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关照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内涵；新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关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类的科学技术更是发展到了日新月异的新阶段、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二词来源于西方、科学最初的涵义较为宽泛，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人文”一词，则在我国古籍《周易》中早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科学技术使得世界经济更趋一体化、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科学家自身的知识结构，更需人文精神的关照、信息时代使“地球变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的人们“物理上更接近，心理上更疏远”、新技术带来的人们伦理观念上的纷乱，也急需用人文精神来审视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新科技时代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物化的方便，人们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便可知天下事，世界为之变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然而人们面对面交流情感的机会却减少了，正所谓“物理上更接近，心理上更疏远”，故要解决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以及新技术诸如克隆技术带来的伦理道德上的混乱等问题，都需要人文精神的关照。

关键词：新科技；人文精神；关照

历史进入到21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更是发展到了日新月异的新阶段，随着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人们通过互联网足不出户便可知道天下大事，世界为之变小。然而在享受新技术带来的种种方便的时候，人们愈来愈感觉到新技术时代其实更需要人文精神的关照。

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内涵

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二词来源于西方，它们的涵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及规律的知识体系，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的体系。科学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技术回答的往往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而技术则是利用知识需要的研究；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总之，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在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二者的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对科学来说，技术是它的延伸，但对技术来说，科学又是它的升华。

科学最初的涵义较为宽泛，不仅指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主要指近代的自然科学。但西方的科学传统则源于古希腊的求知精神，其本身又具人文的意义。古希腊人很讲求人的自由精神，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1](P31)由此可知，西方科学思想从起源时就包含着人文的因素。但这是广义的科学，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科学”一词，主要是欧洲近代科学的概念。它既继承了古希腊科学的传统，又随着自然的数学化、研究的方法论化、科学建制的分科分层化，近代科学完成了它理性化的进程，从而也构成了它的基本精神气质。科学的作用则更显现在它的实用性，即通过科学改善人们的生活，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他主张科学应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因此他批评希腊人的科学大部分是些“无聊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2](P48)西方科学从此走向求实之路，技术便得到了更加地重视。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一词，是指一个计算型的工具系统，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为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修炼的过程。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尤其是在工业制造和商业运行方面；二是现代科学的高度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上去更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因此，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似乎它对人文精神产生了一种威胁。

“人文”一词，则在我国古籍《周易》中早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即自然；所谓“人文”即教化，强调人的道德教化，在我们中国主要是儒家的理想道德。所谓“人文精神”，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既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强调人的理想道德规范，即孔子所谓的“仁人”理想。“仁人”超越了人的本能，是具有高尚理想、深厚道德修养的人。这样的人为了他的理想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P163)这种仁人理想后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爱国情操的主要源泉。“人文”在西方既含有“人性”(Humanity)层面意义，即理想的人、自由的人；又有为了培养理想人性所设置的学科和课程，即“人文学科”(Humanities),总之，就是人就要具有理想之精神、自由之精神。

二、新科技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科学技术使得世界经济更趋一体化，从而使人文精神从现象上看似乎越来越被淡化，科技与人文似乎走向分裂，其实不然。在科学领域，科学技术新一轮的“分门别类”的高速发展，实际上对人文精神更加渴望。现在世界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全球一体化引发的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文化心理的冲突和纷争，无疑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科学家自身的知识结构，更需人文精神的关照。进入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到信息爆炸时代，丰富的资料令人目不暇接，人们借助互联网几乎没有查不到的资料。信息社会必然是科学家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不同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更需要像爱因斯坦式的具有人文精神的科学家来完成。爱因斯坦认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殴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践发现有可能提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4](P46)爱因斯坦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的重大发展是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指导。比如微软巨头比尔·盖茨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子。比尔·盖茨不但具有科学家锲而不舍、顽强进取的伟大人格和科学探索精神，而且具有一般科学家所少有的人文思想的关照。他对社会活动和社会心理的理解使他在微软的王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而也给世界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成就。再如，对我国科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成功的经验都说明人文精神对科学发展的关照作用。我国当年从事“两弹一星”研究的老科学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努力拼搏，积极进取，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取得成功正是他们的一腔爰国情怀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杀身取义”的人格理想，给予了他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力量。因此，大科学家往往都具有人文精神和哲学的素养。杨振宁、李政道博士都多次谈到搞自然科学的青年一定要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他们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榜样。我国著名的物候学家竺可桢就非常注意人文知识的积累，并用之为自己的科学研究服务。如他在说明我国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不但没有夏天而且也没有春秋时，就引用了李白的《塞下曲》：“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说明这诗是记实。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自然科学工作者如果具有广泛的文史知识，不但能推动本身的科学研究，还能反过来影响文史研究。”[5]因此，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合流是新科技发展的趋势。

