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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恶”、“好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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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归功于这些英国心理学家的还有初探道德发生史的尝试,可惜他们并没有就此提出任何疑点。我承认,他们本身就是个疑点,他们甚至在写书之前就把一些基本观点提出来了——他们本身就很有意思!这些英国心理学家们到底想要做什么?人们发现他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内心世界中的龌龊部分暴露出来,从中寻找积极的、先进的、于人类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而这是些人类智慧的尊严最不愿意看到的部位,他们就是在这些习惯势力中,在健忘中,在盲目和偶然的思想网络和思想机制中,在任何一种纯粹被动的、机械的、反射性的、微不足道的和本质上是愚蠢的部位找寻积极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心理学家总是朝着这一个方向努力?是否是一种隐秘的、恶毒的、低级的、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贬低人类的本能?是否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猜忌,一种对失意的、干瘪的、逐渐变得刻毒而幼稚的理想主义的怀疑?是否是对于基督教(和柏拉图)的一种渺小的、隐秘的、从未跨过意识门槛的愤忿和积怨?抑或是对于稀奇的事物、对于令人头疼的反论、对于存在本身的可疑点和荒唐处的一种贪婪的嗜好?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混合,其中含有少许卑劣、少许忧郁、少许反基督教、少许快感、少许对调味品的需求?……可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不过是些冷血的、乏味的老青蛙,它们在人的周围爬行跳跃,好像是在它们自己的天地中:在一个泥塘中一样。我很不愿意听到这些,而且我不相信这些。假如允许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表达一个愿望的话,那么我真心地希望这些人能够是另外一副样子,希望这些灵魂的研究者们和显微观察者们能够是基本上勇敢的、高尚的、自豪的动物,能够知道如何控制他们的情感,并且训练他们自己为真理牺牲所有的欲望——为任何一种真理,哪怕是朴素的、辛辣的、丑陋的、令人不快的、非基督教的、非道德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确实存在着。

那么就向那些想支配这些道德史学家的好人们致敬吧!可惜的是,历史精神本身肯定会背弃这些道德史学家,恰恰是历史上的全体好人自己弃他们于艰难境地!他们全体都遵循已经陈旧的哲学家习俗,基本上不用历史的方法思维,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他们撰写的道德谱系从一开始着手调查“好”的观念和判断的起源时就立刻暴露了其拙劣。他们宣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的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的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总于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我们立刻发现,在这第一段引言中已经包含了英国心理学家的特异性的全部典型特征。我们已经看到了“有益”、“遗忘”、“习惯”,最后还有错误,所有这些都被当成了受人尊敬的依据,迄今为止比较高贵的人们甚至引以为自豪。就像引一种人类的艺术特权为自豪一样。这种自豪应当受到羞辱,这种尊敬应当被贬值:目的达到了吗?……我现在才看清了,这种理论是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和确定“好”的概念的起源:“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从这种保持距离的狂热中他们才取得了创造价值、并且给价值命名的权利:这和功利有什么关系!功利的观点对于维持最高等级秩序的热情、突出等级的价值判断的热情表达恰恰是如此陌生和极不适宜:此刻方才出现了那种卑微的热情的对立感觉,这种热情以每一种功于心计的精明,以每一种功利的算计为前提,——而且不止一次地,不是特殊情况,而是永久的。高尚和维持距离的狂热,就是我们说过的上等的、统治艺术的那种持久的、主导的整体和基本感觉,与一种低下的艺术、一个“下人”的关系——这就是“好”和“坏”对立的起源。(主人有赐名的权利,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把语言的来源理解为统治者威权的表达:他们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们用声音给每一物、每一事打下烙印,并且通过这种方法将其立即据为己有。)从这个起源出发——“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被强加于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群体本能终于用言辞(而且用多数的言辞)得到了表述。此后还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本能才会在群众中变成主人,使对道德价值的评定形成,并且陷入上述那种对立(这就是目前欧洲的状况:如今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成见,成见正被看作是和“道德”,“不自私”,“公平”相等同的概念,而且已经具有了一种“固定观念”和脑病特有的威力)。

