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石刻艺术教化思想

民间修墓刻碑一般来说内在动因主要是儿孙们对过往老辈们哀思之情的物化。但是，其外因却与土司、官府建立的“功德碑”、“牌坊”的目的相似，目的是歌功颂德，昭示后人，以图永存。尤其是土家族墓碑中的那些“寿藏碑”①，其教化意图更典型，因为树碑立传者不是儿孙后辈所为，而是墓主人生前在世时自己所为。笔者在对武陵地区土家民族民间石刻艺术的整体布局、内容形式、选材及其相关民俗文化的研究分析中，发现众多的土家族墓碑石刻除了表露出浓烈的“驱鬼逐邪，镇墓”、“吉祥”意蕴以及对于装饰功能的追求外，还普遍蕴含着更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以及社会、政治等生活内涵，其教化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当时可能比寄托哀思之情，追求“吉祥”、“辟邪”等民俗愿望更大。它暗含有更为强烈的“立人达人”②的教化理念，即便是“吉祥”意味的追求，也是试图以“立人”“、达人”的方式来取得。

一、从石刻艺术内容看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

位于湖北利川西部的鱼木寨，至今保存着完好的清代碑墓、皇帝诰封牌坊、明清乡间学堂、阴宅阳宅同室（即生屋死墓，虽阴阳有别而同为居所）的奇妙景观。其间，石刻雕花艺术精湛的“夫妻墓室”以及石屋民居多处。鱼木寨石刻，样式丰富，有建筑石刻、崖刻、碑刻等几种类型，图案常见龙凤、人物、山水、花鸟及草虫等，题材多以人们喜闻乐见的“龙凤呈祥”、“文王访贤”、“八仙过海”、“四君子”、“二十四孝图”之类，甚至连常见的“福”、“寿”等字，也以极具装饰性的手法雕刻而成。对此诠释者，大多从不同角度阐释，通解为“吉祥”、“辟邪”等家族个体性的民俗愿望的体现。如果我们考证其相关的传统吉祥图典，以及相关的民俗传说等资料，则会发现，这些墓碑石刻的核心主旨，应是土家人“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艺术的物化体现。即便是图案内容，也是如此，不过更具有象征性特点而已。比如龙凤组合，除了吉祥意味与生殖崇拜以外，还象征着权势与荣耀、圣明与贤德。“岁寒三友”、“四君子”③等更是如此，表达了浓厚的对刚正、聪慧、德厚的宣扬意图。《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中对后辈劝学、望子成龙意愿的表达，更是将鱼木寨人土家族“立人达人”的理念凸显得淋漓尽致。再如鱼木寨向梓墓碑石刻《郭巨埋儿》。这个故事是属于《二十四孝》之一，讲述晋代郭巨为人极孝，在妻子生儿子以后，家境日益贫寒，无法侍养老人，于是郭巨与妻子商议决定埋掉儿子，节省口粮以侍养母亲。正当他们挖坑时，突然天降祥云，地下出现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遂夫妻得黄金，回家孝敬母亲，生养孩子。此石刻上，一男子掘土，一女子怀抱娇儿；天空祥云缭绕，地下出现一堆黄金。整个故事对于孝道的宣扬很明显，最重要的是郭巨之孝，感动天地，引来了神仙对其庇佑，这样的结局体现了孝道者天佑之的思想观念。鱼木寨向梓阎孺人之墓上有《杨香救父》。墓的正碑为组合式立柱形，由四层组成，二层的高浮雕带上，正面就刻着《杨香打虎救父》。这则故事刻画了十四岁的杨香与父亲下田割麦时遭遇老虎，为保护父亲脱险，手无寸铁的杨香毅然上前紧扼老虎咽喉，最终战胜猛虎。整个画面引人入胜，鲜明的赞颂了“孝、义、勇、智”的美德。诚然，这是儒家文化在土家民间文化的渗透与表征，但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与目的是等值的。值得注意的是，此墓背面有《文王访贤》。周文王一直是中国自古传诵的仁德之君，此图通过刻画文王在渭水边求访姜太公，生动地再现了文王遇姜太公时礼贤下士的情景，将有关“明君”与“良相”的美谈广为流传。侧面为《仲由负米养亲》。仲由是春秋时孔子的学生，为孝敬父母，常于百里之外负米回家供养双亲。这幅组合图整体表意是直接的崇尚仁、义、礼、明、忠、贤、和等品德。再看四君子图，这是文人士大夫们常用的艺术创作题材。文人高士常借梅、兰、竹、菊来表现自己清高拔俗的情趣，或作为自己品德的鉴戒。一般均借“四君子”来表现正直、虚心、纯洁而有气节的思想感情，而其中尊重“德正”的含义就显而易见了。花中四君子，梅剪雪裁冰，一身傲骨；兰空谷幽香，孤芳自赏；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菊凌霜自行，不趋炎势。

