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下外语多元化发展研究

摘要:中国的外语教育一直倍受争议，虽然近些年发展迅速，但仍旧存在诸多久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英语教育“一语独大”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语人才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澳大利亚在语言政策、外语教育及文化多元化发展方面的突出成就，我国的外语教育可从中得到相应的启示，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道路。

关键词:澳大利亚语言政策;“一带一路”;外语教育

1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沿革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种国家，也是成功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的语言教育特色之处就在于它将基层的讨论、政策的制定、计划的实施三个环节紧密结合，并将社会广阔的语言环境和社区教育纳入语言教育的范围，为其语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更多的平台，也为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1］。许多学者将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粗略地划分为同化阶段、兼容阶段和语言作为一种资源阶段。同化阶段是指从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政府在国内对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采取同化政策，这使得当地的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渐渐有了抵触情绪，也使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化和语言发展受到阻碍。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在这一时期有着极为突出的单一性和排他性特征。进入70年代后，由于移民和土著居民对保护本族语言的呼声越来越高，1975年的澳大利亚新政府着手将移民语言政策、多文化和多语言事务纳入议事日程。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由此朝着兼容并包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在1979年成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所(AustralianInstituteofMulticulturalAffairs)，负责处理有关国家语言与文化政策制定的相关事宜。自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起，澳大利亚开始制定符合其国家实际情况的语言政策。1982年澳大利亚颁布实施了由语言学家JosephLoBianco撰写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PolicyonLanguages)，这是在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政策，并且建构了澳大利亚语言多元化的基础。随着英语超越其他语种，作为全球语言不断发展，其影响力逐渐超出了语言的范畴，成为不同国家人们之间交际活动的重要工具及技能，澳大利亚也承认这一现实，因此将英语作为公民必须掌握的基本语言。与此同时，在1984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发表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PolicyonLanguages)中明确提出将日语、印度尼西亚语、汉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9种语言定为“优先语言”(prioritylanguage)，全面实施“全体居民学习一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政策。自《国家语言政策》颁布实施起，澳大利亚就一直坚持以下四条基本原则: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提供学习第二语言的机会。逐步让人们意识到，多语言多方言不是国家统一及经济发展的阻碍，而是国家宝贵的文化资源。进入90年代中期后，澳大利亚政府日益重视本国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制定者也充分认识到语言作为一种资源在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在1994年和2008年分别颁布了《澳大利亚学校中亚洲语言与亚洲研究的国家政策》和《澳大利亚学校推动亚洲语言及研究计划》，并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从1994年至2002年年底，政府提供超过2．08亿的资金用于资助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战略。据调查，截至2000年，大约4685所学校开设了汉语、日语、印尼语和韩语课程，约占全部学校的49%［2］。2009年，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陆克文政府出台了一项《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研究计划》，政府期望在2020年，学生在中学12年级毕业时，流利使用亚洲语言的人数能够增加，这也是澳大利亚政府充分认识到使年轻的澳大利亚人具备区域内邻国沟通和合作的知识和能力的重要性的体现［1］。2012年10月28日，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正式了《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强调今后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并将其升格为2025年之前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针对这一安排，白皮书强调对亚洲文化的理解，明确表示澳大利亚学校课程的核心部分将包括对亚洲国家文化的学习及研究，所有学生都将有机会学习一种亚洲语言。由此可见，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与其经济发展的导向有着很紧密的联系。纵观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我们不难发现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是伴随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开放而展开的。从保护土著及外来移民语言、积极鼓励公民学习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到专门制定亚洲语言与研究的相关计划，这一系列举措都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国家语言政策逐渐从保守转向开放，其外语教育从单一转向多样，语言学习的动机由要求社会公正向经济理性主义转移的趋势。