可是第二:那种关于“好”的价值判断的起源的假说除了在历史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外,在心理分析方面也是荒诞不经的。不自私的行为的功利被说成是该行为受到称赞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却被遗忘了——怎么可能遗忘呢?也许这种行为的功利曾在某时失效?情况恰恰相反,事实上这种功利在所有的时代都司空见惯,而且不断地得到重新强调;因此,功利不是从意识中消失了,不是被遗忘了,而是必然地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在意识中。这样一来那种反对派理论倒是更为清晰合理了(那理论并不因此而更正确——)。例如赫伯特·斯宾塞就表述了这派理论:他认为“好”的概念就其本质来说与“有益”、“实用”相通,因此在“好”和“坏”的判断中人类总结并确认的正是他们关于有益——实用和有害——不实用的那些未被遗忘和遗忘不掉的经验。根据这种理论,“好”即是那种迄今一直被证明是有益的:因此,好被看成“最高等级的有价值的”效用,被看成“自身有价值的”效用。正像我所说的,这种解释方法也是错误的,但是它本身至少是清晰合理的,而且从心理的角度上看也是站得住脚的。

有个问题为我指出了通向正确道路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本来是因为在词源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表述“好”的词言文字:在这里我发现所有这些名称都把我们引回到同一个概念转化——基本概念的等级含义往往是“高尚”、高贵”,由此又必然转化出含有“精神高尚”,“高贵”意思的“好”,含有“精神崇高”,“精神特权”意思的“好”;这一转化又总是伴随以另外那种转化,“普通的”、“粗俗的”、“低贱的”终于被转化成“坏”的概念,这后一种转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德文字“坏”本身;“坏”字(“Schlecht”)和“简朴”

(“Schlicht”)通用——请比较“直截了当”(“Schlechtweg”,直译:“坏的方式”),“简直不堪”(“Schlechter-dings”,直译:“坏的事物”)——因此“坏”这个字起初就是这样不屑一顾地径直把简朴的,普通的人置于高尚的对立面。大约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也就是说到了很晚的时候,上述内容才转变为现在通用的意思。——这就为我的道德谱系的研究展示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它之所以这么晚才被找到是因为在现代世界上,民主的偏见对所有追根溯源的工作施加了障碍性的影响,甚至连那个看来是最客观的自然科学和生理学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我在此只能是点出问题而已。那么这种偏见,一旦它燃起仇恨的烈焰,能给道德和历史造成什么样的特殊危害?这已由臭名昭著的布克尔事件表明了。起源于英国的现代精神的平民主义在它的故乡的土地上再次爆发,激烈得有如一座喷发的火山,伴随着迄今为止所有的火山都发出的那种令人扫兴的、噪音过大的、粗野的、不容争辩的声音。——

说到我们的问题,我们完全有理由称其为一种安静的问题,它只是有选择地针对少数几个听众。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发现,那些标志着“好”的词汇和词根至今仍然含有某种不同一般的东西,使高尚者据此感到他们才是上等人。他们固然经常根据他们对权力的考虑称呼自己(称为“强有力的人”,“主人”,“领主”),或者根据这种考虑的最明显的标志称呼自己,例如称为“有钱人”,“占有者”(这个意思取自阿瑞阿语,在伊朗语和斯拉夫语中也有类似的表达),不过这些高尚者也根据一种典型的特性称呼他们自己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例如他们称自己是“真实的”:最先这样做的是希腊贵族,其代言人是麦加诗人蒂奥哥尼斯。用来表达这个意思的词:esthlos的词根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是存在的,现实的,真切的,他就是真正的人;而后,经过一个主观的转变,真正就变成了真实:在概念转化的这个阶段,真实成了贵族的口头禅,而且彻底地包含在“贵族的”词义里,以示和被蒂奥哥尼斯认之为并描述为不诚实的下等人相区别——一直到贵族没落以后,该词才最终被保留下来用于标志精神贵族,与此同时该词也变熟、变甜了。在kakos和deilois这两个词中(a-gathos的反义词:庶民)都强调了懦弱:这也许是一个提示,循此方向我们必须去寻找意思清楚得多的aga-thos的词源。拉丁文中的坏(malus)字可以用来指深肤色,特别是黑头发的人为粗俗的人,即在雅利安人以前居住在意大利土地上的居民,他们和成为统治者的黄头发雅利安征服者种族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颜色;至少克尔特语为我提供了正好类似的情况——fin(例如Fin—Qal这个名词),就是用来标志贵族的,最后被用来标志好、高贵、纯洁、本原是黄头发,以此和肤色暗、头发黑的土著居民相对照。顺便说一下,凯尔特人纯粹是黄头发人种。有人(譬如维尔科夫)错把德国人种分布图上的那些暗色头发人种聚居地段同什么凯尔特人的后裔和血缘联系在一起。其实,在这些地段居住着的是雅利安以前的德国居民(在整个欧洲情况几乎相同,从根本上说,被征服的种族最终再一次占了上风,在肤色上,在缺乏头脑上,甚至在智识本能和社会本能上,有谁赞成我们如下的观点,难道不是时髦的民主,难道不是更为时髦的无政府主义,尤其是现在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者对于“公社”这种最原始的社会形式的共同偏爱,难道它们的主旨不像是一种惊人的尾声,象征着征服者和主人种族的雅利安人甚至在生理上都处于劣势了吗?……)拉丁文字bonus我斗胆译为斗士;假如我可以将bonrs引溯到一个更为古老的词duonus(请比较bellum和du-ellum,以及duen-lum,在我看来,这中间好像保存了那个duonus),那么donus就可以译成与人纷争的人、挑起争端的人(duo),斗士:我们看到,在古罗马是什么使一个人形成他的“善良”。我们德国人的“好”本身难道不是标志“神圣者”,“神圣种族”的人吗?而且这难道不是和哥特人的人民(起初是贵族)的名称相一致吗?在此不宜阐述这些猜测的原因——

