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台湾文学史书写现状与现代性突围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国族建构文学史现代性

论文摘要：本文简析意识形态因素对台湾文学史的影响及台湾学界的反思，认为大陆版的文学史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但因受到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影响是缺乏对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台湾学者的文学史书写，如叶石涛、彭瑞金等人的著作，有可取的地方，但因以意识形态先入为主的理念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粗暴的简单化倾向，扭曲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还有一些学者如王德威、黄美娥、邱贵芬、杨宗翰等，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他们的现代性视野对台湾文学史研究和书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文学史是权力和知识共同建构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台湾文学史主要分为两类，分别是以大中国情怀建构的文学史和以台湾意识为主的本土论。中国意识的文学史以大陆学者和台湾统派学者所撰写的为主，如刘登翰先生主编的《台湾文学史》、古继堂教授撰写的《简明台湾文学史》、《台湾小说发展史》和《台湾新诗发展史》、吕正惠、赵遐秋两位教授撰写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显现台湾意识的文学史则主要有《台湾新文学史纲》（叶石涛）、《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彭瑞金）、《台湾新文学史》（陈芳明）。就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而言，台湾文学史与“国族建构”紧密结合，这是两岸的台湾文学史书写的最大共同点，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台湾文学有着截然不同的风貌。

大陆版的文学史中，刘登翰先生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为时较早，内容最丰富、规模也最宏大。刘登翰先生以“分流与整合”的理念阐释台湾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原文化的基因，在台湾文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规范了它的方向，确立了它的形式，赋予它的精神内涵，奠定它的民族风格，把台湾文学纳入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是由台湾统派与大陆学者共同编撰的“新文学”的“思潮史”，认为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文学台独”不遗余力地进行批驳。总体而言，大中国立场的版本认为台湾新文学是受到大陆“五四”运动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比较注重发掘两岸文学的亲缘关系，这甚至被深绿学者认为是“发明”台湾文学史。但因受到条件限制，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史相关资料的掌握不够全面，这导致对细节的把握和分析不足，最直接的后果是缺乏对台湾区域文学史的关注。而资料的匮乏有可能导致理念的先行。例如古继堂教授的《台湾新诗发展史》，就被游唤认为“这一部台湾新诗史是从中国大陆的预设角度出发来编写成的台湾新诗史。它编的成分实在远远大于史实的层次。”

在台湾方面，本土派的叶石涛、彭瑞金和陈芳明主要以殖民抗争来建构其历史叙述的基调，强调文学中的“台湾意识”。叶石涛和彭瑞金的文学史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本土作家和乡土文学身上，对外省作家和现代主义文学有意忽视。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强调“台湾意识”，认为只有表现台湾本土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文学才是真正的台湾文学，在此书的序言中他指出：“（《台湾文学史纲》编纂的）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虽然叶石涛承认台湾现代文学的出现是受中国大陆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但他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持续分隔使其具有了自主性。意识形态的偏颇导致叶氏企图把外省籍作家的文学作品排除在台湾文学之外，认为这些作品“远离台湾的土地和人民”；他对现代主义作家的评价也较低，认为他们作品中的“无根”、“漂泊”的情结是对台湾的不认同。彭瑞金的《台湾新文学运动四十年》继承了叶氏的本土史观，所不同的是该书采用了文学运动的角度。总体而言，意识形态先入为主，只选取和自身论述主轴相关的作家作品，导致了叶石涛、彭瑞金所编写的台湾文学史的简单化倾向，扭曲了台湾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与叶石涛、彭瑞金文学史的“排他性”不同，陈芳明虽然也重视台湾意识，但他的文学史论述并没有排斥外省作家。陈芳明尚未完成的《台湾新文学史》是从“左翼的、女性的、边缘的、动态的”立场出发，企图在“后殖民史观”的基础上书写一部相对具有宽容性、多元性的台湾文学史著作。他提出了“殖民三阶段论”史观（或称“再殖民史观”）作为文学史论述的框架：日据时代是“殖民阶段”，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称为“再殖民阶段”，解严后（亦即李登辉上台后）称为“后殖民阶段”。陈芳明的“殖民三阶段论”被疑“以论套史”，有简单化台湾文学史的趋向，游胜冠认为陈氏族群和解、多元共存的理念，使他在处理解严后的台湾文学时在事实上转为多元的“后现代史观”。

就当前台湾文学史的书写现状来说，除了“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的国族建构史外，学者也积极探讨文学史突围的可能，这引发了众多的文学史研讨会及相关讨论。讨论的焦点：一是认为知识与权力的共谋造成书写过程中化约的倾向，某些族群、性别的文学书写被淡化处理；二是单线的历时性的文学史书写，无法处理文学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等问题。当前台湾学界偏向以“现代性”为主轴来建构台湾文学史，“就是拉到整个现代性中去看，而不只是反殖民。……而这种史观允许多元性。”［5］王德威、黄美娥、邱贵芬、杨宗翰等学者对此都有所思考和建树。