2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带给我国外语教育发展的启示

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切合本国实际，同时又具创新意义。伴随其政策出现的部分语言政策理念对于我国的外语教育也颇具参考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2．1建立对全国外语教育发展的统筹规划。澳大利亚外语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政策为指引的显性政策的实施，同时也非常注重教育政策的更新完善以及语言与经济贸易的联合。在《国家语言政策》颁布之后，澳政府于1988年颁布了《澳大利亚语言水平计划》的外语课程框架。试图以总课程框架作为指引，提供一种既能涵盖语言共性又能包括教师发展和研究的课程综合模式。1991年，澳大利亚政府颁布《澳大利亚语言及识字政策》(Australia’sLanguage:TheAustralianLanguageandLiteracyPolicy，ALLP)的白皮书，以延续《国家语言政策》。1994年，在认识到学习亚洲语言和进行亚洲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之后，工党联邦政府与昆士兰州联合颁布了《澳大利亚学校中亚洲语言与亚洲研究的国家政策》，目的是为了推进系统的亚洲语言学习，增强澳大利亚的国际竞争力。进入21世纪后，澳大利亚政府继续增加对外语教育政策的各项投入，先后出台了《澳大利亚语言教育国家声明与计划(2005－2008)》、《跨文化语言教学与学习实践计划》、《澳大利亚学校推动亚洲语言及研究计划》等。在这些系统的、与时俱进的语言政策指引下，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朝着健康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基本国情虽然跟澳大利亚截然不同，但是“国家语言政策”的理念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我国的外语教育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及发展，但是对外语教育事业的规划却严重滞后，导致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出现盲目和混乱的局面［3］。甚至在我国政府新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外语教育规划也未被提及。因此，目前要解决所存在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我们要制定自己的“国家语言政策”，要兼顾国家经济发展需求及外语教育内在特殊规律，即语言学习规律和认知规律［4］。此外，我国国家经济体制发展对所需人才的要求直接体现在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从而形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对外语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越级纵向制约［5］。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国情及经济发展的走向，从经济战略的角度来规划自己的外语教育政策。并以此为指引，审时度势，推进后续政策的改进和实施。2．2按区域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外语课程体系及评价体系。澳大利亚是分州制定外语课程标准的，在所有各州的课程标准中，没有明确统一实行某种教学方法，但基本都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原则，设置教学活动。并且语种的选择决定权在各州以及下属学校，允许各地区根据地域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外语教育政策实施方案，因此各州开设的课程语种丰富多样。例如，在初中阶段，学生学习的主要语言是英语和外语。在这个阶段，外语是必修课。而在高中阶段开设语言类课程，有英语、法语、德语等二十余种语言，学生必须选择其中两种语言［6］。反观中国，从小学到大学，各地基本都实行统一的课程标准，有的地区虽然推行当地的英语课程标准，但就内容上来看并无太大变化，课程的设置单一重复，并且评价体系也基本一致，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在统一的全国性的英语课程标准等级要求之下，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学校都应有相应的自主权决定本地区的课程标准、教学方法、语种和多样化的课程设置。其次，实行灵活的多样化的英语评价体系。目前，就英语考试来说，我国比较权威的就是大学入学考试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几乎所有的英语学习都离不开这些考试。但如果考虑到英语的实用性，这些考试并不能充分地体现语言的交际性。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多种考核评价方式来判定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比如商业贸易专业的学生使用TOEIC(TestofEnglishfor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考试来进行评价，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可以使用全国职业IT英语水平考试来评价，医学方向的学生可以使用医护英语水平考试进行考核等，应针对不同地域特点和不同专业需求，采用不同种类的英语水平等级考试。2．3建立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在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先后建立了亚洲研究委员会、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委员会、澳大利亚语言联盟等机构。这些机构旨在研究澳大利亚的语言和多元文化发展事宜，并在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语言和外语教育规划与建议。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样一个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学咨询机构，负责协调和安排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提供规划与建议，以促进我国外语教育的良性发展。设置这样的机构可以对外语教育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进行综合考虑，可以联合学校及就业市场对外语人才的培养及需求进行调查，还可以监督外语教育相关政策的实施［7］。2．4“一带一路”倡议指导下，根据地缘联系设置“优先语言”。继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政策》列出的9种广泛教学的语言之后，1991年颁布的“白皮书”又新增了5种教学语言，并就优先语种的学习对各州提出了建议及资助。1992年之后，在澳政府确立了将亚洲语言的学习提高到战略高度之后，4种亚洲语言再次作为“优先语言”得到了公民的重视。这4种语言分别是汉语、日语、韩语和印尼语。反观在我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几乎每个角落都流行“英语热”。