政治优越观念总是引起一种精神优越观念,这一规则暂时尚未有例外(虽然有产生例外的机会),当最高等级是教士等级的时候,这一规则表现为教士们喜欢采用一种向人们提醒教士职能的称呼来作为他们的共同标志。譬如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上了像“纯洁”和“不纯洁”这样的对立的等级观念,同样也是在这里后来产生了不再具有等级意义的“好”和“坏”的观念。但是人们应该当心,不要立刻把“纯洁”与“不纯洁”这种观念看得过重、太广,甚至看成象征性的:古人类的所有观念都应当从一开始就被理解为一堆我们几乎不能想像地粗糙的、笨拙的、浅薄的、狭窄的、直截了当的,特别是不具有代表性的东西,“纯洁的人”的最初的意思不过是洗澡的人,拒绝吃某种感染腹疾的食品的人,不和肮脏的下层妇女睡觉的人,厌恶流血的人——只此而已,岂有它哉!此外,当然,从以教士为主的贵族的全部行为可以看清楚,为什么恰恰是在这种早期阶段,价值的对立能够以一种危险的方式内向化、尖锐化。事实上,由于这种价值的对立在人与人之间最终扯开了一道鸿沟,就连精神自由的阿基利斯也难于毫不畏惧地逾越这道鸿沟。早在一开始就有某种有害的因素孕含在这种贵族气派中,孕含在这统治者的、疏远商贸的、部分是深思熟虑、部分是感情爆发的习惯中,其结果是各个时期的教士们都很快地、不可避免地感染上那种肠道疾病和神经衰弱,可是他们为自己找到了什么方法来医治他们这些疾病?——难道人们不能说这种医疗方法的最终结果已经显示比它要治愈的疾病本身还要危险百倍吗?人类自身仍然在受着那些教士们的医疗方式的后果的煎熬!让我们试想某种饮食方式(禁忌肉类),试想斋戒、节制性欲、“向沙漠”逃循(维尔·米切尔式的孤立,当然不包括由此产生的强饲法和营养过度,那里包含了医治禁欲主义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发作的最有效的方法);再试想,教士们的全部敌视感官的和懒惰而诡诈的形而上学,他们依据苦行僧的和使用玻璃扣而且观念固执的婆罗门的方式实行的自我催眠术,以及对其根治术——虚无的、最后的、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厌倦(或者对上帝的厌倦——渴望和上帝结成一种神秘联盟是佛教徒所渴望的虚无,涅盘——仅此而已!)在教士们那儿一切都变得格外危险,不仅仅是医疗方式和治疗技术,而且还包括傲慢、报复、敏锐、放荡、爱情、权力追求、贞操、疾病——凭心而论,无论如何还应当加上一句:只有在这块土地上,在这块对人类和教士的生存来说基本上是危险的土地上,人才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有趣的动物,只有在这里,人的精神才更高深,同时也变得凶恶了——正是这两个原因使得人迄今为止优越于其它的动物。