邱贵芬对台湾文学史书写反省相当深刻。真正体现她突围努力的是《从战后初期女作家的创作谈台湾文学史的叙述》。她从战后初期女作家创作的角度，指出传统的台湾文学史，其着力点都在男性作家上，无法完整涵盖女性作家的创作。同时，她认为台湾学界从殖民抗争的角度书写台湾文学史，这种压迫与反抗、官方与民间、本土与外省等二元对立的模式遮蔽了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可贵的是，邱贵芬认为“要真正呈现台湾这块土地复杂的文学活动状貌以及其脉络，做法不是企图以‘女性’（哪个女性？哪样的‘女性’观点？）观点来取代‘男性’观点来叙述台湾文学史或是以某个族群（外省第一代第二代、原住民、客家人）的观点来取代另一个族群（福佬族）的观点，而是重新检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本概念。”［6］在邱贵芬看来，以往的台湾文学史注重反殖民、反压迫的一面，压抑与主旨无关的其它类型的文学，比如女性文学、原住民文学等非主流文学，即使进入书写范畴也是处于边缘状态。为此，她提出以“现代性”为切入点书写台湾文学史，这样就可以关照到各个层面。但也有学者认为邱贵芬依然没有跳脱以往的文学史的局限：“此文与作者所点名批判的各本台湾文学史一样，都犯了两个共通的弊病：一是不自觉地将诗风笔潮与社会变迁两者间的联系，过度简单地化约成一对一的镜象关系；二是诸位史家或研究者虽意图采取不同的史观与解释模型，然皆不脱‘冲击─回应’此一范式的魅影。”［7］但即使存在这些

弊病，但邱贵芬看到传统的殖民抗争无法关照到台湾的多元族群、性别、阶级等议题和文学史的“断裂”、“不连贯”，提出以“现代性”来建构多元的复杂的台湾文学史，成绩依然不可小视。

杨宗翰的观察和省思不仅全面而且颇具特色。他质疑台湾学界对“台湾意识”的强调，“我认为是不是一个美学作品跟有没有台湾意识事实上并没有关联，我讨论的是说不管是由大中国主义或是以台湾意识为主到最后都是与建构一个国族史或是一个正典化的部分。”［8］他认为台湾社会应该允许多元声音的存在，台湾文学史应该是一部包容多元的文学史。其次，就叙述方式而言，他提出可以借鉴新历史主义的手法来书写文学史，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虚构的，那文学史就是虚构的虚构，应允许文学史家在叙述方式上尝试多种手法，甚至“后设”的手法来与读者互动。再次，文学史的兴起与教育体制息息相关，文学史书写往往有着隐含的作者，即“国家权力”。杨宗翰认为：与大陆文学史书写多采取集体写作方式带有官方味道相比，台湾的文学史则更多“在野性质”。但遗憾的是，随着民进党上台，“本土意识”、“台湾主体性”成为台湾当前最大的“政治正确”，台湾文学迅速成为一门显学，台湾文学史的“在野性质”能保持多久还是个问号。

对当前台湾文研究界“本土意识”高涨的情况，王德威认为：“如果‘复国’的神话需要被解构，‘建国’的神话又何尝不是如此？由此类推，正典的生成不总已经预设了正典的遗/弃？”［9］他认为台湾文学史的书写不能忽视台湾长期以来的“遗民”心态，这对外省作家作品的分析尤其有效。同时，王德威以实践反省台湾文学史书写，他的《台湾：从文学看历史》一改过去单线历时的叙事方式，以共时的文学作品为分析脉络。陈建忠评价此书：“《台湾：从文学看历史》与既有的文学史论作，有着不同的编写观念，创造了一种较新的文学史体例。再者，像这般有坚强顾问群、编辑群与出版社、传媒支持的新型态文学史出版模式，也展现出不同的文学传播风貌，而可能改变读者的视野。”［10］该书编撰和出版方式，极具“现代性”，体现了消费社会和大众传媒时代的特色。

就研究实践而言，黄美娥的《重层现代性镜像———日治时代台湾传统文人的文化视域与文学想象》从日据时期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入手，指出当时台湾的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而是多元并存多重纠结的，存在着殖民性、现代性、本土性、传统性多重纠葛的镜像。区别于从新文学角度评价传统文人的视角，黄美娥从旧文人/传统文人的立场出发，厘析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分析旧文人在论战发生前后的应变与思索，重构双方在文坛中面对日本殖民帝国的威胁所产生的复杂关系，挖掘传统文人“维新”和“现代”的向度。黄美娥对传统文人“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发现，打破新旧文学“断裂关系”的传统认知，寻找新旧文人面对现代情境时的合力和协力。同时，扭转人们对传统文人“落后”、“守旧”的思维定势，揭示传统文人在世纪初面对现代性的“迎新”表现；从传统文人的角度发现传统诗文“延续汉文斯文”的抵殖民作用等。这种以现代性关照传统文人的做法，与大陆学界近年来对晚清“被压抑的现代性”的关注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法相呼应，并以实际行动加入该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