其次、信息时代使“地球变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民族的人们“物理上更接近，心理上更疏远”。因此，人们之间更需要人文精神来沟通、调节。譬如，信息社会人们通过网络相互接触，空间距离缩小，但面对面倾诉衷肠的机会更少了。因此，新技术并不能完全从心理、思维等深层次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冲突。能够沟通全球文化，解决民族间、宗教间的冲突，其良药便是人文精神。有人说21世纪的战争主要来源于文化宗教间的冲突，美国“9·11事件”正说明这一点。美国尽管用先进的武器可能很快消灭掉阿富汗塔利班的武装，但要消除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对它的仇视并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因而，在当今社会解决国际间的事务如民主、人权、宗教等问题用人文精神来关照是极佳的途径。

再次、新技术带来的人们伦理观念上的纷乱，也急需用人文精神来审视。新技术在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的同时，也给人类伦理观念上造成急需规范的问题。譬如网络的出现，它将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网络打破了空间对人的限制，人们在网上可以上学、购物、交友，确实实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然而，当人们在充分享受网络给人们带来的便捷时，也遇到了种种急需用伦理规范的问题。如网络欺诈、网上信息垃圾、网络信息垄断等不文明行为。因此，有人担心网络化正在导致计算机理性的无限蔓延，人文精神渐渐在丧失。所以，面对着网络新技术，我们必须用人文精神对其进行审视，使其不但不扼杀人性，而且能张扬人性，从而使网络不但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标志，而且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再如克隆人的问题，就遇到极为棘手的伦理道德问题。就目前技术来说，克隆人已不成问题，1997年克隆羊多利的成功诞生，标志着这项新技术已完全被人类所掌握。然而人究竟能不能克隆和在什么范围内克隆已完全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人文哲学的问题。譬如一对夫妇的一个独生女儿患了心脏病需要移植心脏，于是他们克隆了自己的女儿，第二个女儿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第一个女儿提供心脏。因此，在救活第一个女儿时，又同时杀害了第二个女儿，所以说医学上克隆人也是不人道的。另外，克隆技术也容易被具有野心的独裁者所利用，他们企图永垂不朽而克隆自己，像莱温的小说《一群来自巴西的小男孩》描写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纳粹科学家用希特勒的基因克隆了一群小希特勒，这些小青年散布在世界各地仍从事着纳粹活动。由此可见，对克隆技术的管理，显然仅靠政府行政的手段是不够的，必须提高科学家的人文素质，用人文精神来调节规范它。

综上所述，随着人类新技术的大量使用，人类社会愈来愈显示出物化的力量，人文精神被弱化，单极世界使一些人更相信尖端技术的威力，从而使全球人类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要消解这种危险，仅靠核武器，甚至AMD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靠人类所能共同接受的文化来解决纷争，无疑，人文精神是一条佳途。因此，作为一个人文学者，面对信息化时代人文精神弱化的现实，应该弘扬人文精神意义上的科学精神，正像竺可桢先生所说：“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索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6]（P140）什么是科学精神？竺可桢先生解释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对于一个崇尚实用的民族，做到此就意味着不计较个人得失、不畏强权、为真理而献身的自由精神，即人文精神，这正是我们提倡人文精神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2]培根.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4]赵中立、许良英.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5]周培源.自学成才要有文史知识[].文史知识,1982(5).

[6]竺可桢.看风云舒卷[].白花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