读者已经可以猜测出,教士的价值方式可以多么轻易地脱离骑士——贵族的价值方式而向其反面发展了。在每一次这种脱离发生时都有一个契机,都是发生在教士阶层和斗士阶层相互嫉妒、无法和解的时候。骑士——贵族的价值判断的前提是一个强有力的体魄,是一种焕发的、丰富的、奔放的健康,以及维持这种体魄和健康的条件:战斗、冒险、狩猎、跳舞、比赛等等所有强壮的、自由的、愉快的行动。贵族化教士的价值方式,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具有其它的前提:战斗对他们来说是糟糕造了!正如我们所知,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最无能。从无能中生长出来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才智又最为阴毒。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仇恨者总是教士,最富有才智的仇恨者也总是教士——在教士的报复智慧面前,其它所有的智慧都黯然失色。没有这种无能者提供的才智,人类历史将会过于乏味——让我们举个最重大的事例。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贪。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这难道不算是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吗?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贵的理想。——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现实吧!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史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拯救’人类于‘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不管用什么词吧!)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请回答吧。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肯定地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它们的消极的概念如“低贱”、“平庸”、“坏”都是在与它们的积极的概念相比较后产生的模糊的对照,而它们的积极的概念则是彻底地渗透于生命和热情的基本概念:“我们是高贵者,是好人;我们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说贵族的价值方式有过失,强暴现实,那么这种情况就发生于他们不够了解的领域,他们不是去了解实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卫:有时他们会错误地判断一个他们所蔑视的领域,比如平民的领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领域。另一方面,人们也要考虑到,不管怎么说,蔑视的情绪、倨傲的情绪、自负的情绪的产生,人们对蔑视情景的伪造,这都远远无法和无能者以受压抑的仇恨向他的对手(当然是虚构的)进行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有过多的疏忽和轻浮,过多的不顾事实和不耐烦,夹杂着本来就过多的与生俱来的愉快心情,使这种蔑视能够把它的对象转变成真正的丑角和怪物。请注意,希腊贵族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开距离,在所有有关的词句中加上几乎是仁慈的声调,怜悯、关怀、容忍这类的词一直不断地相互搅拌,并且包裹上糖衣,直至最后几乎所有和平民有关的词句就只省下了诸如“不幸”、“可怜”这类的表达(参见deilos,deilaios,poneros,mo-chtheros,最后两个词的本意认平民为工作奴隶和负重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坏”、“低贱”、“不幸”这类词又没完没了地用一个单音,用一种“不幸”占优势的音色,轰击着希腊人的耳朵;这是古老的、更高贵的贵族价值方式的传家宝,即使在蔑视时也不会须臾背弃。“出身高贵者”的确感到他们自己是“幸福者”,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来人为地造就他们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者骗人相信他们的幸福(所有充满仇恨的人们都惯于此道)。他们浑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满积极性,同样,他们知道,不能把行动从幸福中分离出去,他们把积极行动看成幸福的必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和无能者以及受压抑者阶层的“幸福”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这些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极地表现为麻醉、晕眩、安宁、自由、“安息日”、修养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时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这种仇恨者的种族最终必然会比任何一个高贵的种族更加聪明,而且它对聪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聪明当做其生存的首要条件,而高贵者只是把聪明当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种高雅的变味品来享受:——即使在这方面,聪明比起无意识的调节本能那样一种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种特定的不聪明来,比起某种更加勇敢的蛮干,哪怕蛮干会招灾树敌,比起那为所有时代的高尚灵魂都要重新认识的激怒、热爱、敬畏、感激和报复等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来,聪明早已不再重要了。当一个高贵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时候,这怨恨会爆发,并且消耗在一种瞬间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会起毒化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下,高贵者丝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软弱者和无能者却会毫无例外地感到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现代世界上有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记不住任何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抵毁,他不能原谅别人,只是因为他把一切全忘记了。)这种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许多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却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高贵者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这种尊重本身就是通向爱的桥梁……是的,他以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敌人!是的,除了这种丝毫不值得蔑视,而且非常值得尊敬的敌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种的敌人!试想,一个充满仇满恨的人构想出来的“敌人”将是什么样的——这正是他的行动,他的创造:他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又从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想了一个对立面,即“好人”——

也就是他自己。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是的,他们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和大批失败者、病患者、疲惫者、萎靡之间尚有距离,在这段距离之后,当今的欧洲正在开始发臭,因此他们觉得自己至少还是比较适度的,至少还是有生活能力的,至少还是肯定生活的……

十二

此刻,我不拟压抑我的感叹和我最后的期望。什么东西是我完全无法忍受的?是我独自一人无法结束的?是令我窒息、使我忍受煎熬的?是恶劣的空气!恶劣的空气!是某种失败的东西在接近我,是我被迫去嗅一种失败者的内脏……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不能忍受的?苦难、贫困、恶劣天气、久病不愈、艰辛、孤寂?人基本上是能够对付其余这些困难的;人生来就是一种地下的、战斗的存在;人总是会不断地接触到光亮,不断地经历他的胜利的黄金时刻——然后就停留在那儿,好像生来就是这样的坚不可摧,这样急切准备迎接新的、更艰难、更遥远的战斗,就像一张弓,任何困难都只能使它绷得更紧。不过我时常得到恩赐——假设在善恶的彼岸当真存在着上界的恩赐者——使我能看一眼,而且也只能看一眼某种完美的、圆满的、幸福的、有力的、凯旋的、多少还能引起恐惧的东西!看一眼为人作辨护的人,看一眼人的那残存的、正在消失的机运,以便能够保持对人的信任!……因为事实是欧洲人正在变得渺小和平均,因为看到这种情况就使人厌倦……我们如今已不再能够看到任何会变得更伟大的东西。我们担心的是,人还在继续走下坡路,还在变得更仔细、更温和、更狡黠、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更中国式、更基督化——毫无疑问,人总是在变得“更好”——这正是欧洲的劫难——在我们停止惧怕人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对他的热爱、尊敬、期望,失去了对人的追求,看到人就会事感到格外厌倦——这不是虚无主义又是什么?我们对人感到厌倦了……

