各种道德关系和调整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准则,它贯穿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全部内容之中,也鲜明地、集中地体现着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本质和特点,其他的道德规范以及具体道德关系方面的某些特殊要求,都是这个基本原则的补充、展开和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