以花喻人，文人高士对四君子的推崇表达了儒家修身思想，对自身高洁品格的追求，而鱼木寨石刻通过对四君子的刻画，表达的既是对高洁德行的推崇与仰慕，更是助人伦、成教化、“立人达人”静态形式的宣传广告。其他图案内容的谐音表意往往是表面的，只是民俗内容中的一个方面，而实际体现的大多是对纯正高尚的道德行为的崇敬和歌颂，对邪恶现象的不满和鞭挞，以及平民内心中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由此所树立的一种自尊自强自律具有警世意义的碑典。简而言之，石雕表现的意蕴内涵，仍然是一种平民朴素的“立人达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而最能说明鱼木寨石刻是为了立人达人的思想理念者，莫过于《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其四合院式的六吉堂建于明末清初，占地一千余平米，是鱼木寨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建筑。该中心院坝的前廊阶壁左右各嵌石刻一通，长四米，高一米，正楷阴刻的就是《南阳柴夫子训子格言》。此碑刻有：“费尽了殷勤教子心，激不起好学勤修志。恨不得头顶你步云梯，恨不得扶你攀桂枝。你怎不寻思，试看那读书的千人景仰，不读书的一世无知。读书的如金如玉，不读书的如土如泥；读书的光宗耀祖，不读书的颠连子妻。……”等内容，可见望子读书成龙之心之切。这一篇教子劝学的文字，突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思想，文中不仅列举了程夫子、宋状元、苏学士等读书大家，仰为读书楷模，还举出了不读书的严重后果。这篇训子格言意在激励子孙奋发图强，其望子成龙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同样表现对于儒家思想严格奉行的还有“化字炉”，据说当时学堂教诲学生，说纸是孔圣人传下的圣物，不可乱丢，只能烧化。由这些可看出儒家文化对其深刻影响，而在此影响下雕琢而成的石刻，不仅深深印上了儒家“立人达人”的核心思想，还在山高皇帝远的土家山寨被发扬光大，广为传颂。如果说鱼木寨土家人留存的各类墓碑石刻是“民间”性的，那么湘西土司故都老司城“翼南牌坊”则属于土司、官府一类的“功德碑”。翼南牌坊位于老司城南面紫金山和若云书院的雅草坪。其始建于明嘉靖年间，上刻“子孙永享”四字，表彰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土兵抗倭有功而立。明嘉靖三十三年，年仅十八岁的二十六代土司彭冀南率五千土兵奔赴江浙一代抗击倭寇。土兵善使钩刀，队列灵活，骁勇善战，王江径一役歼敌一千九百余人，明史称“自有倭寇以来，东南用兵未有逾此者，此其第一功云”，立“子孙永享”牌坊以昭纪。而记述诰命封赠的，则以立于鹤峰城郊官田园的“奉天诰命”碑最为著名。其分左右二碑，右碑为明崇祯皇帝所赐。碑文为：“……朕甚敏尔田楚产，乃湖广容美宣抚使司宣抚使玄之父，赋性忠勤，澄雄机略，操行廉洁以躬，延揽贤才而训子，驭众严肃续兼咸，惠以施仁，怀我荣恩，帅苗夷向化，曩以奢安，二猷悖逆，尔能效顺尽忠，洒血誓师，以身报国，深可哀怜，既捐勇烈之躯，宣重崇褒之典，是赠尔为宣武将军……。”当我们把土家族民间那些装饰华丽、雕刻精湛的“墓碑”与土司、官府一类的“功德碑”“牌坊”联系在一起来看时，从这些墓与碑的石刻艺术形式与内容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它直接表现的是对“功德”、“善事”、“节操”、“孝道”等有德行为进行的赞颂与表彰，而它里面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却是感召后人，旨在引导后人，为后人而树立的样板，这是“立人达人”土家民族教化理念的物化形态，是“立人达人”教化理念在石刻上视觉化的艺术表现。