十三

言归正传,关于“好人”观念的另外一个起源,也就是仇恨者想像出来的那种好人,这个问题出需要有一个解。羊羔怨恨猛兽毫不奇怪,只是不能因为猛兽捕食羊羔而责怪猛兽。如果羊羔们私下里议论说:“这些猛兽如此之恶,难道和猛兽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羊羔不能算是好的吗?”那么这样的一种理想的建立并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尽管猛兽会投过讥讽的一瞥,它们也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们并不怨恨这些好羊羔,事实上我们很爱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比嫩羊羔的味道更好了。”要求强者不表现为强者,要求他不表现征服欲、战胜欲、统治欲,要求他不树敌,不寻找对抗,不渴望凯旋,这就像要求弱者表现为强者一样荒唐。一定量的力相当于同等量的欲念、意志、作为,更确切些说,力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欲念、意志、作为本身,只有在语言的迷惑下(理性语言对事物的表述是僵死的,是彻底的谬误),这种力才会显示为其它,因为语言把所有的作为都理解和错解为受制于一个作为着的“主体”。正像常人把闪电和闪电的光分开,把后者看一个主体的行动、作为并且称其为闪电一样,常人的道德也把强力和它的表现形式分离开来,似乎在强者的背后还有一个中立的基础,强力的表现与否和这个中立的基础毫无关系。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基础;在作为、行动、过程背后并没有一个“存在”;“行动者”只是被想像附加给行动的——行动就是一切。常人让闪电发光,那实际上等于给行动加倍,使之变成行动——行动:也就是把同样一件事一会儿称为原因,一会儿又称为结果。自然科学家也不强似常人,他们说,“力在运动中,力是始因。”我们的全部科学,虽然是极为冷静的,排除了情绪干扰的,但是却仍然受着语言的迷惑,而且始终没能摆脱那些强加上去的替换外壳,即所谓“主体”。

例如,原子就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同样,康德的“物自体”也是这样一个替换外壳:毫不奇怪,那些被压抑的、在暗中闪耀的报复和仇恨的情感利用了这样一种信念,甚至是空前热烈地信奉这样的信念:即强者可以自由地选择成为弱者,猛兽可以自由地选择变成羔羊。这样一来,他们就为自己赢得了把成为猛兽的归类为猛兽的权利……与此同时,那些被压迫者、被蹂躏者、被战胜者,他们出于无能者渴求复仇的狡猾在窃窃私语:“我们要和那些恶人有所区别,让我们做好人!所有不去侵占、不伤害任何人,不进攻,不求报的人,所有把报复权上交给上帝的人,所有像我们这样隐蔽自己、避开一切罪恶,甚至很少有求于生活的人,像我们这样忍耐、谦恭、正义的人都是好人。”如果冷静而不带偏见地倾听,这段话的真实含义其实不过是:“我们这些弱者的确弱;但是只要我们不去做我们不能胜任的事,这就是好。”但是这种就连昆虫都具有的最低等的智力(昂虫在危险时刻也会佯死,以免行动“过多”),这个冷酷的现实却由于无能的伪造和自欺而被包裹在退缩、平静、等待的道德外衣中,就好像弱者的弱原是他的本质,他的作为,他的全部的、唯一的、必然的、不可替代的真实存在,是一种自发的举动,是某种自愿的选择,是一种行动,一种功绩。这类人相信,一个中立的、随意选择的“主体”必然产生于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肯定的本能,这种本能惯于把所有的慌言都神圣化。上述主体,或者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灵魂,或许是迄今为止地球上最好的信仰了,因为它使绝大多数会死亡的人,使各种各样的弱者和受压抑者能够进行高超的自我欺骗,使他们能够把软弱解释为自由,把软弱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解释为功绩。

十四

有谁想上下求索一番、看看理想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谁有这份胆量?……好,让我们开始吧!这儿有一条缝,可以经常窥见这些阴暗的作坊。请稍候片刻,我的冒失大胆先生,您的眼睛必须先习惯于这变幻无常的光线,……好了,现在请告诉我,那里发生了些什么事?说出来您都看到了些什么,您这个最危险的好奇家伙——现在我是倾听者——

——“我什么也没看见,但是我听到的却更多。在那儿从每个角落里都发出一种审慎、狡猾、轻微的耳语。我觉得他们在说慌,每个声响都像沾了蜜糖般的柔软,他们说无疑软弱应当被当作功绩来称赞——您说对了,他们正是这样。”——

——还有什么?