虽然我国学校目前设置的外语语种不只英语一种，但是据统计，全国有近50万的学生学习俄语和日语，其余学生全部学习英语，英语与俄语的比例是198:1，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语种的学习者就更少了［8］。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教育政策的走向应更注重国际趋势与本土化因素，外语教育也应该由单一转向多元。比如我国的东北地区对于俄语毕业生和俄语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很大，并且逐年呈上升趋势;我国的山东、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与韩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发展刺激了韩语人才需求，现在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都出现了韩国人聚集区。因此，各地可以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文化、人群分布等不同要素，选择一至两种优先语言。“一带一路”沿线有65个国家，陆续还有很多国家及地区参与进来，因此我们需要大量的语言人才，包括英语及其他小语种，这样才能让我国的外语教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最大的保障。2．5加快“社区语言”的发展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许多他国移民来到澳大利亚之后聚居在同一个地区。在这里，人们大多使用本国语言，因此逐渐形成了当地的“社区语言”(CommunityLanguage)。从1975年开始，澳大利亚的“社区语言”主要指的是土著语、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以外的语言［9］。在语言同化时期，移民的语言不能够在公开场合使用，担心会影响到国家的统一。但是，“社区语言”的出现印证了澳大利亚语言政策日趋开放和成熟，并且随之出现了社区语言学校，进一步加速了澳大利亚语言多元化的进程。受到澳大利亚“社区语言”的启发，对于英语在中国的普及，我们可以采取“大众英语社区化、公共英语专业化、英语专业精英化”的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将英语的普及推广到社区。学习英语能够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增加社会竞争力，因此我们应该从如何用英语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普及英语的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学习英语早已不仅仅是在校学生的权利了。我们可以开设社区学校，并在社区学校里设置免费的基础英语会话等课程，为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是没有机会接受英语教育的人提供学习英语的机会。这样不仅可以牵制英语教育的过度市场化，并且能够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英语学习。2015年下半年，北京万科了“V－LINK”产品系中的首批产品“V－learn”相关战略。这是一种覆盖全品类教育、全年龄段的最新运营模式。在V－learn社区学习中心，业主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程度的英语课程辅导;同时，学习中心还对家庭中的各年龄成员进行全面覆盖。如果能将此项计划推广开来，未来将是一个全体社群活动、共同学习外语、整体提高层次的新局面。其次，在学校里，我们可以沿着公共英语专业化、英语专业精英化的方向培养人才。公共英语应该从单纯的英语教学转向与各科学生专业知识相关的英语能力的教学。如果学生能够从本专业知识入手学习英语，不仅可以提高英语实用能力，并且能够开阔视野，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目前国际前沿在本专业的相关认识和发展。在英语专业方面，根据不同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我们可以制定相应的精英计划，为社会输出更高层次的英语专业人才。根据有关统计，全国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但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占总数的5%，能胜任国际会议口译任务的专业人员更少。因此，在外语教育上，甚至在各个层面的英语教学和普及上都应该明确方向，突出重点。我们要从重视语言要素转向重视语言应用能力;从重视语言发展的结果转向重视语言学习的过程;从重视外语教育的阶段性发展转向重视外语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3结语

从社会层面来说，普及通用性语言，增进与国际社会的交流至关重要;从经济战略层面来说，将语言政策规划与实施和经济战略相联系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事;从国家层面来说，提高国民素质，保护汉语主导地位，并推广汉语在全世界的使用范围迫在眉睫。在具体研究和探索我国外语教育方向时，可以学习和吸收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成功经验，但绝不能照搬照套，需要结合我国国情批判地吸收有益的方面，进一步推进外语教育的全民化发展，借助“一带一路”的倡议推动，优化并深化我国的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改革力度，找到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外语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郭小绘．当代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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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文仲．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思考［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1):12－13．

［4］邹为诚．论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的性质、任务和方法———代《中国外语》外语教育政策研究专栏主持人话语［J］．中国外语，2011，8(4):26－30．

［5］张贞爱．外语教育政策与多维制约因素分析———以韩国外语教育60年改革与发展为例［J］．中国外语，中英文版，2011，8(4):60－63．

［6］孙正峰．澳大利亚外语教育现状及其启示［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1，25(4):17－19．

［7］陈红岩．澳大利亚外语教育政策探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4):170－172．

［8］张沉香．澳大利亚外语教育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159－161．

［9］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M］．北京:中央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吴珊珊 单位:合肥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