二、从石刻材料和方位的选择看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土家族地区墓碑石刻在选材、用材上，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也可以看出具有强烈而又独特的“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历史地看，土家族人民勤劳勇敢、刚毅顽强，这些品格正是土家民族精神之所在。同时，望子成龙之心切，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都寄予赋有灵性的石头上，教化子孙也是必然。众所周知，石头象征着坚定、坚固、顽强以及各种我们所向往的品质。因此，人们用石心比喻坚定的信念，用石交指代牢固的友谊，用石城汤池形容防守坚固的城池，它既是人类崇敬之物，也是被人类应用与文化传承的首选媒介。如果说石头因具有崇高的象征意义而被赋予崇高的象征使命，立石本身就是“立人达人”表征，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此它与表人12“崇高”的内容相结合，让石头的“崇高”与雕刻内容的“崇高”互相映衬，使石刻有关崇敬的意蕴内涵更为丰富。从土家族民间石刻的雕琢程度也可看出“立人达人”的用意。以鱼木寨为例，当地居民生活极其随便，对石刻却不惜工本，花数年时间精雕细刻，使内容、形式极具丰美。其崇敬程度，远不是仅仅能用单纯的“装饰”作用和“吉祥”、“辟邪”等意义的追求所能涵盖的；其符号性的特征，鲜明的寓示性则有更为深远的“立人达人”理念和象征审美意蕴。再看其供奉摆放形式，更显土家族民间墓碑“立人达人”的理念用意。此最为典型者，当数罗氏碑。在湖北省境内的利川市谋道镇的寨坝村10组（又名茶园），有一处住了五辈人的罗氏碑屋（阴宅阳宅同室）。罗氏碑屋里有一个小院子的堂屋。在堂屋正中，赫然立着一块“生基碑”（“生基碑”是当地“寿藏碑”的俗称。墓主人生前选择了自己死后的宅墓地址地基，即“生基”；墓主人在世时提前雕刻的墓碑，则谓“生基碑”）。该墓碑高约4米、宽5米，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罗氏运章墓志铭”，即死者罗运章的碑文。石碑上刻有人物和镂空的金钱图案，最醒目的是一副对联，上联是“死者可作言坊行表”，下联是“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横批“遗爱堂”。显然，罗氏人家把前辈墓碑常年立于家中最显赫的“堂屋正中”供奉，名副其实地替代了“家神”地位。“言坊行表”旨在激励后人，以前辈罗运章为榜样，建功立业，强烈地彰显出墓主人“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因此，土家人把石雕石刻安排在这些寓意丰富、易被关注的位置，昭示子孙后代，有着强烈的宗教般的崇敬与教化意义。其重视程度，反映出儒家传统思想在土家族民间文化中的强烈影响，也反映了土家民间艺术“立人达人”教化理念的意愿。

三、立人达人是社会生活的选择和平民的需求

关于土家族墓碑石刻艺术的立人达人之说，从社会学方面同样可以得到论证。以鱼木寨土家族石刻为例，现存鱼木寨石刻大多成于明清，当时封建社会已经持续了千余年，社会上盛行的儒道主流文化对其石刻内容的影响很大。因此，土家族民间墓碑石刻艺术所反映的立人达人现象，事实上在其他民间文化中也都同样存在。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社会生活的选择，其根源在于帝王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百姓出于对于安宁秩序化的生活环境和精神慰藉的需求所达成的共同追求，而这种目标的建立的关键点就是“达人”的建立。特别是在面临社会危机的情况下，“立人”的建立有助于这种目标的实现，儒家就很强调这一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资治通鉴》也阐明“顺德者昌，逆德者亡”的治国之道。这些内容在民间也产生着影响，并附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对个人方面，品行不德者会有天谴之，“好德”者则得“天佑”，会有好的“果报”。这些便是前述石刻内容形成的客观环境。综上所述，土家族民间墓碑石刻艺术是中国儒家“立人达人”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它深植于理，更深植于“心”，是主体心灵的物质再现，也是土家民众社会生活的选择和平民的需求。

土家族地区石刻艺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立人达人既是社会生活的选择，也是民间文化的一个缩影。土家族地区墓的树碑立传，传统观念认为幸福吉祥只有通过对“德”的重视才能在生活中降临，因此德的意愿表达就是对“立人”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立人”的心态，也是在寻找一条使整体社会和谐、顺畅的理想生存环境的道路。这种“立人”意识促使土家族民间墓碑石刻艺术中表达“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意愿成为必然，从而也造就了土家族石雕石刻艺术精美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这种立德、立人以至于达人的方式虽然有封建色彩，但是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对规范人们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总的来说对社会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土家族石刻是与众多民间文化一道在中华民间传统文化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透过它可以看出中华民间文化的思想脉络，看出众多民间文化立人达人的教化理念现象，以及追求“立人”的涵义。因此，探求其立人达人的形式与价值，也就具有了更为普遍的现实意义。