——“不报复的无能应被称为‘善良’,卑贱的怯懦应改为‘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应改为‘顺从’(根据他们对一个人顺从,这个人吩咐他们屈服,他们称这个人为上帝)。弱者的无害,他特有的怯懦,他倚门而立的态度,他无可奈何的等待,在这儿都被冠上好的名称,被称为‘忍耐’,甚至还意味着美德;无能报复被称为不愿报复,甚至还可能称为宽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只有我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还在议论‘爱自己的敌人’——而且边说边淌汗。”

——接着说!

——“我敢断定他们非常悲惨,所有这些耳语者和躲在角落里的伪造者,虽然他们挤做一团取暖。可是他们告诉我说,他们的悲惨是被上帝选中的标志,就像人们鞭打自己最庞爱的狗一样;或许这种悲惨还是一种准备、一种考验、一种训练;或许它竟是以黄金作为巨额利息最终获得补偿的东西,不,不是用黄金,而是用幸福补偿。他们把这种幸福称之为“极乐”。

——说下去!

——“现在他们向我解释说,尽管他们必须去舔强者和主人的唾沫(不是出于恐惧,绝对不是!而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尊敬所有的上级),但他们不仅比这个地球上的那些强者、主人更好,而且他们的‘境况也会更好’,至以有朝一日会更好。可是,够了!够了!空气污浊!空气污浊!我觉得这些制造理想的作坊散发着一股弥天大谎的气味。”

——“不,请稍等一下!您还没讲到这些黑色艺术家的绝招呢!他们能把任何一种黑色的物体造成白色的、牛奶般的、纯洁的东西。您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魔术的高超?难道没有注意到他们那最大胆、最细致、最聪明、最有欺骗性的手腕?请注意一下!这些满怀报复和仇恨心理的寄生虫,他们从报复和仇恨中究竟造出了些什么?您到底有没有听到那些词句?如果只听他们的言谈,您是否会知道,这些人纯属忌恨者?”

——“我懂了,我再把耳朵竖起来(对!对!对!把呼吸也屏住)。现在我才听到他们已经一再重复过的话:‘我们这些好人——我们是正义者。’他们把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叫做报复,而称之为‘正义的凯旋’;他们仇恨的并不是他们的敌人,不是!他们仇恨‘非正义’,仇恨‘无视上帝’;他们信仰和期望的不是复仇,不是陶醉于甜蜜的复仇(荷马曾经说过,这种陶醉比蜜糖还甜),而是‘上帝的胜利’,是正义的上帝战胜不信上帝的人;这个地球上还值得他们爱的不是那些满怀仇恨的弟兄们,而是他们称之为‘充满爱心的弟兄们’,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地球上所有的好人和正义的人。”

——他们把那种在悲惨生活中给了他们安慰的、关于所谓的未来极乐世界的幻觉叫做什么?

——“什么?我听得准确吗?他们把它叫做‘终审日’,他们的王国,即‘上帝的王国’到来之日——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他们暂且生活在‘信仰’、‘爱’和‘期望’之中。”

——够了!够了!

十五

信仰什么?爱什么?期望什么?无疑,这些软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成为强者,有朝一日他们的“王国”也能来临,他们就把这个王国称这“上帝的王国”——他们事事处处都如此谦卑!可是为了获得在这个王国生活的经历,人必须活很长时间的、必须越过死亡,是的,必须获得永生才能够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国”里使自己那“在信仰、爱期望中”渡过的尘世生活得到补偿。可是补偿什么?用什么来补偿?……我觉得但丁在这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凭着一种能唤起恐惧感的机灵在通往他的地狱的大门上写下了“我也是被永恒的爱创造的”,——不管怎么说,在通往基督教的天堂和“永恒的极乐”的大门上应当更有理由写上“我也是被永恒的仇恨创造的”,让真理站在通往谎言的大门上!那个天堂的极乐又是什么呢?……我们大概可以猜出答案来了,但是最好还是请一位在这类事情上享誉很高的权威;托马斯·阿奎那,伟大的教师和圣人,来为我们证实一下吧,他用羊羔般温柔的口吻说道:“享福总比受罚能给人以更大的快乐。同样,在天国里,人们会因为亲眼看见恶人受罚而感到快乐。”如果读者愿意听,这儿有一位成功的神父用更强烈的语气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他试图劝阻他的基督徒们不要公开地为所欲为——为什么?他非常激烈地写道:“上帝的拯救将给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欢乐,我们拥有的不是身强力壮的人而是殉道者,如果我们想要血,我们就有基督的血……但是想想看,在他凯旋归来之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吧!”接下去他继续描绘那迷人的幻景:“是的,还有奇迹会发生——在那最后的永恒的终审日。异教徒从来就不相信会有那一天到来,他们讥讽地说,这整个旧世界连同它的历代居民就将毁于一场大火的那一天决不会到来。可是那一日的奇迹将会是多么宏大,多么广阔!那种景象将会使我惊讶,我将会怎样地大笑,欢乐,狂喜啊!我将会看到那些国王们,那些据称是伟大的国王们,和丘比特一道,和那些在黑暗的深渊中呻吟着的、接到升天通知的人们一道在天堂受到欢迎!我还将看到那些亵渎了耶稣的名字的地方行政官们在火焰中熔化,那火焰比他们出于对基督徒的仇恨而点燃的火焰还要炽热。我还将看到那些先知、那些哲学家们,他们曾教导他们的学生说上帝对任何事都不关心,人并没有灵魂,如果有,那些灵魂也决不会回到他们原来的躯体中。面对着聚在一起的学生们,那些哲学家将会羞愧脸红!此外我还将看到诗人们在审判员席前颤抖,这不是拉达曼陀斯的坐席,不是米诺斯的坐席,而是基督的坐席,是他们从未抬眼看过的基督!而后我还将听到悲剧演员的声音,在他们自己的悲剧中他们的声音更加动人;还有表演家,他们的肢体在火中格外地轻柔。我还会看到四轮马车夫被火轮烧得通红!接下去可以看见体育运动员,他们不是在他们的运动场上,而是被推进火堆——除非我到那时也不想看这一场景,可是依着我的愿望我却要看个够,因为他们曾经把愤怒和怨恨出在上帝的身上;我会说:“这就是他干的,那个木匠或者妓女的儿子(特图里安在这里模仿犹太人的谩骂,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他在犹太法典中用的称呼是耶稣的母亲),那个不遵守安息日的人,那个有魔鬼帮助的撒马利亚人。他就是犹大出卖给你们的那个人,挨了一顿芦杆和拳头,污了一身唾沫,被迫喝了胆汁和醋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被信徒们秘密偷走的人,所以人们说他已经升天了,除非是园丁把他挪走了,以免来访的人群践踏他的菜地!这是何等样的景象!何等样的狂喜!哪个罗马执政官、会计官、教士能给予你这样的赠礼?可是所有这一切却属于我们,对于精神想像力的信仰勾画了这副图景。但是那些耳闻不见,目睹不到、心感不觉的事物究竟是些什么?我相信,这是比在马戏场、剧院、圆形剧场,或者任何体育场里所能感受到的更大的快乐。”——原文如此。

十六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好与坏”和“善与恶”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观在这个地球上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恶战,虽然第二种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稳占上风,但是只要战争仍在持续,胜负的问题就悬而未决;甚至可以说,在此期间战争又升级了,因而它也就变得更深刻,更具有斗智的性质了,结果是目前也许还找不到更确切的标志来标记那超越这种对立的“更高级的自然力”,即更智慧的自然力,那种对立的另一真实的战场。这场战斗的象征在所有人类历史上垂训千古,这就是“罗马人对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对罗马人”。迄今为止,还没有比这更重大的战斗,更严峻的课题、更仇视的对立,罗马人把以色列人看成某种违反自然的反常怪物;罗马人认为犹太人“对整个人类充满了仇恨”。如果人们有权把人类的得救和未来同贵族的价值观,即罗马的价值观的无条件统治联系起来,那么罗马人的这种看法就是对的。可是反过来犹太人又是怎样看待罗马人的呢?有千百种迹象表明他们的观念,而我们只需再读一遍圣约翰的《启示录》,那文字史上最偏执狂热的发泄、那对良知的报复。请不要低估基督徒坚韧不拔的本能,他以此为这本仇恨之书贴上了爱的信徒的名字,附加了他狂热地偏爱的那些福音信条——但是不管有多少文字上的诈骗,这里面潜藏着一个事实:罗马人曾经是强壮的、高贵的民族,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民族能像罗马人那样,甚至梦想像罗马人那样强壮和高贵;罗马人的所有遗迹、每一个刻痕都是迷人的、庄重的,只要人们能够猜出其中的意思。反之,犹太人却是杰出的、充满怨恨的教士民族,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比拟的民俗道德天才,我们只需拿中国人和德国人这些有相似天赋的民族和犹太人相比,就可以感受到谁是第一流的天才,谁是第五流的,目前他们之中谁取胜了,是罗马人还是犹太人?可是这里还有什么疑问?想想看,在罗马本土人们把谁当作至高无上的价值的化身,向之鞠躬礼拜——而且不仅在罗马,在差不多整整半个地球上,哪儿的人们变得驯服了,或者将要变得驯服了,那儿的人们就向三个犹太男人和一个犹太女人鞠躬(向拿撒勒斯的耶稣,向渔夫彼得,向地毯匠保罗,向玛丽亚,那个起初被称为耶稣的人的母亲)。这真是奇怪,罗马无疑是战败了。的确,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的理想、高贵的价值观念曾经历了光辉夺目的复苏。罗马就像一个假死苏醒的人一样在那座新建的犹太式罗马城的重压下面蠢动起来,那新罗马俨然是一座世界性的犹太教堂,它被称为“教会”。但是,很快地犹太教又一次获胜,这要归功于发生在德国和英国的运动,它被称为宗教改革,而实质上是平民的怨恨运动。伴随这场运动而来的是:教会的重振和古罗马再次被置于古老的墓穴安宁之中。法国革命使犹太教再次取得了对古典理想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更深刻的胜利,因为从此,欧洲最后的政治高贵,那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国精神,在民众怨恨本能的压力下崩溃了,地球上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热烈的喝彩,这样喧嚣的欢呼!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根本无法预料的现象:古典理想本身现形了,在人类的眼前和意识中再一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辉;它比以往更强大、更简单、更显著,它大声疾呼反对怨恨者古老的谎言口号:“多数人享有特权”,它反对底层意志、降尊意志、平均意志和使人倒行退化的意志;它喊出可怕的担是令人振奋的反对口号:“少数人享有特权!”拿破仑的出现就橡最后一个路标才指示出另外的出路一样。拿破仑,这个最孤独的人,这个跚跚来迟的人,他具体地体现了高贵理想自身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思考,问题究竟何在:拿破仑这个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

十七

到此为止了吗?那些重大的理想对抗就这样被永久地搁置起来了吗?还是只不过推迟了,长时间的推迟了?……是否有朝一日那古老的、憋闷己久的火势必会复燃成可怕得多的烈焰?不仅如此,这难道不正是有人全心全力渴望的吗?甚至有人要求,以至努力促使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此时此刻有谁像我的读者一样刚刚开始思考,开始拓展思维,他还很难迅速地得出结论,而我则有足够的理由做出结论,因为还是在很早以前我就很清楚我想要什么,我提出那句危险的口号是为了什么,那句口号写在我上一本书的扉页上:“善恶的彼岸”,至少我没有写上“好坏的彼岸”。

注意:

我想利用这篇论文为我提供的时机,公开并正式地表达一个愿望,到目前为止我只是偶尔地同学者们提到过这个愿望,这就是:如果哪个哲学系想要通过提供一系列的学术奖金来促进道德史的研究,那么我目前的这本书也许会对这项计划起有力的推动作用。鉴于这种可能性我想提出下列问题,以供参考。这些问题不论是对于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还是对于以哲学为职业的学者来说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语言科学,特别是对语源学的研究,给道德观念的历史发展带来的什么样的启示?”——此外,显然还有必要争取生理学家和医学家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即迄今为止的价值判断的价值这个问题)。在这里,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委托专业哲学家来充当代言人和协调人,因为他们成功地把哲学、生理学和医学之间的那种本来是非常冷淡、非常多疑的关系变成了友好的,富有成果的交往。事实上,所有那些历史研究和人种学研究所熟知的品行戒律,所有那些“你应当……”条款,都要求首先进行生理的阐释和说明,然后才能进行心理的分析,所有类似的问题都要首先经过医学知识的评判。问题的症结在于:各种品行戒律或“道德”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就无法精细地分解“价值目标”。比如某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生物的长久生存来说可能有明显的价值(对于这种生物提高适应特定气候的能力,或对于它维持最多的数量来说),但是对于造就一种更强壮的生物来说,它就不会具有同样的价值了。大多数的利益和极少数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价值观点,认定前者是更高的价值,这属于英国生理学家的天真……现在所有的科学都在为哲学家未来的使命进行准备工作,而哲学家的使命就是:他们必须解决价值的难题,必须确定各种价值的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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